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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督工修建特园
我父亲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是民盟创始人之一。
父亲出身雇农，母亲金竹生出身城市贫民，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以前，曾经有一个原配姓何。那个时候农村很偏僻很穷，我父亲就步行从西充走到成都去从军，因为当兵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免交一些税。父亲到成都去当兵一两年回来后，发现何氏已有身孕。在那个年代，如果父亲把何氏休了，就会断送何氏和她腹中胎儿两条命。于是父亲说，我先承认你那个娃儿是我的，你生了以后就带着娃儿去找他生父。父亲思想很先进，他不但救了两条命，而且很理解当时的男女关系。父亲和何氏断了关系，后来才跟我母亲结婚。
当时四川军阀个个都有姨太太，只有两人没有，一个是刘湘，一个是我父亲。我父亲觉得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却不可以，这不平等。所以他对我母亲一直感情专一，从不在外面招花惹草。有时他们军界里的朋友在一起吃饭，当时兴喝花酒，要叫几个姑娘来陪，我父亲就专门找一个又黑又不漂亮的。喝了酒要去看戏，我父亲就事先吩咐勤务兵在半途给他说：太太来了。那个黑姑娘一听，撒腿就跑。母亲每将此事讲给我们听时，都很自豪。
母亲是不认识字的，但是她很有理财的思想。父亲做了铜元局局长后，家里时有客人来吃饭，她就常到厨房去检查，看到山珍海味摆了很多，根本没有人管。她就把它们全部收了起来，说不能够天天这样子铺张浪费了。那么修特园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我父亲当铜元局局长的时候，那些生产中产生的铜渣、煤渣堆积如山。有人就给我母親建议，把这些铜渣、煤渣卖了，我母亲说卖了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叔父当时给我母亲说买国债券，大概赚了点钱，就修了特园。
特园有70亩地，以后慢慢建起十几幢房子，都是我母亲亲自监督施工，她设计不行，但是她会看图，哪个地方不合适她要改，哪个地方施工不好，她要把地撬开重新盖，很有经营头脑。我父亲对这些事向来不管，都是我母亲在经营。特园除了有十几幢房屋，还有苗圃，有稻田，有水牛，在山坡种红苕、胡豆、豌豆这些小春植物。因为父亲是贫农嘛，我母亲嫁给他以后也跟着学会了种地。我们家虽说已经发迹了，但是每天吃饭是两顿稀、一顿干，早晚都吃稀饭，中午才吃干饭。干胡豆，就是蚕豆，炒了以后加水一煮，煮好后加点盐、葱花，就是一个菜；一个藤藤菜凉拌，就这样。晚上就是炒那个面豆，所谓面豆就是把面粉、水和成糊，铺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切成条状，炒一炒就行了。一直到我的哥哥姐姐上大学回来以后，说这样子不行喔，两顿稀饭吃起没有营养喔。我母亲还说：啥叫营养喔，吃饱就了事。家里一直很节俭。
我父亲育有四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偏爱女儿，这有别于当时“重男轻女”的传统。康庄是怎么取的名字呢？我最小一个妹妹叫鲜继康，父亲就给这四幢建筑取名叫“康庄”。第八个妹妹叫鲜继平，他就给另一幢房子取名“平庐”。所以康庄、平庐，是据我两个妹妹的名字取名的。别人家都说严父慈母，我们家是反过来的，是慈父严母。严母就是我母亲，她对我们要求严格，要女孩们吃有吃相，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否则我们就要挨骂。当时范哈儿（范绍增）修了一个上清花园，很漂亮。范哈儿的姨太太多，有些是江浙的名媛、交际花之类。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对我母亲说：她们穿的衣服衩开得长，她们穿不穿裤子啊？我母亲说：胡说！乱说！以后不准说了！
特园在抗战年代受到严密监视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了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各种政府机构、大使馆都涌向重庆。当时可供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很少，特园里都是一幢幢的小洋楼，他们就看上了。像康庄、鲜宅、平庐，坡上还有3幢没有取名字的房子，荷兰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等，有时候都在其中租住过。
那为什么又叫鲜宅了呢？特园本身是一个大建筑群，鲜宅是特园的主体。当时鲜宅到江西会馆，从一条小马路下去，只能骑马或者坐轿。但住鲜宅的外国驻华使节们都是有车阶级，要坐汽车。于是就从上清寺口子上修了一条马路，后来我父亲说，就叫特园路。我二哥干脆弄了个大牌坊，写了两个大字“特园”。这样，我们住家的地方“鲜宅”跟这个“特园”就混起来了.
