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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在一起的美国记者炮制“精彩”故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当年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渐远去，有些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任职。1983年，一位华侨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 mingle。这是一本侈谈“九一三”事件的书。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我怀疑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到一起，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以《林彪据信已死》的大字标题，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诺在“绪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编造的谎言，但他故意闪烁其辞地说：“这本书的故事确实和最近几年有关林彪事件的谣言和报道相当吻合。”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未在意，认为美国和港台的出版商，惯于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诬蔑中国共产党。然而，由于这本书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出版，在海外无论华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阅读，其影响由北美到欧洲逐渐扩大。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二十万留学生，在寻求林彪死因时，自然把注意力转向这本书。结果，使得这本书制造的谎言不胫而走，几乎污染了半个地球。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内地位很高”偷偷地去“发掘”另一个林彪
这本书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冒称是“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看了参与林彪阴谋的人所做的证词”，看得越多他越怀疑：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败?为什么连动都没动就放弃了武装政变计划?为了向读者灌输并加深这种疑问，作者捏造了一个名叫赵研极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个人担任“中央办公厅特别调查小组”组长，任务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饰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忆录，被本书作者“发现”，作为全书第一章发表，并在其他章节中时而引用。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没有参与重要军务”；他“从来没有率兵打过仗”，1955年毛泽东授予他军衔时说：“你在战场外有卓越的贡献。”1971年9月14日，汪东兴把他从大连八七疗养院接到北京，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并报告某些与党中央所做有关林彪的中共中央声明相抵触的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以林彪的性格和经历，竟会像只缩头乌龟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爱人和儿子与毛泽东做生死斗争，这似乎是不相称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怀疑“除非有另一个林彪”，他于是就偷偷地去“发掘”这另一个林彪。
该书作者利用“赵研极的回忆录”，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之后就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类档案”’，来编造林彪另有更大阴谋、最后死于毛泽东之暗害的神话。
连环套。是历来武侠小说和惊险小说惯用的表现手法。该书作者也求助于这种方法。“创作”了阴谋中的阴谋这种离奇故事。书中写道：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昊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办要除掉”。之后，吴法竞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嚏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情报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构想了另外一套计划。他殚精竭虑地组织了“小舰队”和“大舰队”，以实现武装政变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没有足够的分量”，就向他的党羽说政变“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紧锣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挥他的“小舰队”准备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时，9月7日林彪把他紧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导弹炸火车这样鲁莽的办法”，要他“赶快告诉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讲解了“玉塔山行动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说明他的“玉塔山行动方案”：估计毛泽东将在9月底前结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发中苏武装冲突，五天内战线的长度和参战的人数，将高五至十倍，紧急情况下，劝毛躲进“玉塔山”的指挥中心，林彪等人则在邻近的“O号工事”里指挥作战，此时调几个心腹野战师包围“玉塔山”的8341部队，然后让“小舰队”的攻击小组，从地下通道进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泽东和其他领袖杀死。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央军委的声明，指出一个叛乱 集团以毛泽东和林彪为攻击目标，现在已有薮地击溃了这些反革命分手，宣布全国实施军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推选林彪为最高领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时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该书作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场面。构成了全书的高潮：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获知毛泽东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叶群带了礼物“去拜访他以示尊敬”。汪东兴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设宴，请林夫妇吃晚饭，主席已计划要在那里住到国庆节。林彪虽然觉得可能有危险，但认为可借机观察毛泽东的举动，以便决定是否提前实施“玉塔山行动方案”。林彪赴宴前，到“O号工事”会见“四大金刚”和“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商量是否马上发动对苏突击。到会的人都主张不能再迟疑。就在拟定了作战命令等待他最后签署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应该多疑而乱了方寸，决定“再等一阵子，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行动，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动”。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塔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10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后来，那个赵研极检视档案中的照片，从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开眼睛布满皱纹的四周，辨认出确实是林彪无误。该书作者煞有介事地写道：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那么对于坠毁在蒙古境内的中国喷气飞机怎样解释呢?该书作者继续编造：
……林立果(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潘景寅率领机员登机，并打电话给机场说，空军司令吴法完下令这架三叉戟准备起飞，然后叫刘沛丰陪林立果上飞机，……机上有七名机员，其中一名通讯员是中年妇女，其他都是男性：两名驾驶员、一名领航员、一名总机械工程师，以及两名机械员。……周宇驰在地面看到陆军开进机场，正接近停机坪，就用无线电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舍。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完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四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三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迭追踪。
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一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从这本书的以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的险恶用心所在。它钻了我国保密制度严格，关于林彪外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详情一直没有发表官方详细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谣生事，混淆视昕，并且一版再版，扩大发行范围。它的污染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使当代许多演义性小说望尘莫及。无论是北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还是从这些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或者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的公务人员，都传闻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这些国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当我向自己接触到的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讲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论点，同我争辩。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导致林彪机毁人亡的事实真相，以澄清视听。于是，在我任职期满回国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说下，以笔名“伊白”写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发表于《万象》杂志1987年1月号上。这份杂志虽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一些小报争相摘登，好些读者给我写信，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
我撰文揭示历史真相弄清十个问题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 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拼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胡耀邦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但只能是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员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应该知道。”接着，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
1，张闻天、王稼祥“二十八个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在哪里：
5，庐山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起来的，为什么把彭德怀同志给“揪”出来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
