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78年2月15日。那时，我在东海舰队文工团任创作员。
　　1978年春节过后不久，舰队文化部在上海水电路舰队司令部小会议室召开创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舰队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议，部队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参加对象，除舰队文化部、文工团创作人员之外，还有舰队各基地、水警区的文化干部。
　　会议召开之前，传出消息，著名作家巴金将来给我们作报告。
　　一听说巴金要来，大家都非常激动，尽管天气很冷，纷纷表示要求参加。但或许正是因为巴金要来的原故吧，会议对参加的人数、时间、着装、气氛等要求很严格。通知书上特别注明：“二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时整开会，务必准时到达。”
　　文工团就在司令部大院旁边，通知书上要求九点整到达，为了找个离主席台较近的位子，看巴金看得更清楚一些，八点钟，我就来到司令部大院，先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本塑料封面烫金的笔记本，准备将巴金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我八点二十九分到了会场。没想到，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个位子坐下。
　　离开会时间还有半小时。主席台上，文化部长程景山和副部长李无言，正襟危坐在上面。他们的中间，留着一个空位，空位前面，摆放着一束鲜花。很显然，是留给巴金的。
　　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虽然大家心里都急切地等待着巴金的到来，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九点钟到了，两位部长站起来，走到会场门外的柏油小路上，准备迎接客人。全体与会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场外。
　　然而，巴金没有来。
　　一直等到九点半，九点五十分，还不见巴金先生的影子！
　　大家不禁纷纷议论起来，猜想巴金迟迟没来的原因。有的说，天这么冷，交通又不方便，晚来一会儿很正常；有的说，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见人影儿，说不定巴金不会来了。个别同志甚至小声发牢骚，大作家嘛，搭搭架子，情有可原……
　　正当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巴金乘坐的汽车突然出现在会场门口。两位部长热情地走上前去，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巴金身穿一件显得特别肥大的陆军棉大衣，他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用四川话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同志们久等了，请同志们原谅……”
　　巴金的身后，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等。
　　为什么来晚了？巴金没有说明；负责前去接巴金的那位海军同志站起来，想解释，巴金笑笑，制止了他说：“不要解释嘛，来晚了就是来晚了，我向同志们道歉。”说着，站起来，欠欠身：“对不起，让同志们等久了。”
　　巴金的报告，讲得很慢。与其说是“报告”，不如说是“谈心”。开始，我听得非常认真，记得很详细，恨不能把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记下来。但听着听着，握紧的笔，不仅停了下来。我发现，巴金很不善于讲话，又不注意条理，没有一句我所希望得到的高深理论或者创作经验。他翻来覆去强调的，我们听得最清楚的，几乎都是如何“讲真话”、如何“做人”、如何“把心交给读者”之类的大实话。而且，巴金一再强调：“我不是作家，我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等等。加之他瘦弱的身材、雪白的头发、突出的下颚、平缓而浓重的四川口音，一个朴实、平凡的巴金，取代了我想象中高大魁梧、出口成章、慷慨激昂的文豪、泰斗、大师形象！
　　贰
　　2010年，因参与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文字编辑工作，我有幸在展前接触了上海一百多位作家的手稿。从老一辈作家夏衍、巴金、茹志鹃、峻青、陈望道、柯蓝到中年作家王安忆、叶辛、赵丽宏、余秋雨、陈丹燕等等，他们写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环境的手稿，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这些手稿，或用钢笔，或用毛笔，有的甚至还用铅笔、圆珠笔；它们或是小说，或是诗歌、散文，有的是浩瀚长卷，有的仅用一叶便笺……无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手稿是无声的语言，手稿是历史的记录，虽然听不到他们的一句话语，但徜徉在作家手稿之林，却让我听到他们的心声。
　　在这些作家手稿中，最引人瞩目、最使我感动的，是巴金先生的日记。
