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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评述和批判，初步形成了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基本轮廓。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为核心阐释了他的劳动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劳动对人的生成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在劳动中获得生存，在劳动中摆脱剥削和在劳动中获得发展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劳动；获得；生存；剥削；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34-02
一、在劳动中获得生存
首先想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生存”，仅仅是指人类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生理发展需要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也就是满足基本生活层次上的生存。即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获得感一词，内涵丰富，看似与幸福感相近，但却与幸福感有别。因为“获得感”重在基于具体的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产生的一种具体的拥有体验，重点强调经济基础的储备或者丰厚程度，即是对经济基础的保障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身非常突出“实践”这一中心，而且还对实践概念进行了范围的扩大，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特别强调的经济实践，毕竟以往的研究更加集中于伦理实践或道德实践方面，而经济实践恰恰是伦理实践和道德实践的根基，所以需要在劳动实践中寻求经济基础的保障，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和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都体现为生活其中的民众为了寻求生存资料的满足而在劳动实践中努力付出的过程。
在笔记I的工资部分中，马克思提到“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1]。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所处境况的真实写照。与资本家处于敌对状态的工人，要想获得基本的生存，则必须要有想获得能够养家糊口的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要进行劳动，因为，在工人这里，资本、地租和劳动根本就是处于一种完全分离的状态，那么这种分离对工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毕竟，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本就应该属于工人，但是“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2]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能够支撑自己存活下来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而恰恰就是这部分，则也必须是工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在劳动中进行实践而获得。而这一部分，不仅他人无法替代，而且劳动主体必须投入到劳动中，因为在当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本身在已经备受压迫的境况之下如果姑且只得到从劳动产品中让位出来的微小部分，所以工人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自己终将被他人所取代。
而盡管这种在劳动中求生的工人自有他们生活的艰辛，但是，笔者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工人在劳动中获取生存资料的这样一种单向事实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状态下的我国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契合关系，尽管其在劳动中的投入状态和主动程度都有着极大的反差，毕竟这是由最根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因为无论在哪种状态之下，我们不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里，我们姑且将“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本身对平均主义的推翻和对公平正义的体现放到一边，劳动主体内化进整个劳动实践并从中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的事实，则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生活轨迹。
但是，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相比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状态下的我们而言，看似很像，但其实那时的工人却比现代的我们更多了些无助和无奈，我们起码除了劳动，还有其他的诸如资本和技术等蕴含劳动成分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存资料的获取，而对于他们，要想生存，则只能也必须依靠劳动。
而“按劳分配”理论的思想根源终究还是要追溯到马克思，尽管“按劳分配”的这一名词的提法是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总结提出的，但其实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已经已经开始萌芽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了这样的分配思想：‘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这个时期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开始萌芽。”[3]并之后的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详尽的完善。可见，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所具备的无法替代的全人类意义。
二、在劳动中告别剥削
在劳动中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仅仅可以维持生计，因为那里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人在劳动中处于一种不被尊重与认可的地位，所以要在劳动中告别剥削，寻求承认。
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为中心，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与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的四个规定，进而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被剥削与剥削的根本的对抗性关系。
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的存在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程度和剩余劳动为基本前提，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剩余劳动的存在，资本主义就不存在剥削的基本对象。毕竟，“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足以使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自我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力。”[4]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满足劳动者自身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劳动力全部消耗掉，但是恰恰就是劳动者不能够仅仅满足自己在劳动中的基本生存资料的获得，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强制” 劳动，才使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压榨得粉碎。 而这种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夺，如果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话，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资产阶级作为剥削的主体，之所以要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榨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当然，这种发展需要绝对不仅仅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谋生的温饱问题的需要，他们追求的更高层次甚至是不合理的需要。那么这种榨取本身就是一种获得的倾向，从这个角度考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揭露和批判似乎存在着某种“反获得”的倾向，因为批判的是资产阶级这一整体的获得。但是，就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获得，是他们作为“剥削者”对工人阶级等底层民众的“剥削”，因为“获得”一词本身就带有某种合理性在其中，而并非这种非道义的剥削。其次，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劳动理论尚不成熟，但是他绝对是处于公平正义的角度站在饱受摧残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异化劳动”相关阐释与规定。所以，文中所说的“获得”，一方面强调的是立场问题，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是从告别剥削的立场上。
