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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11月5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杨庆祥：今天是一次比较特殊的联合文学课堂讨论。讨论的对象是一套批评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光”丛书。这套丛书一共六本，分别是张莉的《众声独语》、岳雯的《抒情的张力》、木叶的《水底的火焰》、李德南的《“我”与“世界”的现象学》、黄平的《反讽者说》以及我本人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下面进入研讨环节，由陈华积老师主持。
陈华积：非常荣幸可以主持这么一场阵容强大的文学批评会议。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套丛书，最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集出版。接下来请这套丛书的策划人金理老师来为我们作一个介绍。
金理：虽然不是东道主，但作为策划人还是感谢各位牺牲周末的时间来捧场。联合文学课堂在圈子里可谓声誉卓著，很多作家、学者怀揣作品排着队在等，我也主動请缨，但都被庆祥以各种理由婉拒了，他说黄平老师都还没来呢（笑）。具体还是请胡艳秋老师来介绍，我自己主要是向大家表示一下谢意。另外还有一个插曲：黄平说这个课堂性情很温和、以表扬为主，前天我才知道其实都是怼人的，亏他还是做史料的呢，这信息太有误了。不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真挚的建议，在往后继续操作体例、入选人员上都可以给我建议。所以今天，一是表达感谢，二是听听大家的建议。
陈华积：接下来我们请胡艳秋老师发言。
胡艳秋：整套丛书的编辑思想还是由金理老师把控，我简单说一下后期制作这方面。我们有意把它做得更长远一点，所以制作要求上也比较高。目前出来的是第一套，未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版式，从用纸到最后选择印刷厂，我们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各个部门进行协调。最后出来的封面也确实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是我们请了设计师，并且很早就进行了沟通，所以整体效果和书的内容还是比较吻合的；包括选择的这位设计师在这些方面也是比较在行的，尤其擅长当下流行的“性冷淡风”。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对我们的支持，与我们合作，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在给版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应该的。所以我们欢迎未来有更多的老师和批评家与我们合作，明年我们就会出来第二辑。
金理：我们的第二辑已经提上日程了，在这一辑里作者会更加年轻。第一辑需要借用大佬们的招牌，第二辑中的作者有的还是博士在读，会以他的博士论文为雏形出版，这也比较符合我对“微光”的定调，希望给年轻人一个平台，也希望在座的年轻批评家可以给我提供书稿。
陈华积：那么我们进入正式讨论阶段，由赵天成先来。
赵天成：好，我回到我们的主题“文学批评：困境与微光”上来谈，之前我和庆祥老师有过很多次交流，知道他一直想设计一次以问题为导向的讨论，希望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当前文学或者文学批评的问题。就像他在这本《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中的最后一句话那样，“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我想今天的讨论，就是寻找光源，照耀我们去寻找那条路的一种方式。
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不是一个内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外部的关系，比如文学批评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所以，文学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无法从文学批评本身看出。“微光”这套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这套批评集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了很多不是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就像金理老师在“总序”里面为这套书所做的逻辑维护，他引用韦勒克的说法，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包罗在广义的文学批评之中。所以这套文学批评集，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批评集。这一点很有意思，而且我发现，这六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文章，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至少不是现场批评。这六本书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北岛的《波动》、“潘晓讨论”和路遥的问题，至少杨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都涉及到了。我意识到，从事当下批评的人，需要用文学史的作品和问题作为对象，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这一点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80年代的批评家的最大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我们看80年代的批评家，李陀、黄子平也好，程德培、吴亮也好，他们当时的争论和对话，都是以正在发生的文学作品和问题来展开的。而且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有强烈的尊严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批评的意义。而我们80年代生的人，包括我，需要退回到文学史中才能开展对话，这里面已经透射出当前文学批评的某种困境，就是我们很难直接在当下的现场中直接对话。这是批评的困境，但一定不只是批评的困境。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微光”去穿越这种困境，我想这套书里的每位作者，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指认了困境，并积极寻找改变的方式。至少坐在我对面的杨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他们两人对于困境之所在，有可以互通的认识，基本可以用“参与性危机”来概括。他们尝试性的解决方式，是以自身携带的问题系来激活他们的阅读，用杨庆祥老师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他们“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他们会把阅读的对象拉到自己的世界中去，而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那样，进入到文本自身的系统中去评价和阐释。我认为这套丛书予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提示了不一样的一种批评姿态，出路可能恰好就在于此，在于“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的“余”上面。竹内好曾经借用松尾芭蕉的话评价鲁迅，说争论之于鲁迅，是终生之余业。它的悖论性，也是现代性（或说未来性）在于，它既与生之根本相关，同时又随时都可以放弃。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对于这套丛书中的作者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余业”，是有“余力”的时候才去从事的事业。而如果说“以文学为志业”是一种姿态，“以批评为余业”可能也是一种姿态，就在这种既与根本性相关，又随时可以放弃的悖论之中，可能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又可开启对未来的想象的文学批评。
