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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宇锋 （以下简称李）：姜老，今天请您来，想请您谈谈您给江青做警卫员时的一些事情。
姜宝元 （以下简称姜）：可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了江青的警卫员。1973年6月11日夜里，我在钓鱼台二科警卫值班室值班，接到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让我赶紧找个人替我值班，说李子元的车很快到钓鱼台15号楼来接我，也不让我问去哪儿。我就在楼门口等着，李子元的车过来后，直接把我拉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当时叫向阳厅）总理那儿。
我不知道什么事，李子元也不吭气。当时江青正在和总理谈话，让我在外面稍等一下。后来总理和江青从里面出来，我也不敢主动说话。总理说：“你是小姜吧？你是哪儿的人啊？”我说我是山东黄县人。总理说：“你把江青同志接到钓鱼台去，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你就负责了，你就照顾江青同志上车吧！”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江青原来的警卫员周金铭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敢问。我小声跟总理说：“不行呀，我没干过啊！”总理说：“在实践中学嘛，做好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啊！”
李：这是你私下跟总理说的吗？
姜：我一看不好就赶紧问总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都知道江青非常厉害，没有不训的人，没有不发的火，我们在外面不时听到一些说法，所以都害怕。
从总理那儿把江青接上，一路上我都不敢吭声，连喘气都小心着点。到了钓鱼台东门外，她告诉李子元：过了桥我要散步。进东门下车时，我知道开关车门时不能大声，便慢慢地打开车门，然后用手护着她的头，小心地把她扶下来，然后轻轻地推上车门，她就问：“什么风啊？”我真不知道，就说好像风不大，她说：“不能说风不大，有一点儿风都很厉害地吹人，我最怕贼风。”我就跟着她散步。走到15号楼门前拐弯处，江青开始给我上课：“你知道你担负的任务是多么重要吗？我这个人是专门掌握国际动态的，每天给主席送好多材料，供主席参考。”接着又强调道，“你给我当警卫员，知道你担负的任务多重吗？”
杨银禄 （以下简称杨）：你不敢笑是吧？
姜：不敢笑，因为她挺严肃的。我说：“我没有经验，没干过警卫员工作。” “不要紧，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没有很多事，你就把你的事办好就行了，护士有护士的事，秘书有秘书的事，你就把你的事做好，我每天都要到院里散步，散步前你出来给我看看风。”我对她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好，请您随时批评。”她把眼一瞪，我不敢吭声了，就扶着她进了楼。
杨：那天你睡哪儿了？
姜：我就睡在大周 （周金铭） 屋里。实在睡不着，就坐了一会儿，等天一亮我就出去找人。找到王振荣，他是江青楼的警卫战士，专门在大楼门口值班。他跟我说：“杨秘书和大周因为联系看电影的事，让首长发火了。”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安排刘真暂时担任杨秘书的工作，我替大周担任警卫员。
李：有没有组织上的人正式找你谈话，交代担任江青警卫员的注意事项什么的？
姜：没有。
李：没有正式组织跟你谈话，你就担任了江青的警卫员？
姜：总理交给的任务呀。
杨：总理怎么认识你？应该是有人推荐。
姜：不知道。好像是有人推荐，我估计是老邬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推荐的。可能是江青到了总理那儿，总理打电话给汪东兴，汪东兴打电话给邬吉成，老邬定的人，然后又报告孙守明，又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又报告总理，最后才定的让我去。但这都是推测，我那天接到电话是很突然的。
李：这是第一天，王振荣给你介绍了一些情况，然后呢？
姜：然后就按部就班。凡是江青的警卫工作，出门、开会、散步、看电影、打扑克都是我陪着。她一出门我就跟着，一步也不能离开，一进她住的楼我就不管了，有秘书和护士。从1973年6月12日，一直到1975年底，一年半多的时间。
李：这一年半里，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姜：压力大，压力太大。
李：为什么？
姜：主要是他们 （指工作人员） 老前辈的下场给我深刻的教训。在江青那里，只要有一点儿不高兴，她就会想“他 （她） 一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以及因为工作关系知道江青、了解江青的人心里都害怕。我们后面去的人都看前面的情况，不是进临狱，就是去“五七”干校，这些都是老前辈的脚印，我们去接他们的班，心理压力非常大。
另外，江青总是打主席的旗号，在当时的年代，对主席的崇拜空前高涨，人们尊重毛主席所以对她也很尊重。连总理都说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其实，江青当时要见主席也是要请示的，主席同意了她才能去。我记得有天晚上她说要见主席，主席那里一会儿来电话说“今天不见客”，江青又回电话说：“我不是客，我要见他。”主席处又来电话说：“今天任何人都不见。”她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钓鱼台。
