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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清政府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辛酉政变之后，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员都认为“御夷”不如“抚夷”，一项对外和睦，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政策正在慢慢形成。另一方面，西方各国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已获得的利益，开始积极推进一种“合作政策”，这正与清政府的“抚夷”政策相吻合。清政府本以为就此即可“相安无事”了，却不曾想没过多久，令他们心烦的麻烦事便如约而至。
派使团出国走访欧美
１８６５年１１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总理事务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处，建议清政府改革弊制，施行新政。１８６６年２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地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难免受到各国的干预。赫德与威妥玛的要求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外国商人和驻华使节的普遍看法。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商人要求开放中国全境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兴办矿业和其他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
对此，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湖广总督李鸿章都认为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等方面提出的有损中国国民生计的一切要求，对于开放采矿业，这样对中国有着潜在利源的要求政府应当予以考虑。为此，曾国藩主张设立一个外交使团，利用外交手段与西方各国政府和平讨论修约事宜。李鸿章对此也大加赞赏，认为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讨论修订条约不但不会招致战祸，还能增进朝廷对西方各国的了解。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朝廷重臣的合力说服下，慈禧太后终于应允，并着总理衙门酝酿派使团出国洽谈修约一事。
美国公使成了中国外交团团长
虽然清政府有了出使欧美的意向，但一旦着手实施就遇上了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人选问题，总理衙门一调查发现偌大一个“天朝大国”，吃皇粮领皇饷的人不少，但通欧美语言，有才干，堪当此“重任”的人却寥若晨星。另外，采用什么礼节也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按西礼吧，这天朝大国的面子往哪儿搁？按中国礼节，又怕那些外国“蕃夷”不答应。
正在大清朝廷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总理衙门为他送别的宴会上，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出使西方各国。奕诉等人大喜过望。蒲安臣是“合作政策”的提出者，他在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能比较公平、公正地处理中美外交事务，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并且，若由他担任使臣，一直令清政府头疼的外交礼节问题也解决了。于是奕诉当即聘请蒲安臣担任清政府出使美、英、法、俄等国大臣，“著即派往有约各国”。
但奕诉等人又担心“英法置之不理，诚恐伊等不无疑虑”，于是加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税务司德善为“右协理”。为了制约蒲安臣的行动，清廷又根据奕诉等人的奏请，“著赏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委为办理各国申请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偕同出使各国。”
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５日蒲安臣等一行３０人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开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外交之旅。
签订《蒲安臣条约》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蒲安臣使团首站抵达了美国的旧金山。５月中旬，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举办了欢迎宴会，欢迎蒲安臣使团。蒲安臣在致答词时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
６月２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６月６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
在美国各地游历期间蒲安臣以中国代言人的角色做了大量演讲，在演讲中他积极推进他的“合作政策”，呼吁维持中国的自主和独立，以平等的态度来处理与中国的各项关系。７月２８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条，它使美国保证对中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中国可派外交人员和劳工前往美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虽然这个条约是蒲安臣自作主张，事先并未征得清朝政府的同意而签订的，但是清政府上下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因此并没有否认这个条约的合法性。
游走英、法、德
９月１９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接见。１２月２６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属英国，英国政府不会就修约问题对中国政府实施不友好的压迫，但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并且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３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１８６９年１月２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唯英国马首是瞻。１月５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立场一致。１月２１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代表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同普鲁士（北德意志联邦）的谈判，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声明。普鲁士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尾随美国。美国政府此前已于１８６９年８月间经由官方正式通知了普鲁士议会议长。因此，蒲安臣等人在柏林的交涉比较顺利。
艰难的俄国行
１８７０年２月１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２月１６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
此时的蒲安臣心情惆怅。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结果竟一病不起，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的发展，唯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蒲安臣死后，志刚等人继续与沙俄交涉，但终究无果而终。离开俄国后，使团又相继走访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８日外交使团基本完成了它的直接使命回到中国，至此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外交出访正式结束。
派使团出国走访欧美
１８６５年１１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总理事务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处，建议清政府改革弊制，施行新政。１８６６年２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地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难免受到各国的干预。赫德与威妥玛的要求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外国商人和驻华使节的普遍看法。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商人要求开放中国全境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兴办矿业和其他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
对此，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湖广总督李鸿章都认为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等方面提出的有损中国国民生计的一切要求，对于开放采矿业，这样对中国有着潜在利源的要求政府应当予以考虑。为此，曾国藩主张设立一个外交使团，利用外交手段与西方各国政府和平讨论修约事宜。李鸿章对此也大加赞赏，认为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讨论修订条约不但不会招致战祸，还能增进朝廷对西方各国的了解。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朝廷重臣的合力说服下，慈禧太后终于应允，并着总理衙门酝酿派使团出国洽谈修约一事。
美国公使成了中国外交团团长
虽然清政府有了出使欧美的意向，但一旦着手实施就遇上了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人选问题，总理衙门一调查发现偌大一个“天朝大国”，吃皇粮领皇饷的人不少，但通欧美语言，有才干，堪当此“重任”的人却寥若晨星。另外，采用什么礼节也成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按西礼吧，这天朝大国的面子往哪儿搁？按中国礼节，又怕那些外国“蕃夷”不答应。
正在大清朝廷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总理衙门为他送别的宴会上，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出使西方各国。奕诉等人大喜过望。蒲安臣是“合作政策”的提出者，他在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能比较公平、公正地处理中美外交事务，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并且，若由他担任使臣，一直令清政府头疼的外交礼节问题也解决了。于是奕诉当即聘请蒲安臣担任清政府出使美、英、法、俄等国大臣，“著即派往有约各国”。
但奕诉等人又担心“英法置之不理，诚恐伊等不无疑虑”，于是加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为“左协理”，法籍税务司德善为“右协理”。为了制约蒲安臣的行动，清廷又根据奕诉等人的奏请，“著赏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委为办理各国申请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偕同出使各国。”
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５日蒲安臣等一行３０人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开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外交之旅。
签订《蒲安臣条约》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蒲安臣使团首站抵达了美国的旧金山。５月中旬，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举办了欢迎宴会，欢迎蒲安臣使团。蒲安臣在致答词时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
６月２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６月６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
在美国各地游历期间蒲安臣以中国代言人的角色做了大量演讲，在演讲中他积极推进他的“合作政策”，呼吁维持中国的自主和独立，以平等的态度来处理与中国的各项关系。７月２８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条，它使美国保证对中国的发展执行不干涉政策，规定中国可派外交人员和劳工前往美国，同时保证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居住、传教和留学。虽然这个条约是蒲安臣自作主张，事先并未征得清朝政府的同意而签订的，但是清政府上下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因此并没有否认这个条约的合法性。
游走英、法、德
９月１９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接见。１２月２６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属英国，英国政府不会就修约问题对中国政府实施不友好的压迫，但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并且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３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１８６９年１月２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唯英国马首是瞻。１月５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立场一致。１月２１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代表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同普鲁士（北德意志联邦）的谈判，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声明。普鲁士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尾随美国。美国政府此前已于１８６９年８月间经由官方正式通知了普鲁士议会议长。因此，蒲安臣等人在柏林的交涉比较顺利。
艰难的俄国行
１８７０年２月１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２月１６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
此时的蒲安臣心情惆怅。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结果竟一病不起，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的发展，唯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蒲安臣死后，志刚等人继续与沙俄交涉，但终究无果而终。离开俄国后，使团又相继走访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１８日外交使团基本完成了它的直接使命回到中国，至此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外交出访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