陈华积：天成的发言非常真诚，他在发言中提到“不一样的批评姿态”。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天成在发言中提到的“困境”和“微光”，在我看来，这两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处境。
金理：我先回应一小点，从编辑体例上来说，刚才天成确实很敏感，我在“策划人语”中有那么一句，“为什么在一套以批评为名义的丛书中收录了一些不那么合乎我们对现代批评认识规格想象的文章”，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心目中所认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同代人”公众号上面的那些，就应该是站在第一线的批评。那我为什么在以批评为名义的书里面收录很多史论方面的文章（像黄平的那一本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史论的文章），是因为我想为第二辑做一点铺垫。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二辑的两本书，有一本的主题是讨论鲁迅的博物学视野和鲁迅文学的关系，还有一本是从声音的角度讨论左翼文化。我觉得这样的题目是蛮有预留性的题目，而且这两篇文章刚刚完成。众所周知，我们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要出书的话，大概有两个路径，要么是以驳论为雏形，要么是去申报项目，通过项目拿资助去出版，但是我很担心他们的论文在经过盲审导师和项目评审专家打理后会变得非常平庸。我是希望这些文章在经过那些“践踏”前就能够出来。 这是我的一点回应，是因为第二辑里边专著性质的和黄平那本相近的更多，所以我希望在序言里稍微交代一下。
王德领：我从宏观上来谈谈批评的现状，就从我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文章，叫《鲁迅与当代文学批评》来谈一下。我觉得金理编的这一套书确实是非常及时，我们现代的批评是到了一个节点，批评怎么做，当代的批评怎么才是有效的，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过来到九十年代再到当下的批评方式，大多已经失效了。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批评方式，是需要认真探讨的。我就从鲁迅的角度来介入，因为鲁迅是我们谈论最多的。我去年重读了一下鲁迅的杂文，还是会有很多心得。鲁迅的杂文文体意识特别强，语言很精粹。而文体意识可能是我们当代批评所不足的。他的批评文章是一种印象式的批评，和古典传统相联系的，也融合了西方的一些理論。鲁迅借用的主要资源还是在古典，而我们当代的批评在处理古典方面是有些缺乏的，我们今后的批评家可能会有一种批评方式的转向：以古典为主体，融入西方的理论。80年代的批评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的“激情”，和对当前作品的一种热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我们当代的批评往往是对作品有一种知识化的处理，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和大量的知识来进入文本，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呈现较少。我所理解的批评，既是对作品的发言，又是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而且和我们自身生活以及自身生活以外的社会相联系。黄平从《波动》中发现了一个“虚无”的人，然后从《人生》中发现了一个“阶级”的人。然后这样一个人走到我们今天，可以解释我们作品中的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新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作品中的人我们能够记得住？因为主人公消失了。即是因为有一种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虚无的人走到现在还是虚无的。如果从一个建构的主体来说，我希望可以看到这种有力度的批评。再则从批评的文体来说，鲁迅的体裁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对话体、寓言体、广告体、书信体、人物志、演讲文章、标题连在一起的文章等。我们的文学批评缺少趣味，可能和个体写作有关，这会影响到行文风格。我们现在的批评还是应该有文体化、风格化的，从其行文风格就能知道是出自谁之手。一个优秀的作家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应是这样，应充分风格化。因为借鉴西方理论太多，容易将论文写成一种非常程式化的东西。我们的文章应该尽量文体化、风格化、趣味化。文学批评的文字也可以超出我们常规的批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而又不缺乏思想，形象、生动。大批评家应该是有气魄、有格局的。为什么说现在的批评面临困境呢？因为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展现出极大的才华。为什么有的作家对批评家不以为然呢，如果文字中自己的思想、热力、生命、观点、穿透力不足的话，就不会让作家服气。现在的作家是很有水平的，高学历的，读过很多书，如果我们的批评家对对方没有征服力的话，我们的困境就很难走出来。
杨庆祥：现在的批评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化，C刊有严格的标准，博士论文也有严格的规范，许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训你的文章风格，最后好文字都是非体制内的批评家写出来的。80年代的时候规训没有这么严格，出来许多好文章，现在的规训越来越严格，制度化层次化，做不到不能发表，不能评职称。
黄平：比如当年的“火凤凰丛书”，最有才华的胡河清，当时十分给我震撼。
陈华积：非常感谢德领师兄的发言，提到当下批评的很多困境，金理的丛书也激活了当下的批评。
李蔚超：我倒是没有太体会到刚才大家提到的困境，特别是论文写作要求这方面。
其实我很佩服金理的这套丛书，包括第二期、第三期的计划，构成了一个品牌。我们每个年轻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有很多应付不来的事情，诚心做一点事，开辟一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勇气、责任和担当。
我年初正好看了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那本书写得很好，她梳理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她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2000年以后，大家就开始做史料的研究。现在，金理还是很敏感地抓到了文学批评的变化。这有很多体制性的原因，也有新的文学批评者出现，包括现代文学馆的馆员制度，就是所谓的“北馆南社”。这套书收录进的学者，不管是在学院还是在刊物，或者在一些体制，有多重的面向，写出的东西，意识也不同。“微光”真的扩展了这种可能性。
因为要给李德南写“作家论”，八月底的时候，我就看了他的那本书。这里就简单讲一下。
我之所以决心阅读李德南这样的一个批评家，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现在文学批评的地域化很明显：在大学的人，在媒体的人，批评风格截然不同。我们身上有很强烈的门户气息和师承气息。
而我在读李德南的书时，感受到了很明显的不同。首先他不是一个本科中文出身的人，所以他没有我们传统文学研究的定式。他是一个文学青年出身的人，爱写小说，爱读哲学，然后开始做研究、学批评，所以我从他身上看到极大的差异性。也因此，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感到极大的困惑，因为我们不会这样研究。
