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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来，4%始终牵动着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代表委员的心，呼吁、失望、无奈、等待、再呼吁，成了他们“追4”行动的真实写照，而如何实现、如何使用、如何监管、如何追加更是被无数次的假设与构想。与往年不同，19年后的今天，所有关于4%的讨论和争议变得更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数字有望成为现实。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3月14日，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中再次提到要兑现4%的承诺。
应该说，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4%久未达标一直是政府和社会之痛。诚如温家宝所言：“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教育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国家未来，兑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承诺、解决教育欠账考量着政府的诚信。
回首过往，“追4”之路走得异常艰辛而漫长。值得欣慰的是，4%，这个牵动中国教育19年的敏感数字在今年终于有望成为现实。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发言时的这段话道出了教育界委员的心声，“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兑现，但终归是好消息，来之不易，值得高兴。应该说，这与政协委员和教育界的长期奔走呼号、教育部领导的切实争取分不开，但更重要的还是这届政府下了真决心，做了真努力的结果，值得肯定。”
对于4%，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感受深切。赵路从2003年“两会”开始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连年到政协教育组解释4%未能达到的原因，多次见过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场面。但从去年开始，赵路感到，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委员们的质疑声小了，更多是热切的期盼。而今年，讨论的重点也更加明确。
如何实现
将4%置于今日中国之GDP，是一个怎样的数字？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财政性教育支出，是按照预算‘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来考虑的。而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加起来近22000亿元，这就已经超过4%了。”
应该说，兑现4%的承诺，体现了政府落实教育投入的决心和力度。但时至今日，落实的措施和行动显得更为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就曾表示，要确保4%的目标“货真价实”地实现，而不是做简单的数字游戏。
“实现4%不是口号，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国家的教育财政不是中央政府直接投入，而是五级财政投入，大量投入依靠各级地方政府。他以广东为例，“如果广东省GDP是5万亿，那4%是多少呢？如果整个税收是1万亿，其中有70%要上交国家财政，剩下自己能支配的只有3000亿。各个省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严重。”顾也力说，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地方财政，就要考虑让地方有这笔钱去投入教育。
像顾也力这样对实现4%仍有顾虑的委员不在少数。现在中央已经走在了前面，地方政府如何跟进？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副市长成岳冲表示，目前大约80%的投入来自地方，实现4%的难度还很大。
“4%能不能落实，很多工作实际要依靠地方政府落实。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中央政府是不好去安排地方政府财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副校长李明说。
多年呼吁中央要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全国政协委员、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面露难色，“西部欠发达省份该怎样落实4%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坦言，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4%的经费在今年到位。
面对这样的担忧，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参加教育界别联组讨论时表示：“今年落实4%的任务还是很重的，我们会按照既定部署，层层分解落实任务，抓好执行，抓好督导，一定将这个目标从中央到地方落到实处。到今年年底预算执行终了的时候，我们能够实现并超越这个目标。”
赵路列席教育组讨论时也做了详细介绍：“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财政部就开始准备方案。2011年，国务院又颁布了22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就是如何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
赵路说，为了实现4%，22号文件中有四个措施：一是严格执行法定增长的要求，特地强调财政教育投入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二是提高教育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此前，这块“财政蛋糕”给各行各业的比重每年都固定的。三是提高预算内基本建设的支出，主要涉及一些基础设施、校舍的建设。四是除了公共财政预算，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其中具体措施有三项：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政策；全国各省（区、市）统一按照2%征收地方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计提教育经费。
身为宁波市副市长的成岳冲也证实了这一点。成岳冲说，“宁波市2012年将采取新增地方财政优先安排教育投入、适当调整原有支出经费的分配比例、确保拿出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作为教育投入，三个措施保障完成国家教育投入的目标。”
“刀刃”在哪儿
4%兑现以后，如何分配好这2万多亿的教育财政预算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投向哪里，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经费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使用效益。”那么，教育的重点和薄弱到底在哪里？如何保证教育经费投入合理，用到“刀刃上”？代表委员有各自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认为：“4%该怎么用？报告里并没有具体界定，强调了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统筹发展，这些原则在落实时需要把握。”
钟秉林表示，从政府来讲，经费增加之后，应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和配置方式方面进行优化。
