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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于2008年5月9日去世，距今已整整十年了。作为主要生活在上海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元化先生不仅在全国，而且在海外都有深远的影响。对于王元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笔者看来，还有许多富有深意和趣味的东西，值得研究者去关注和展开。王元化先生一生坎坷，他早年参加革命运动，既是一个学者，也曾是一个领导干部。然而由于历史和家庭环境的缘故，王元化的生活和思想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宗教文化在元化先生那里，又往往呈现为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启示性因素。
一
1920年11月30日（农历庚申年十月二十日），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的新式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王元化曾回顾这段历史说：“湖北江陵在长江中游，很早的时候就受到外国传教士的福音传播。当年的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土地扎下根，学习当地的语言，甚至还跟当地的人通婚，就是一个想法，要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认为蒙昧的乡土人家。所以中国近代反而是农村比大城市更多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不仅是牧师，而且是湖北沙市基督教圣公会的第一任中国籍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办了沙市第一所现代的西式基督教学校：美鹏学堂。王元化回忆说，外祖父“除了教授基督教的教义、传播福音之外，还开设了不少科学课程，男女同班，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教学方法。到现在这所西式学堂还是当地的现代教育的先驱”。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年幼时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桂美鹏的接济和影响，成为圣公会的一员。后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教育学。1906年与桂美鹏的女儿桂月华结婚，不久东渡日本教授英语。1910年王芳荃归国，在武昌基督教圣公会所属的文化学堂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获教会派遣到清华学堂教英语。1913年，王芳荃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王芳荃归国后在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早年曾跟随芬兰的传教士学过医，后来被王元化的祖父送往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St. Mary’s Hall）学习。王元化的几个姐妹也都是基督徒，并大多在教会学校毕业。大姐王元霁，燕京大学毕业；二姐王元美，燕京大学毕业；三姐桂碧清，上海幼儿师范毕业；妹妹王元兆，圣约翰大学毕业。
王元化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他多次说过自己曾受过基督教洗礼，从小就是基督徒。他回忆说：自己的家庭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家里也没有祭过祖先或举行过其他封建礼仪。母亲受外祖父的影响，也虔诚信仰基督。她虽然年轻时曾向一位外国传教士的女医生学医，但主要兴趣在文学。1939年，年仅18岁的王元化前往皖南新四军战区慰问，母亲听说他乘坐的轮船遭到日本军人的搜查并逮捕了四个旅客，内心十分忧虑，为儿子作了整整一夜的祈祷。王元化曾经这样追述外祖父和母亲对自己的精神影响：“母亲常常向我们诉说的是，作牧师的外祖父和他的圣公会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师爷们。外祖父的两个妹妹，一个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折磨。另一个则是心肠柔软，极富同情心，往往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脱下陪嫁的金镯去周济穷人。她一见到别人受苦就忍不住流泪，以至于终于哭瞎了双眼……这些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澜。”可以说，王元化青年时代生活在一个既同情革命并有新思想，基督教的善心与士大夫严苛教育相融合的家庭氛围之中。
王元化的妻子张可出身于苏州世家，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1948年3月，在母亲主持下，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慕尔堂（现称“沐恩堂”，位于上海西藏路九江路口）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当年的照片上，新娘张可婚纱上的十字架佩饰十分显眼。晚年的张可因为王元化的关系，与越剧艺术家范瑞娟来往颇多。范瑞娟虽然自己生病，但时常去探望病中的张可，并带去很多好吃的东西。2006年8月6日张可去世，8月12日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追思会。范瑞娟亲来参加，“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王元化语）。
王元化每当谈到张可时，眼睛常常会放出温柔的光来，语调也会变得有点轻。他在为张可逝世撰写的讣告中写道：“虽然在这以前医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的病危，已无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闯过了死亡的关口。她那被病痛折磨得十分羸弱衰竭的躯体，若有神助。”“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能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二
王元化先生在许多著述和谈话场合中，对基督教文化的相关问题表达过具有相当深度的见解。
比如关于现代西方宗教和社会的问题。2002年的时候，王元化曾引用林毓生先生翻译的美国思想家史华兹临终遗笔中的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里的“着迷”，在原来的英文中是“superstition”一词。史华兹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商业主导、追求享受的社会里面。以前那种灵魂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甚至于神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林毓生先生的翻译比较通俗，王元化先生用这句话来针砭我们当代社会的文化弊端。在王元化先生看来，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完全沉迷于物质主义，耽迷于非常肤淺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认为这样的世界不再让人着迷。元化先生认为，一个人比较完整的生活，当然需要物质，同时一定要有精神，也就是情志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就像行尸走肉，就是为了享受，就是为了物质，那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甚至说过，自己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