李德南的这本书研究史铁生，他很敏锐地从孙郁老师的一句话中找到方法。孙郁老师说，史铁生是一个通向哲学的人，他的文学世界是通向哲学的路的。对于史铁生这样一个“文革”后开始写作的新时期作家，我们来研究，坐标就是新“伤痕”之后。而李德南研究史铁生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论证史铁生的文学世界是怎样通向哲学的，而且选择的是我们今天不太讨论的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他的结论是史铁生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海德格尔的任何影响，但是他仍然要建构史铁生的文学世界是一个现象学的世界。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我们一般做比较研究，我们会说某个作家受到了某些人的影响，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我们很少会说，某个作家源发地产生了某种哲学思想，正和某位哲学家对应。所以读的时候我一直很困惑，文学批评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在和李德南讨论时，他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赞同他的做法。我承认是的，但今天思考批评的问题既要认同又要认异，也许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去思考这种做法的可能性。 同时，这本书又提到了几个命题。书的题目是《我与世界的现象学》，更多的是李德南从史铁生的文学中提炼出“我”。史铁生不断地强调“我就是我”，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让我们来研究，我们很容易把他归结到新时期的“小我”和政治的对抗性上。当然德南也有这种观点，但他更多地是回到了现象学的意义上，现象学上的“我”不是任何人类意义上的个人，他只是经过还原的琐碎的象征。这其实很难理解，但是李德南就用了史铁生的文学来证明或者来建构他文学中的现象学。他觉得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我”还有很多文本中的“我”和世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的个人和世界一定要对立。这样就摆脱了我们原先“新时期”文学观对史铁生的桎梏。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命题是“回到文学本身”，这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一个口号。而“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所以从这本书里，我重新意识到“重回文学本身”，这个八十年代口号的策略性和目的。现象学鼻祖胡塞尔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你一旦用现象学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世界的一切都会是新的。我们重回文学本身也是为了去除一切偏见，来重新看待。所以我从这里看到了回到文学本身的一个有益的目的和这个目的本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李德南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维。我们很难去讲，一个批评家是在写批评还是在写文学史——我们当然是有很多层面的，但是你一旦有了不同的面向，我们的研究会有不同呈现。这是“微光”这套书和“微光”未来的可能性。
陈华积：蔚超每次发言都有很多独立的发现。这次她选择对李德南批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视角。接下来由迎春发言。
樊迎春：读“微光”丛书，首先可以获得一种知识性的学习，与很多文学史知识和史料面对面。比如岳雯在《抒情的张力》一书中，对80年代的“抒情”问题做了很好的文本细读与谱系综述。文本细读中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细致充分，有理有据；谱系综述也不是简单的文献总览，而是带着批评的眼光，类似一种“批评的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承继了新批评的关键内核，即以文本为中心，同时借鉴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关注时代、历史等大背景，行文流畅，对理论和文本的讨论游刃有余。所以杨庆祥老师说当下批评的困境不是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绝非虚言，在行文和技巧方面，当下的批评现状让人欣喜。
谈及困境，我个人觉得当下批评的问题在于所阐述内容、所表达问题的重复和单质。我们常用的方法是对名词与概念的谱系追溯，对传统与既有风格的全面铺陈。比如讨论一部作品的写法，清新自然的必说沈从文汪曾祺传统，闲适流畅的必说笔记体小说小品文，讽刺酷烈的必说鲁迅精神；讨论一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必定要找出文学史上的对应者，农村青年进城必说《创业史》里的改霞，青年困惑与时代问题必说《人生》里的高加林，民族性格或批判必说鲁迅的阿Q……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样做的意义，这种文学谱系的勾连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这更多地似乎是作家的工作，对批评工作者应该有另外的要求。我们谈论反讽传统、抒情传统、史诗传统，文学史中，创作有这些传统吗？当然有。重要嗎？当然重要。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也始终是批评者的建构。我们在当下做批评，在追溯概念与谱系之外，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照“当代性”，关照文学的叙事主体与当下现实的互动关系，关照他们对于此时此刻的人类精神与困境的关注？单纯地将作家作品放进某个传统某个谱系，这可能是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焦虑，焦虑之外我们或许可以问一句，批评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做谱系梳理与概念溯源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如何在文学作品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间做有效的勾连，如何完成文学批评本身的价值构建？与其重复概览文学史的概念和风格传统，批评本身的知识谱系，其定义、价值、发展、旨归或许更值得关注。
另外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可能性”一词。我们在批评现场和批评文章中经常见到批评家说“某某的写作带来了某某创作一种新的可能性”、“某某问题是当下文学创作某某方向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之前曾关注另一个常用批评话语，即“这不是某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某某一代作家的问题”，我们在梳理和总结问题时，总是特别容易被“总体性”的概念诱惑，代际的问题、共同体的想象、文学史的定位等等，我们已然共享了时代的荒诞与虚无，该做的不是继续放大和总结这种共享，而是在个体的经历和守望相助中寻求出路和突破。在文学批评中，批评的任务也应该是试图去打破“共名”的魔障，为作家与作品寻找新意，与当下互动。所以同样可以问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文学的魅力更多的时候在于不确定性，即我们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永远不知道文学能呈现怎么样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但值得追问的是批评在既往的话语中如何为“可能性”找到能够打开和阐释的空间？比如岳雯这本书中具体写了四位作家的抒情：王蒙的抒情是与革命的关系，张洁的抒情是与现代化想象的关系，张承志的抒情是与人民的关系，汪曾祺的抒情是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们能否在“革命”、“人民”这样的大话语之外给岳雯自己总结的“可能性”找到位置和空间？这种“可能性”具体是什么？或者这种可能性代表的方向与着力点在何处？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的答案和表述，而是希望批评工作做更为有力量的推测和展望。当下批评何在，当下批评何为？当下批评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更多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困惑与人们的精神召唤。
因此，在更娴熟的方法与技巧之上，批评应该在谱系梳理之外更多关注批评的当下性与自身谱系建构，在丰富复杂之中更多阐释可能性的方向，更多担当与当下现实、精神困境的有效互动。可以实现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认为的当下批评的“困境与微光”。
