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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没有以实体经济支撑的经济体系，发展服务业、创新产业就是一句空话，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大变革”不能走偏方向
《决策》：站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跨越关口下，推动经济发展要坚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您对此有何观察？
张杰：三大“变革”抓住了问题本质。质量变革，中国的很多传统制造业最大问题是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满足不了消费者升级换代的个性化需求，发生了矛盾。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因为它有更好的质量，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所以这是根本的问题。老百姓的收入在增长，对产品的需求要求也在提高。但是中国的传统制造业生产产品的质量还停留在低层次水平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产品设计不满足消费者真正人性化的需求。所以要质量变革，要针对传统制造业当前最突出的短板问题，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牛鼻子”。
效率变革更关键，整个制造业无论是传统生产装备制造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五分之一都不到。这表明中国技术进步能力弱，创新能力弱，效率低，生产成本相对高，产品出口竞争优势慢慢被弱化。所以必须通过效率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动力变革，中国已有的传统产业面临很大的产能过剩，研究表明，基本上低端产品都存在产量过剩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中高端的产品都是供给不足，所以经济新动力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通道之中，2017年新经济比重达到12%左右，跟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处于一个小马拉大车的阶段。传统制造业部门普遍面临产能过剩，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难题，要通过改革，把新经济新动能加速培养起来，提高占GDP的比重。
三者的关系很明确，相互紧密依赖。第一步要做好质量变革，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做好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顺理成章就完成了。但是“三大”变革一定不能走偏方向，要落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特别是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为什么很多创新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不能促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
《决策》：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位，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张杰：十九大报告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得很明确，还是主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要做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目标，还是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企业为主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消费者升级换代的高产品高质量需求，是不匹配不对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从居民的收入分配来看，大部分的老百姓收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相对较低，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这也意味着内需还是不足，如此大的贫富差距、相对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怎么去解决这个内需不足的问题？少数人通过扶贫可以解决，但是绝大部分人要通过市场行为来解决，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得企业支付员工的工资能力提高，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保证工资的可持续增长。另外，供给侧改革也会创造释放很多高技能、高人力资本、高素质的工作岗位，也可以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岗位，再次提高内需。
《决策》：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什么必须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张杰：从国家层面来看，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力量。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有以实体经济支撑的经济体系，发展服务业、创新产业就是一句空话，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由于传统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必需品，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稳定存在的，并不会随着全球经济周期而发生大幅度的波动变化。而且，随着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和逐步趋稳，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也是稳步扩张的，这双重因素就决定着制造业必将在今后相當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支撑。
比如合肥，合肥抓住了制造业的发展契机，集聚了全省的资源要素，然后借用市场机制来运行，将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对接，逐步构建起创新型城市。但合肥下一步的产业发展一定要谨慎，要在下一轮产业发展中，抢抓智能制造、互联网 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战略新兴产业与合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支撑性和相互促进性，完成合肥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
“工业2.0改造升级好，也叫新经济”
《决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杰：一是传统产业部门要加快转型升级；二是产业基础和产业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全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不能有偏，要落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对大多地方来说，目前仍处在工业2.0水平和体系上，发力点在于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品质量问题解决好。通过创造条件来弥补短板，把传统产业竞争力和生机重新焕发，恢复市场活力，重塑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促进传统制造业从“品质洼地”向“品质中高地”升级。工业2.0改造升级好，也叫新经济。
《决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张杰：这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有1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中国这么一个广阔的国家，采取遍地开花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符不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
这种遍地开花、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搞成高新技术创新地区或者创新高地，少部分有条件特别是创新高端要素能够有力聚集的地方，这都是市场的作用。但是政府可以适当的引导干预，所以整个高端创新产业的发展以后会越来越向少数城市、少数地区集聚，这就对非中心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问题。如果硬靠政府来推动，不顾自身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各种关键要素环境，也不顾自身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产业基础，以财政资金、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模式，最终造成的问题会非常突出。
最为鲜活的一个案例是，佛山市坚持以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来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无锡市是通过政府力量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当前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化现象，就深刻说明了冒进式地依靠政府力量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因此，要依据各个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要素的集聚能力和发育程度等，探索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找到一条适合的路，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的特点，补齐当地产业体系的关键薄弱环节和关键短板，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三大变革”不能走偏方向
