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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团被称为是不受阅的阅兵部队。他们最早抵达现场，又是最晚离开。当嘹亮的小号吹响国歌时，人们的目光都会凝视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当阅兵方队整齐地踏过十里长安街，没有人注意队伍正踩着的是乐队的铿锵鼓点。
检阅车从天安门缓缓驶出时，只隔一条街的距离，就站着联合军乐团的小号手王强。他是军乐团的小号首席，也是此次乐团大声部部长，他还有一个身份——千名礼乐兵的基准兵。
每天在阅兵村里，大家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全体注意，以王强为基准，向中看……齐！”只见王强手里高举的小号旗帜一样闪亮在北京夏日的阳光里，乐手们从四方如潮涌来，三个月的训练天天如此开场。
采访王强，那些伴着汗水与泪水的音乐记忆水墨画一样洇开在我的笔端，虽然这些文字只是一串数字串起的不完全记录，但我们却可以从“阅兵之乐”这个侧面，了解中国军人的风采。
1——第一次主题阅兵
从1988年至今，王强27年的军旅岁月几乎全是在军乐团度过的。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司礼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此前已经14次执行国庆庆典和阅兵演奏任务，阅兵演奏对于军乐团每一名团员来说都不陌生。
王强共参加过三次阅兵，相比前两次的国庆阅兵，这一次显得意义不凡，因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主题阅兵”，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
2——两个人的凝视
联合军乐团的任务主要是纪念大会开始前合唱伴奏和阅兵全过程的音乐演奏。从接受任务开始，最令王强挂牵的就是数月都会见不到才两岁多的女儿。但面对国家需要，他知道自己必须心无旁骛地做好。
告别那天，王强对天真可爱的女儿说：“爸爸要去抗日，为国效力，你在家乖乖的，等爸爸回来陪你玩。”孩子“嗯”了一声，脸上挂着无邪的笑容。离别并不可怕，最令王强担心的是，怕孩子把自己忘了、不认识自己了。
阅兵生活非常辛苦。经常他还要去合唱团的驻地指导工作。那里离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每次走过那些熟悉的街道，王强内心都期望能闪过家人的身影。有一次他让妻子开车把孩子带着停在路边，车队的车经过时他可以看上一眼女儿。那一分钟的凝望里，孩子向他伸出小手。这个东北汉子，眼眶即刻湿润了。
相比于他自己，王强说更令人感动的是同事陶煦父子的故事。陶煦是军乐团的音响师，在阅兵现场有许多繁复的工作。8月的一次预演中，当挂着国旗的直升机从广场飞过，陶煦立正站好，对着天空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飞机和国旗隐没在天边之后，人们才知道，直升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陶煦的父亲陶炳兰少将。二人同样在执行国家使命，但只能远隔着天空凝望。有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起名就叫“以父之名”。
134——世界最大声部
在联合军乐团中，小号手有134名，是这次阅兵演奏中的最大声部，而这其中，只有18人是军乐团的职业乐手。如何针对不同音乐水准的人组织训练，是出给大声部部长王强的一道难题。
首先，王强将这非职业的百余人进行分档。有十几名来自各军区大单位军乐团的演奏员，相当于半职业化，他就在艺术层面对他们进行指导。还有一大部分团员可以在技术层面达到，但完成阅兵任务相对困难，他便在训练之余对口辅导，有时一对八，有时一对十，从艺术规律上对他们进行方向性指引。而还有部分来自哨所、边关、海岛的团员相对基础较弱，王强就要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他那间阅兵村的宿舍从来都挤得满满的，工作强度之大使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
累吗？我问王强。他说：“累，但是值得。”
藏族女孩丹巴拉姆，是第二炮兵某部女子导弹发射连的导弹发射号手。她被选入王强所在的大声部后，压力特别大。在王强老师的辅导下，她的业务精进了许多，人也变得自信了。在王强看来，这些像拉姆一样来自全军各单位的团员们，通过这次阅兵演奏的艰苦训练，就会在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之后再散落在各地，就能成为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音乐种子，继而生根、发芽，开出美好的音乐之花。
在经历了33次大声部的练习之后，小号声部在合奏层面基本完成了统一。用王强的话说就是“像那么回事了”。
90——演奏直角的体能考验
除了训练难度大，对于大声部来说，演出强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曾经为普京、奥巴马等外国政要演出过小号独奏的王强，此次难免有些担心和焦虑。小号是乐器之最，从演奏和发音角度讲，本身就很难。
培养出一名成熟的小号演奏家通常需要15年的时间。从技术角度讲，小号声部要演奏好不容易。而此次阅兵演奏的强度又是前所未有的。所有33支乐曲，几乎每首曲子都有小号，这就意味着要从头到尾不停地演奏，疲劳已接近极限。