杨庆祥：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最近在写梁鸿《梁光正的光》的评论时，就犯了迎春刚才说的“错误”。不是说犯错误，而是说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人物。当下批评有两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真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批评家就必须创造或发明一个新词来命名，但是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人，现场又有这么多作品，那我们就只能做谱系式研究了。比如我把梁光正的谱系追溯到梁生宝，算一下年龄，梁光正恰好就是梁生宝的“儿子”。但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性对农村的想象，我觉得我们对农村的想象一直是程式化的，没有把中国农村的变迁写出来，从鲁迅、赵树理一直到《创业史》的谱系其实有问题。最近十年我们怎样重新想象农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杨晓帆：其实没有谱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可以参考。它勾连的不仅是海德格尔，还有很多其他事物。实际上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论述和进行阐释。
杨庆祥：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被放弃了，比如我们会从尼采、海德格尔或福柯的谱系去谈作家，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去谈。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你看看他们对俄罗斯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是带着血的，真的是鲜血淋漓的那种东西，它和他的命运是勾连在一起的。知识性的东西在今天被我们强调得太多，而生命性的东西太少了，没有生命性的东西就会唯谱系和史料是从，谱系和史料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批评来说就会有问题。
杨晓帆：作家其实不是说我看了《阿Q正传》就会觉得那个人特打动我，就会开始写作。
杨庆祥：作家的写作一定要有生命的体验。如果一个作家看了《阿Q正传》就开始写作，那他的写作肯定不会太成功。史料整理和谱系研究很重要，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有一个建构未来文学史的责任。因为前面都是上一代的文学史，我们在上一代文学史的框架里打转，未来的人再写文学史时如何建构新的当代文学史，这就很重要。
杨晓帆：这其实是批评家的责任。
杨庆祥：未来的文学史家依据的是现在的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互动。如果批评家提供给他的全部是当年的作家或批评家提供的东西，那未来的文学史家怎样处理就是一个问题。徐刚在史料座谈会上提出要制造话题和知识事件。回头看，过去的几年如果很单调，那文学史就不好写了。
黄平：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当你批判系谱学时你会强调当下性，但是像庆祥讲的生命体验，我们要思考一下，对当下瞬间和生命的体验是一个本真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此刻的生命体验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有了。所以说不回到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来看的话，当下是看不清楚的，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视野。比如不能说“90后”或“80后”一代突然变得很虚无。我们会看到北岛老师那一代是非常虚无的。而虚无不是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虚无，我认为要在“文革”失败的历史延长线上来讲。不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来看的话，你会遇到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代文学论文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认为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了，人就变得很自私自我，其实不是这样。
杨晓帆：如果我们不勾勒谱系，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平：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历史，有时候看不出来是因为没有真正回到历史中去。我在讲课时讲到“文革”，学生对文革就没有太多了解。不了解过去是不行的。比如如果我把我的孩子关在门后，问你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肯定要说把门打开看看才能知道。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陈华积：黄平的回应大家可以一会儿再讨论。我们接下来听若谷发言。
陈若谷：听了黄平老师讲的史料，一下变成很有历史感的沉重的東西。看到这次“联合文学”的主题时，我是困惑的。作为处在知识获取和学术生产生态链条底端的博士生，我还真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是过于热闹了。
刚才迎春问，“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不喜欢评论者以展望“某种”“超越的”“可能性”作结语。就好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爱好是旅行、美食、阅读，这几乎说明他一无所长。因为没有一个词落在了实处。刚才黄平老师说的那种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我也感到太笼统和肤浅。比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能直接与1993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挂钩，因为它的衍生和变质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比如必须要知道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1984年的城市改革，以及在“危机叙述”里，90年代初的“三大赤字”。如果不讲述这些背景，任何一个概念都没有效力。
刚才天成说，这套“微光”批评丛书，不是现场的批评，而是有着专著色彩或者理念框架。不过我想这种批评仍旧与我们切身相关，我们自己就是那些80年代文学形象的翻版，我们就内在于这些概念里。比如我有个本科室友，平时从来不学习，她有一天拉住我说，若谷，咱们不能减肥了啊，这是男权话语对我们的规训；过两天讲她看了一部写农民的书，这就是我们对农民的想象。我当时哑然失笑，批评术语一个从不看书的人也能掌握，这当然不是说明我们学科的价值太低，而是说明每个人都与此相关。在当代文学和批评里，我们讲述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举个极端的例子，看古代小说里有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批注式的，写一个“极好”，这个主观性太强，会写字的人都会，我还会呢。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涵盖了诸多视野，有充分的学理。批评就是要先进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还要浸润过各种文学史以后，才能和它们较劲儿，这就是批评的当代性和切己性。
杨庆祥：我现在想写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八卦史”。
陈若谷：刚才翻了一下黄平老师的这本书《反讽者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学习者，我怎么在书里胡乱涂抹了这么多幼稚的“金圣叹式”批注，比如在82页和200页，我都写了一句话：文学史真可恨。
黄平：为什么可恨？