阎长贵 （以下简称阎）：“文革”以前，陶铸夫人曾志说江青到广州去，看文件等是政治局委员待遇。九大上，江青真的成了政治局委员，然而她作为毛主席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比如，她去海南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陪着，她到青岛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李作鹏两个人陪着。老杨，是这样吗？
杨：一点儿不假。
姜：所以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那时候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人民对他无限热爱、无限崇拜，在当时你敢对江青怎么样？在江青身边你敢侍候不好她，一旦她不高兴了，这一辈子就翻不过来身。人们生活在一起，经常见面，不可能没有什么矛盾。在江青身边时间长了，她总会挑你一些毛病，所以你就感到紧张。在她那里如果出了问题，无论回到部队还是地方，人家都会说，“这人是在江青那里犯错误了”。这帽子无形之中给你戴上了，再也摘不下来了。所以到了她那儿以后心里非常紧张，觉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精神疲劳。 李：除了江青本人的地位、身份以及前任警卫人员的下场以外，还有什么因素给您造成了如此大的压力？
姜：江青的疑心。她疑心特别大。有一次江青到天津，住在迎宾馆。她说坐车坐累了，想打打桥牌。3号楼一个服务员，见到江青特别热情。江青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儿工作呀？”那个服务员回答以后，又说：“首长啊，我见了你感到很亲切，就像见长辈一样。你住我们这里我非常非常高兴。”江青问：“你们这个楼谁住过？”她说：“3号楼陈伯达住过。他晚上不睡觉就看片子，什么片子都有，外国的，中国的，还有床上的镜头，看了好多电影，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江青就不高兴了。我对服务员说，你赶紧走吧。服务员一看她生气了，吓得赶紧走了。那次江青没住可以放电影、打牌的3号楼，住的是主席住的1号楼。江青告诉当时的负责人说：“把这个人赶紧给我弄走！她是个特务，探察首长活动动向，这个人不能在这个宾馆里，这么严肃的场所她怎么能在这儿呢？把陈伯达的事到处说，我的事她也会到处去说。立即调走！去劳动改造。”后来这个负责人向汪主任打电话请示，汪主任心里有数，他说你们根据情况，江青在这住的时候，不要叫这个服务员再露面了。以后就把她调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干后勤，没处理。
由此吸取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话得把握分寸。在江青面前你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我们当时也这样，她问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能什么都说，她不是光听你的汇报，有时候你说的话她会转个弯去想到别的。
李：江青对警卫工作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她给没给你提出什么特殊的条件？
姜：江青的警卫工作是按照副总理，即二级的级别来部署的。二级包括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她参加会议和活动时，除了自己的车外，还有随车，随车有武装，去现场（比如到市里哪个公园）前，先通知市公安局去人，布好现场警卫，包括制高点的控制，然后她才去；坐火车外出的话，挂一节高级包厢，叫公务车。
杨：江青不是，她是专列，我跟她出去好几次，都是坐的专列。到八达岭、青岛、上海都是专列。她坐火车行动，就是一级警卫了。
姜：江青说要到大寨去，我们报告汪主任，调专列还是调飞机，汪主任给她安排。我在的期间，她很少坐飞机。
杨：我在的时候她常坐飞机，到上海、广东、青岛都是坐飞机。
姜：因为主席有交代“我家里一切的事由东兴同志负责”，我们都是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安排，包括通知外地，安排警卫工作、随车等。
李：江青对你有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警卫要求？
姜：江青本人一般不管这些事，跟我没提过类似要求。但我知道她向中央提过一次要求。主席去世以后，江青突然提出要坐保险车 （防弹车），一般她都坐普通红旗，政治局一级的都坐普通红旗。后来她到清华大学200号基地去搞调查研究，到昌平一带摘苹果，都坐的是保险车。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她的警卫员了，只跟随车。警卫员大周在她身边，她让司机加油快跑，从昌平到北京车速飞快。当时我有点纳闷，感觉有点反常。
李：在担任江青警卫员时期有没有遇到紧急情况？
姜：没有，因为我们是最后一道防卫，我们内部都很安全。警卫工作都是提前布置好，中央的领导才到现场，如果没布置好，我们原则上不同意首长到现场。警卫工作是七分保密，三分警卫，所以要提前把工作做好，而且要绝对保密。外出都提前准备好了，该清场的清场，人员该审查的审查，这些工作都提前做好，我们跟着她进去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再出问题，那就完了。
李：按一般人的想象，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不管是国外的间谍、国内的特务预谋的暗杀，还是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报复”，甚至党内政敌的“阴谋诡计”，江青肯定算“重量级目标”啊！她自己不也老说这个是特务那个是监视她的吗？当时所有这些“敌对势力”，从你这个角度，听没听说过有没有谁试图威胁过她的生命安全？