郭传杰建议，在投入方向上，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首选。“蛋糕怎么切？受教育理念的支配。按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我们往往青睐重点，忽视一般。如果增加的钱又多用于打造示范重点，锦上添花、搞华而不实的‘视察’工程，供上级领导参观评点，那么对已经欠缺公平的教育现状，只能加剧，而不是改观。”郭传杰说，要将新增经费作为实现教育均衡的有力杠杆，填坑填谷，资源配置一定要切实向中西部、农村、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民工子女、城区薄弱学校等弱势群体倾斜。
在投入结构上，郭传杰认为，要改变重硬轻软、重物轻人、重外延轻内涵的习惯思维，提高投资效益。“不能把有限的资金都变成了钢筋水泥，要重点投入到学科建设、师资建设、图书资料、多媒体、信息化等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内涵建设方面。”郭传杰建议，要减少以项目报批的资源配置方式，增加一般性预算拨款比例，如在教学方面，按类别、按层次确定并提高生均经费标准；在科研方面，对基础研究减少项目支持方式，给确有实力的单位或团队增加直接拨款比例。要增加对人的直接性投入，对教学、基础性科研和管理等不宜简单量化考评的工作岗位，要调整基本工资与绩效收入失衡的状况，调高法定性工资收入比重。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总理说钱用在‘刀刃’上，‘刀刃’在哪儿？”杜玉波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新增教育经费首先要人人有份，要提高生均拨款，不仅高校，其中也应该有中职和高职的份额。要优先投入到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解决地区差距、校际差距和人群不同的问题。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
教育经费投入长期欠账对教育造成的“抽血”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生均经费标准成为代表委员的共识。
钟秉林表示，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经费增加之后，首先应该大幅度增加生均拨款标准，使学校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学校的情况来使用这些经费。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也认为，提高生均拨款比投入专项更为合理。“用在生均上比用于实施项目制的好处不知好多少倍。过去都是项目，规定重点学科只能搞科研品牌，花成千上万的钱买个大仪器放在那儿，只能是很少一部分教授或学生使用，大部分学生的实践环节投资严重不足。这个钱该怎么用？能不能主要用到学生身上、用到提高教育质量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也建议，将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提高生均教育拨款，促使大学强化内涵建设上。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生均教育拨款过低，致使各类大学在基础性内涵建设上均有薄弱环节，只是情况不尽相同。近年来，通过实施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一批重点建设大学、重点建设学科的硬件设施获得了显著改善，但其他大学或其他方面的改善并不显著，甚至多年没有改善。甚至许多“985”工程建设高校的本科教学实验室条件也很差，有些实验设备还是上世纪60年代购买或自制的，数量也很少，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培养。大部分高校的本科生实习环节缺少足够经费支持，只得不断压缩，甚至形同虚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薄弱环节，把有限的教育投入增量首先投向基础性的内涵建设，为大学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进而提高办学质量。”
“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均拨款更低！职业教育是最需要加大投入的，而实际上恰恰投入很少。这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不相符。”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强烈呼吁，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近日出席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实现4%后，在新增教育经费中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如何分配这笔钱，可以在《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中看到端倪：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推动制定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提高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统筹做好高校和普通高中化解债务工作。加强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工作。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落实4%工作办公室”。
对于新成立的“落实4%工作办公室”，郭传杰建议，不仅要研究如何落实4%，还要会同财政、教育有关部门，研究如何科学合理地切好“蛋糕”的原则，高效使用经费的政策，如建立各类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建立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评价体系，等等。教育部有关部门根据相关原则，全面规划，科学系统地制订好预算方案。
怎样监管
面对2万多亿的巨额经费，如何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防止各种形式的克扣、滥用和贪污腐败，这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郭传杰说，几年前，审计署曾公布过对16个省市的54个县从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情况，结果有46个县存在大量克扣、挪用、截留和抵顶教育经费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也曾对媒体表示，有时候“教育经”到下面就“念歪了”或“念没了”。“在有些乡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校有钱了，而乡镇发展没有那么快，乡政府官员就拿着吃喝的白条到学校报销，学校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张少春坦言，由于过去在监管上存在薄弱环节，很多地方存在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今后，监管将更加严格。张少春说，“第一，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进行夯实，对基层教育经费监管的基础工作要有制度性保证。第二，教育部正在考虑，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对学校基础管理工作给予保障，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保证、使用的督导。”
如何加强监管，确保教育经费用到实处？
郭传杰建议，一是要加强预算管理，将教育预算草案公开，向公众说明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听取各方意见。二是要加强使用过程的全程管理，严防挪用、贪腐。在诚信缺失、吃喝成风、贪腐之势尚未遏制的现实情况下，希望纪检监察部门，要早介入、有措施，从体制机制入手，确保纳税人的钱用到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很多代表委员表示，在4%实现以后，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建议，要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一是教育经费的分配应进一步科学化，建立基于成本分析的拨款机制，嵌入效率的激励机制。二是扩大高校经费使用自主权。要使效率最大化，就要有自主权，同时加强管理和审计。三是建立科学、系统评价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指标体系。四是建立健全教育经费使用的及时监测和及时预警机制。使经费使用科学、合理、高效。