鲜宅里面有前后花园、鱼池，还有小孩子玩的滑梯、秋千；鲜宅的主体是我父亲的达观楼。鲜宅是特园的主体，达观楼是鲜宅的主体。那么现在保留的康庄呢，是1号 2号一幢楼，实际上是两幢单独的房子，3号、4号的连体。现在十几幢房子里面，就只剩康庄了，还算是保留下来一幢原来的建筑。当时我父亲把康庄还有好多房子都捐给了政府，本来他是要把特园捐了，鲜宅也要捐。董老（董必武）说：你两老还健在，捐了你们往哪儿住呢？等你们不在了，我们要把这里开辟成纪念馆，以后的事情再说。从此以后，好像是地价税还是房价税就免交了。
康庄是大建筑群里面的小建筑群，专门有一条汽车路，因为当时康庄2号是冯玉祥租的，康庄4号是戴笠租的。这个4号是戴笠强行租的，他只是来通知我父亲，说：我要租4号。当时都住满了嘛，父亲说已经有人了。他说：这个你不管，我只通知你一声，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他把4号租了以后，专门用竹篱笆把4号又隔了一圈，然后用黑漆漆了，并且另外开了一个小门，从那里进出。他为什么要强租4号呢？因为4号离特园的主体鲜宅最近，他的任务就是来监视甚至跟踪所有进出特园的人。我先生的一个姐夫曾经到家里面来，出去以后被人追问到特园里面去干什么。那个时候在特园路摆摊的，擦皮鞋的，卖香烟的，都是特务，监视得很厉害。
还有一次，记得我十五六岁，喜欢看电影、话剧啊，尤其是白杨等左派明星演的，还有郭沫若写的《屈原》等作品。后来，我们接到一封信，是重庆警察局来的，信中说，小姐们，你们以后要看电影，看话剧，不用自己来买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给你们送来了。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对头，就没敢告诉父亲。要是我父亲知道，一定会责怪我们要别人送票。所以我们也不敢联系，后来人家告诉我，他们都是有目的的，来给你送票，送啥票哟！就是想从你们那里再了解些情况，好监视你们。 当时监视得很厉害，连我们家的佣人都被买通了。有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准备好要炸特园，因为经常有人在客厅里面开会，国民党的冯玉祥、陈诚、张群、李济深都是些上层人物，共产党方面当然有周恩来、王若飞这些人，还有很多社会贤达。当时一个佣人就说：我去看一下，今天是哪些人在开会。他一看呢，陈诚在里面，国民党特务才没敢去炸。
记得我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给我请了一个国学老师。暑假要完了，他特意给我父亲说：老伯，我今天要走了，我告诉你实话。父亲说：你说啥？他说：我来是有目的的。我是上面派下来的。那我父亲说：你为啥要告诉我呢？他说：我看你老人家，也没啥活动，没有什么不法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告诉你，我也要走了。这说明国民党是想尽办法，对特园进行监视，进行破坏，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园能够保存下来，的确很不容易。
毛主席三顾特园题匾“光明在望”
有一次王若飞来，他看到鲜宅后感叹：哎哟，这么大的房子，不晓得是哪个军阀的。他走进鲜宅，张澜给他介绍，这是鲜英的，于是王若飞就给我父亲赠名“孟尝君”。主要是称赞我父亲好客。张澜很清廉。他当过四川省主席，做过四川大学校长，但是没有财产。他每一次来重庆开国民参政会，都是住在我们家，所以家里一直给他留了一间房子，我们小孩叫它“张老伯房间”。他来呢就住在那里，他如果不在呢，有時候梁漱溟夫妇两个，还有熊十力，也在那里住过。
我父亲和董必武是朋友。武汉失守以后，董必武先到重庆。周恩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董必武就介绍他来特园。当时蒋介石下了手谕，任何公家的地方都不能租给共产党。周恩来很坦诚地对我父亲说：特老，现在我们南方局在重庆没有地方办公，需要开辟一个场所。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这个地方提供给南方局，作为开会的场所？我父亲说：可以啊。周恩来接着又说：那是有风险的哟。我父亲说：一不怕，二愿意。后来南方局就经常在特园开会，我们几乎天天见到周恩来。当时，史良、周恩来他们有的时候来开会，有时时候还办舞会。史良对我父亲说：特老，你把这个场所提供给我们，提供给共产党活动，你的功劳是很大的，贡献很大，但是师母的功劳要有一半哟。史良称我母亲为师母。史良说：你想，每天几十个人进进出出，不说是饭菜，光茶水、烟，师母要不高兴，拖你后腿，你也搞不成喔。这个倒是真话，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懂道理，她信任我父亲。