2006年9月，当听人介绍美国时下各种教派混杂，一个小小的城市伯克莱就汇聚了全世界大部分宗教时，王元化先生说：“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价值评价的混沌之中。史华兹临终的遗笔对这个世界表现了很悲观的情绪。同样的，我对这个世界也非常悲观。”“没有唯一的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要舍弃的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他继续深入发挥道：“如果每一种价值观都成为一个分裂而自足的世界，那么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价值观能干涉我的价值观。刚才你说到的麦克维尔（参加过海湾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他憎恨美国政府的战争行为；反对联邦政府武装围攻大卫教，曾去当地表达对大卫教派的支持。麦克维尔坚信联邦政府严重侵犯了民众的自由，即所谓外在的自由。而他要以自己内在的自由来反抗这个政府。他内心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1995年4月，麦克维尔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城市中心第五街的政府大楼附近引爆炸弹，惨案造成16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其中有十几个幼儿园的儿童。笔者注）就是很典型的一种。他从极端个人主义来定是非。个人就是上帝。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那么多人被他炸死了，等到他被捕判死刑，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不认为有向被害者家属道歉的必要。还唱《不屈》以认为自己选择是对的。”王元化分析说：“个人主义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人讲社群的学说以求平衡，不主张过分发展的一面。极端的个人趋向，对社会就很危险。”
比如关于《圣经》之喻与文化建设的问题。1995年，王元化指出：“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文化，现在更需要的是多做些切实的工作。”在谈到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名词传入中国以来，说的人多，但研究的人少，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宏观阐发海外流行的观点和问题上时，王元化说了一段之后被很多人引述的著名話语：“记得小时候一位学圣品人（基督教牧师）的长辈冯传先姨父对我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这段生动的话语，使得原来的宗教比喻，成了许多有志于文化建设之人的追求目标。
比如关于圣像艺术与时代精神的问题。早在1953年，王元化曾说：“记得去年国外有个艺术工作团到上海，这个团的一位代表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家，相隔约有五个世纪了，但我们认为他们所创作的那些优秀的艺术品，对我们仍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画了一些圣像，难道圣像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么？不是这些圣像对我们有意义，而是他们通过这种形式，真切反映了周围的现实。接着他举出米盖朗琪罗的《大卫》的塑像做例子，他说，《圣经》的内容只是促成艺术家创作的动机，主要的是塑像中所表现的兴奋情绪、战斗的决心、胜利的信念，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表现。这样的艺术品是有着永远的意义的，时间不能洗刷它们。这些作品虽然是从宗教故事中取材，却不像当时许多宣传宗教的作品一样，限制在宗教宣传的狭隘的圈子里，到今天已经完全泯灭，变成了化石和僵尸。”
在讲到对人的评价时，2002年王元化曾回忆说：“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发现冯定（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唯一的副部长。笔者注）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他说这些教士不怕肮脏，竟依照当地风俗，把对方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精神和勇气……”
在谈到宗教典籍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时，1995年，王元化说：自己在加拿大收到了朋友赠送的两本书，“一本是《死海卷》，另一本是《新旧约》注释本。《死海卷》是记述用希伯来文钞写的旧约圣经被发现的经过。这些写在羊皮纸上的钞本，于20世纪40年代被一个放羊的牧童，在死海旁的昆兰遗址附近的山洞中无意找到，《死海卷》就藏在洞内的一些陶罐中。这里地势险峻，本是人迹罕到之处，牧童为寻找丢失的羊只，攀登悬崖，冒险来此，才偶然发现的。这部旧约圣经钞本，据研究神学的专家考定，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出于一些艾赛尼教派的文人之手。他们从犹太教分裂出来，居住在昆兰遗址的地方。这些钞本的卷数与今本旧约圣经的卷数吻合（仅少去一篇）。它在内容方面被人重视的原因，就在于它保存了后来被罗马教会判定为伪经及通称次经与注疏等部分。这些补史之阙的文字，给研究基督教神学和犹太人历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意义直接关系到西方世界的文明内容。”
比如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问题。1996年，王元化对当时在美国学习的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吴绮幸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研究研究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王元化说：“最近我从杂物中检出了早期的《圣公会报》，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我父母都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徒，仔细阅读这几份报纸，发现了圣公会早期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对于教育和宣传的重视，反清的革命党与圣公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推翻清朝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其中圣公会与革命党的日知会的关系颇可玩味。由于基督教团体认定庚子动乱的原因是民智未开，所以特别重视教育作用。”然而，王元化也提出一个疑问：“20世纪初的基督教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但是到了20年代初，由美国退还庚款兴办的清华大学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反基督教大会，当时陈独秀也有反基督教的强烈言论出现。仅仅数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王元化建议他去查一下有关的资料。后来，吴找到了《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证明了事实是：1922年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隆重召开。由于这次大会在清华园召开，各方来人众多、声势影响太大，以至于引发了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乃至“反基督教运动”。这是基督教学生领袖们始料不及的。该运动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1927年方告平息。听了这些史实情况，王元化顺势将思考引向了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问题。 三
