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刚在《哈佛领导力圆桌论坛》上受到高度评价的管理学家比尔·波拉德，应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之邀来到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波拉德先生试图探讨在一个传统管理理念已经明显不适应变革的转型时期，卓越的管理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力和素质，以及在全球化的经济时代如何引导经济在混乱之中向前健康发展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发生了很多事，也有很多争吵，归于一点就是怎么看待泡沫？然后怎么看待这个有泡沫的市场？
　　刘遵义：从 历史上看，所有新兴的股票市场都有泡沫和泡沫的破灭，这是共通的。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就有很大的泡沫，最高的时候是12000点，一跌跌到1000点以下。台湾股市最高13000多点，后来跌到一两千点。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披露不够，管理也不好，有很多所谓操纵市场和内部交易的行为。
　　如果股市跟赌场一样，就发挥不了资本分配的作用。一个成熟、有效率的股市，股票应该有人长期持有。短线没有用，因为个公司治理好不好，前景好不好，披露够不够，都不管，反正过两天就卖掉。历史上短线最严重的是在台湾，1990年初期的时候，平均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是23个小时。
　　《商务周刊》：所以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强烈主张马上挤泡沫，甚至有人提议推倒重来。
　　刘遵义：现在把泡沫提早挤出去，是不想让一般人损失太大。太大的话，就会引起很多人要求政府来托市。托市是最坏的做法。所以主要的问题是股指大幅度下来的时候，股民是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反应跟一个市场的政治经济环境很有关系，比如NASDAQ，尤其是最近5年上市的股票，他们损失的价值恐怕超过90%，但美国股民有没有说要美国政府补偿或指责美国证监会？没有。但在台湾、日本，就有人说政府要采取措施救市。但政府干预就有道德风险在里面，政府不能负担这个责任，也不应该由政府负担这个责任去救市。
　　《商务周刊》：但是有很多人都在骂证监会。
　　刘遵义：人们骂证监会为什么不去救市，其实救市的根本办法就是鼓励一般人长期持有股票。这样把间接融资变成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讲，直接融资资本金也大了，还没有负债，这个企业就稳固得多。随之整个经济的负债对资本金的比例也会下降。为什么这个比例不能太高？假如负债太高，一有风吹草动，资本金就变成零了。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企业一倒，可能连带其他也倒了，最后银行也非倒不可。所以鼓励普通人的长期持有，对企业好，对整个经济的稳定也好。
　　如何吸引长期的资金？很重要的是要重视分红，让股民觉得把钱放在股市里比放在银行里利息更多一些。所以要鼓励好的企业分红。而且这样对防止上市公司做假账有帮助，做假账的就很难分红，因为没有现金。
　　我感觉中国的股市在进步。有股票下市，这是好现象。只有这样大家才知道这个股市是公平的，才会从短线到长线。保持市场公正，这是证监会要做的事。在美国这个抓得特别厉害。如果你操纵市场，他们有很好的电脑程序，在屏幕上一看就看得出来。
　　《商务周刊》：安然事件后，加强监管，比如强制性披露，设立独立董事等是否就是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
　　刘遵义：这些年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向着透明去做的，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安然事件确实是监管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在会计制度上。但不能出了一个很大车祸，就表示整个交通规则都有大问题。如果是通过安然案得出一个不恰当的结论，以为只要证监会根据法律加强管制就行了，那只能是把中国的企业、上市公司搞死。
　　《商务周刊》：那么你觉得安然事件可以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刘遵义：我想很重要的一点，会计师行本身要有净资产，而且尽可能多，这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假如它没什么资本的话，别人叫他签，他就随便签了，有人来告就宣布破产。假如他的账上有两三个亿，出了问题要赔大笔钱。他就不会轻易胡来。
　　在中国，长远来讲独立董事有比没有好，但不能寄托太多希望。因为独立董事没有股权，钱给得太少的话，独立董事没有兴趣去看，给得太多的话，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所以太多太少都有问题，都很难。所以真正需要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机构投资者，或员工持股，或退休人员持股。
　　《商务周刊》：强制披露有没有必要？
　　刘遵义：完全有必要。这正是我要肯定中国证监会这两年所做的努力的地方。有人知道一些东西，有人不知道，公平性就没有了。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会计，因为披露不披露，主要是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