姜：我没有听说过。
李：你从来没听说国外的某个间谍机构、国民党派人谋害江青？
姜：没有。江青主要在国内活动，范围很小，不到国际上去活动，她主要就是钓鱼台、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李：当时要防范的对象是拦车告状，还有人就想上车跟首长握个手，照个相，这种情况有吗？
姜：拦车告状没有，我在当警卫员时，江青没有遇到，但是突然出来与她握手的情况遇到过。她到外面见群众，人都特别多，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江青在过道走，有一个人挺激动的，突然出来要和江青握手，当时别人就把他拉开了。
李：江青本人对这种事是什么态度？
姜：那天拉开那人，江青问那人干什么的，我说：“没看清，咱们赶紧走吧，别有什么事。”她就走了。
阎：关于群众拦江青的车的事我倒遇到过两次。那都是在“文革”初期。1967年4月中旬，警卫员孙立志因检查出肝炎离开了，警卫局换了一个姓杨的同志给江青当警卫员，只一天时间，江青就不满意，对我说：“我怕见生人，你代几天警卫员吧！”我说：“我一天兵没当过，没有一点儿警卫知识啊。”江青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我出去嘛！”我不能拒绝，就当了半个月的警卫员。其间，有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走到府右街中南海北边西门口的时候，忘记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就趴在江青车上了，可能上访什么的。
李：当时可能是要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
阎：当时路线警卫马上把这个人拉开了。这是一次。
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规定，不准开车门，不准下车，能走赶紧走。
阎：再一次就是1967年4月20日，那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下午开完会以后，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去看郭沫若，因为郭老的儿子自杀了。车队走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附近，群众很多，要见首长，都拥到江青车前面了，总理跟江青坐一个车，他对我说，你下去看看轧没轧到人。江青没表态，我坐在前面，下车方便，就下车了。外面是警卫局的人，跟我说：“警卫员是不能离开首长的，你不能下来！”我不知道这条，说是总理让我下来的。当时陈伯达也从他的车上下来了，后来我和陈伯达一起坐车赶到郭老家。 姜：就是碰到人也得赶紧走，事情有后面的人处理。
李：这就是内行和外行的区别。你做江青警卫员之前，她认识你吗？
姜：认识，因为我跟着她出过几次差。一开始不是我，是高秀臣。有一次，在北戴河碣石山看日出，江青要上几个台阶，高秀臣就往上架她，劲太大了，把江青弄疼了，她火了，“你弄得我这么疼！”江青再去出差时，二处又选高秀臣去，江青绝对不要，说： “这个人不能用，心眼太狠，对人太狠，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还这样对待我，对待别人可想而知了，必须立即调走，不要。”这样高秀臣就复员，回到山东去了。
阎：江青还是有话语权的。
姜：谁也不敢呛她的茬。但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厉害”。有一天她吃完饭，问我： “姜宝元，你来，你学过武打吗？”我说学过，我们部队都练。她问练的什么拳？我说练的是擒敌拳。她说你会吗？我说我会啊，我练过好几年呢。我问她你想看吗？我练给你看看。就在她的大厅哩噼里啪啦地打起来了。她说：“哎哟，练得还行啊！”笑了笑。江青也不是光坏，她高兴的时候也挺好的。而且，江青非常聪明，看东西，反应问题特别灵敏。
阎：毛主席“文革”前就讲她看问题尖锐。
姜：江青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没有分配她具体工作，江青在主席面前抱怨，我现在是个闲人，没有工作。主席说：“不能说你没有工作，你是观察掌管国内外的动态，这不是大工作嘛。”
有一年，她看到 《大众日报》 登了一个消息，南方的龙井茶树在沂蒙山区安家落户了。她一看就高兴得不得了，就给汪东兴打电话，从浙江选了六棵大茶树，栽到钓鱼台的大草坪里，说要解决钓鱼台、中南海和大会堂开会时领导人喝茶的问题，还调了几个茶农转到我们警卫团当兵。结果今天死几个枝，明天死几个枝，她一看不好就搭起一个棚子，挡风避寒，也不行，后来又运回去了，茶农也回去了。
李：江青对武则天评价很高？
姜：是，江青还跟我们讲过武则天，说男女要平等，我们新社会现在还有不平等现象。她说，中国妇女向来是最底层的，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男人的压迫。古代那些帝王将相一个人霸占了那么多妇女，男人逛妓院，找情人，一点儿错误没有，女人一出格就不得了，这是对妇女的压迫。她对武则天是很佩服的。在她眼里，中国妇女最杰出的人物就是武则天，她说：“慈禧太后虽然掌握政权，但是她没称帝，唯独武则天称帝。”
阎：谭震林在1967年2月17日给林彪的信中写道：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当时毛主席对这句话有什么反应，现在还不知道。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要是武则天就好了。”后来李讷跟江青吵架，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还说：“武则天还有两个人支持，谁支持你啊？”
阎：毛主席深知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姜：关键是主席卡得很严。主席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我了解江青。”