而关于告别剥削，一方面是强调作为“强制剥削”的受迫方，即工人阶级要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中学会抽身，争取早日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可和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强调的是进行剥削的主体，即资产阶级，笔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要想使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者彻底摆脱或者告别剥削，其中扮演重大角色的就是剥削的主体—资产阶级自身。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让他们亲自参与到劳动实践过程之中，这样他们才能亲身体验和感受到备受压榨的个中滋味，进而才有可能产生对劳动者的同情和怜悯，才有可能对当下的“异化劳动”状况进行改变。也就是让剥夺者亲身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去，真切体验下劳动者的不易，相信会有改观，但又似乎很难从本质上发生改变，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要想使得处于阶级对立中的双方尽快结束对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很难改变，所以我希望在劳动中进行体验的剥夺者，能够在体验之后给剥夺者一种人格上的承认和社会地位的认可，让对方在此意义上告别剥削。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相关阐释和批判，不仅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争取和承认，是对忍受资本家欺辱和剥削的工人的权利的维护，更是对向社会发出告别剥削的呼吁，更想处于被剥削状态中的劳动者和进行剥削的主体都能够对自己的处境有个相对清醒的认识，进而改善这种状况，争取早日到社会地位的承认，进而告别剥削。正如福山所云：“尽管多数人类活动指向的是自然需要的满足，但仍有大量时间花在追求更加无形的目标上。人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舒适，而是寻求尊重和承认，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某种价值和尊严。”[5]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满足于自己生存需要的简单满足，而是在内心深处更加关注自己在社會中的被尊重、被承认、被认可的程度，以及由社会的接受程度所反映出的最关键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状况。
三、在劳动中获得发展
有了在劳动中获得的基本生存资料的满足，加之在劳动中告别剥削后得到源自他人和社会的承认与认可，可能还不足以使得人的生成过程得以圆满，因为身为社会主体的人类，还要继续追问生活的意义何在，那就是在劳动中实现价值，获得发展。正如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中说道：“若生活要有任何意义的话，只能从一个源泉即劳动去获得。而且劳动看来确实能够提供这一意义：它的组织使人的行动效率无可比地提高，强化了个体和瞬间的贡献，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世界范围的团结。”[6]
也就是说，人类作为生存的主体，绝不仅仅单纯满足于简单的物质资料的获取和社会上来自他者的承认，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既要在劳动中寻求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这个发展离不开劳动，更离不开实践，因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现实地‘存在’，即生存和发展”。[7] 而且，这种实践的生存方式还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人与动物的不同，当然可以说在于其精神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等特征，但事实上这些特征其实正是实践的不同方面或具体‘属性’。所以应该说，人与动物的不同主要在于人以实践为其生存方式，动物则以非实践的方式生存。”[8]
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自己在文化和社会属性中的种种，进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
而人类的发展旨在寻求立足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中的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表明人类发展的主流趋势，而这种趋势由劳动发展的积极因素推进，而且这是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劳动的消极因素也会逐步显现，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详尽阐述的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带来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异化，人的各个方面的异化，此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实中被束缚了。但也许这种异化劳动的发展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也正是这种必经的异化劳动阶段限制和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因为剥削阶级垄断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果，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和不自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关系，不仅仅严重影响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还将自己异化为主要依靠剥削劳动者才能进行正常生存的存在物。而《共产党宣言》有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整体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整体意义上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剥削阶级给剥削阶级所带来的压榨和异化，也给自己带来了间接异化的影响，也就是，他们造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群体的不幸和有限发展。
但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贫乏的情况下，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将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所以说，人类必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伟大的生产力，为人类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仅仅依靠深入的劳动实践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相对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这种状态的完胜阶段就是共产主义阶段。在这里，物质资料足够丰富，劳动关系足够和谐，人际交往足够自由，人类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劳动与人的生成和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人类发展也会迈向新台阶。
总之，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来源于劳动，劳动也使得劳动者告别剥削，获得尊重，劳动的终极目标还依托着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可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劳动密切相关，均可在劳动中获得与满足。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12.
[3]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及启示.[D]高怡君. 2015：15.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5.
[5]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67-168.
[6]鲁道夫·奥伊肯著，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5.
[7][8]雷龙乾.发展实践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2.52.