而此次阅兵还有一个亮点是，军乐团的编队调整。为了突出仪式感，增加可视性，使演奏更具感染力，联合军乐团重新设计了队形，第一次将铜管乐器前设，在第一排安排了百名小号手。小号的音色穿透力极强，稍有差错就会影响整支乐曲。而居中的数十名礼号手的小号上还需挂上号旗，这无形中增加了重量。就这样，号手们不仅要在两个半小时里保持90度的持号姿态，还要能准确精彩地将演奏成功完成，真的是难上加难！
有一天，王强偶然发现南京军区代表队的团员们，为了练习持续站立，端平90度角，竟然自发地在每把号的下面挂两个矿泉水瓶子，在每列号的两头拉一条直线。看到团员们为了完成使命，拿出打仗的狠劲和拼劲，他由衷地欣慰。
112——只有节拍，无关风景
“联合军乐团——永远的家”的空间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文字：
“好，下面我们开始排练，今天排练的曲子有……”“左手边的小鼓要注意律动！”“右手边的大鼓注意不要慢！”“你脑瓜子带脑仁了吗？”
“1234567，你们敲的我都能数出个数来！”
…………
阅兵当天，联合军乐团上场的人员接近1300人，他们分别从全军各大单位的55支专业、业余军乐团（队）的2600多名演奏员中选拔而出。6月初，人员在阅兵村集结完毕，但要让“一千多人在两个多月拧成一股绳”，在空间的文字里出现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
“音符一个不少，动作一个不错，人员一个不倒”，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给每个团员提出的要求。阅兵当天，联合军乐团位于天安门正对面，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观礼人员的直接注视之下，团员们不仅要从音准、节奏、音色、动作和姿态上做到准确统一，还要能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威武形象。
联合军乐团的背景音乐就是整个阅兵演出的节拍器。国旗班要随每分钟96拍的国歌升国旗，徒步方队要按照每分钟112拍的节奏在长安街上行进。节奏慢或快，都会造成飞行梯队与地面方队上的衔接失误。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联合军乐团的演奏直接关系到整个阅兵仪式能否整齐顺利。
站在最中心位置的王强无疑拥有观看阅兵视角最好的位置。但他说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所有演奏员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指挥。对于战位上的军乐战士而言，“风景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阅兵结束后，联合军乐团的团员们将重新回到各自的岗位。邹团长向一辆辆驶离的大轿车敬军礼的画面，定格在王强以及每位团员的阅兵记忆里。
检阅车从天安门缓缓驶出时，只隔一条街的距离，就站着联合军乐团的小号手王强。他是军乐团的小号首席，也是此次乐团大声部部长，他还有一个身份——千名礼乐兵的基准兵。
每天在阅兵村里，大家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全体注意，以王强为基准，向中看……齐！”只见王强手里高举的小号旗帜一样闪亮在北京夏日的阳光里，乐手们从四方如潮涌来，三个月的训练天天如此开场。
采访王强，那些伴着汗水与泪水的音乐记忆水墨画一样洇开在我的笔端，虽然这些文字只是一串数字串起的不完全记录，但我们却可以从“阅兵之乐”这个侧面，了解中国军人的风采。
1——第一次主题阅兵
从1988年至今，王强27年的军旅岁月几乎全是在军乐团度过的。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司礼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此前已经14次执行国庆庆典和阅兵演奏任务，阅兵演奏对于军乐团每一名团员来说都不陌生。
王强共参加过三次阅兵，相比前两次的国庆阅兵，这一次显得意义不凡，因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主题阅兵”，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
2——两个人的凝视
联合军乐团的任务主要是纪念大会开始前合唱伴奏和阅兵全过程的音乐演奏。从接受任务开始，最令王强挂牵的就是数月都会见不到才两岁多的女儿。但面对国家需要，他知道自己必须心无旁骛地做好。
告别那天，王强对天真可爱的女儿说：“爸爸要去抗日，为国效力，你在家乖乖的，等爸爸回来陪你玩。”孩子“嗯”了一声，脸上挂着无邪的笑容。离别并不可怕，最令王强担心的是，怕孩子把自己忘了、不认识自己了。
阅兵生活非常辛苦。经常他还要去合唱团的驻地指导工作。那里离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每次走过那些熟悉的街道，王强内心都期望能闪过家人的身影。有一次他让妻子开车把孩子带着停在路边，车队的车经过时他可以看上一眼女儿。那一分钟的凝望里，孩子向他伸出小手。这个东北汉子，眼眶即刻湿润了。