陈若谷：我觉得文学史压抑了批评的活力。或者说，我接受的大学教育有问题。我们先学了各种文学史，然后学批评理论，然后才开始作品精读。而文学史，刚才金理老师也说了，记录的都是十几年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的文学史关注的是十几年前的现场，文学史为了全面会刻意让自己滞后。比如陈思和老师提出的“共名”和“无名”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了许多新研究的增殖点，但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后，他的一些基本框架却要面临不断的颠覆和修正，成为了一种新的遮蔽。所以我的思考是，这套丛书，出齐以后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有些书目已经显示了构建意图，比如讲反讽传统、抒情传统、社会问题与文学形象的。进入到了“传统”里，也几乎要具有新的文学史的面目了，其实并不是更安全，而是可能面对更多的重新评价甚至批判。理论上说来，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吧。 批评和史家的观点互动形态是怎样的？之前我恰好看过杨老师的一篇《寻找历史的缝隙》，一开篇就说重新进入这个问题，三个研究文本绕不开。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态度，一个是表示自己重视以往的成果，第二个是清晰地标示出哪些是自己的对话文本甚至反对对象。
黄平老师这本书我还真有一个地方不太满意。就像最后重译艾布拉姆斯的“反讽”词条，这就是在摆出一副对话的批评姿态了。但是在78页这里，论述了一大篇，最后回到了程光炜老师的结论。这就显得没有平等对话的气势了。
朱明伟：我来发言。首先我不觉得文学批评有困境，而当代文学史研究才有困境。文学批评的困境只是文学史研究焦虑的投射。无论是刚才各位对当代批评的争论，还是杨老师谈及的自己写梁鸿的批评，我们发现文学史的谱系都是渗透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的。所以文学批评的“困境”是：好的文学批评必须与现在的、未来的文学史研究发生对话。我要重提徐刚在上周的发言：“文学史研究要有文学批评的锋芒，文学批评要有文学史研究的后路。”由此，我主要谈论黄平与木叶先生的两本书。黄平的研究一定是有文学批评锋芒的文学史研究。黄平特别执着于历史整理和形式批评。几年前读他的《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惊讶于他对叙述人的精神分裂的关注，这种基础扎实的叙事分析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但是我觉得整个现代人的精神状况都是分裂的、脱历史的，因此我认为他的一些判断只在很小的谱系中有效，比如“王朔选择了语言，王小波选择了叙述，韩寒选择了政论；王朔的故事越来越虚无，王小波的故事越来越艺术，韩寒的故事越来越重复”、“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在形式维度上无法接受反讽，在精神维度上无法接受虚无，在文化维度上无法接纳个人，在范畴维度上无法接受城市”这样的句子。这些小结论都很有锋芒，但是略显果断，还无法完全描写谱系中的王朔们；比如对王小波的评价，精英文学的立场预设还是太明显了。
接下来我谈木叶的批评。我对木叶并没有跟踪式的关注，是在黄平的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木叶对孙甘露的细读文章，语言十分精美。稍后整体阅读了他近年的批评。相对于学院派连根拔起、强制阐释的论文做派，木叶的文字让我感到了轻盈之美。（我今年上半年在改订自己一篇林斤澜的主题论文时，直接写道：我认为解释这样一个迷人的文学史问题，似乎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这在我自己是一种反省，倒并不是示弱。因为我有对武断议论的恐惧。）当然，木叶的很多观点还可以继续进行爆破，但是作者志不在此。批评也是非常适合木叶的一种文学创作。他的语言非常诗化，非常精警，甚至会引用布罗茨基的诗句来形容叙事欲望对作者的驱力。在行文中经常出現“手筋”一词，是一个非常视觉化的词语，暗示了作者坚持的“新批评”的立场。木叶的《冯唐论》是我视野中最好的冯唐论，它用冯唐的话语风格陷子之盾，批评他的自恋、文本的不节制等问题。
总之，我认为如果“困境”的判断成立的话，那它其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无法解决的，批评者对于同时代人创作回应的焦虑。
黄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跟我的书没有直接关系），刚才明伟提到“现代是分裂的”。其实怎么说呢，批评它很容易被现代主义所笼罩，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庆祥刚才也谈到过，梁生宝是不是一个现代人，明伟你怎么看？
朱明伟：梁生宝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人。
黄平：对，在你现代主义看来，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人，但是凭什么由你们来定义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现代人？如果梁生宝是现代人的话，那么梁生宝为什么不分裂？包括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张力就来了。
杨庆祥：所以有时候你们搞不清楚黄老师的站位是什么，他忽然会变成一个“左派”。
黄平：谈梁生宝不一定是左派。
杨庆祥：你这个观点明显是左派的观点，像是当年倪文尖。和蔡翔讨论的：为什么说梁生宝没有内心活动，梁生宝去卖豆腐那是典型的内心描写，为什么他的内心描写就比普鲁斯特的内心描写级别更低，或者说梁生宝的内心挣扎就比尤利西斯的级别更低。
杨晓帆：包括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评价也是这样。
杨庆祥：赵树理在竹内好的谱系里，超越了现代文学，这是我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我当年为了找站位，曾经非常欣赏竹内好的文章，虽然他是极右翼。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对赵树理的评价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问题就在于赵树理是他的道具，赵树理对所有人物的描绘都和竹内好说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在讲李家庄的故事，讲不了别的，赵树理完全是他的一个媒介，他用赵树理这枚棋处理的是日本的问题，这是我所要讲的我们当下的精神问题，大思想家不是这么来处理的。
陈华积：接下来请杨晓帆老师发言。
杨晓帆：我刚才给自我的定位是师兄们的师妹，但是听对面的“90后”讲完后我就顿时觉得我是个中年人，我发现可能我们焦虑的所谓的“困境”对你们来说也许就不是问题。回到自己对这个困境的理解，我觉得参与型的危机有两个方面。其实“70后”、“80后”在时代中的位置是相似的，我们并没有登场就已经没落了，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之前说过最大的危机感是意义感的危机，一方面是我特别认真地活着想找一个意义却找不到，我从所有作品得出的一个感觉叫作“败而不溃”：这个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溃烂的姿态不要显现出来，尽量是有尊严地败下来。但如果不从这个时代中的位置来讲，另外一个参与性的危机我觉得就是庆祥说的文学体制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教养和背叛。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养是规训出来的，在文体知识方面会有很多的束缚，我现在从这个规训里进入到我的工作状态上，我会对整个学科专业化的东西极其不满，它的悖论就在于我不能参加它教养我的这一套东西，今天我又想在这里完成一个背叛，这个背叛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要怎么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点？我特别喜欢刚才明伟用的一个词叫“爆破”，它可以是短时间的爆破一个闪光，然后这个闪光没有了。但是我很难是这样一种爆破的姿态，比如说在我的工作领域里，我要面对的是学生。我特别喜欢金理在序里说“微光”有两个很有悖论性的解释，一个是黎明划破黑暗的那一束光，预兆着这一天会慢慢地亮起来；但另一个是烛火，烛火是慢慢在熄灭的。我是败而不溃的，烛火在慢慢熄灭，但是如果我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慢慢熄灭的烛火，你怎么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这种分裂就让我不能局限于木叶那种爆破的姿态，我必须要去寻找我参与的可能性，这个参与性危机在我这里就是对于个人的撕裂，一方面就是我的个性个体的一些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个个性很虚无，你用来圈地、命名的那套词都是别人给的。我们最基本的方式还是怎么突破个人，到个人之外去又想避免抱团取暖，那我们怎么样到个人之外、去寻找怎么样的方式？