毛主席来过特园起码有三次。有一天，我后来听父亲说，周恩来或是徐冰陪毛主席来特园拜望父亲他们。于是家里面就把各房间都打扫了一番，就准备迎接毛主席。因为客厅来往的人员太多，最好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张澜住的那个房间在鲜宅的最里面，而且在楼底，所以就到那里去。毛主席第一次来，就是张澜、我父亲、毛主席、周恩来或徐冰四个人，关着门在里面谈了几个小时。毛主席第二次来，我们几个姐妹都见到了。我父亲他们以民盟的名义宴请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毛主席不胜酒力，周恩来能喝。周恩来还专门介绍这是鲜太太酿的枣子酒。吃完饭以后，我们几姐妹拿出准备好的纪念册，跑到客厅里，想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题了“光明在望”。后来冯玉祥又在特园请毛主席赴宴，这是毛主席第三次来特园。第一次密谈，第二次民盟宴请，第三次冯玉祥宴请，这三次是确切的，我确实知道的。至于说有第四次，说张澜请毛主席到鲜宅来，不过那时候我在学校，不了解这情况。
他们在特园谈话的内容，是非常保密的，我们无从知晓。我父亲只有一次对我母亲谈起，他说：毛主席曾经建议，说民盟要不要建军？毛主席说：如果要建军呢，我们愿意帮忙。我父亲他是行伍出身，带过兵打过仗，知道怎么建军。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脱离政界、军界了，他觉得里面太复杂。他一生清心寡欲，很淡泊。所以他想，如果民盟要建军，那担子就要落在他身上。他不愿意，张澜也不愿意。这事情就没有往下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父亲吃饭，红军长征过陕北时，我父亲代表刘湘送了20万块钱给红军。毛主席这一次就是为了感谢我父亲雪中送炭。毛主席说：你当时20万块钱好管用喔，买布匹，买医药，太感谢你了。我父亲说：当时那是应该的。
特园承载的光影岁月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重庆，特园曾受到劫难，康庄的3号、4号楼被炸毁，后又照样修复。1956年，重庆兴建嘉陵江大桥，按规划，桥头公路由鲜宅花园穿过。只因鲜宅为纪念地，为了避开，于是修改设计图纸，公路从桥头弯了一下，从紧挨平庐30米外切断挖开，将特园截为“特园”和“特园路”两部分，两部分之间是公路。
1957年反右扩大化，特园和我们家族都遭逢了巨大转折。我父母1960年迁住北京地安门寓所定居，鲜氏遗族1967年全部迁出特园，寄居储奇门至20世纪80年代才返回。
“文革”期间，特园的主体建筑“达观楼”毁于一场大火，仅残余书房和偏房，故199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特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挂牌在与“达观楼”相距100多米的康庄。2008年5月12日，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特园终于重现当年的风采，康庄被建设成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该馆充分展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的成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它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
（口述者为鲜英之女，现居美国；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工作人员）责任编辑 杨之立
我父亲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是民盟创始人之一。
