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钟嵘（468-518）在其《诗品序》里提出关于文艺家的创作历程中务必“直寻”的主张，他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南朝宋齐时代诗歌创作竞相用典故，失去诗歌感人的艺术力量。钟嵘反对此种恶劣倾向，从而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要求诗人去写生活中耳闻目睹的事物，直接反映接触到、看到的事物，即所谓“即目”“所见”也。他认为徐干《室思》诗中的“思君如流水”，曹植《杂诗》中的意境优美，艺术感染力强，就是因为描写的是对生活的切身所感。
　　钟嵘提出“直寻”，强调文艺家要描写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幸的遭遇，抒发人们怨愤之情：“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边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诗品序》）这种强调文艺创作反映现实的主张，是对先秦“诗言志”以及汉代司马迁“发愤著书”论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唐代韩愈“其哭也有怀，其歌也有思”（《送孟东野序》），宋代戴复古“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刘熙载“身入闾阎，目击其事”，了解民生疾苦，用诗歌“代匹夫匹妇语”（《艺概·诗概》）与钟嵘倡导的“直寻”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遵守“直寻”原理而作出业绩者史上甚为丰厚。据说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时避难四川，回到京城长安后，仍念念不忘嘉陵江两岸的山川风光。于是便让当时著名画家吴道子入川，描绘出三百里嘉陵江的山川风光胜境。吴道予奉旨前往，在嘉陵江边尽兴地游历了一个多月，两手空空地回到长安。李隆基向他索取画稿，吴道子胸有成竹地说，什么都没有画，但嘉陵江都已在我胸中了。于是，在大同殿奉命挥洒，仅一日，三百里嘉陵江风光景物便历历在目，李隆基大为赞赏，给予奖赏。
　　由此可知创作中一个原理即须有原型的依据，才可塑造美丽艺术形象。在中外文艺史上，颇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作者在创作时大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作蓝本。例如：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形象的原型是诗人普希金的女儿。《茶花女》中的茶花女原型是当时法国美女玛莉拉芙埃里。劳伦斯名噪一时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的夫人。由于艺术形象生命力在于个别而非一般，这就决定了艺术概括必须以一定的生活原型作为母体。众所周知，山西省左权县西黄漳村，小二黑和小芹，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有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其人生历程曲折多难，最后终于如愿完婚。作家赵树理作为军人住于该村，从百姓口中详细了解经历，才写成小说，成为解放区宣扬新型婚姻的典范。
　　至于著名歌曲《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亦可视为“直寻”的名例。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黄河的惊涛骇浪，船夫们的奋力搏斗情景，使光未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黄河吟》一诗便在1939年1月抵达延安后开始创作，并在除夕联欢会上进行了朗诵。这时，任教于鲁艺音乐系的冼星海听了朗诵后，表示要将诗作谱写成《黄河大合唱》让演剧队演唱。1939年5月11日，冼星海在抗大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获得领导与观众的一致赞扬。1946年，为纪念冼星海逝世一周年，在重庆举办音乐会，高唱《黄河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在舞台演出。
　　有时作家在创作中，巧妙地实施借用来自生活的真实情节的方法。1980年，作家路遥开始写他后来反响极大的中篇小说《人生》，该小说初名《高加林的故事》。当时路遥和当时在《延河》杂志当编辑的刘路，在一起谈这部小说。路遥说，他缺乏下乡的经历和体验，问刘路能不能够借他一些素材。刘路家在长安县，高中毕业后返乡参加农业劳动。1970年冬天开始，他和社员们往返60多里，由西安往长安县拉粪车，甚为艰苦。那种架子车上大木桶要装满12桶，600斤。一次刘路挑着粪桶不小心踩上西瓜皮，滑了个仰面朝天，稀粪洒了一地，被几个工人看见，把他打得鼻青眼肿。刘路又讲父亲青年时卖粽子，羞于启齿，一整天一只粽子也没卖掉。这两个情节经路遥稍加改动，全用在高加林身上。路遥说，只是陕北没有粽子，就让高加林卖馍吧。《人生》一炮打响，在全国引起轰动。1984年路遥应邀去陕西师大作报告，讲到《人生》创作经过时，他对学生们说：我得到你们刘路老师极为宝贵的支持，他把自己很多宝贵的素材借给了我，可以说高加林的形象，是我和他共同创造的。当时刘路坐在台下，望着同学们向他投来的目光，他连忙站起来说：不用还啦！
　　有时，多阅读别人的作品，受到启迪，心中会顿时升腾起一股创作欲求，从而也成为作家的。例如：1980年代，广州有个打字员，老给人家打剧本，打着打着就悟出了道，自己动手一写竟然像模像样，一下子成了青年剧作家。这事听着总有点玄，但传说中的名字却是实实在在的：张莉莉。其剧作有著名的《血染的风采》《妈妈，您也曾年轻》《人生不等式》等，在全国风光一时。
　　但有时，作家去海外游览后却写不出作品，因为走马观花之故，了解不深。散文作家汪曾祺1987年赴美國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月，回国后不写游记。1985年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1994年参加台湾一个学术会议均未留下文字。他逝世后，他的儿子汪朗谈起此事，说：“爸爸出了国门，两眼一黑，什么事情都弄不清楚，光是走马观花，随便看看西洋景就乱思乱写，爸爸可不愿干这种事情。”（《汪曾祺为何不写海外游记》，《文学报》2016年4月21日）可有时作者会在特定情景下突发奇想而写出佳作。2005年在央视《星光大道》节目获总冠军的阿宝带着母亲的骨灰坐上飞机，在空中突然产生灵感，写下感恩父母的歌词《老爸老妈》，然后配上曲子，可谓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唱，扬名歌坛。
　　说到由于“直寻”的欠缺而酿成作品失败，则以著名小说家巴金为例。他在1982年《创作回忆录》里说：“《砂丁》不是成功之作，我不曾到过那个城市——云南个旧市，不曾接触过那些人物，不了解那里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任何具体的材料，就凭着两三个简单的故事，搭起中篇小说的架子。《火》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根据第二手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四不像。”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今日写作者引为警戒的。
　　让我们牢记先贤钟嵘的著名箴言，在创作道路上勇往直前，奉献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