可能我们进入的角度不一样，但我们在做的都是希望把个人困扰变成社会公共性议题，这两者之间的中介还是文学，还是像庆祥师兄说的“文学想象与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去触碰社会问题，但这个困境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现有的途径。所以现在我不喜欢的批评其实大都是现象式和症候式的，这会带来困境，伟大的理论家都是以作品为中介，当然这个作品要能给你中介的可能，所以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作品，我们当下没有那么多可以承受如此思想重量和社会公共议题的作品。如果没有，那么批评家就只能借助它去谈自己要谈的事，所以提到韩寒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跳板，谈韩寒和王小波最后面临的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理论建树，所以不是作品问题而是理论建树可以打开多大的视野。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独创的理论出来，我们很难说我们的批评里创造了什么新的词。有些词我们用得太多：日常生活、共同体、诗意，而这些词背后有很强的社会议题性和理论性，但是回收得太快，就没那么有分量了。另外一个就是词汇，我们在用西方的甚至是20世纪西方的一套词汇，很容易用一个理论框架找到中国的参照形成对话，但其实我们对于理论本身的原初是不太明白的，我们用词用得太快反而把它背后的历史机理和个人的部分抛掉了，可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怎么去创造新词汇，如果不能创造，我希望把“陈词滥调”重新打开。 杨庆祥：我刚刚处于一个深度焦虑中，刚才你说时，我一直在想我这么多年写文学批评有没有创出一个新词，可我就想不出来，“新伤痕文学”是“伤痕文学”加一个“新”，创新得不够。
杨晓帆：还有一个焦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人，我中国的部分在哪里，中国特色我没有特别明确地体会到；中国的情感状态和伦理状态到底有怎样的特别；文学能够提供的比社会学哲学思想史更多的在哪里，我们用的很多词都是从它们来的，同时又不能贡献出文学的一套思想。我觉得这很难突破，是文学所谓的困境。
杨庆祥：是的，我觉得这是目前研究领域面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仅仅是从思想史、社会学史去介入文学文本，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学术对话，人家也没有必要来了解你。最后你还是要归结到人、语言和想象的层面。
陈华积：非常感谢晓帆的发言，晓帆的发言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有了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新一代批评家的个人觉醒，而不是在一个文学谱系的意义上，能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和时代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给予批评的一个很大的活力。
金理：在八十年代批评家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引起轰动，现在我们用理论反倒被人看不起。上次去瑞士开会，一位学者讲中国的科幻小说，讲得很好，有人提问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性在哪里？只有中国才会被这么问。我们面对中国文学，确实也一直在焦虑。
杨庆祥：中国文学不被视为世界文学。中国学者才会焦虑。换作其他国家就不会被问同样的问题，比如法国科幻小说绝对不会被问法国科幻小说的法国性在哪里。因为是中国，所以要有中国特色。
再回应下明伟刚才的发言，我不会觉得研究当代就要被鄙视。古代、现代、当代的“鄙视链”是被构建出来的。当代站在知识河流的下游，接受的知识最多，为什么会被鄙视呢？现在的鄙视链是通过一些行为建构出来的，比如人文类评奖，评委们往往认为研究的对象越古老越好，這是预设的视野。
朱明伟：古代文学做什么很明确，史料古籍等，所以他们认为当代也需要做这些。
杨庆祥：当代也需要做史料，因为如果不做，很多现时的资料就没有了，但是创造力更重要。
陈华积：接下来我们请刘欣玥发言。
刘欣玥：我选读的是杨庆祥老师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以及黄平师兄的《反讽者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持续零散地阅读两位前辈的文章，但这样系统的并线阅读却是第一次。两相对照，一个格外鲜明的印象是，两本书里出现了大量相互重合的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比如北岛的《波动》，路遥、潘晓讨论，王朔，又比如以韩寒和郭敬明为典型症候的“‘80后’写作”。这是两位学者的共同关注，也在无形之中构成了许多对话的生长点。
这样的重合，固然可以视作二位从程光炜教授“重返八十年代”课堂走出来后，不断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基础上添砖加瓦的成果；但如果将这些孕育于历史纵深处的八十年代的“重合”，与二位“80后”的身份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它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一种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有力介入。二位作者一再提醒我们，这些作家、文学事件，恰恰构成了他们生命经验中许多绕不过去的“问题原点”。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以自己的智识和力量，有效地发现、重启、调动他们在80年代的成长经验。我是在“亲历者”的精神难题的意义上，理解黄平师兄对于“参与性危机”、“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焦虑，以及理解杨老师所说的“在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通向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的。在重返之中，他们始终在自觉地出入于一己的困境，勾连一代人的情感结构、精神乃至现实困境。而作为一个批评的初学者，这两本书令我时时反顾，许多时候自己所缺乏的，恰恰是走出自身、走到个人之外，站到历史的取景框里，把自己投掷到更大的社会潮涌和人群中的眼光与勇气。
因此，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和批评，不再是冰冷的专业性的知识生产，而是带有成长经验的体温，甚至是精神难题的苦闷和痛感。比如黄平对《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撕裂经验的分析，是以非常赤诚的心底的热流为底色的。如何将这种“热流”和“痛感”有效地转化为知识化的表达是一个问题，而如何保持这种热流、痛感背后的新鲜的赤子之心与文学感受力，或许是对于今天许多批评从业者而言更为迫切的难题。
阅读二位关于“80后”写作的批评，使我想起黄子平教授这几年四处“鼓吹”的观点：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无论在生理年龄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阿甘本的意义上，他们都是“80后”作家的“同时代人”。在黑暗中探照、刺穿同时代人的写作与历史困境，或许正是批评家不同于普通读者的判断力和思想力所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一直在超越个人趣味和狭隘的文学审美，找寻一种更具有生产性的同时代对话。这样的文学批评或许最终得以逃脱“踏空”或“速朽”的命运，因为它们与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场生长在一起，朝向“80后”乃至更大的人群。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大概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最后我想岔开一点，谈一下“批评与友情”的问题。我记得在《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的《致谢》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见证了我们英姿勃发的友谊”，“英姿勃发的友谊”一说令我深受感动。李陀先生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他最怀念的是八十年代人的“友情和讨论”。2014年的5月，杨老师在给我和子俊的邮件里，第一次提到了“联合文学课堂”的构想。我在旧邮件中找到了当时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最后，我当然希望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特别的氛围，能够找到一些‘核心小伙伴’，能够在雪夜‘听到友人和五点钟’。如此，文学与人生，也算是相得益彰。”今天我们在对“八十年代的批评”心向往之时，其实更多地是在怀念或想象一种充满激情、希望和责任感的文学共同体。“微光”的工作或我们的讨论，算不算是“友情与讨论”的一种回响呢？如果文学所能提供的能量与慰藉正在变得虚无，这种共同体的“实感”或许恰恰是对抗虚无，或与虚无并肩前行的底气吧。 陈华积：非常感谢欣玥给我们带来关于批评的如此诗意化的想象，我们接下来请卲部发言。