父亲出身雇农，母亲金竹生出身城市贫民，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以前，曾经有一个原配姓何。那个时候农村很偏僻很穷，我父亲就步行从西充走到成都去从军，因为当兵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免交一些税。父亲到成都去当兵一两年回来后，发现何氏已有身孕。在那个年代，如果父亲把何氏休了，就会断送何氏和她腹中胎儿两条命。于是父亲说，我先承认你那个娃儿是我的，你生了以后就带着娃儿去找他生父。父亲思想很先进，他不但救了两条命，而且很理解当时的男女关系。父亲和何氏断了关系，后来才跟我母亲结婚。
当时四川军阀个个都有姨太太，只有两人没有，一个是刘湘，一个是我父亲。我父亲觉得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却不可以，这不平等。所以他对我母亲一直感情专一，从不在外面招花惹草。有时他们军界里的朋友在一起吃饭，当时兴喝花酒，要叫几个姑娘来陪，我父亲就专门找一个又黑又不漂亮的。喝了酒要去看戏，我父亲就事先吩咐勤务兵在半途给他说：太太来了。那个黑姑娘一听，撒腿就跑。母亲每将此事讲给我们听时，都很自豪。
母亲是不认识字的，但是她很有理财的思想。父亲做了铜元局局长后，家里时有客人来吃饭，她就常到厨房去检查，看到山珍海味摆了很多，根本没有人管。她就把它们全部收了起来，说不能够天天这样子铺张浪费了。那么修特园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我父亲当铜元局局长的时候，那些生产中产生的铜渣、煤渣堆积如山。有人就给我母親建议，把这些铜渣、煤渣卖了，我母亲说卖了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叔父当时给我母亲说买国债券，大概赚了点钱，就修了特园。
特园有70亩地，以后慢慢建起十几幢房子，都是我母亲亲自监督施工，她设计不行，但是她会看图，哪个地方不合适她要改，哪个地方施工不好，她要把地撬开重新盖，很有经营头脑。我父亲对这些事向来不管，都是我母亲在经营。特园除了有十几幢房屋，还有苗圃，有稻田，有水牛，在山坡种红苕、胡豆、豌豆这些小春植物。因为父亲是贫农嘛，我母亲嫁给他以后也跟着学会了种地。我们家虽说已经发迹了，但是每天吃饭是两顿稀、一顿干，早晚都吃稀饭，中午才吃干饭。干胡豆，就是蚕豆，炒了以后加水一煮，煮好后加点盐、葱花，就是一个菜；一个藤藤菜凉拌，就这样。晚上就是炒那个面豆，所谓面豆就是把面粉、水和成糊，铺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切成条状，炒一炒就行了。一直到我的哥哥姐姐上大学回来以后，说这样子不行喔，两顿稀饭吃起没有营养喔。我母亲还说：啥叫营养喔，吃饱就了事。家里一直很节俭。
我父亲育有四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偏爱女儿，这有别于当时“重男轻女”的传统。康庄是怎么取的名字呢？我最小一个妹妹叫鲜继康，父亲就给这四幢建筑取名叫“康庄”。第八个妹妹叫鲜继平，他就给另一幢房子取名“平庐”。所以康庄、平庐，是据我两个妹妹的名字取名的。别人家都说严父慈母，我们家是反过来的，是慈父严母。严母就是我母亲，她对我们要求严格，要女孩们吃有吃相，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否则我们就要挨骂。当时范哈儿（范绍增）修了一个上清花园，很漂亮。范哈儿的姨太太多，有些是江浙的名媛、交际花之类。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对我母亲说：她们穿的衣服衩开得长，她们穿不穿裤子啊？我母亲说：胡说！乱说！以后不准说了！
特园在抗战年代受到严密监视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了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各种政府机构、大使馆都涌向重庆。当时可供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很少，特园里都是一幢幢的小洋楼，他们就看上了。像康庄、鲜宅、平庐，坡上还有3幢没有取名字的房子，荷兰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等，有时候都在其中租住过。
那为什么又叫鲜宅了呢？特园本身是一个大建筑群，鲜宅是特园的主体。当时鲜宅到江西会馆，从一条小马路下去，只能骑马或者坐轿。但住鲜宅的外国驻华使节们都是有车阶级，要坐汽车。于是就从上清寺口子上修了一条马路，后来我父亲说，就叫特园路。我二哥干脆弄了个大牌坊，写了两个大字“特园”。这样，我们住家的地方“鲜宅”跟这个“特园”就混起来了.