对于4%的未来，如何确保4%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也成了代表委员的“心病”。
郭传杰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完成4%的目标，总理下足了决心，各地方政府也在努力保证，因此我们有信心，“但是，明年呢，以后呢，都能确保吗？事实上，据统计，在过去20年间，教育投入就出现过两次上升又逆转的波动情况。”郭传杰感慨，“千万别过几年后，哪一天委员们又要为4%去奔走呼号！那可叫人伤心了！”
朱永新直言：“必须看到4%仍然比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4.5%低一些。这说明我们在教育投入上还有空间，4%并不是最终目标。”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实现4%的目标之后就要急于提出下一步指标。落实以后还得巩固一段时间，从地方政府的财力来说，巩固4%的成果在当下更为重要。
张少春也明确表示：“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应不断提高。”
为确保4%能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郭传杰建议，一是在正在着手修改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在占GDP4%的基础上，逐年增加”，他指出，1995年颁发的《教育法》中提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的约束力不强。二是有关部门要研究出确保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保证。“仅靠领导指示和临时政策，是靠不住的，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郭传杰说。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呼吁了19年的4%即将实现，但教育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说：“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发展还有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4%，只是中国教育一个新的起点，未来，任重而道远。
链接
4%的由来
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在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政府教育投入应该是多少才算合理。
我们主要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55年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水平。这个经济水平不好比，通过数学方法，能够找到同一个水平的来予以衡量。当时选择了39个国家，其中15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建立数据库，用模型计算出来，得出结论。
根据邓小平讲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标准，我们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再给出一个公式来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占GDP的3.87%。这个结论提交后，全国人大很重视，有关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都专门听取了研究报告。
后来经过上下反复研究，许多部门共商，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将这一决定最终写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链接资料摘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的《4%的由来》）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3月14日，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中再次提到要兑现4%的承诺。
应该说，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4%久未达标一直是政府和社会之痛。诚如温家宝所言：“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教育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国家未来，兑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承诺、解决教育欠账考量着政府的诚信。
回首过往，“追4”之路走得异常艰辛而漫长。值得欣慰的是，4%，这个牵动中国教育19年的敏感数字在今年终于有望成为现实。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发言时的这段话道出了教育界委员的心声，“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兑现，但终归是好消息，来之不易，值得高兴。应该说，这与政协委员和教育界的长期奔走呼号、教育部领导的切实争取分不开，但更重要的还是这届政府下了真决心，做了真努力的结果，值得肯定。”
对于4%，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感受深切。赵路从2003年“两会”开始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连年到政协教育组解释4%未能达到的原因，多次见过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场面。但从去年开始，赵路感到，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委员们的质疑声小了，更多是热切的期盼。而今年，讨论的重点也更加明确。
如何实现
将4%置于今日中国之GDP，是一个怎样的数字？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财政性教育支出，是按照预算‘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来考虑的。而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加起来近22000亿元，这就已经超过4%了。”
应该说，兑现4%的承诺，体现了政府落实教育投入的决心和力度。但时至今日，落实的措施和行动显得更为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就曾表示，要确保4%的目标“货真价实”地实现，而不是做简单的数字游戏。
“实现4%不是口号，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国家的教育财政不是中央政府直接投入，而是五级财政投入，大量投入依靠各级地方政府。他以广东为例，“如果广东省GDP是5万亿，那4%是多少呢？如果整个税收是1万亿，其中有70%要上交国家财政，剩下自己能支配的只有3000亿。各个省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严重。”顾也力说，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地方财政，就要考虑让地方有这笔钱去投入教育。
像顾也力这样对实现4%仍有顾虑的委员不在少数。现在中央已经走在了前面，地方政府如何跟进？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副市长成岳冲表示，目前大约80%的投入来自地方，实现4%的难度还很大。
“4%能不能落实，很多工作实际要依靠地方政府落实。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中央政府是不好去安排地方政府财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副校长李明说。
