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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是我最好的圣诞礼物
去年１２月２０日凌晨１点，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剧痛惊醒。我感觉到子宫开始收缩。离预产期还有３个多星期，肚子里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出生了。我们家离最近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勒医院有将近２０英里的路程。再加上当时大雪纷飞，地面上积了足有４英寸厚的雪，人都寸步难行，更别说车了。情况很紧急。
往年圣诞节期间，北卡罗来纳州几乎很少下雪，而这一场大雪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儿子德里克。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圣诞节前夕的早上，我们一家去商店采购年货。驱车回家的路上，当行驶到第２６４号高速公路时因为路滑不幸与一辆越野车相撞。一家人在圣诞节全部住进医院抢救，我折断了８条肋骨并伤及肠胃；孩子他爸右臂严重骨折，下巴和眼睛都被碎玻璃划伤；我们１岁半大的女儿凯拉因为身上系着安全带，所以只是轻微皮外伤；而她的哥哥，５岁的德里克却没这么好运，他严重脑震荡，在医院抢救６天后永远离开，只留下悲痛欲绝的我们。
儿子死后数月，我一直无法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出事那年。德里克才开始上幼儿园。身为幼儿园老师的我每天看着别人家活蹦乱跳嬉戏的孩子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有时我会自私地问上帝为什么死神偏偏选择了我可爱的德里克而不是别人呢？孩子他爸和我以为我们的快乐将随儿子消失。直到去年春天，医生告诉我说我又怀孕了，一家人总算又有了希望。
又到了圣诞节，我的另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强忍着种种疼痛与不适，在孩子他爸的帮助下坐进了福特越野车，开始向医院驶去。时间已经是凌晨１点１５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整个世界白茫茫的，能见度为零。
孩子他爸开着车小心上路。当我们行驶到第２６４号高速公路时，发现整条高速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
雪仍在下，风开始猛烈刮起来。孩子他爸打开雾灯，小心翼翼开着车。天很冷，我无意中看到他的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冷汗。我坐在旁边，宫缩带来的剧烈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喊大叫。手足无措的他只好将车停在路中间，然后用手机拨９１１求救。
电话那头９１１接线员要求孩子他爸继续开车，最好能将车开到有灯光的格林维勒林荫大道，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太危险了。
“不，我受不了了，太疼了！”剧痛再次袭来，我厉声尖叫。孩子他爸心里很慌张，他告诉接线员已经来不及了，孩子要出生了！
说时迟那时快，丈夫扔下手机，将车开到旁边的人行道。这时，他回过头看我，发现我们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
“好，使劲，用力！”他给我打气。
我卯足了劲，将肚子里的孩子往外顶，而孩子他爸在外边用手将孩子给拉出来。孩子是生出来了，可是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女儿是活的，我能感觉她的小胳膊小腿在乱颤，但是她没有啼哭。她爸爸后来跟我说，当时他也吓坏了，孩子看起来有点发紫，脐带缠在她细小的脖子上。幸好，德里克出生时他在场，于是他凭着记忆，试着用自己的小拇指擦拭女儿喉咙中的堵塞物。然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女儿的第一声啼哭了，清脆响亮，划破了寂寥的雪夜。
孩子他爸将女儿放在我的胸口，并脱下自己的大衣盖住我们母女。
时间已经到了１点４２分。孩子他爸拿起扔在一旁的手机，惊讶地发现那位９１１接线员竟然一直守候在电话那一头。跟许多专业报警接线员一样，她接受过急救训练，她告诉我们可以用鞋带绑住脐带。正当孩子他爸弯腰解鞋带那一瞬间，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振奋人心的声音，没错，那是救护车的鸣笛，那么亲切，正向我们开来。
“要是在平常的日子，救护车最快起码也要等上个把小时才会到达，今天真是个奇迹。”那天晚上，我能感觉到我的德里克正在天国里微笑注视着我们。
６磅１２盎司重的女儿麦迪逊·德里克·施尼德是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
上帝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
每年圣诞节，洛克菲勒中心巨型的圣诞树上彩灯闪烁，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自大萧条时期开始到现在，每年在这里摆设的巨型圣诞树已经成为了许多美国人心目中希望的象征。我也希望有一天上帝能够眷顾我这个不幸的孩子。
１９９９年，当我得知自己患上了白血病，还有９个月的生命时，我的世界一片黑暗。白血病是不治之症，活下去的希望微乎甚微。除非能在千万人之中找到跟自己匹配的骨髓来进行移植。一般移植骨髓的来源都是身边的亲人。但是当发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身上的骨髓竟然跟自己不相匹配时，我绝望了。于是，我开始写遗嘱，安排自己的身后事，慢慢等待死神的到来。