《决策》：站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跨越关口下，推动经济发展要坚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您对此有何观察？
张杰：三大“变革”抓住了问题本质。质量变革，中国的很多传统制造业最大问题是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满足不了消费者升级换代的个性化需求，发生了矛盾。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因为它有更好的质量，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所以这是根本的问题。老百姓的收入在增长，对产品的需求要求也在提高。但是中国的传统制造业生产产品的质量还停留在低层次水平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产品设计不满足消费者真正人性化的需求。所以要质量变革，要针对传统制造业当前最突出的短板问题，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牛鼻子”。
效率变革更关键，整个制造业无论是传统生产装备制造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五分之一都不到。这表明中国技术进步能力弱，创新能力弱，效率低，生产成本相对高，产品出口竞争优势慢慢被弱化。所以必须通过效率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动力变革，中国已有的传统产业面临很大的产能过剩，研究表明，基本上低端产品都存在产量过剩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中高端的产品都是供给不足，所以经济新动力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通道之中，2017年新经济比重达到12%左右，跟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处于一个小马拉大车的阶段。传统制造业部门普遍面临产能过剩，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难题，要通过改革，把新经济新动能加速培养起来，提高占GDP的比重。
三者的关系很明确，相互紧密依赖。第一步要做好质量变革，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做好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顺理成章就完成了。但是“三大”变革一定不能走偏方向，要落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特别是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为什么很多创新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不能促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
《决策》：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位，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张杰：十九大报告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得很明确，还是主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要做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目标，还是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企业为主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消费者升级换代的高产品高质量需求，是不匹配不对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从居民的收入分配来看，大部分的老百姓收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相对较低，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这也意味着内需还是不足，如此大的贫富差距、相对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怎么去解决这个内需不足的问题？少数人通过扶贫可以解决，但是绝大部分人要通过市场行为来解决，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得企业支付员工的工资能力提高，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保证工资的可持续增长。另外，供给侧改革也会创造释放很多高技能、高人力资本、高素质的工作岗位，也可以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岗位，再次提高内需。
《决策》：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什么必须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张杰：从国家层面来看，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力量。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有以实体经济支撑的经济体系，发展服务业、创新产业就是一句空话，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由于传统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必需品，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稳定存在的，并不会随着全球经济周期而发生大幅度的波动变化。而且，随着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和逐步趋稳，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也是稳步扩张的，这双重因素就决定着制造业必将在今后相當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支撑。
比如合肥，合肥抓住了制造业的发展契机，集聚了全省的资源要素，然后借用市场机制来运行，将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对接，逐步构建起创新型城市。但合肥下一步的产业发展一定要谨慎，要在下一轮产业发展中，抢抓智能制造、互联网 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战略新兴产业与合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支撑性和相互促进性，完成合肥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
“工业2.0改造升级好，也叫新经济”
《决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杰：一是传统产业部门要加快转型升级；二是产业基础和产业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全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不能有偏，要落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对大多地方来说，目前仍处在工业2.0水平和体系上，发力点在于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品质量问题解决好。通过创造条件来弥补短板，把传统产业竞争力和生机重新焕发，恢复市场活力，重塑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促进传统制造业从“品质洼地”向“品质中高地”升级。工业2.0改造升级好，也叫新经济。
《决策》：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张杰：这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有1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中国这么一个广阔的国家，采取遍地开花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符不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
这种遍地开花、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搞成高新技术创新地区或者创新高地，少部分有条件特别是创新高端要素能够有力聚集的地方，这都是市场的作用。但是政府可以适当的引导干预，所以整个高端创新产业的发展以后会越来越向少数城市、少数地区集聚，这就对非中心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问题。如果硬靠政府来推动，不顾自身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各种关键要素环境，也不顾自身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产业基础，以财政资金、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模式，最终造成的问题会非常突出。
最为鲜活的一个案例是，佛山市坚持以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来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无锡市是通过政府力量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然而，当前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化现象，就深刻说明了冒进式地依靠政府力量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因此，要依据各个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要素的集聚能力和发育程度等，探索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找到一条适合的路，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的特点，补齐当地产业体系的关键薄弱环节和关键短板，着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