多年呼吁中央要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全国政协委员、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面露难色，“西部欠发达省份该怎样落实4%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坦言，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4%的经费在今年到位。
面对这样的担忧，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参加教育界别联组讨论时表示：“今年落实4%的任务还是很重的，我们会按照既定部署，层层分解落实任务，抓好执行，抓好督导，一定将这个目标从中央到地方落到实处。到今年年底预算执行终了的时候，我们能够实现并超越这个目标。”
赵路列席教育组讨论时也做了详细介绍：“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财政部就开始准备方案。2011年，国务院又颁布了22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就是如何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
赵路说，为了实现4%，22号文件中有四个措施：一是严格执行法定增长的要求，特地强调财政教育投入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二是提高教育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此前，这块“财政蛋糕”给各行各业的比重每年都固定的。三是提高预算内基本建设的支出，主要涉及一些基础设施、校舍的建设。四是除了公共财政预算，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其中具体措施有三项：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政策；全国各省（区、市）统一按照2%征收地方附加；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计提教育经费。
身为宁波市副市长的成岳冲也证实了这一点。成岳冲说，“宁波市2012年将采取新增地方财政优先安排教育投入、适当调整原有支出经费的分配比例、确保拿出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作为教育投入，三个措施保障完成国家教育投入的目标。”
“刀刃”在哪儿
4%兑现以后，如何分配好这2万多亿的教育财政预算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投向哪里，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经费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使用效益。”那么，教育的重点和薄弱到底在哪里？如何保证教育经费投入合理，用到“刀刃上”？代表委员有各自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认为：“4%该怎么用？报告里并没有具体界定，强调了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统筹发展，这些原则在落实时需要把握。”
钟秉林表示，从政府来讲，经费增加之后，应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和配置方式方面进行优化。
郭传杰建议，在投入方向上，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首选。“蛋糕怎么切？受教育理念的支配。按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我们往往青睐重点，忽视一般。如果增加的钱又多用于打造示范重点，锦上添花、搞华而不实的‘视察’工程，供上级领导参观评点，那么对已经欠缺公平的教育现状，只能加剧，而不是改观。”郭传杰说，要将新增经费作为实现教育均衡的有力杠杆，填坑填谷，资源配置一定要切实向中西部、农村、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民工子女、城区薄弱学校等弱势群体倾斜。
在投入结构上，郭传杰认为，要改变重硬轻软、重物轻人、重外延轻内涵的习惯思维，提高投资效益。“不能把有限的资金都变成了钢筋水泥，要重点投入到学科建设、师资建设、图书资料、多媒体、信息化等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内涵建设方面。”郭传杰建议，要减少以项目报批的资源配置方式，增加一般性预算拨款比例，如在教学方面，按类别、按层次确定并提高生均经费标准；在科研方面，对基础研究减少项目支持方式，给确有实力的单位或团队增加直接拨款比例。要增加对人的直接性投入，对教学、基础性科研和管理等不宜简单量化考评的工作岗位，要调整基本工资与绩效收入失衡的状况，调高法定性工资收入比重。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总理说钱用在‘刀刃’上，‘刀刃’在哪儿？”杜玉波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新增教育经费首先要人人有份，要提高生均拨款，不仅高校，其中也应该有中职和高职的份额。要优先投入到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解决地区差距、校际差距和人群不同的问题。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
教育经费投入长期欠账对教育造成的“抽血”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生均经费标准成为代表委员的共识。
钟秉林表示，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经费增加之后，首先应该大幅度增加生均拨款标准，使学校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学校的情况来使用这些经费。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也认为，提高生均拨款比投入专项更为合理。“用在生均上比用于实施项目制的好处不知好多少倍。过去都是项目，规定重点学科只能搞科研品牌，花成千上万的钱买个大仪器放在那儿，只能是很少一部分教授或学生使用，大部分学生的实践环节投资严重不足。这个钱该怎么用？能不能主要用到学生身上、用到提高教育质量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也建议，将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提高生均教育拨款，促使大学强化内涵建设上。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生均教育拨款过低，致使各类大学在基础性内涵建设上均有薄弱环节，只是情况不尽相同。近年来，通过实施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一批重点建设大学、重点建设学科的硬件设施获得了显著改善，但其他大学或其他方面的改善并不显著，甚至多年没有改善。甚至许多“985”工程建设高校的本科教学实验室条件也很差，有些实验设备还是上世纪60年代购买或自制的，数量也很少，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培养。大部分高校的本科生实习环节缺少足够经费支持，只得不断压缩，甚至形同虚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薄弱环节，把有限的教育投入增量首先投向基础性的内涵建设，为大学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进而提高办学质量。”
“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均拨款更低！职业教育是最需要加大投入的，而实际上恰恰投入很少。这与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不相符。”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键强烈呼吁，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近日出席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提出，实现4%后，在新增教育经费中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如何分配这笔钱，可以在《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中看到端倪：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推动制定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提高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统筹做好高校和普通高中化解债务工作。加强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工作。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落实4%工作办公室”。