李：你能谈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吗？
姜：对这个问题我谈谈我看到的几件事情。1974年，有一次江青到小靳庄见群众，王曼恬 （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陪同。江青说：“小靳庄是我抓的点，我通过你们把经验向全国推广。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该村有个妇女姓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江青说：“你不要叫这个名字了，我给你改个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暗示克周总理。
李：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那时候从你的角度观察，江青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姜：江青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忙着“放火烧荒”，派老邬等几个人到处送材料，所谓送材料就是“点火”。我做警卫员期间，除了那次在小靳庄说“用咱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她没有在公开的群众场合点过总理的名。
李：1973年年底政治局开会就开始批总理。当时你们周围议论不议论批总理的事情？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
姜：里面的事就不知道了，会场我进不去。她情绪上比较兴奋，有时候吃了安眠药进去睡觉了，我们心想这下也该休息休息了。谁知她一会儿又打铃，要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查材料，又打电话给“梁效” （指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写作班子的笔名） 的头，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现象。
李：总理后来去江青那里多吗？
姜：不多，身体也不行了。总理1973年在305医院动的手术，基本上没有活动了。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听到消息以后，天不亮，江青赶紧就坐车去看总理，那时候总理瘦得不像样子了，大胡子，满脸都是老年斑。那时候大周已经回到江青身边了，我是随车警卫。
李：在你当警卫员的时候江青去医院看过总理吗？
姜：去过。305医院后面有专门的一栋房子，我们没进去。江青自己进去的，总理在里面接见她，我们在车库里等着，时间也不长，有半个小时。总理只要身体允许，都坚持送她到车库，我们有时候能见他一面。
李：江青平时见其他领导人多吗？见他们之前，从你工作这个角度，有没有安全警卫方面的要求，比如不能带什么？
姜：原来有要求不能带什么，但是比较熟悉的，比如浩亮、刘庆棠、于会泳，就没那么严格。这些人见江青有一条，不在她住的10号楼见，都在17号楼，那是看电影和活动的地方。
李：来见的人还有谁？
姜：文化组的就这些，还有王海容、唐闻生、毛远新。谢静宜、迟群也见过，不多。王洪文一般也很少去江青住的楼，张春桥、姚文元去得多些。
李：除了这些人，其他像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来得多吗？
姜：不叫不来。吴桂贤也不敢去，其实吴桂贤住在11号楼 （江青1967—1968年住的楼），江青住在10号楼。为什么吴桂贤住在11号楼呢？因为她丈夫来了，领着孩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在11号楼后面的小树林那玩耍，江青正好出来散步，经过11号楼门口要拐过去。她一看到，就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钓鱼台有孩子呀？”我就告诉她这是吴桂贤的家属，“哎呀，钓鱼台怎么能住家属呢？”她直接到11号楼，正好吴桂贤也在家，服务员报告，吴桂贤慌慌张张从楼上下来，“江青同志来了，你到客厅坐一会儿吧！”江青张口就说：“钓鱼台是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中央负责同志活动的场所，不能住家属和孩子。”吴桂贤说不上话了：“是组织上面安排住这儿的，不是我要求住在这儿的。”“不行，这个地方不能住家属和孩子。”江青谈完话以后，吴桂贤很快就把孩子和家属弄到京西宾馆去了。
李：江青那段见没见过她的亲戚？
姜：没有，据说她有个姐姐，叫李云露，我从来没见过。
李：那时候她见的家里人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毛远新了吧？
姜：那是“文革”后期了，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而且还在10号楼住过，一开始王海容和唐闻生去得比较多，后来毛远新来了，就代替她们两个了，有什么事他经常到江青那里。
李：江青实际上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人很少是吧？
姜：很少。因为她本身不能见生人，有事我叫你来可以，有事你找我不行，她总说，“有总理嘛，有小平嘛。”再者她管的范围比较小，她曾经说过：“我这几年给主席观察国际国内的动态，看大参考。”有时候一天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拿大红笔划，划完以后通过机要交通送到主席那儿，然后就打电话给张玉凤： “这个一定要给主席看啊。”有时候她问：“给主席提供的消息，主席看了没有？”张玉凤来电话说：“主席圈阅了。”“没说别的吧？”“没说。”
