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马尼拉后，我还是头一回真正看到漂亮姑娘。感谢上帝。于是我开始想法吸引她的注意
　　
　　终于忙完了公事，我叫了辆车去机场。
　　在马尼拉市中心打的最特别的一点是车子的行驶伴随着那种通常察觉不出的本能行为才有的让人脑子麻木的沉闷。在黎刹公园周围被烟熏得黑糊糊的大街上穿过，那种毛发悚然之感就有如看北斗七星绕着北极星转或是看结缕草拔节。出租车空调的柔爽凉风让我昏昏欲睡，直到司机的说话声把我吵醒。坐了20分钟的车，他还是第一次跟我搭话。
　　“也许，先生，您希望有个漂亮女孩陪您一块儿坐这趟车。”
　　前一天，我在马尼拉的国际厄尔米塔大街到处转悠，知道菲律宾人的英语不能靠字面理解。在厄尔米塔，“您想买份报纸吗？”实际上是说，“我在排水沟捡到这张报纸，我要用它来做掩蔽摸你的钱包。”在厄尔米塔，“我希望和你交个朋友，带你在市里看看。”实际上是，“我想花20分钟带你到一台可能已一分为二的自动取款机，然后跟你要5美元小费。”同样的，“你要找漂亮姑娘吗？”通常指的是“你看起来像那种会花钱与吸毒者发生性关系的人”。
　　我脑子里琢磨怎么着才能回绝司机的建议。“嗯，我真的是急着去机场。”我跟他说。他说：“我想她也要去机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司机“嘭”地把门打开，跳了下去。我困惑不已，坐在车中整整20秒钟，脑子盘算着各种各样可能会发生的可怕而无聊的情形。司机回来后，打开我对面的后座车门。我几乎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他笑嘻嘻地说：“罗莎莉是圣何塞大学的优秀计算机学生。她很高兴您愿付钱带她去机场。”
　　一个神情羞涩的菲律宾姑娘钻进车里。她的手里抱着一大摞袋子和包。我差点要从另一侧车门溜出去，在马尼拉炎炎的早晨中夺路而逃。然而，我却忽然停住了。罗莎莉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目光中透着天使般的温柔，白皙光滑的胳膊，睫毛长长的、弯弯的，坐得挺直。我的怀疑动摇了。这个女孩如此端庄优雅，绝不像风尘女子。我忽然变得侠义起来，帮罗莎莉把包放好。她无言地递给我一片口香糖，我顺从地接了过来。我闻到她的头发散发着花香般的幽香。
　　我一声不吭地坐着。司机继续开车，我们又恢复了刚才的沉寂。自从到马尼拉后，我还是头一回真正看到漂亮姑娘。感谢上帝。我于是开始想法吸引罗莎莉的注意。可惜，我往往更善于让人对我感兴趣，而不是让人迷上我。比如，精于勾引人的家伙会趁机夸奖女孩，她的眼睛有多漂亮，而我却往往会问女孩子的爱好、谈一些对迪斯科音乐的可笑看法或指出某座房子是某某名人1871年住过的。
　　在开往机场的半个钟头路上，我施展浑身解数吸引罗莎莉。这可能是我在异国他乡最后一次和一位漂亮的陌生女孩同坐一车了。想到这里，我极尽奉谀之词，给她讲笑话，并问她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只有三次，她的脸露出红晕。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从出租车出来后，我给了司机一笔不少的小费，然后帮罗莎莉提行李。她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告诉我如果我到她家乡去就给她打电话。
　　到这时，我所了解的有关她的情况是：她家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的米沙鄢岛、喜欢卡彭特的歌、不会游泳。尽管如此，我还是冷不丁冒出一句：“我现在就去宿务市！”
　　我来到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办事处，10分钟就把事情搞定了。我坐的那趟飞往宿务的航班比罗莎莉晚，但我认为，这能让我有些自己的时间考虑清楚。我想冷静思量一下自己所做的事，努力不去幻想种种浪漫情节。候机厅里免费提供《菲律宾星报》。我顺手拿了一张，找个位子坐了下来。
　　多年来，世界通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渗入了菲律宾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没有渗入某个菲律宾人的生活。这张在机场发放的报纸头条新闻是，一架飞机在米沙鄢坠毁，情况惨烈。报道中说：“民间搜救人员看到了可辨认的各部位肢体，包括胳膊、腿、脑袋的碎片，眼珠子和严重受损的头部，挂在树枝上或散落四处……”我不忍再看下去，重新幻想与可爱的罗莎莉即将到来的浪漫。
