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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爆发三年来，欧盟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以应对，但仍无法阻止危机逐渐向欧元核心区发展，陷入经济复苏进程举步维艰、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深化、价值理念严重消损的复合型困境，欧洲在经历异常艰难的战略调整期与反思期。
欧洲政治社会思潮
发生深刻变化
（一）欧洲衰落论、欧洲进入“失去的十年”等经济悲观论调蔓延。欧洲经济短期内脱困的前景十分渺茫。一是经济低迷，增长前景黯淡。据IMF预测，欧元区经济2012年将继2009年后再次出现0.3％的负增长，已经到了“二次探底”的边缘。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的平均失业率自2011年以来一直徘徊在10％的高位，西班牙、希腊的长期失业率高达25％，年轻群体失业率更是超过了50％。三是主权债务负担依然沉重。欧盟及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自2010年以来皆超过80％；2011年，欧盟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同比虽有所下降，但仍超过4％。四是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欧元危机、增长危机及一体化危机正在欧洲内部恶性循环，交叉感染，严重拖累实体经济发展；欧盟各国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但成效有限，短期内难以承担起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重任。
欧洲各界普遍将危机视为欧元甚至欧盟发展黄金期的终结，悲观情绪蔓延，欧洲衰落论扩散。“欧洲晴雨表”2012年下半年的报告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经济状况最恶劣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仍有71％的民众对本国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据欧委会2012年10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经济信心的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已经跌到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一些学者及欧洲央行的官员认为，“疲软增长”是未来十年欧洲的“最好前景”，并也可能像日本一样经历“失去的十年”。
（二）反现行体制的论调高涨，政治体制面临信任危机。近20年来，推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逐渐侵蚀欧洲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劳资利益平衡的原则，导致欧洲国家内部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间阶层萎缩，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数量明显增加，政治格局日益向“资强劳弱”的方向发展，左右翼主流政党竞相与大资本联手，为市场和金融资本服务，政党政治日益演变成“选举政治”，民主政治演变为“寡头政治”。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以“救市”为名提出了巨额资金援助银行计划，慷慨救助金融垄断资本，同时却以“减赤”为名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罔顾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中下层人民的窘迫生活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生存权益受损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被迫对社会发起“暴力控诉”，抗议风潮、占领运动、罢工活动等席卷了欧盟所有国家。
以西班牙“5·15运动”为开端，社会运动的矛头直指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恐惧”的青年学生和失业者，不仅提出“反紧缩、反削减、要就业”等经济社会诉求，还打出了“反对两大政党勾结”的政党体制、要求变革现行政治制度、“实施真正民主”的旗帜，充分折射出欧洲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并引发了欧洲各界对重建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思考。从2009年初萨科齐发起“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到2012年达沃斯论坛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以及《金融时报》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专题发表系列文章，质疑资本主义、重建资本主义、“修正资本主义”的各种主张层出不穷。
（三） “全球化怀疑论”抬头，反全球化、排外主义及疑欧主义等各种民粹主义极端思潮进入活跃期。面对欧洲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面对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失业增多、贫困问题日益尖锐及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现状，欧洲民众中“全球化怀疑论”者人数不断上升，全球化恐惧症的社会心理不断发酵，民粹主义情绪上升。一是将欧洲视为全球化的“吃亏者”甚至是“受害者”，开放融合心态不再，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对资本全球流动的破坏性充满警惕，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新兴大国的激烈竞争心存恐慌，认为新兴国家从全球化中捞取好处，造成了欧洲的经济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以及产品竞争力下降，媒体、智库不断炒作“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再全球化”的观点，并给新兴国家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以掩饰自身无力缓解危机的窘境。二是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明显下降，“多元文化失败论”得势。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都曾表示多元文化行不通这一观点，默克尔宣布“多元文化社会已失败”，卡梅伦则认为多元文化的旧政策鼓励“隔离社群”，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是种族平等理念受质疑，对外来移民的担忧上升，排外风潮不断。法国强制驱逐罗姆人，并通过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穿戴罩袍和面纱，瑞士禁止修建清真寺宣礼塔，德、法等国则收紧《移民法》，加大了对移民强制融入当地社会的力度。德、英、意等国的“移民威胁论”抬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普通民众的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挪威大血案”更是震惊世界。四是疑欧思潮获得一定发展空间。欧债危机造成了“欧洲内部的文明间冲突”，欧元、申根协议等体现一体化成果和水平的象征受到质疑，欧洲向何处去的争论日趋激烈，疑欧情绪上升，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不到50％的欧洲民众认为一体化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捷克、波兰、西班牙认为“成员国地位是好事”的比例下降幅度为13—17％。