2011年，上海的高考语文卷作文题目是：“犹太大卫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考卷上并没有标明这段话出自哪里，作者是谁。语文教学专家认为，这个题目“大气，有辩证思考，具有哲学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关怀”。实际上，这段话就出自王元化的名著《思辨录》乙辑的“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条。原文是：“有人对样板戏产生了应有的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经历了那场浩劫而对样板戏竟引不起一点感情上的波澜，那才是怪事。据说，犹太大卫王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却反其意说，他要在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他认为，什么都不会毫无痕迹地淹灭；今天迈出的任何一步对于未來都会具有意义。是的，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只有麻木的人才会遗忘。龚自珍作为我国近代史上最为敏感的思想家曾经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人类有历史就是让人不要忘记过去。”《思辨录》的内容成为了上海语文的高考题目，不可不谓其影响之巨大。
学生吴绮幸曾多年受教于王元化先生，他觉得“是不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力量也给了王先生活下去的勇气？基督教中耶稣的受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力量，也应该给了王先生以勇气和毅力”。有一次他问了老师王元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应该受到宗教很大影响的了，后来又参加了党，这是不是信仰的一种根本的转变？”王元化回答说：“可以这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没对什么人有崇拜，对鲁迅是有一些崇拜，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并在谈到自己独立不倚的个性时说，“这大概就是跟基督教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1999年，王元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之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的作品，大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所喜爱的。”“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所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从以上所作的梳理来看，基督教文化之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的确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反过来，经过元化先生的阐释和生发，它又往往给人以巨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启示。王元化先生这种跨文化比较、中西圆融的思维方法和富有远见的“世界眼光”，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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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30日（农历庚申年十月二十日），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的新式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王元化曾回顾这段历史说：“湖北江陵在长江中游，很早的时候就受到外国传教士的福音传播。当年的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土地扎下根，学习当地的语言，甚至还跟当地的人通婚，就是一个想法，要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认为蒙昧的乡土人家。所以中国近代反而是农村比大城市更多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不仅是牧师，而且是湖北沙市基督教圣公会的第一任中国籍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办了沙市第一所现代的西式基督教学校：美鹏学堂。王元化回忆说，外祖父“除了教授基督教的教义、传播福音之外，还开设了不少科学课程，男女同班，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教学方法。到现在这所西式学堂还是当地的现代教育的先驱”。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年幼时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桂美鹏的接济和影响，成为圣公会的一员。后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教育学。1906年与桂美鹏的女儿桂月华结婚，不久东渡日本教授英语。1910年王芳荃归国，在武昌基督教圣公会所属的文化学堂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获教会派遣到清华学堂教英语。1913年，王芳荃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王芳荃归国后在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早年曾跟随芬兰的传教士学过医，后来被王元化的祖父送往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St. Mary’s Hall）学习。王元化的几个姐妹也都是基督徒，并大多在教会学校毕业。大姐王元霁，燕京大学毕业；二姐王元美，燕京大学毕业；三姐桂碧清，上海幼儿师范毕业；妹妹王元兆，圣约翰大学毕业。
王元化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他多次说过自己曾受过基督教洗礼，从小就是基督徒。他回忆说：自己的家庭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家里也没有祭过祖先或举行过其他封建礼仪。母亲受外祖父的影响，也虔诚信仰基督。她虽然年轻时曾向一位外国传教士的女医生学医，但主要兴趣在文学。1939年，年仅18岁的王元化前往皖南新四军战区慰问，母亲听说他乘坐的轮船遭到日本军人的搜查并逮捕了四个旅客，内心十分忧虑，为儿子作了整整一夜的祈祷。王元化曾经这样追述外祖父和母亲对自己的精神影响：“母亲常常向我们诉说的是，作牧师的外祖父和他的圣公会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师爷们。外祖父的两个妹妹，一个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折磨。另一个则是心肠柔软，极富同情心，往往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脱下陪嫁的金镯去周济穷人。她一见到别人受苦就忍不住流泪，以至于终于哭瞎了双眼……这些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澜。”可以说，王元化青年时代生活在一个既同情革命并有新思想，基督教的善心与士大夫严苛教育相融合的家庭氛围之中。