10，华国锋同志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把他换下去。
胡总书记讲话以后，社会上兴起一股写“文革”、写“九一三”事件的热潮。我给许文益大使打电话，建议外交部组织编写有关材料。许大使给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任裴坚章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机坠毁现场视察的沈庆沂、王中元和我，组成编写组，研究写出视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5月，编写组成立。调阅了外交部的有关文电，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档案，访问了李耀文、韩念龙、符浩等同志。经过半年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另一篇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另外，外交史编辑室还请符浩写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补白》。这三篇文章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上。后来，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总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一书中。
许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识》等国内报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还译成英文，在向海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21、22期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及其他海外中文报纸全文或摘要登载。有的外国报纸发表短评或质疑，他们不明白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披露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连载了我在1987年1月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他们换了个标题：《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发表该文时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应《解放军报》两位副总编的要求，‘写成《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一文。从4月25日至5月30日，连载于该报第三版上，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由于这份报纸是在军内发行，因而社会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亲历者”所写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加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报刊兴风作浪，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年轻记者彼德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西方的媒体认为，彼德·汉纳姆所进行的采访，“其意义在于，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调查给予证实”。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十二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回到乌兰巴托，找到一个过去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人。此人讲，中国飞机坠毁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译一张英文纸片，他看了有点惶惑，原来是避孕药的说明书。公安部的人笑了，说这个说明书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汉纳姆据此分析，叶群时年五十一岁，已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由此判断这个女尸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飞机、逃亡就很难说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 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年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且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都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调查组虽然带来了“九一三”以后中国再没有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资料，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种残酷的做法，外行人看来实在是异常恐怖。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一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但他并没有死心，拿出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的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原是一个歌舞团演员、老红军的后代，“文革”期间经过“选美”来到毛家湾，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之前，她随林家到了北戴河96号楼。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他们的对话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的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据称他们于1994月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 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人时便已安置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当年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渐远去，有些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任职。1983年，一位华侨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 Conspiracy and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 mingle。这是一本侈谈“九一三”事件的书。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我怀疑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到一起，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以《林彪据信已死》的大字标题，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诺在“绪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编造的谎言，但他故意闪烁其辞地说：“这本书的故事确实和最近几年有关林彪事件的谣言和报道相当吻合。”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未在意，认为美国和港台的出版商，惯于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诬蔑中国共产党。然而，由于这本书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出版，在海外无论华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阅读，其影响由北美到欧洲逐渐扩大。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二十万留学生，在寻求林彪死因时，自然把注意力转向这本书。结果，使得这本书制造的谎言不胫而走，几乎污染了半个地球。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内地位很高”偷偷地去“发掘”另一个林彪
这本书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冒称是“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看了参与林彪阴谋的人所做的证词”，看得越多他越怀疑：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败?为什么连动都没动就放弃了武装政变计划?为了向读者灌输并加深这种疑问，作者捏造了一个名叫赵研极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个人担任“中央办公厅特别调查小组”组长，任务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饰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忆录，被本书作者“发现”，作为全书第一章发表，并在其他章节中时而引用。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没有参与重要军务”；他“从来没有率兵打过仗”，1955年毛泽东授予他军衔时说：“你在战场外有卓越的贡献。”1971年9月14日，汪东兴把他从大连八七疗养院接到北京，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并报告某些与党中央所做有关林彪的中共中央声明相抵触的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以林彪的性格和经历，竟会像只缩头乌龟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爱人和儿子与毛泽东做生死斗争，这似乎是不相称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怀疑“除非有另一个林彪”，他于是就偷偷地去“发掘”这另一个林彪。
该书作者利用“赵研极的回忆录”，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之后就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类档案”’，来编造林彪另有更大阴谋、最后死于毛泽东之暗害的神话。
连环套。是历来武侠小说和惊险小说惯用的表现手法。该书作者也求助于这种方法。“创作”了阴谋中的阴谋这种离奇故事。书中写道：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昊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办要除掉”。之后，吴法竞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嚏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情报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构想了另外一套计划。他殚精竭虑地组织了“小舰队”和“大舰队”，以实现武装政变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没有足够的分量”，就向他的党羽说政变“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紧锣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挥他的“小舰队”准备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时，9月7日林彪把他紧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导弹炸火车这样鲁莽的办法”，要他“赶快告诉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讲解了“玉塔山行动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说明他的“玉塔山行动方案”：估计毛泽东将在9月底前结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发中苏武装冲突，五天内战线的长度和参战的人数，将高五至十倍，紧急情况下，劝毛躲进“玉塔山”的指挥中心，林彪等人则在邻近的“O号工事”里指挥作战，此时调几个心腹野战师包围“玉塔山”的8341部队，然后让“小舰队”的攻击小组，从地下通道进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泽东和其他领袖杀死。