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书屋》2001年第7、8期合刊号上彭明道先生《叩问<沁园春·长沙>》一文，颇多感触，首先我对彭明道先生治学的认真态度以及考证的细致表示折服，然而，对于彭先生的有些结论却不敢苟同，下面一一道明，以求教于彭先生和专家、读者们。
　　一、将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标定为1925年，不会不经过毛氏本人首肯。诚如彭先生所述，在正式出版物上见到毛氏此词有写作时间标定的，确实是1963年12月(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彭明道先生说：“至于这样确定是否确有实据，以及究竟是由哪位(或哪些)权威人士确定，不仅当年十分幼稚无知的笔者不曾想过，恐怕对毛氏诗词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大概也不曾作过认真的探讨。”换句话说，彭先生在此怀疑似乎未经毛氏本人确认。我认为这种质疑是违背常识的。试想，当年毛氏正处于盛年时期，他并没有糊涂到由人代他认定的懵懂程度。何况这段时间，他正以很大的精力与兴趣整理个人著作，他能对自己的诗词创作时间标定不关心吗?再说，那时哪有一位权威人士(更不用说出版社的编辑)敢胆大到不经毛氏过目擅自替他确定呢?
　　二、彭明道先生考证毛氏此词所表现的意境(或者说创作背景)不是1925年当时的情况，而是1920年前后的情景，确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然而，我认为彭先生的认真态度混淆了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的界线。因为诗无达诂是常识，如果把诗词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拿来与历史事实对照，那可以说，十有八九是对不上号的。尤其是毛氏的诗词风格大家公认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那更是如此。例如，毛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写许多诗词，如《井冈山》、《从汀州向长沙》、《反第二次“大围剿”》、《会昌》甚至包括《长征》等等，所写的都是一派胜利的景象，可是，事实上大家知道，这段时期是中共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长征也是出于不得已，现在的历史学家大概不会有人愚蠢到单拿毛氏在这段时间的诗词来佐证这段历史吧!
　　又如另一首毛氏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雪》后阕所写的“惜”字以下几句内容，如果真的与历史事实对照，恐怕也并非完全符合事实，尤其是成吉思汗，可谓是个雄才大略的英雄，如果从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看，他是个中国历史上拥有版图最大，威慑亚欧的创业者，难道“只识弯弓射大雕”吗?再看毛氏解放后所写的几首七律诗，如，《送瘟神》、《到韶山》、《登庐山》等，内容都是一派国泰民安，丰收吉祥的景象，然而事实上那段期间，别说农村是饿死了多少人，连我这个那时名牌大学里的学生早上起来头一件事便是排队去抢购一个黑面包。为此，我不得不怀疑陈寅恪发明的“以诗证史”的方法。
　　三、那么，我是否同意彭先生对毛氏《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的推定呢?否！我认为还是1925年为是。有什么证据吗?恕我直接证据拿不出来。但是间接证据不少，除以上所叙外还加一条。我认为一首诗词的创作年代与诗词中所写的意境(内容)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划等号。毛氏在此诗中所回顾的意境，可能是彭先生所解读的情境，那可能是发生在1920年前后的事。但是，此词的写作时间确实是毛氏1925年1月又回长沙时，故地重游，回首当年，登临吟赏，送抱推襟，抚今追昔，抒发激情壮志所作。这不是一般骚人雅士的通常习惯吗?这有什么矛盾?又有什么难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