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
　　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20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年的《国家建构》，到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到2008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題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20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20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20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3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3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作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组织实施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問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20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20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