　　解放后，巴金先生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写下去。洋洋几十万字，处处看出一个当代文坛泰斗的平易、谦虚；看出他与普通百姓、普通读者之间那种真诚、深厚的平等意识，字里行间闪烁着他高尚的人品人格。
　　当我将《巴金日记》翻阅到1978年2月15日（星期一，多云）时，眼睛不禁一亮：朴实的言语，真诚的文字，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二十年前难忘的一幕，同时，也解开了那次开会他迟到的原因。
　　巴金在日记中写道：
　　“因为要到东海舰队司令部给海军搞创作的同志做报告，七点钟不到就起了床，吃好了早饭，等着车子来接。直到八点整，XX才坐车来到我家。之后，又去接茹志鹃、赵自、孔罗荪和庄稼。等于在上海转了大半个圈子，九点三刻能赶到位于市区北郊水电路的海军大院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过古稀之年的巴金，由于职业原因，往往是晚睡晚起。但为了给我们作报告，这一天却很早就起了床，吃了饭，等待着出发。由于是星期一，又是早上，交通特别拥挤，加之，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茹志鹃等四五个人，都要一个一个去接，赶到海军司令部已近十点钟。我们这些等待开会的人心急如焚，巴金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叁
　　1978年，我从东海舰队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分到《上海文学》当小说编辑。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都很高兴，我激动得几夜没有睡好觉。巴金是《上海文学》主编，是我从小就无上崇拜的作家，到他手下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据说，编辑部里，还有著名作家茹志鹃、工人作家费礼文、电影《大浪淘沙》作者于炳坤、《不死的王孝和》作者赵自、著名诗人肖刚等等。他们都是我从中学时代就崇拜的作家，与他们为伍共事，我既感到无上荣幸，又觉得空前的压力。到编辑部报到那天，我特地穿了一身刚刚摘去领章的军装，来到那座古希腊式大楼楼下。大厅里，迎面宽大的镜子里立刻显出我瘦削的身影；镜子的旁边，大自鸣钟正好敲响十点钟；随着“嘡——嘡——”的钟声，我踏上旋转的楼梯，阳光透过五彩的玻璃，照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真正踏进了神圣的文学殿堂，仿佛又像走进了童话世界，不禁放慢脚步，耳边响起部队首长语重心长的嘱咐：
　　“你待人真诚，性格直率，不拘小节，这是好的，在部队里，同志们都了解你。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是人生的又一个起点，希望你顺利地走下去。可是，作家协会不同于部队，是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到了那里，一定要谦虚谨慎，虚心向巴金、茹志鹃他们学习，改一改自己的脾气。如果不改，恐怕你很难在那里呆下去。”
　　步履维艰。诚惶诚恐。我一面踏着楼梯，一面思考着怎样走好下一步人生之履……
　　肆
　　在我的想象中，巴金给部队作者做报告，当然会很谦虚。如果回到编辑部，作为主编，一定会是很威严的。然而，与我的想象相反，不论在任何时候，和我们任何一位编辑接触，巴金不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作家，更是一位亲切、平易的老一代编辑。平时，文联、作协有事，开会，需要巴金出面主持，他都是三言两语开个头，把更多的话让位于其他领导。相处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说，巴金曾对哪个人红过脸、发过脾气。因而，我对巴金的神秘之感打破，崇敬之情倍增，一个更加真实、亲切、平易、谦虚的老人，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巴金经常告诫我们，“把心交给读者。”来《上海文学》之前，我是一个作者，投过稿，亲身体验过老一代编辑交心的温馨。自己当了编辑后，我从“把心交给读者”，联想到把心交给“作者”；如果不把心交给作者，就发现不了新人，难以推出新的作品。“交心”，虽然只有两个字，简单、平凡，却是编辑人格的集中体现、繁荣创作的宝贵经验。她，犹如无价之宝，被以巴金为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编辑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发现一个又一个新人，推出一部又一部佳作，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作者的命运。至今，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仍有不少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每当接到他们的来稿，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到“交心”两字，认真、仔细地阅读，尽最大努力，给作者提出修改参考建议。
　　与君见一面，听君一席谈，交心无保留，受用无期限——巴金，犹如一面旗帜，永远飘扬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