邵部：如何理解今天的主题“困境与微光”？我想可以以这套书里的两本书名来表示。从外部来看是庆祥老师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短语结构也是一致的，互相对应，处理的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面对时代的问题。我拿到手的是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的两本书，把这两本书的开篇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两位老师批评的展开是有共同的起点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潘晓讨论和高加林。为什么会同时由此进入批评、理解时代？我想，第一个原因，可能与在人大课堂上从事“重返八十年代”的工作有关。第二个，我想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些事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成为过去，仍然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共同的起点和问题意识出发，两位老师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对象——虚无。这个词语在两本书里频繁出现，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来理解，而是在“告别革命”之后，个人生活在时代之中的虚无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们既没有时代感，也没有归属感。批评就是“微光”丛书作者面对这个时代的虚无的方式。谈到“微光”，金理老师用了加斯东的话作为阐释。我想到的则是他在《空间的诗学》里营构出来的另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城市的沥青地面上，清道夫挥舞着扫帚，收割想象中的麦子，真正大自然的硕大麦子。在今天的语境下，以文学为志业者大概也有点这位清道夫的感觉。
第二个层面来理解“困境和微光”，是将视野集中在批评本身。可以用木叶老师的那本《水底的火焰》来说明，火焰在燃烧，但却被水包裹着。包裹批评之火的水，就是黄平老师在书里以及大家都谈到的问题，即科层制对于批评者的规训。迎春对于谱系有所诟病，我觉得需要辩护的是应该区分“谱系”和“套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个帖子很流行，叫《人文学术套语偶拾》，作者把我们常用的术语列了出来，很反讽。我有个感觉，就是经过规范的学术化训练之后，我们想写出一篇批评文章是很简单的。这样的批评多的是穿针引线的功夫，把词汇串起来，把对象知识化，套在文章的结构里，就成立了。迎春所指的应该是这一种。但是谱系的方法不是这样。黄平老师谈到，要在历史能量涌动的地方做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寻找谱系应有的态度。谱系就是一个火山喷发的过程。我们此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时的流行病，而是其来有自，有历史的根源。是历史深处爆发的能量，把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谱系的方法，是以一种追溯历史的方式来面对问题，其实就是在“问来路”。像火山一样，逆流而下，从地表迎着炽热的岩浆，回到问题产生的那一刻。这样的地心之火，才具有穿透水的力量。“水底的火焰”就是在科层制之中寻找批评的自由和力量，我想这也是“微光”丛书想要表达的理想。
最后一点，我想谈的是批评之于个人的意义。杨老师一直督促我们要做点事情。去年他给“同代人年选”写的序言很感人，其中写道：“当初‘怂恿’他们办同代人公号，无非是担心他们在博士期间无所事事，最后寻章摘句，白白耗费几年青春。以做事来抵抗人生的虚无，这算是我一直以来微弱的自证吧，如果这种抵抗又能让生活变得有趣一些，那自然是更好的境界了。”我感觉“微光”也是这样一种以做点事情来抵抗虚无的自证，即要在时代、批评和“我”之间建立起联系。“我”通过批评介入这个时代，而时代反过来通过批评，融入到“我”的生命体验之中。以此时代中便有了个体的“我”，“我”也便有了抵抗这个时代的虚无的可能。
陈华积：感谢邵部精彩的发言。刚才邵部对批评的谱系和套路做了一个很精彩的辨析，她对批评家的套路背后没有创造性感到不满。
杨晓帆：刚才谈到创造新词的焦虑，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以文学为志业》，这本书今天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当年真的很有创造力地打开了很多词。今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80后”，因为我让他们读《80后，怎么办？》，他们知道我讲的是杨庆祥意义上的“80后”；如果我讲“小时代”，他们知道我讲的不是郭敬明写的《小时代》，而是黄平诠释意义上的“小时代”；我讲到“虚无主义”、“强历史虚无主义”，他们也会知道是金理强调的“虚无主义”和“强历史主义”。我觉得文学批评不一定要创造全新的词，好多东西是把一些旧的词从它的历史起源意义上拿出来，创造出新的意义，让它们具有介入当下的能力。而且我现在当老师，有了岗位意识，文学批评的有效还体现在現代文学教育层面上。我的学生会去重新理解“中国梦”，是这本书里讲的“中国梦”，这个力量真的很大，它比做了一篇很好的文学批评还有力量，因为它可以让他们去发现原来我们可以用这套词去理解我的生活，和我所处的时代。刚才欣玥讲到读这本书的触动很大，我当年也是如此。
黄平：戴锦华老师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左翼研究特别牛的一点就在于重新把‘自由’这个词夺回来”。
周晓：我拿到的是木叶老师的《叙事的火焰》，这本书给了我几点感想。一是这是有力度的文学批评，他提出的很多观点都很犀利；二是它是温情的批评，例如在谈到安妮宝贝的时候，他说他不希望用“小资”、“纯文学”、“严肃批评”、“通俗文学”这类词去框住安妮宝贝，他的批评要去除偏见，立足文本、立足叙事。确实，剔除偏见是文学批评应该有的姿态，这和上次联合文学课堂讨论乔叶的小说时我们一再强调的“完成度”是一致的，就是文学批评不应以作品的题材大小论高下，而应该看作品的“完成度”。杨庆祥老师不久前也写了一篇对安妮宝贝的批评——《今天还需要读安妮宝贝吗》，也给我很大启发，阅读不仅是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为了精神需要。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去关注更多生命性的东西，而非知识性的话语，批评的温度是我们所需要的。
杨庆祥：那你拿木叶的这本书还真是拿对了，这本书就是非常温情。
陈华积：下面进入另外一个环节，由这套丛书的作者来对刚才大家的发言做个回应。
黄平：作为作者之一，我来做个总结吧。首先是要感谢到场的各位，然后谈一下这套书，我没有资格代表所有人来谈他们的书，我就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吧。我先自我检讨一下，我们都讲史料霸权，对史料的优越感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我也在努力克服，比如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为学者，而不是一个批评者。但其实在我心中，文学批评是更高的，文学批评研究是要比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高级得多的。
（责任编辑：李璐）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杨庆祥：今天是一次比较特殊的联合文学课堂讨论。讨论的对象是一套批评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光”丛书。这套丛书一共六本，分别是张莉的《众声独语》、岳雯的《抒情的张力》、木叶的《水底的火焰》、李德南的《“我”与“世界”的现象学》、黄平的《反讽者说》以及我本人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下面进入研讨环节，由陈华积老师主持。