２０００年２月的一天，我接到医院来的电话说在４００万“ 国家骨髓移植项目”注册名单中发现有一例骨髓跟我的相匹配。而这名骨髓捐献者也正考虑要帮助我。３月份，捐献者终于同意在捐献手续上签字。骨髓移植手术定于３月２７日。
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主刀医生拿着一包骨髓走进手术室，我记得他当时很严肃地对我说：“看，这就是希望。如果４～６小时之内它不能跟你身上的骨髓融合的话，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进行手术麻醉前，我让家人叫来一位神父，给我做了临终祷告。
两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陌生人的骨髓给我行将枯萎的身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医生高兴地跟我说，我可以活下去了。
骨髓的捐献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当身体恢复后，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通过注册中心给他发了一封信。我在信上写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我现在是这么的幸福。我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谢谢你这位好心人。”
几个月后，这个陌生人给我回信了，但是仍然不肯透露真实姓名。我们开始保持书信来往。最后，两人交换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同年１２月２３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３４岁的戴维·马森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的救命恩人。但是他说他是在第二次见面后才开始喜欢上我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相爱了。
去年圣诞节，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型圣诞树下，他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时，我潸然泪下，对他说：“我愿意。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上帝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这是个充满奇迹的节日，上帝眷顾我，将你送到了我身边！”
（郑华良译自美《读者文摘》）
去年１２月２０日凌晨１点，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剧痛惊醒。我感觉到子宫开始收缩。离预产期还有３个多星期，肚子里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出生了。我们家离最近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勒医院有将近２０英里的路程。再加上当时大雪纷飞，地面上积了足有４英寸厚的雪，人都寸步难行，更别说车了。情况很紧急。
往年圣诞节期间，北卡罗来纳州几乎很少下雪，而这一场大雪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儿子德里克。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圣诞节前夕的早上，我们一家去商店采购年货。驱车回家的路上，当行驶到第２６４号高速公路时因为路滑不幸与一辆越野车相撞。一家人在圣诞节全部住进医院抢救，我折断了８条肋骨并伤及肠胃；孩子他爸右臂严重骨折，下巴和眼睛都被碎玻璃划伤；我们１岁半大的女儿凯拉因为身上系着安全带，所以只是轻微皮外伤；而她的哥哥，５岁的德里克却没这么好运，他严重脑震荡，在医院抢救６天后永远离开，只留下悲痛欲绝的我们。
儿子死后数月，我一直无法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出事那年。德里克才开始上幼儿园。身为幼儿园老师的我每天看着别人家活蹦乱跳嬉戏的孩子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有时我会自私地问上帝为什么死神偏偏选择了我可爱的德里克而不是别人呢？孩子他爸和我以为我们的快乐将随儿子消失。直到去年春天，医生告诉我说我又怀孕了，一家人总算又有了希望。
又到了圣诞节，我的另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强忍着种种疼痛与不适，在孩子他爸的帮助下坐进了福特越野车，开始向医院驶去。时间已经是凌晨１点１５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整个世界白茫茫的，能见度为零。
孩子他爸开着车小心上路。当我们行驶到第２６４号高速公路时，发现整条高速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
雪仍在下，风开始猛烈刮起来。孩子他爸打开雾灯，小心翼翼开着车。天很冷，我无意中看到他的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冷汗。我坐在旁边，宫缩带来的剧烈疼痛让我忍不住大喊大叫。手足无措的他只好将车停在路中间，然后用手机拨９１１求救。