王元化的妻子张可出身于苏州世家，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1948年3月，在母亲主持下，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慕尔堂（现称“沐恩堂”，位于上海西藏路九江路口）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当年的照片上，新娘张可婚纱上的十字架佩饰十分显眼。晚年的张可因为王元化的关系，与越剧艺术家范瑞娟来往颇多。范瑞娟虽然自己生病，但时常去探望病中的张可，并带去很多好吃的东西。2006年8月6日张可去世，8月12日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追思会。范瑞娟亲来参加，“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王元化语）。
王元化每当谈到张可时，眼睛常常会放出温柔的光来，语调也会变得有点轻。他在为张可逝世撰写的讣告中写道：“虽然在这以前医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的病危，已无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闯过了死亡的关口。她那被病痛折磨得十分羸弱衰竭的躯体，若有神助。”“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能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二
王元化先生在许多著述和谈话场合中，对基督教文化的相关问题表达过具有相当深度的见解。
比如关于现代西方宗教和社会的问题。2002年的时候，王元化曾引用林毓生先生翻译的美国思想家史华兹临终遗笔中的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里的“着迷”，在原来的英文中是“superstition”一词。史华兹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商业主导、追求享受的社会里面。以前那种灵魂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甚至于神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林毓生先生的翻译比较通俗，王元化先生用这句话来针砭我们当代社会的文化弊端。在王元化先生看来，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完全沉迷于物质主义，耽迷于非常肤淺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认为这样的世界不再让人着迷。元化先生认为，一个人比较完整的生活，当然需要物质，同时一定要有精神，也就是情志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就像行尸走肉，就是为了享受，就是为了物质，那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甚至说过，自己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
2006年9月，当听人介绍美国时下各种教派混杂，一个小小的城市伯克莱就汇聚了全世界大部分宗教时，王元化先生说：“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价值评价的混沌之中。史华兹临终的遗笔对这个世界表现了很悲观的情绪。同样的，我对这个世界也非常悲观。”“没有唯一的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要舍弃的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他继续深入发挥道：“如果每一种价值观都成为一个分裂而自足的世界，那么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价值观能干涉我的价值观。刚才你说到的麦克维尔（参加过海湾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他憎恨美国政府的战争行为；反对联邦政府武装围攻大卫教，曾去当地表达对大卫教派的支持。麦克维尔坚信联邦政府严重侵犯了民众的自由，即所谓外在的自由。而他要以自己内在的自由来反抗这个政府。他内心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1995年4月，麦克维尔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城市中心第五街的政府大楼附近引爆炸弹，惨案造成16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其中有十几个幼儿园的儿童。笔者注）就是很典型的一种。他从极端个人主义来定是非。个人就是上帝。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那么多人被他炸死了，等到他被捕判死刑，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不认为有向被害者家属道歉的必要。还唱《不屈》以认为自己选择是对的。”王元化分析说：“个人主义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人讲社群的学说以求平衡，不主张过分发展的一面。极端的个人趋向，对社会就很危险。”
比如关于《圣经》之喻与文化建设的问题。1995年，王元化指出：“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文化，现在更需要的是多做些切实的工作。”在谈到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名词传入中国以来，说的人多，但研究的人少，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宏观阐发海外流行的观点和问题上时，王元化说了一段之后被很多人引述的著名話语：“记得小时候一位学圣品人（基督教牧师）的长辈冯传先姨父对我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这段生动的话语，使得原来的宗教比喻，成了许多有志于文化建设之人的追求目标。
比如关于圣像艺术与时代精神的问题。早在1953年，王元化曾说：“记得去年国外有个艺术工作团到上海，这个团的一位代表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家，相隔约有五个世纪了，但我们认为他们所创作的那些优秀的艺术品，对我们仍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画了一些圣像，难道圣像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么？不是这些圣像对我们有意义，而是他们通过这种形式，真切反映了周围的现实。接着他举出米盖朗琪罗的《大卫》的塑像做例子，他说，《圣经》的内容只是促成艺术家创作的动机，主要的是塑像中所表现的兴奋情绪、战斗的决心、胜利的信念，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表现。这样的艺术品是有着永远的意义的，时间不能洗刷它们。这些作品虽然是从宗教故事中取材，却不像当时许多宣传宗教的作品一样，限制在宗教宣传的狭隘的圈子里，到今天已经完全泯灭，变成了化石和僵尸。”