（四）革新全球治理理念，通过保持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谋求国际事务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进取心增强。危机加速了全球权力重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头不可逆转，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进一步暴露，面对新兴国家要求大幅提升发言权、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制度安排的主张，欧盟在治理理念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试图主导再全球化的进程。一是在强调主权让渡的同时强调主权责任，在该思想指导下，欧盟以“新干涉主义”为旗号，接连插手西亚北非、科特迪瓦等国局势，并屡屡得手。二是宣扬“普世价值体系”，强调民主与人权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认为世界范围内存在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民主建设的“错误倾向”，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培养欧盟版“全球治理理念”同盟军。三是提出“全球综合治理”理念，融合“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民主治理”“全球安全治理”等概念，以提高治理效率，并占据治理实践的主动地位。四是倡导“多元”“多主体”治理理念，将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个体均纳入治理体系，各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多轨治理平台以不同节奏推进治理进程。 欧洲政治社会思潮变化对
欧盟及其成员国政策走向的影响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尽管欧债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欧洲发展模式、一体化方面的深层弊端与结构性问题，民众对资本主义与一体化前途命运产生强烈的信任危机与信念危机，引发欧盟各界的全面反思与批判，但其反思都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一些西方智库和民测机构声称，多数欧洲民众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滥用资本主义”，背离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反对资本主义不是未来的出路，必须重新建设“更加负责任、更加道德的资本主义”，而“欧洲社会市场经济”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一制度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应看到，尽管危机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打击了欧洲的优越感与自信心，但欧盟GDP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人员素质高，抗风险能力、自我修复与纠偏能力较强，在引领国际社会思潮、气候变化谈判、全球治理改革等重大议题方面仍具强大影响力，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对欧盟未来发展仍有较强的信心。
（二）保守主义与实用主义仍占据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受欧洲社会结构变化冲击，许多传统大党党员人数减少，感召力普遍下降，一些中左政党为了扩大选民基础，调整党的理念和政策，积极争取中间阶层的选民支持，基本上脱离了传统的中下层选民群体，而中间阶层整体力量在危机背景下日益萎缩，进一步导致中左政党在选举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主流政党的政策差异日益缩小，中左政党在解决危机方面与右翼保守力量并没有明显差别，欧洲政治生态总体上仍是右翼保守势力占主导。因此，法国社会党赢得2012年选举并不意味着左翼力量在欧洲大陆的复兴；同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社会心理一般都会趋向保守，中间阶层的萎缩更给左、右极端势力的上升制造了空间，主流政党为拉拢选民，被迫迎合极端势力的部分政策主张，进一步鼓励了保守思潮的势力扩张。
（三）更加注重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武器维护自己的传统优势。人权、民主等一向是欧盟具有强烈优越感的政策领域，在硬实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欧盟更加意识到运用民主、人权、自由等软实力重振国际事务主导地位的重要性。2012年欧盟通过了《人权和民主战略框架》及配套行动计划，将人权融入欧盟所有政策及对外关系，今后欧盟在发展投资贸易、技术交流、能源交易等领域的对外关系时，都要融入推动人权发展和民主进步的内容，这是欧盟首次在这一关键政策领域实施统一的战略框架；此外，欧盟还任命首位人权事务特别代表，负责处理欧盟与人权和民主相关的事务。这表明，欧盟今后将更多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武器对所谓“异见”国家进行“规范”与“打压”。
对欧洲涉华心态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各界将中国定位于“经济增长迅速的专制国家”，涉华心态中消极、忧虑甚至强烈不满情绪成为主流。但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了欧洲的自信，打破双方的力量对比平衡，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其挫败感、失落感与危机感不断加深，欧洲被迫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调整涉华心态。
其一，逐渐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期待和需要加强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以提振信心、缓解危机、推进自身改革的心理增强。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对22个国家的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悄然改变，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至少有60％的被调查者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这一比例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其二，受“欧洲中心主义”思维驱使，欧洲对中欧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差异的关注度将有所加强，与中国竞争的心态加剧，从经济、物质层面上升到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具体利益的讨价还价与居高临下的道德点评同步上升。其三，对中欧关系进行“再平衡”的心态初现，欧洲不断以“中国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为导向，提出中国实力与身份、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问题，质疑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强硬态度”和“民族主义冲动”，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快速发展及资产收购心存恐惧，为避免给国际社会带来负面冲击，认为有必要以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的发展方向与速度。