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央军委的声明，指出一个叛乱 集团以毛泽东和林彪为攻击目标，现在已有薮地击溃了这些反革命分手，宣布全国实施军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推选林彪为最高领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时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该书作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场面。构成了全书的高潮：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获知毛泽东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叶群带了礼物“去拜访他以示尊敬”。汪东兴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设宴，请林夫妇吃晚饭，主席已计划要在那里住到国庆节。林彪虽然觉得可能有危险，但认为可借机观察毛泽东的举动，以便决定是否提前实施“玉塔山行动方案”。林彪赴宴前，到“O号工事”会见“四大金刚”和“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商量是否马上发动对苏突击。到会的人都主张不能再迟疑。就在拟定了作战命令等待他最后签署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应该多疑而乱了方寸，决定“再等一阵子，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行动，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动”。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塔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10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后来，那个赵研极检视档案中的照片，从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开眼睛布满皱纹的四周，辨认出确实是林彪无误。该书作者煞有介事地写道：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那么对于坠毁在蒙古境内的中国喷气飞机怎样解释呢?该书作者继续编造：
……林立果(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潘景寅率领机员登机，并打电话给机场说，空军司令吴法完下令这架三叉戟准备起飞，然后叫刘沛丰陪林立果上飞机，……机上有七名机员，其中一名通讯员是中年妇女，其他都是男性：两名驾驶员、一名领航员、一名总机械工程师，以及两名机械员。……周宇驰在地面看到陆军开进机场，正接近停机坪，就用无线电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舍。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完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四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三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迭追踪。
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一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从这本书的以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的险恶用心所在。它钻了我国保密制度严格，关于林彪外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详情一直没有发表官方详细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谣生事，混淆视昕，并且一版再版，扩大发行范围。它的污染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使当代许多演义性小说望尘莫及。无论是北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还是从这些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或者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的公务人员，都传闻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这些国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当我向自己接触到的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讲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论点，同我争辩。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导致林彪机毁人亡的事实真相，以澄清视听。于是，在我任职期满回国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说下，以笔名“伊白”写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发表于《万象》杂志1987年1月号上。这份杂志虽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一些小报争相摘登，好些读者给我写信，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
我撰文揭示历史真相弄清十个问题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 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拼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胡耀邦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但只能是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员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应该知道。”接着，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
1，张闻天、王稼祥“二十八个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在哪里：
5，庐山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起来的，为什么把彭德怀同志给“揪”出来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
10，华国锋同志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把他换下去。
胡总书记讲话以后，社会上兴起一股写“文革”、写“九一三”事件的热潮。我给许文益大使打电话，建议外交部组织编写有关材料。许大使给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任裴坚章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机坠毁现场视察的沈庆沂、王中元和我，组成编写组，研究写出视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5月，编写组成立。调阅了外交部的有关文电，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档案，访问了李耀文、韩念龙、符浩等同志。经过半年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另一篇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另外，外交史编辑室还请符浩写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补白》。这三篇文章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上。后来，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总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一书中。
许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识》等国内报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还译成英文，在向海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21、22期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及其他海外中文报纸全文或摘要登载。有的外国报纸发表短评或质疑，他们不明白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披露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连载了我在1987年1月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他们换了个标题：《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发表该文时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应《解放军报》两位副总编的要求，‘写成《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一文。从4月25日至5月30日，连载于该报第三版上，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由于这份报纸是在军内发行，因而社会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亲历者”所写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加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报刊兴风作浪，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年轻记者彼德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西方的媒体认为，彼德·汉纳姆所进行的采访，“其意义在于，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调查给予证实”。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十二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回到乌兰巴托，找到一个过去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人。此人讲，中国飞机坠毁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译一张英文纸片，他看了有点惶惑，原来是避孕药的说明书。公安部的人笑了，说这个说明书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汉纳姆据此分析，叶群时年五十一岁，已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由此判断这个女尸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飞机、逃亡就很难说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 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年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且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都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调查组虽然带来了“九一三”以后中国再没有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资料，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种残酷的做法，外行人看来实在是异常恐怖。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一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但他并没有死心，拿出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的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原是一个歌舞团演员、老红军的后代，“文革”期间经过“选美”来到毛家湾，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之前，她随林家到了北戴河96号楼。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他们的对话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的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据称他们于1994月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 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人时便已安置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