相比于他自己，王强说更令人感动的是同事陶煦父子的故事。陶煦是军乐团的音响师，在阅兵现场有许多繁复的工作。8月的一次预演中，当挂着国旗的直升机从广场飞过，陶煦立正站好，对着天空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飞机和国旗隐没在天边之后，人们才知道，直升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陶煦的父亲陶炳兰少将。二人同样在执行国家使命，但只能远隔着天空凝望。有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起名就叫“以父之名”。
134——世界最大声部
在联合军乐团中，小号手有134名，是这次阅兵演奏中的最大声部，而这其中，只有18人是军乐团的职业乐手。如何针对不同音乐水准的人组织训练，是出给大声部部长王强的一道难题。
首先，王强将这非职业的百余人进行分档。有十几名来自各军区大单位军乐团的演奏员，相当于半职业化，他就在艺术层面对他们进行指导。还有一大部分团员可以在技术层面达到，但完成阅兵任务相对困难，他便在训练之余对口辅导，有时一对八，有时一对十，从艺术规律上对他们进行方向性指引。而还有部分来自哨所、边关、海岛的团员相对基础较弱，王强就要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他那间阅兵村的宿舍从来都挤得满满的，工作强度之大使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
累吗？我问王强。他说：“累，但是值得。”
藏族女孩丹巴拉姆，是第二炮兵某部女子导弹发射连的导弹发射号手。她被选入王强所在的大声部后，压力特别大。在王强老师的辅导下，她的业务精进了许多，人也变得自信了。在王强看来，这些像拉姆一样来自全军各单位的团员们，通过这次阅兵演奏的艰苦训练，就会在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之后再散落在各地，就能成为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音乐种子，继而生根、发芽，开出美好的音乐之花。
在经历了33次大声部的练习之后，小号声部在合奏层面基本完成了统一。用王强的话说就是“像那么回事了”。
90——演奏直角的体能考验
除了训练难度大，对于大声部来说，演出强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曾经为普京、奥巴马等外国政要演出过小号独奏的王强，此次难免有些担心和焦虑。小号是乐器之最，从演奏和发音角度讲，本身就很难。
培养出一名成熟的小号演奏家通常需要15年的时间。从技术角度讲，小号声部要演奏好不容易。而此次阅兵演奏的强度又是前所未有的。所有33支乐曲，几乎每首曲子都有小号，这就意味着要从头到尾不停地演奏，疲劳已接近极限。
而此次阅兵还有一个亮点是，军乐团的编队调整。为了突出仪式感，增加可视性，使演奏更具感染力，联合军乐团重新设计了队形，第一次将铜管乐器前设，在第一排安排了百名小号手。小号的音色穿透力极强，稍有差错就会影响整支乐曲。而居中的数十名礼号手的小号上还需挂上号旗，这无形中增加了重量。就这样，号手们不仅要在两个半小时里保持90度的持号姿态，还要能准确精彩地将演奏成功完成，真的是难上加难！
有一天，王强偶然发现南京军区代表队的团员们，为了练习持续站立，端平90度角，竟然自发地在每把号的下面挂两个矿泉水瓶子，在每列号的两头拉一条直线。看到团员们为了完成使命，拿出打仗的狠劲和拼劲，他由衷地欣慰。
112——只有节拍，无关风景
“联合军乐团——永远的家”的空间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文字：
“好，下面我们开始排练，今天排练的曲子有……”“左手边的小鼓要注意律动！”“右手边的大鼓注意不要慢！”“你脑瓜子带脑仁了吗？”
“1234567，你们敲的我都能数出个数来！”
…………
阅兵当天，联合军乐团上场的人员接近1300人，他们分别从全军各大单位的55支专业、业余军乐团（队）的2600多名演奏员中选拔而出。6月初，人员在阅兵村集结完毕，但要让“一千多人在两个多月拧成一股绳”，在空间的文字里出现的场景每天都会上演。
“音符一个不少，动作一个不错，人员一个不倒”，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给每个团员提出的要求。阅兵当天，联合军乐团位于天安门正对面，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观礼人员的直接注视之下，团员们不仅要从音准、节奏、音色、动作和姿态上做到准确统一，还要能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威武形象。
联合军乐团的背景音乐就是整个阅兵演出的节拍器。国旗班要随每分钟96拍的国歌升国旗，徒步方队要按照每分钟112拍的节奏在长安街上行进。节奏慢或快，都会造成飞行梯队与地面方队上的衔接失误。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联合军乐团的演奏直接关系到整个阅兵仪式能否整齐顺利。
站在最中心位置的王强无疑拥有观看阅兵视角最好的位置。但他说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所有演奏员的目光只有一个方向——指挥。对于战位上的军乐战士而言，“风景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阅兵结束后，联合军乐团的团员们将重新回到各自的岗位。邹团长向一辆辆驶离的大轿车敬军礼的画面，定格在王强以及每位团员的阅兵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