（选自《百年潮》2014年第4期）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宇锋 （以下简称李）：姜老，今天请您来，想请您谈谈您给江青做警卫员时的一些事情。
姜宝元 （以下简称姜）：可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了江青的警卫员。1973年6月11日夜里，我在钓鱼台二科警卫值班室值班，接到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让我赶紧找个人替我值班，说李子元的车很快到钓鱼台15号楼来接我，也不让我问去哪儿。我就在楼门口等着，李子元的车过来后，直接把我拉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当时叫向阳厅）总理那儿。
我不知道什么事，李子元也不吭气。当时江青正在和总理谈话，让我在外面稍等一下。后来总理和江青从里面出来，我也不敢主动说话。总理说：“你是小姜吧？你是哪儿的人啊？”我说我是山东黄县人。总理说：“你把江青同志接到钓鱼台去，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你就负责了，你就照顾江青同志上车吧！”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江青原来的警卫员周金铭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敢问。我小声跟总理说：“不行呀，我没干过啊！”总理说：“在实践中学嘛，做好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啊！”
李：这是你私下跟总理说的吗？
姜：我一看不好就赶紧问总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都知道江青非常厉害，没有不训的人，没有不发的火，我们在外面不时听到一些说法，所以都害怕。
从总理那儿把江青接上，一路上我都不敢吭声，连喘气都小心着点。到了钓鱼台东门外，她告诉李子元：过了桥我要散步。进东门下车时，我知道开关车门时不能大声，便慢慢地打开车门，然后用手护着她的头，小心地把她扶下来，然后轻轻地推上车门，她就问：“什么风啊？”我真不知道，就说好像风不大，她说：“不能说风不大，有一点儿风都很厉害地吹人，我最怕贼风。”我就跟着她散步。走到15号楼门前拐弯处，江青开始给我上课：“你知道你担负的任务是多么重要吗？我这个人是专门掌握国际动态的，每天给主席送好多材料，供主席参考。”接着又强调道，“你给我当警卫员，知道你担负的任务多重吗？”
杨银禄 （以下简称杨）：你不敢笑是吧？
姜：不敢笑，因为她挺严肃的。我说：“我没有经验，没干过警卫员工作。” “不要紧，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没有很多事，你就把你的事办好就行了，护士有护士的事，秘书有秘书的事，你就把你的事做好，我每天都要到院里散步，散步前你出来给我看看风。”我对她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好，请您随时批评。”她把眼一瞪，我不敢吭声了，就扶着她进了楼。
杨：那天你睡哪儿了？
姜：我就睡在大周 （周金铭） 屋里。实在睡不着，就坐了一会儿，等天一亮我就出去找人。找到王振荣，他是江青楼的警卫战士，专门在大楼门口值班。他跟我说：“杨秘书和大周因为联系看电影的事，让首长发火了。”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安排刘真暂时担任杨秘书的工作，我替大周担任警卫员。
李：有没有组织上的人正式找你谈话，交代担任江青警卫员的注意事项什么的？
姜：没有。
李：没有正式组织跟你谈话，你就担任了江青的警卫员？
姜：总理交给的任务呀。
杨：总理怎么认识你？应该是有人推荐。
姜：不知道。好像是有人推荐，我估计是老邬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推荐的。可能是江青到了总理那儿，总理打电话给汪东兴，汪东兴打电话给邬吉成，老邬定的人，然后又报告孙守明，又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又报告总理，最后才定的让我去。但这都是推测，我那天接到电话是很突然的。
李：这是第一天，王振荣给你介绍了一些情况，然后呢？
姜：然后就按部就班。凡是江青的警卫工作，出门、开会、散步、看电影、打扑克都是我陪着。她一出门我就跟着，一步也不能离开，一进她住的楼我就不管了，有秘书和护士。从1973年6月12日，一直到1975年底，一年半多的时间。
李：这一年半里，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姜：压力大，压力太大。
李：为什么？
姜：主要是他们 （指工作人员） 老前辈的下场给我深刻的教训。在江青那里，只要有一点儿不高兴，她就会想“他 （她） 一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以及因为工作关系知道江青、了解江青的人心里都害怕。我们后面去的人都看前面的情况，不是进临狱，就是去“五七”干校，这些都是老前辈的脚印，我们去接他们的班，心理压力非常大。
另外，江青总是打主席的旗号，在当时的年代，对主席的崇拜空前高涨，人们尊重毛主席所以对她也很尊重。连总理都说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其实，江青当时要见主席也是要请示的，主席同意了她才能去。我记得有天晚上她说要见主席，主席那里一会儿来电话说“今天不见客”，江青又回电话说：“我不是客，我要见他。”主席处又来电话说：“今天任何人都不见。”她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钓鱼台。