电话那头９１１接线员要求孩子他爸继续开车，最好能将车开到有灯光的格林维勒林荫大道，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太危险了。
“不，我受不了了，太疼了！”剧痛再次袭来，我厉声尖叫。孩子他爸心里很慌张，他告诉接线员已经来不及了，孩子要出生了！
说时迟那时快，丈夫扔下手机，将车开到旁边的人行道。这时，他回过头看我，发现我们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
“好，使劲，用力！”他给我打气。
我卯足了劲，将肚子里的孩子往外顶，而孩子他爸在外边用手将孩子给拉出来。孩子是生出来了，可是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女儿是活的，我能感觉她的小胳膊小腿在乱颤，但是她没有啼哭。她爸爸后来跟我说，当时他也吓坏了，孩子看起来有点发紫，脐带缠在她细小的脖子上。幸好，德里克出生时他在场，于是他凭着记忆，试着用自己的小拇指擦拭女儿喉咙中的堵塞物。然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女儿的第一声啼哭了，清脆响亮，划破了寂寥的雪夜。
孩子他爸将女儿放在我的胸口，并脱下自己的大衣盖住我们母女。
时间已经到了１点４２分。孩子他爸拿起扔在一旁的手机，惊讶地发现那位９１１接线员竟然一直守候在电话那一头。跟许多专业报警接线员一样，她接受过急救训练，她告诉我们可以用鞋带绑住脐带。正当孩子他爸弯腰解鞋带那一瞬间，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振奋人心的声音，没错，那是救护车的鸣笛，那么亲切，正向我们开来。
“要是在平常的日子，救护车最快起码也要等上个把小时才会到达，今天真是个奇迹。”那天晚上，我能感觉到我的德里克正在天国里微笑注视着我们。
６磅１２盎司重的女儿麦迪逊·德里克·施尼德是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
上帝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
每年圣诞节，洛克菲勒中心巨型的圣诞树上彩灯闪烁，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自大萧条时期开始到现在，每年在这里摆设的巨型圣诞树已经成为了许多美国人心目中希望的象征。我也希望有一天上帝能够眷顾我这个不幸的孩子。
１９９９年，当我得知自己患上了白血病，还有９个月的生命时，我的世界一片黑暗。白血病是不治之症，活下去的希望微乎甚微。除非能在千万人之中找到跟自己匹配的骨髓来进行移植。一般移植骨髓的来源都是身边的亲人。但是当发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身上的骨髓竟然跟自己不相匹配时，我绝望了。于是，我开始写遗嘱，安排自己的身后事，慢慢等待死神的到来。
２０００年２月的一天，我接到医院来的电话说在４００万“ 国家骨髓移植项目”注册名单中发现有一例骨髓跟我的相匹配。而这名骨髓捐献者也正考虑要帮助我。３月份，捐献者终于同意在捐献手续上签字。骨髓移植手术定于３月２７日。
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主刀医生拿着一包骨髓走进手术室，我记得他当时很严肃地对我说：“看，这就是希望。如果４～６小时之内它不能跟你身上的骨髓融合的话，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进行手术麻醉前，我让家人叫来一位神父，给我做了临终祷告。
两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陌生人的骨髓给我行将枯萎的身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医生高兴地跟我说，我可以活下去了。
骨髓的捐献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当身体恢复后，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通过注册中心给他发了一封信。我在信上写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我现在是这么的幸福。我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谢谢你这位好心人。”
几个月后，这个陌生人给我回信了，但是仍然不肯透露真实姓名。我们开始保持书信来往。最后，两人交换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同年１２月２３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３４岁的戴维·马森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的救命恩人。但是他说他是在第二次见面后才开始喜欢上我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相爱了。
去年圣诞节，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型圣诞树下，他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时，我潸然泪下，对他说：“我愿意。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上帝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这是个充满奇迹的节日，上帝眷顾我，将你送到了我身边！”
（郑华良译自美《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