对于新成立的“落实4%工作办公室”，郭传杰建议，不仅要研究如何落实4%，还要会同财政、教育有关部门，研究如何科学合理地切好“蛋糕”的原则，高效使用经费的政策，如建立各类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建立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评价体系，等等。教育部有关部门根据相关原则，全面规划，科学系统地制订好预算方案。
怎样监管
面对2万多亿的巨额经费，如何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防止各种形式的克扣、滥用和贪污腐败，这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郭传杰说，几年前，审计署曾公布过对16个省市的54个县从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情况，结果有46个县存在大量克扣、挪用、截留和抵顶教育经费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也曾对媒体表示，有时候“教育经”到下面就“念歪了”或“念没了”。“在有些乡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校有钱了，而乡镇发展没有那么快，乡政府官员就拿着吃喝的白条到学校报销，学校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张少春坦言，由于过去在监管上存在薄弱环节，很多地方存在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今后，监管将更加严格。张少春说，“第一，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进行夯实，对基层教育经费监管的基础工作要有制度性保证。第二，教育部正在考虑，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对学校基础管理工作给予保障，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保证、使用的督导。”
如何加强监管，确保教育经费用到实处？
郭传杰建议，一是要加强预算管理，将教育预算草案公开，向公众说明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听取各方意见。二是要加强使用过程的全程管理，严防挪用、贪腐。在诚信缺失、吃喝成风、贪腐之势尚未遏制的现实情况下，希望纪检监察部门，要早介入、有措施，从体制机制入手，确保纳税人的钱用到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很多代表委员表示，在4%实现以后，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建议，要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一是教育经费的分配应进一步科学化，建立基于成本分析的拨款机制，嵌入效率的激励机制。二是扩大高校经费使用自主权。要使效率最大化，就要有自主权，同时加强管理和审计。三是建立科学、系统评价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指标体系。四是建立健全教育经费使用的及时监测和及时预警机制。使经费使用科学、合理、高效。
对于4%的未来，如何确保4%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也成了代表委员的“心病”。
郭传杰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完成4%的目标，总理下足了决心，各地方政府也在努力保证，因此我们有信心，“但是，明年呢，以后呢，都能确保吗？事实上，据统计，在过去20年间，教育投入就出现过两次上升又逆转的波动情况。”郭传杰感慨，“千万别过几年后，哪一天委员们又要为4%去奔走呼号！那可叫人伤心了！”
朱永新直言：“必须看到4%仍然比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4.5%低一些。这说明我们在教育投入上还有空间，4%并不是最终目标。”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实现4%的目标之后就要急于提出下一步指标。落实以后还得巩固一段时间，从地方政府的财力来说，巩固4%的成果在当下更为重要。
张少春也明确表示：“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应不断提高。”
为确保4%能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郭传杰建议，一是在正在着手修改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在占GDP4%的基础上，逐年增加”，他指出，1995年颁发的《教育法》中提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的约束力不强。二是有关部门要研究出确保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保证。“仅靠领导指示和临时政策，是靠不住的，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郭传杰说。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呼吁了19年的4%即将实现，但教育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说：“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发展还有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4%，只是中国教育一个新的起点，未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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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由来
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在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政府教育投入应该是多少才算合理。
我们主要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55年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水平。这个经济水平不好比，通过数学方法，能够找到同一个水平的来予以衡量。当时选择了39个国家，其中15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建立数据库，用模型计算出来，得出结论。
根据邓小平讲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标准，我们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再给出一个公式来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占GDP的3.87%。这个结论提交后，全国人大很重视，有关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都专门听取了研究报告。
后来经过上下反复研究，许多部门共商，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将这一决定最终写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链接资料摘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的《4%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