阎长贵 （以下简称阎）：“文革”以前，陶铸夫人曾志说江青到广州去，看文件等是政治局委员待遇。九大上，江青真的成了政治局委员，然而她作为毛主席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比如，她去海南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陪着，她到青岛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李作鹏两个人陪着。老杨，是这样吗？
杨：一点儿不假。
姜：所以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那时候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人民对他无限热爱、无限崇拜，在当时你敢对江青怎么样？在江青身边你敢侍候不好她，一旦她不高兴了，这一辈子就翻不过来身。人们生活在一起，经常见面，不可能没有什么矛盾。在江青身边时间长了，她总会挑你一些毛病，所以你就感到紧张。在她那里如果出了问题，无论回到部队还是地方，人家都会说，“这人是在江青那里犯错误了”。这帽子无形之中给你戴上了，再也摘不下来了。所以到了她那儿以后心里非常紧张，觉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精神疲劳。 李：除了江青本人的地位、身份以及前任警卫人员的下场以外，还有什么因素给您造成了如此大的压力？
姜：江青的疑心。她疑心特别大。有一次江青到天津，住在迎宾馆。她说坐车坐累了，想打打桥牌。3号楼一个服务员，见到江青特别热情。江青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儿工作呀？”那个服务员回答以后，又说：“首长啊，我见了你感到很亲切，就像见长辈一样。你住我们这里我非常非常高兴。”江青问：“你们这个楼谁住过？”她说：“3号楼陈伯达住过。他晚上不睡觉就看片子，什么片子都有，外国的，中国的，还有床上的镜头，看了好多电影，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江青就不高兴了。我对服务员说，你赶紧走吧。服务员一看她生气了，吓得赶紧走了。那次江青没住可以放电影、打牌的3号楼，住的是主席住的1号楼。江青告诉当时的负责人说：“把这个人赶紧给我弄走！她是个特务，探察首长活动动向，这个人不能在这个宾馆里，这么严肃的场所她怎么能在这儿呢？把陈伯达的事到处说，我的事她也会到处去说。立即调走！去劳动改造。”后来这个负责人向汪主任打电话请示，汪主任心里有数，他说你们根据情况，江青在这住的时候，不要叫这个服务员再露面了。以后就把她调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干后勤，没处理。
由此吸取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话得把握分寸。在江青面前你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我们当时也这样，她问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能什么都说，她不是光听你的汇报，有时候你说的话她会转个弯去想到别的。
李：江青对警卫工作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她给没给你提出什么特殊的条件？
姜：江青的警卫工作是按照副总理，即二级的级别来部署的。二级包括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她参加会议和活动时，除了自己的车外，还有随车，随车有武装，去现场（比如到市里哪个公园）前，先通知市公安局去人，布好现场警卫，包括制高点的控制，然后她才去；坐火车外出的话，挂一节高级包厢，叫公务车。
杨：江青不是，她是专列，我跟她出去好几次，都是坐的专列。到八达岭、青岛、上海都是专列。她坐火车行动，就是一级警卫了。
姜：江青说要到大寨去，我们报告汪主任，调专列还是调飞机，汪主任给她安排。我在的期间，她很少坐飞机。
杨：我在的时候她常坐飞机，到上海、广东、青岛都是坐飞机。
姜：因为主席有交代“我家里一切的事由东兴同志负责”，我们都是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安排，包括通知外地，安排警卫工作、随车等。
李：江青对你有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警卫要求？
姜：江青本人一般不管这些事，跟我没提过类似要求。但我知道她向中央提过一次要求。主席去世以后，江青突然提出要坐保险车 （防弹车），一般她都坐普通红旗，政治局一级的都坐普通红旗。后来她到清华大学200号基地去搞调查研究，到昌平一带摘苹果，都坐的是保险车。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她的警卫员了，只跟随车。警卫员大周在她身边，她让司机加油快跑，从昌平到北京车速飞快。当时我有点纳闷，感觉有点反常。
李：在担任江青警卫员时期有没有遇到紧急情况？
姜：没有，因为我们是最后一道防卫，我们内部都很安全。警卫工作都是提前布置好，中央的领导才到现场，如果没布置好，我们原则上不同意首长到现场。警卫工作是七分保密，三分警卫，所以要提前把工作做好，而且要绝对保密。外出都提前准备好了，该清场的清场，人员该审查的审查，这些工作都提前做好，我们跟着她进去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再出问题，那就完了。
李：按一般人的想象，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不管是国外的间谍、国内的特务预谋的暗杀，还是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报复”，甚至党内政敌的“阴谋诡计”，江青肯定算“重量级目标”啊！她自己不也老说这个是特务那个是监视她的吗？当时所有这些“敌对势力”，从你这个角度，听没听说过有没有谁试图威胁过她的生命安全？
姜：我没有听说过。
李：你从来没听说国外的某个间谍机构、国民党派人谋害江青？