在讲到对人的评价时，2002年王元化曾回忆说：“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发现冯定（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唯一的副部长。笔者注）的办公室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进了一段插话。他讲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尽艰难困苦，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腹地，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他说这些教士不怕肮脏，竟依照当地风俗，把对方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冯定认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应有这样的精神和勇气……”
在谈到宗教典籍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时，1995年，王元化说：自己在加拿大收到了朋友赠送的两本书，“一本是《死海卷》，另一本是《新旧约》注释本。《死海卷》是记述用希伯来文钞写的旧约圣经被发现的经过。这些写在羊皮纸上的钞本，于20世纪40年代被一个放羊的牧童，在死海旁的昆兰遗址附近的山洞中无意找到，《死海卷》就藏在洞内的一些陶罐中。这里地势险峻，本是人迹罕到之处，牧童为寻找丢失的羊只，攀登悬崖，冒险来此，才偶然发现的。这部旧约圣经钞本，据研究神学的专家考定，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出于一些艾赛尼教派的文人之手。他们从犹太教分裂出来，居住在昆兰遗址的地方。这些钞本的卷数与今本旧约圣经的卷数吻合（仅少去一篇）。它在内容方面被人重视的原因，就在于它保存了后来被罗马教会判定为伪经及通称次经与注疏等部分。这些补史之阙的文字，给研究基督教神学和犹太人历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意义直接关系到西方世界的文明内容。”
比如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问题。1996年，王元化对当时在美国学习的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吴绮幸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研究研究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家的关系”。王元化说：“最近我从杂物中检出了早期的《圣公会报》，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我父母都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徒，仔细阅读这几份报纸，发现了圣公会早期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对于教育和宣传的重视，反清的革命党与圣公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推翻清朝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其中圣公会与革命党的日知会的关系颇可玩味。由于基督教团体认定庚子动乱的原因是民智未开，所以特别重视教育作用。”然而，王元化也提出一个疑问：“20世纪初的基督教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但是到了20年代初，由美国退还庚款兴办的清华大学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反基督教大会，当时陈独秀也有反基督教的强烈言论出现。仅仅数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王元化建议他去查一下有关的资料。后来，吴找到了《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证明了事实是：1922年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隆重召开。由于这次大会在清华园召开，各方来人众多、声势影响太大，以至于引发了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乃至“反基督教运动”。这是基督教学生领袖们始料不及的。该运动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1927年方告平息。听了这些史实情况，王元化顺势将思考引向了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问题。 三
2011年，上海的高考语文卷作文题目是：“犹太大卫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考卷上并没有标明这段话出自哪里，作者是谁。语文教学专家认为，这个题目“大气，有辩证思考，具有哲学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关怀”。实际上，这段话就出自王元化的名著《思辨录》乙辑的“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条。原文是：“有人对样板戏产生了应有的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经历了那场浩劫而对样板戏竟引不起一点感情上的波澜，那才是怪事。据说，犹太大卫王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却反其意说，他要在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他认为，什么都不会毫无痕迹地淹灭；今天迈出的任何一步对于未來都会具有意义。是的，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只有麻木的人才会遗忘。龚自珍作为我国近代史上最为敏感的思想家曾经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人类有历史就是让人不要忘记过去。”《思辨录》的内容成为了上海语文的高考题目，不可不谓其影响之巨大。
学生吴绮幸曾多年受教于王元化先生，他觉得“是不是基督教的一种精神力量也给了王先生活下去的勇气？基督教中耶稣的受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力量，也应该给了王先生以勇气和毅力”。有一次他问了老师王元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应该受到宗教很大影响的了，后来又参加了党，这是不是信仰的一种根本的转变？”王元化回答说：“可以这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没对什么人有崇拜，对鲁迅是有一些崇拜，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并在谈到自己独立不倚的个性时说，“这大概就是跟基督教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1999年，王元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之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的作品，大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所喜爱的。”“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所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从以上所作的梳理来看，基督教文化之于王元化先生的思想，的确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反过来，经过元化先生的阐释和生发，它又往往给人以巨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启示。王元化先生这种跨文化比较、中西圆融的思维方法和富有远见的“世界眼光”，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