鲜宅里面有前后花园、鱼池，还有小孩子玩的滑梯、秋千；鲜宅的主体是我父亲的达观楼。鲜宅是特园的主体，达观楼是鲜宅的主体。那么现在保留的康庄呢，是1号 2号一幢楼，实际上是两幢单独的房子，3号、4号的连体。现在十几幢房子里面，就只剩康庄了，还算是保留下来一幢原来的建筑。当时我父亲把康庄还有好多房子都捐给了政府，本来他是要把特园捐了，鲜宅也要捐。董老（董必武）说：你两老还健在，捐了你们往哪儿住呢？等你们不在了，我们要把这里开辟成纪念馆，以后的事情再说。从此以后，好像是地价税还是房价税就免交了。
康庄是大建筑群里面的小建筑群，专门有一条汽车路，因为当时康庄2号是冯玉祥租的，康庄4号是戴笠租的。这个4号是戴笠强行租的，他只是来通知我父亲，说：我要租4号。当时都住满了嘛，父亲说已经有人了。他说：这个你不管，我只通知你一声，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他把4号租了以后，专门用竹篱笆把4号又隔了一圈，然后用黑漆漆了，并且另外开了一个小门，从那里进出。他为什么要强租4号呢？因为4号离特园的主体鲜宅最近，他的任务就是来监视甚至跟踪所有进出特园的人。我先生的一个姐夫曾经到家里面来，出去以后被人追问到特园里面去干什么。那个时候在特园路摆摊的，擦皮鞋的，卖香烟的，都是特务，监视得很厉害。
还有一次，记得我十五六岁，喜欢看电影、话剧啊，尤其是白杨等左派明星演的，还有郭沫若写的《屈原》等作品。后来，我们接到一封信，是重庆警察局来的，信中说，小姐们，你们以后要看电影，看话剧，不用自己来买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给你们送来了。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对头，就没敢告诉父亲。要是我父亲知道，一定会责怪我们要别人送票。所以我们也不敢联系，后来人家告诉我，他们都是有目的的，来给你送票，送啥票哟！就是想从你们那里再了解些情况，好监视你们。 当时监视得很厉害，连我们家的佣人都被买通了。有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准备好要炸特园，因为经常有人在客厅里面开会，国民党的冯玉祥、陈诚、张群、李济深都是些上层人物，共产党方面当然有周恩来、王若飞这些人，还有很多社会贤达。当时一个佣人就说：我去看一下，今天是哪些人在开会。他一看呢，陈诚在里面，国民党特务才没敢去炸。
记得我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暑假，父亲给我请了一个国学老师。暑假要完了，他特意给我父亲说：老伯，我今天要走了，我告诉你实话。父亲说：你说啥？他说：我来是有目的的。我是上面派下来的。那我父亲说：你为啥要告诉我呢？他说：我看你老人家，也没啥活动，没有什么不法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告诉你，我也要走了。这说明国民党是想尽办法，对特园进行监视，进行破坏，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园能够保存下来，的确很不容易。
毛主席三顾特园题匾“光明在望”
有一次王若飞来，他看到鲜宅后感叹：哎哟，这么大的房子，不晓得是哪个军阀的。他走进鲜宅，张澜给他介绍，这是鲜英的，于是王若飞就给我父亲赠名“孟尝君”。主要是称赞我父亲好客。张澜很清廉。他当过四川省主席，做过四川大学校长，但是没有财产。他每一次来重庆开国民参政会，都是住在我们家，所以家里一直给他留了一间房子，我们小孩叫它“张老伯房间”。他来呢就住在那里，他如果不在呢，有時候梁漱溟夫妇两个，还有熊十力，也在那里住过。
我父亲和董必武是朋友。武汉失守以后，董必武先到重庆。周恩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董必武就介绍他来特园。当时蒋介石下了手谕，任何公家的地方都不能租给共产党。周恩来很坦诚地对我父亲说：特老，现在我们南方局在重庆没有地方办公，需要开辟一个场所。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这个地方提供给南方局，作为开会的场所？我父亲说：可以啊。周恩来接着又说：那是有风险的哟。我父亲说：一不怕，二愿意。后来南方局就经常在特园开会，我们几乎天天见到周恩来。当时，史良、周恩来他们有的时候来开会，有时时候还办舞会。史良对我父亲说：特老，你把这个场所提供给我们，提供给共产党活动，你的功劳是很大的，贡献很大，但是师母的功劳要有一半哟。史良称我母亲为师母。史良说：你想，每天几十个人进进出出，不说是饭菜，光茶水、烟，师母要不高兴，拖你后腿，你也搞不成喔。这个倒是真话，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懂道理，她信任我父亲。