作者简介：
郑玉霞（1990-），女，山东潍坊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劳动；获得；生存；剥削；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34-02
一、在劳动中获得生存
首先想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生存”，仅仅是指人类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生理发展需要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也就是满足基本生活层次上的生存。即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获得感一词，内涵丰富，看似与幸福感相近，但却与幸福感有别。因为“获得感”重在基于具体的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产生的一种具体的拥有体验，重点强调经济基础的储备或者丰厚程度，即是对经济基础的保障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身非常突出“实践”这一中心，而且还对实践概念进行了范围的扩大，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特别强调的经济实践，毕竟以往的研究更加集中于伦理实践或道德实践方面，而经济实践恰恰是伦理实践和道德实践的根基，所以需要在劳动实践中寻求经济基础的保障，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和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都体现为生活其中的民众为了寻求生存资料的满足而在劳动实践中努力付出的过程。
在笔记I的工资部分中，马克思提到“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1]。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所处境况的真实写照。与资本家处于敌对状态的工人，要想获得基本的生存，则必须要有想获得能够养家糊口的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要进行劳动，因为，在工人这里，资本、地租和劳动根本就是处于一种完全分离的状态，那么这种分离对工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毕竟，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本就应该属于工人，但是“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2]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能够支撑自己存活下来的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而恰恰就是这部分，则也必须是工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在劳动中进行实践而获得。而这一部分，不仅他人无法替代，而且劳动主体必须投入到劳动中，因为在当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本身在已经备受压迫的境况之下如果姑且只得到从劳动产品中让位出来的微小部分，所以工人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自己终将被他人所取代。
而盡管这种在劳动中求生的工人自有他们生活的艰辛，但是，笔者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工人在劳动中获取生存资料的这样一种单向事实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状态下的我国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契合关系，尽管其在劳动中的投入状态和主动程度都有着极大的反差，毕竟这是由最根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因为无论在哪种状态之下，我们不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里，我们姑且将“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本身对平均主义的推翻和对公平正义的体现放到一边，劳动主体内化进整个劳动实践并从中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的事实，则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生活轨迹。
但是，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相比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状态下的我们而言，看似很像，但其实那时的工人却比现代的我们更多了些无助和无奈，我们起码除了劳动，还有其他的诸如资本和技术等蕴含劳动成分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存资料的获取，而对于他们，要想生存，则只能也必须依靠劳动。
而“按劳分配”理论的思想根源终究还是要追溯到马克思，尽管“按劳分配”的这一名词的提法是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总结提出的，但其实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已经已经开始萌芽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了这样的分配思想：‘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这个时期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开始萌芽。”[3]并之后的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详尽的完善。可见，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所具备的无法替代的全人类意义。
二、在劳动中告别剥削
在劳动中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仅仅可以维持生计，因为那里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人在劳动中处于一种不被尊重与认可的地位，所以要在劳动中告别剥削，寻求承认。
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为中心，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与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的四个规定，进而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被剥削与剥削的根本的对抗性关系。
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的存在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程度和剩余劳动为基本前提，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剩余劳动的存在，资本主义就不存在剥削的基本对象。毕竟，“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足以使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自我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力。”[4]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满足劳动者自身的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劳动力全部消耗掉，但是恰恰就是劳动者不能够仅仅满足自己在劳动中的基本生存资料的获得，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强制” 劳动，才使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被压榨得粉碎。 而这种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夺，如果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话，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资产阶级作为剥削的主体，之所以要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榨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当然，这种发展需要绝对不仅仅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谋生的温饱问题的需要，他们追求的更高层次甚至是不合理的需要。那么这种榨取本身就是一种获得的倾向，从这个角度考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揭露和批判似乎存在着某种“反获得”的倾向，因为批判的是资产阶级这一整体的获得。但是，就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获得，是他们作为“剥削者”对工人阶级等底层民众的“剥削”，因为“获得”一词本身就带有某种合理性在其中，而并非这种非道义的剥削。其次，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劳动理论尚不成熟，但是他绝对是处于公平正义的角度站在饱受摧残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异化劳动”相关阐释与规定。所以，文中所说的“获得”，一方面强调的是立场问题，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是从告别剥削的立场上。
