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萧乾在73岁时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间书房。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把10亿人搭成一个金字塔,像我这样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我总算有了书斋》)如果萧乾看到了这本刚刚面市的《我的书斋》(曹正文主编,文汇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的话,一定会喜笑颜开地感叹:真是时过境迁矣!
　　萧乾的那篇《我总算有了书斋》,收录在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我的书斋》一书中。两种《我的书斋》堪称珠联璧合,大抵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读书人与书香人家的书斋生活。
　　《光明日报》原《周末生活》专刊在1985年3月23日至1988年4月23日期间开办“我的书斋”专栏,共发文68篇,后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结集为《我的书斋》出版,由赵朴初题签。作者多为文坛耆宿、学者名流,大多是抗战前后即有爱书、买书、藏书癖好的一代知识分子。比如萧乾、季羡林、姜德明、刘绍棠、任继愈、冰心、蒋子龙、周而复、周振甫、金开诚、舒芜、钟敬文等等,都是熟悉的大家、名家。编者说,书斋“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运、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是的,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没有书斋,或者是卧室、书斋、会客三位一体,或者经历过“初极狭,才通人”的“桃花源”的境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却又因“书斋”而带来“书灾”。其遭遇的书厄在闻山的《安得书斋千万间》、甘惜分的《书斋和书灾》、顾执中的《书何罪兮亦飘泊》等篇什的篇名中即可窥见一斑。对这一代人来说,让人能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而专心思考的书斋,犹如琅嬛福地一般,只是一个美好的梦幻仙境。难怪季羡林也忧心忡忡:“搞我们这一行,要想有一个满意的图书室简直比搞四化还难,全国国民收入翻两番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真能翻身。”(《坐拥书城意未足》)
　　 “文汇版”的《我的书斋》,收录的120篇作品则以中青年读书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相比之下,书在这一代人手中要幸运得多,他们一般在八九十年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或大或小的书斋,其中还收有一篇12岁的小朋友曹骏写的《乐在小书屋》。徐中玉在《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的“序”中总结道:“书斋已成为他们家庭文化生活甚至家庭生活的精神中枢,因为不但可以让乐于读书的不受干扰在此静静读书,便于取书、检书、写书、储些阅读的资料,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亲切谈天,还成了家里看报、看电视、说说笑笑的好地方。几乎一切有关文化的家庭活动都可以在书斋里进行,有个非常惬意的场地了。”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都举办过规模不等的藏书比赛,涌现出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藏书家和藏书家庭,他们多有作品收入其中。该书装帧精致,每篇前有作者小传和书房剪影。
　　季羡林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喜欢读书和藏书的民族。”诚然,两种《我的书斋》折射出中国文化绵延千年而不衰的精神血脉,这就是“吾亦爱吾庐,芸香几卷书”的书香精神和爱书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