毛主席来过特园起码有三次。有一天，我后来听父亲说，周恩来或是徐冰陪毛主席来特园拜望父亲他们。于是家里面就把各房间都打扫了一番，就准备迎接毛主席。因为客厅来往的人员太多，最好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张澜住的那个房间在鲜宅的最里面，而且在楼底，所以就到那里去。毛主席第一次来，就是张澜、我父亲、毛主席、周恩来或徐冰四个人，关着门在里面谈了几个小时。毛主席第二次来，我们几个姐妹都见到了。我父亲他们以民盟的名义宴请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毛主席不胜酒力，周恩来能喝。周恩来还专门介绍这是鲜太太酿的枣子酒。吃完饭以后，我们几姐妹拿出准备好的纪念册，跑到客厅里，想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题了“光明在望”。后来冯玉祥又在特园请毛主席赴宴，这是毛主席第三次来特园。第一次密谈，第二次民盟宴请，第三次冯玉祥宴请，这三次是确切的，我确实知道的。至于说有第四次，说张澜请毛主席到鲜宅来，不过那时候我在学校，不了解这情况。
他们在特园谈话的内容，是非常保密的，我们无从知晓。我父亲只有一次对我母亲谈起，他说：毛主席曾经建议，说民盟要不要建军？毛主席说：如果要建军呢，我们愿意帮忙。我父亲他是行伍出身，带过兵打过仗，知道怎么建军。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脱离政界、军界了，他觉得里面太复杂。他一生清心寡欲，很淡泊。所以他想，如果民盟要建军，那担子就要落在他身上。他不愿意，张澜也不愿意。这事情就没有往下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父亲吃饭，红军长征过陕北时，我父亲代表刘湘送了20万块钱给红军。毛主席这一次就是为了感谢我父亲雪中送炭。毛主席说：你当时20万块钱好管用喔，买布匹，买医药，太感谢你了。我父亲说：当时那是应该的。
特园承载的光影岁月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重庆，特园曾受到劫难，康庄的3号、4号楼被炸毁，后又照样修复。1956年，重庆兴建嘉陵江大桥，按规划，桥头公路由鲜宅花园穿过。只因鲜宅为纪念地，为了避开，于是修改设计图纸，公路从桥头弯了一下，从紧挨平庐30米外切断挖开，将特园截为“特园”和“特园路”两部分，两部分之间是公路。
1957年反右扩大化，特园和我们家族都遭逢了巨大转折。我父母1960年迁住北京地安门寓所定居，鲜氏遗族1967年全部迁出特园，寄居储奇门至20世纪80年代才返回。
“文革”期间，特园的主体建筑“达观楼”毁于一场大火，仅残余书房和偏房，故199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特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挂牌在与“达观楼”相距100多米的康庄。2008年5月12日，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特园终于重现当年的风采，康庄被建设成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该馆充分展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的成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它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
（口述者为鲜英之女，现居美国；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工作人员）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