未来一段时间，欧洲受危机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仍将处于转型调整期，对华政策也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调适。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
（责任编辑：刘娟娟）
欧洲政治社会思潮
发生深刻变化
（一）欧洲衰落论、欧洲进入“失去的十年”等经济悲观论调蔓延。欧洲经济短期内脱困的前景十分渺茫。一是经济低迷，增长前景黯淡。据IMF预测，欧元区经济2012年将继2009年后再次出现0.3％的负增长，已经到了“二次探底”的边缘。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的平均失业率自2011年以来一直徘徊在10％的高位，西班牙、希腊的长期失业率高达25％，年轻群体失业率更是超过了50％。三是主权债务负担依然沉重。欧盟及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自2010年以来皆超过80％；2011年，欧盟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同比虽有所下降，但仍超过4％。四是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欧元危机、增长危机及一体化危机正在欧洲内部恶性循环，交叉感染，严重拖累实体经济发展；欧盟各国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但成效有限，短期内难以承担起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重任。
欧洲各界普遍将危机视为欧元甚至欧盟发展黄金期的终结，悲观情绪蔓延，欧洲衰落论扩散。“欧洲晴雨表”2012年下半年的报告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经济状况最恶劣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仍有71％的民众对本国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据欧委会2012年10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经济信心的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已经跌到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一些学者及欧洲央行的官员认为，“疲软增长”是未来十年欧洲的“最好前景”，并也可能像日本一样经历“失去的十年”。
（二）反现行体制的论调高涨，政治体制面临信任危机。近20年来，推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逐渐侵蚀欧洲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劳资利益平衡的原则，导致欧洲国家内部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间阶层萎缩，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数量明显增加，政治格局日益向“资强劳弱”的方向发展，左右翼主流政党竞相与大资本联手，为市场和金融资本服务，政党政治日益演变成“选举政治”，民主政治演变为“寡头政治”。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以“救市”为名提出了巨额资金援助银行计划，慷慨救助金融垄断资本，同时却以“减赤”为名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罔顾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中下层人民的窘迫生活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生存权益受损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被迫对社会发起“暴力控诉”，抗议风潮、占领运动、罢工活动等席卷了欧盟所有国家。
以西班牙“5·15运动”为开端，社会运动的矛头直指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恐惧”的青年学生和失业者，不仅提出“反紧缩、反削减、要就业”等经济社会诉求，还打出了“反对两大政党勾结”的政党体制、要求变革现行政治制度、“实施真正民主”的旗帜，充分折射出欧洲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并引发了欧洲各界对重建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思考。从2009年初萨科齐发起“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研讨会，到2012年达沃斯论坛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以及《金融时报》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专题发表系列文章，质疑资本主义、重建资本主义、“修正资本主义”的各种主张层出不穷。
（三） “全球化怀疑论”抬头，反全球化、排外主义及疑欧主义等各种民粹主义极端思潮进入活跃期。面对欧洲国际地位下降的现实，面对危机引发的经济低迷、失业增多、贫困问题日益尖锐及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现状，欧洲民众中“全球化怀疑论”者人数不断上升，全球化恐惧症的社会心理不断发酵，民粹主义情绪上升。一是将欧洲视为全球化的“吃亏者”甚至是“受害者”，开放融合心态不再，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对资本全球流动的破坏性充满警惕，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新兴大国的激烈竞争心存恐慌，认为新兴国家从全球化中捞取好处，造成了欧洲的经济空心化、就业岗位流失，以及产品竞争力下降，媒体、智库不断炒作“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再全球化”的观点，并给新兴国家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以掩饰自身无力缓解危机的窘境。二是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明显下降，“多元文化失败论”得势。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都曾表示多元文化行不通这一观点，默克尔宣布“多元文化社会已失败”，卡梅伦则认为多元文化的旧政策鼓励“隔离社群”，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是种族平等理念受质疑，对外来移民的担忧上升，排外风潮不断。法国强制驱逐罗姆人，并通过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穿戴罩袍和面纱，瑞士禁止修建清真寺宣礼塔，德、法等国则收紧《移民法》，加大了对移民强制融入当地社会的力度。德、英、意等国的“移民威胁论”抬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普通民众的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挪威大血案”更是震惊世界。四是疑欧思潮获得一定发展空间。欧债危机造成了“欧洲内部的文明间冲突”，欧元、申根协议等体现一体化成果和水平的象征受到质疑，欧洲向何处去的争论日趋激烈，疑欧情绪上升，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不到50％的欧洲民众认为一体化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捷克、波兰、西班牙认为“成员国地位是好事”的比例下降幅度为13—17％。