姜：没有。江青主要在国内活动，范围很小，不到国际上去活动，她主要就是钓鱼台、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李：当时要防范的对象是拦车告状，还有人就想上车跟首长握个手，照个相，这种情况有吗？
姜：拦车告状没有，我在当警卫员时，江青没有遇到，但是突然出来与她握手的情况遇到过。她到外面见群众，人都特别多，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江青在过道走，有一个人挺激动的，突然出来要和江青握手，当时别人就把他拉开了。
李：江青本人对这种事是什么态度？
姜：那天拉开那人，江青问那人干什么的，我说：“没看清，咱们赶紧走吧，别有什么事。”她就走了。
阎：关于群众拦江青的车的事我倒遇到过两次。那都是在“文革”初期。1967年4月中旬，警卫员孙立志因检查出肝炎离开了，警卫局换了一个姓杨的同志给江青当警卫员，只一天时间，江青就不满意，对我说：“我怕见生人，你代几天警卫员吧！”我说：“我一天兵没当过，没有一点儿警卫知识啊。”江青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我出去嘛！”我不能拒绝，就当了半个月的警卫员。其间，有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走到府右街中南海北边西门口的时候，忘记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就趴在江青车上了，可能上访什么的。
李：当时可能是要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
阎：当时路线警卫马上把这个人拉开了。这是一次。
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规定，不准开车门，不准下车，能走赶紧走。
阎：再一次就是1967年4月20日，那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下午开完会以后，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去看郭沫若，因为郭老的儿子自杀了。车队走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附近，群众很多，要见首长，都拥到江青车前面了，总理跟江青坐一个车，他对我说，你下去看看轧没轧到人。江青没表态，我坐在前面，下车方便，就下车了。外面是警卫局的人，跟我说：“警卫员是不能离开首长的，你不能下来！”我不知道这条，说是总理让我下来的。当时陈伯达也从他的车上下来了，后来我和陈伯达一起坐车赶到郭老家。 姜：就是碰到人也得赶紧走，事情有后面的人处理。
李：这就是内行和外行的区别。你做江青警卫员之前，她认识你吗？
姜：认识，因为我跟着她出过几次差。一开始不是我，是高秀臣。有一次，在北戴河碣石山看日出，江青要上几个台阶，高秀臣就往上架她，劲太大了，把江青弄疼了，她火了，“你弄得我这么疼！”江青再去出差时，二处又选高秀臣去，江青绝对不要，说： “这个人不能用，心眼太狠，对人太狠，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还这样对待我，对待别人可想而知了，必须立即调走，不要。”这样高秀臣就复员，回到山东去了。
阎：江青还是有话语权的。
姜：谁也不敢呛她的茬。但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厉害”。有一天她吃完饭，问我： “姜宝元，你来，你学过武打吗？”我说学过，我们部队都练。她问练的什么拳？我说练的是擒敌拳。她说你会吗？我说我会啊，我练过好几年呢。我问她你想看吗？我练给你看看。就在她的大厅哩噼里啪啦地打起来了。她说：“哎哟，练得还行啊！”笑了笑。江青也不是光坏，她高兴的时候也挺好的。而且，江青非常聪明，看东西，反应问题特别灵敏。
阎：毛主席“文革”前就讲她看问题尖锐。
姜：江青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没有分配她具体工作，江青在主席面前抱怨，我现在是个闲人，没有工作。主席说：“不能说你没有工作，你是观察掌管国内外的动态，这不是大工作嘛。”
有一年，她看到 《大众日报》 登了一个消息，南方的龙井茶树在沂蒙山区安家落户了。她一看就高兴得不得了，就给汪东兴打电话，从浙江选了六棵大茶树，栽到钓鱼台的大草坪里，说要解决钓鱼台、中南海和大会堂开会时领导人喝茶的问题，还调了几个茶农转到我们警卫团当兵。结果今天死几个枝，明天死几个枝，她一看不好就搭起一个棚子，挡风避寒，也不行，后来又运回去了，茶农也回去了。
李：江青对武则天评价很高？
姜：是，江青还跟我们讲过武则天，说男女要平等，我们新社会现在还有不平等现象。她说，中国妇女向来是最底层的，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男人的压迫。古代那些帝王将相一个人霸占了那么多妇女，男人逛妓院，找情人，一点儿错误没有，女人一出格就不得了，这是对妇女的压迫。她对武则天是很佩服的。在她眼里，中国妇女最杰出的人物就是武则天，她说：“慈禧太后虽然掌握政权，但是她没称帝，唯独武则天称帝。”
阎：谭震林在1967年2月17日给林彪的信中写道：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当时毛主席对这句话有什么反应，现在还不知道。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要是武则天就好了。”后来李讷跟江青吵架，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还说：“武则天还有两个人支持，谁支持你啊？”
阎：毛主席深知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姜：关键是主席卡得很严。主席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我了解江青。”