　　等我到宿务乘车去宾馆的路上，我已经在我带的宿务市旅游地图上画了好多圈，弄得它就像巴塞罗那队的阵形图一样。我圈出了公园、市场、餐馆、海滩、广场和所有可眺望景色的场所。我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在这座拥挤、潮湿的陌生城市里度过一天的经典浪漫之旅。我住进一家膳宿公寓，这里能俯瞰富恩特·奥斯门纳环形的旧大陆风格大街。我给罗莎莉家挂了个电话，向她提议第二天下午出去野餐，然后早早就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我决定从富恩特·奥斯门纳步行2英里，走到宿务市中心，1521年麦哲伦就在这里死于一个酋长之手。尽管熙熙攘攘，但宿务显然并不发达：建筑破破烂烂、油漆剥落、茅草屋、污染、年久失修的教堂、吉普车、到处游荡的鸡和没有尾巴的猫。每家银行和大大小小的商店前都有挎着气枪、穿着制服的保安在门前巡逻。外墙上到处画着天主教题材的画或政治宣传画。我走进嘉邦市场，在旅游图上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交换物品的地方，实则是一个湿乎乎、脏兮兮的地方，里边满是烂水果、垃圾、虫子和摇摇晃晃的货摊。我本想到一个便利店买些野餐用品，看到成群的苍蝇落在食品上，最终还是罢休了。我继续向独立广场走去，在一棵树下清了块地方用来野餐，然后等待着罗莎莉露面。
　　我耐心等着。
　　我坐了一个钟头，盯着每个路过的行人。不计其数的人提出要和我交朋友，或向我兜售打折贝壳珠宝饰物或问我要不要“漂亮女孩”。然而，我却连罗莎莉的影儿都没见着。
　　我走到一个电话亭，拨了她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哥哥。
　　“罗莎莉说她不能去找你，很抱歉。”他说。
　　“为什么？怎么回事？”
　　“她得走了，去找约瑟夫。但她说你很帅，人也很好。”
　　“稍后她能见我吗？”我问，心里在打鼓——这个约瑟夫是何许人？
　　“你有钱吗？”
　　这个问题似乎毫不搭边儿。我想我好歹也在外企做了好几年的销售，家底还是有点的。“当然有。”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在独立广场和罗莎莉见面？那可是穷人呆的地方。”
　　我暗下决心，有空儿时一定要把宿务市旅游地图给烧掉。我问他：“什么地方好一些？”
　　“很多地方都比那儿强。你住的旅馆在哪儿？”
　　“在富恩特·奥斯门纳附近。”
　　这对我毫无好处，于是我决定在路易斯要我给他传银行证明前再问他一遍： “罗莎莉稍后能见我吗？”
　　“当然能。你非常帅、非常好，而且有钱。她说她想明天见你。”
　　我独自把野餐午饭全吃了，百无聊赖地在市中心转了几个钟头，然后回到我住的膳宿公寓。我刚迈进自己的房间，一个40来岁自称叫戴尔的加拿大男人告诉我，膳宿公寓楼顶上有个露天休息室。他说：“大家都在那儿喝个痛快再泡酒吧去。”
　　从膳宿公寓楼顶上，我看到太阳在宿务的平顶房沉下，留下橘黄色的余晖。一些小蜥蜴在露天休息室墙上爬来爬去。戴尔从一个运动包里拿出一瓶唐都伊（Tanduay ）——一种略带紫色的朗姆酒——往一只高杯里倒了半杯。他把杯子推到我跟前，说：“我是这里的酒吧男招待，你看着像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不用现在就节制自己。你来宿务干吗？”
　　“来找一个女人。”
　　“就一个？”他笑了。“把我引到这儿的大概有1000个女人了。”他低头看看我的朗姆酒，然后把目光投向我的笔记本。“你怎么不喝酒？你是在做作业还是干什么？”
　　“不，这是我的日记。我记的是自己的经历。”
　　戴尔离开桌子，挨个走到在露天休息室里的其他外国人身旁。看起来，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小于40岁，而且他们全都谈论着邻近酒吧里的戈戈舞（一种类似于肚皮舞的女子表演舞）。我仍然沉浸在马尼拉的士的美好回忆中，因而拒绝了和他们一块儿去的建议，连续第二天早早上床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在机场附近一个豪华宾馆的大厅坐下，掏出3美元喝了杯速溶咖啡，然后鼓起勇气，走到电话亭。又是那位哥哥接的电话。
　　“罗莎莉稍后要见你。”他说。
　　“多长时间以后？”
　　“她和约瑟夫谈完以后。”
　　我决定问个究竟：“这个约瑟夫是谁？”
　　“他是罗莎莉的未婚夫。”我足有10秒钟说不出话来，直到路易斯又接着说：“他非常有钱，但人长得不好。”
　　两个钟头后，我又回到了膳宿公寓楼顶上。戴尔依然像前一天晚上那样醉醺醺的，只不过这次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家伙。这人头戴网眼球帽，脚穿凉鞋。戴尔告诉我：“这是利奥，得州来的。他67了，他是来菲律宾等死的。”
　　一个钟头后，我觉得自己也是在那儿等到死。我搭上了飞往香港的最早的一班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