而关于告别剥削，一方面是强调作为“强制剥削”的受迫方，即工人阶级要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中学会抽身，争取早日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可和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强调的是进行剥削的主体，即资产阶级，笔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要想使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者彻底摆脱或者告别剥削，其中扮演重大角色的就是剥削的主体—资产阶级自身。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让他们亲自参与到劳动实践过程之中，这样他们才能亲身体验和感受到备受压榨的个中滋味，进而才有可能产生对劳动者的同情和怜悯，才有可能对当下的“异化劳动”状况进行改变。也就是让剥夺者亲身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去，真切体验下劳动者的不易，相信会有改观，但又似乎很难从本质上发生改变，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要想使得处于阶级对立中的双方尽快结束对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很难改变，所以我希望在劳动中进行体验的剥夺者，能够在体验之后给剥夺者一种人格上的承认和社会地位的认可，让对方在此意义上告别剥削。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相关阐释和批判，不仅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争取和承认，是对忍受资本家欺辱和剥削的工人的权利的维护，更是对向社会发出告别剥削的呼吁，更想处于被剥削状态中的劳动者和进行剥削的主体都能够对自己的处境有个相对清醒的认识，进而改善这种状况，争取早日到社会地位的承认，进而告别剥削。正如福山所云：“尽管多数人类活动指向的是自然需要的满足，但仍有大量时间花在追求更加无形的目标上。人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舒适，而是寻求尊重和承认，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某种价值和尊严。”[5]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满足于自己生存需要的简单满足，而是在内心深处更加关注自己在社會中的被尊重、被承认、被认可的程度，以及由社会的接受程度所反映出的最关键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状况。
三、在劳动中获得发展
有了在劳动中获得的基本生存资料的满足，加之在劳动中告别剥削后得到源自他人和社会的承认与认可，可能还不足以使得人的生成过程得以圆满，因为身为社会主体的人类，还要继续追问生活的意义何在，那就是在劳动中实现价值，获得发展。正如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中说道：“若生活要有任何意义的话，只能从一个源泉即劳动去获得。而且劳动看来确实能够提供这一意义：它的组织使人的行动效率无可比地提高，强化了个体和瞬间的贡献，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世界范围的团结。”[6]
也就是说，人类作为生存的主体，绝不仅仅单纯满足于简单的物质资料的获取和社会上来自他者的承认，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既要在劳动中寻求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这个发展离不开劳动，更离不开实践，因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现实地‘存在’，即生存和发展”。[7] 而且，这种实践的生存方式还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人与动物的不同，当然可以说在于其精神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等特征，但事实上这些特征其实正是实践的不同方面或具体‘属性’。所以应该说，人与动物的不同主要在于人以实践为其生存方式，动物则以非实践的方式生存。”[8]
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自己在文化和社会属性中的种种，进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
而人类的发展旨在寻求立足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中的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表明人类发展的主流趋势，而这种趋势由劳动发展的积极因素推进，而且这是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劳动的消极因素也会逐步显现，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详尽阐述的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带来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异化，人的各个方面的异化，此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实中被束缚了。但也许这种异化劳动的发展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也正是这种必经的异化劳动阶段限制和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因为剥削阶级垄断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果，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和不自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关系，不仅仅严重影响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还将自己异化为主要依靠剥削劳动者才能进行正常生存的存在物。而《共产党宣言》有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整体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整体意义上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剥削阶级给剥削阶级所带来的压榨和异化，也给自己带来了间接异化的影响，也就是，他们造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群体的不幸和有限发展。
但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贫乏的情况下，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物质资料的有限性将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所以说，人类必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伟大的生产力，为人类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仅仅依靠深入的劳动实践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和相对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这种状态的完胜阶段就是共产主义阶段。在这里，物质资料足够丰富，劳动关系足够和谐，人际交往足够自由，人类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劳动与人的生成和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人类发展也会迈向新台阶。
总之，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来源于劳动，劳动也使得劳动者告别剥削，获得尊重，劳动的终极目标还依托着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可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劳动密切相关，均可在劳动中获得与满足。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12.
[3]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及启示.[D]高怡君. 2015：15.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5.
[5]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67-168.
[6]鲁道夫·奥伊肯著，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5.
[7][8]雷龙乾.发展实践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2.52.
作者简介：
郑玉霞（1990-），女，山东潍坊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