（四）革新全球治理理念，通过保持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谋求国际事务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进取心增强。危机加速了全球权力重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头不可逆转，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进一步暴露，面对新兴国家要求大幅提升发言权、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制度安排的主张，欧盟在治理理念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试图主导再全球化的进程。一是在强调主权让渡的同时强调主权责任，在该思想指导下，欧盟以“新干涉主义”为旗号，接连插手西亚北非、科特迪瓦等国局势，并屡屡得手。二是宣扬“普世价值体系”，强调民主与人权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认为世界范围内存在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民主建设的“错误倾向”，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培养欧盟版“全球治理理念”同盟军。三是提出“全球综合治理”理念，融合“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民主治理”“全球安全治理”等概念，以提高治理效率，并占据治理实践的主动地位。四是倡导“多元”“多主体”治理理念，将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个体均纳入治理体系，各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多轨治理平台以不同节奏推进治理进程。 欧洲政治社会思潮变化对
欧盟及其成员国政策走向的影响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尽管欧债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欧洲发展模式、一体化方面的深层弊端与结构性问题，民众对资本主义与一体化前途命运产生强烈的信任危机与信念危机，引发欧盟各界的全面反思与批判，但其反思都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一些西方智库和民测机构声称，多数欧洲民众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滥用资本主义”，背离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反对资本主义不是未来的出路，必须重新建设“更加负责任、更加道德的资本主义”，而“欧洲社会市场经济”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一制度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应看到，尽管危机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重大消极影响，打击了欧洲的优越感与自信心，但欧盟GDP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人员素质高，抗风险能力、自我修复与纠偏能力较强，在引领国际社会思潮、气候变化谈判、全球治理改革等重大议题方面仍具强大影响力，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对欧盟未来发展仍有较强的信心。
（二）保守主义与实用主义仍占据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受欧洲社会结构变化冲击，许多传统大党党员人数减少，感召力普遍下降，一些中左政党为了扩大选民基础，调整党的理念和政策，积极争取中间阶层的选民支持，基本上脱离了传统的中下层选民群体，而中间阶层整体力量在危机背景下日益萎缩，进一步导致中左政党在选举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主流政党的政策差异日益缩小，中左政党在解决危机方面与右翼保守力量并没有明显差别，欧洲政治生态总体上仍是右翼保守势力占主导。因此，法国社会党赢得2012年选举并不意味着左翼力量在欧洲大陆的复兴；同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社会心理一般都会趋向保守，中间阶层的萎缩更给左、右极端势力的上升制造了空间，主流政党为拉拢选民，被迫迎合极端势力的部分政策主张，进一步鼓励了保守思潮的势力扩张。
（三）更加注重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武器维护自己的传统优势。人权、民主等一向是欧盟具有强烈优越感的政策领域，在硬实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欧盟更加意识到运用民主、人权、自由等软实力重振国际事务主导地位的重要性。2012年欧盟通过了《人权和民主战略框架》及配套行动计划，将人权融入欧盟所有政策及对外关系，今后欧盟在发展投资贸易、技术交流、能源交易等领域的对外关系时，都要融入推动人权发展和民主进步的内容，这是欧盟首次在这一关键政策领域实施统一的战略框架；此外，欧盟还任命首位人权事务特别代表，负责处理欧盟与人权和民主相关的事务。这表明，欧盟今后将更多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武器对所谓“异见”国家进行“规范”与“打压”。
对欧洲涉华心态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各界将中国定位于“经济增长迅速的专制国家”，涉华心态中消极、忧虑甚至强烈不满情绪成为主流。但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了欧洲的自信，打破双方的力量对比平衡，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其挫败感、失落感与危机感不断加深，欧洲被迫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调整涉华心态。
其一，逐渐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期待和需要加强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以提振信心、缓解危机、推进自身改革的心理增强。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对22个国家的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悄然改变，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至少有60％的被调查者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这一比例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其二，受“欧洲中心主义”思维驱使，欧洲对中欧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差异的关注度将有所加强，与中国竞争的心态加剧，从经济、物质层面上升到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具体利益的讨价还价与居高临下的道德点评同步上升。其三，对中欧关系进行“再平衡”的心态初现，欧洲不断以“中国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为导向，提出中国实力与身份、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问题，质疑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强硬态度”和“民族主义冲动”，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快速发展及资产收购心存恐惧，为避免给国际社会带来负面冲击，认为有必要以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的发展方向与速度。
未来一段时间，欧洲受危机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仍将处于转型调整期，对华政策也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调适。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