李：你能谈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吗？
姜：对这个问题我谈谈我看到的几件事情。1974年，有一次江青到小靳庄见群众，王曼恬 （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陪同。江青说：“小靳庄是我抓的点，我通过你们把经验向全国推广。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该村有个妇女姓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江青说：“你不要叫这个名字了，我给你改个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暗示克周总理。
李：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那时候从你的角度观察，江青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姜：江青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忙着“放火烧荒”，派老邬等几个人到处送材料，所谓送材料就是“点火”。我做警卫员期间，除了那次在小靳庄说“用咱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她没有在公开的群众场合点过总理的名。
李：1973年年底政治局开会就开始批总理。当时你们周围议论不议论批总理的事情？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
姜：里面的事就不知道了，会场我进不去。她情绪上比较兴奋，有时候吃了安眠药进去睡觉了，我们心想这下也该休息休息了。谁知她一会儿又打铃，要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查材料，又打电话给“梁效” （指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写作班子的笔名） 的头，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现象。
李：总理后来去江青那里多吗？
姜：不多，身体也不行了。总理1973年在305医院动的手术，基本上没有活动了。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听到消息以后，天不亮，江青赶紧就坐车去看总理，那时候总理瘦得不像样子了，大胡子，满脸都是老年斑。那时候大周已经回到江青身边了，我是随车警卫。
李：在你当警卫员的时候江青去医院看过总理吗？
姜：去过。305医院后面有专门的一栋房子，我们没进去。江青自己进去的，总理在里面接见她，我们在车库里等着，时间也不长，有半个小时。总理只要身体允许，都坚持送她到车库，我们有时候能见他一面。
李：江青平时见其他领导人多吗？见他们之前，从你工作这个角度，有没有安全警卫方面的要求，比如不能带什么？
姜：原来有要求不能带什么，但是比较熟悉的，比如浩亮、刘庆棠、于会泳，就没那么严格。这些人见江青有一条，不在她住的10号楼见，都在17号楼，那是看电影和活动的地方。
李：来见的人还有谁？
姜：文化组的就这些，还有王海容、唐闻生、毛远新。谢静宜、迟群也见过，不多。王洪文一般也很少去江青住的楼，张春桥、姚文元去得多些。
李：除了这些人，其他像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来得多吗？
姜：不叫不来。吴桂贤也不敢去，其实吴桂贤住在11号楼 （江青1967—1968年住的楼），江青住在10号楼。为什么吴桂贤住在11号楼呢？因为她丈夫来了，领着孩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在11号楼后面的小树林那玩耍，江青正好出来散步，经过11号楼门口要拐过去。她一看到，就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钓鱼台有孩子呀？”我就告诉她这是吴桂贤的家属，“哎呀，钓鱼台怎么能住家属呢？”她直接到11号楼，正好吴桂贤也在家，服务员报告，吴桂贤慌慌张张从楼上下来，“江青同志来了，你到客厅坐一会儿吧！”江青张口就说：“钓鱼台是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中央负责同志活动的场所，不能住家属和孩子。”吴桂贤说不上话了：“是组织上面安排住这儿的，不是我要求住在这儿的。”“不行，这个地方不能住家属和孩子。”江青谈完话以后，吴桂贤很快就把孩子和家属弄到京西宾馆去了。
李：江青那段见没见过她的亲戚？
姜：没有，据说她有个姐姐，叫李云露，我从来没见过。
李：那时候她见的家里人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毛远新了吧？
姜：那是“文革”后期了，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而且还在10号楼住过，一开始王海容和唐闻生去得比较多，后来毛远新来了，就代替她们两个了，有什么事他经常到江青那里。
李：江青实际上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人很少是吧？
姜：很少。因为她本身不能见生人，有事我叫你来可以，有事你找我不行，她总说，“有总理嘛，有小平嘛。”再者她管的范围比较小，她曾经说过：“我这几年给主席观察国际国内的动态，看大参考。”有时候一天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拿大红笔划，划完以后通过机要交通送到主席那儿，然后就打电话给张玉凤： “这个一定要给主席看啊。”有时候她问：“给主席提供的消息，主席看了没有？”张玉凤来电话说：“主席圈阅了。”“没说别的吧？”“没说。”
（选自《百年潮》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