陈华积：非常荣幸可以主持这么一场阵容强大的文学批评会议。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套丛书，最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集出版。接下来请这套丛书的策划人金理老师来为我们作一个介绍。
金理：虽然不是东道主，但作为策划人还是感谢各位牺牲周末的时间来捧场。联合文学课堂在圈子里可谓声誉卓著，很多作家、学者怀揣作品排着队在等，我也主動请缨，但都被庆祥以各种理由婉拒了，他说黄平老师都还没来呢（笑）。具体还是请胡艳秋老师来介绍，我自己主要是向大家表示一下谢意。另外还有一个插曲：黄平说这个课堂性情很温和、以表扬为主，前天我才知道其实都是怼人的，亏他还是做史料的呢，这信息太有误了。不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真挚的建议，在往后继续操作体例、入选人员上都可以给我建议。所以今天，一是表达感谢，二是听听大家的建议。
陈华积：接下来我们请胡艳秋老师发言。
胡艳秋：整套丛书的编辑思想还是由金理老师把控，我简单说一下后期制作这方面。我们有意把它做得更长远一点，所以制作要求上也比较高。目前出来的是第一套，未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从封面设计到内文版式，从用纸到最后选择印刷厂，我们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各个部门进行协调。最后出来的封面也确实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是我们请了设计师，并且很早就进行了沟通，所以整体效果和书的内容还是比较吻合的；包括选择的这位设计师在这些方面也是比较在行的，尤其擅长当下流行的“性冷淡风”。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对我们的支持，与我们合作，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在给版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应该的。所以我们欢迎未来有更多的老师和批评家与我们合作，明年我们就会出来第二辑。
金理：我们的第二辑已经提上日程了，在这一辑里作者会更加年轻。第一辑需要借用大佬们的招牌，第二辑中的作者有的还是博士在读，会以他的博士论文为雏形出版，这也比较符合我对“微光”的定调，希望给年轻人一个平台，也希望在座的年轻批评家可以给我提供书稿。
陈华积：那么我们进入正式讨论阶段，由赵天成先来。
赵天成：好，我回到我们的主题“文学批评：困境与微光”上来谈，之前我和庆祥老师有过很多次交流，知道他一直想设计一次以问题为导向的讨论，希望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当前文学或者文学批评的问题。就像他在这本《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中的最后一句话那样，“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我想今天的讨论，就是寻找光源，照耀我们去寻找那条路的一种方式。
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不是一个内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外部的关系，比如文学批评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所以，文学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无法从文学批评本身看出。“微光”这套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这套批评集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了很多不是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就像金理老师在“总序”里面为这套书所做的逻辑维护，他引用韦勒克的说法，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包罗在广义的文学批评之中。所以这套文学批评集，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批评集。这一点很有意思，而且我发现，这六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文章，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至少不是现场批评。这六本书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北岛的《波动》、“潘晓讨论”和路遥的问题，至少杨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都涉及到了。我意识到，从事当下批评的人，需要用文学史的作品和问题作为对象，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这一点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80年代的批评家的最大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我们看80年代的批评家，李陀、黄子平也好，程德培、吴亮也好，他们当时的争论和对话，都是以正在发生的文学作品和问题来展开的。而且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有强烈的尊严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批评的意义。而我们80年代生的人，包括我，需要退回到文学史中才能开展对话，这里面已经透射出当前文学批评的某种困境，就是我们很难直接在当下的现场中直接对话。这是批评的困境，但一定不只是批评的困境。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微光”去穿越这种困境，我想这套书里的每位作者，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指认了困境，并积极寻找改变的方式。至少坐在我对面的杨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他们两人对于困境之所在，有可以互通的认识，基本可以用“参与性危机”来概括。他们尝试性的解决方式，是以自身携带的问题系来激活他们的阅读，用杨庆祥老师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他们“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他们会把阅读的对象拉到自己的世界中去，而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那样，进入到文本自身的系统中去评价和阐释。我认为这套丛书予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提示了不一样的一种批评姿态，出路可能恰好就在于此，在于“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的“余”上面。竹内好曾经借用松尾芭蕉的话评价鲁迅，说争论之于鲁迅，是终生之余业。它的悖论性，也是现代性（或说未来性）在于，它既与生之根本相关，同时又随时都可以放弃。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对于这套丛书中的作者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余业”，是有“余力”的时候才去从事的事业。而如果说“以文学为志业”是一种姿态，“以批评为余业”可能也是一种姿态，就在这种既与根本性相关，又随时可以放弃的悖论之中，可能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又可开启对未来的想象的文学批评。
陈华积：天成的发言非常真诚，他在发言中提到“不一样的批评姿态”。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天成在发言中提到的“困境”和“微光”，在我看来，这两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处境。
金理：我先回应一小点，从编辑体例上来说，刚才天成确实很敏感，我在“策划人语”中有那么一句，“为什么在一套以批评为名义的丛书中收录了一些不那么合乎我们对现代批评认识规格想象的文章”，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心目中所认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同代人”公众号上面的那些，就应该是站在第一线的批评。那我为什么在以批评为名义的书里面收录很多史论方面的文章（像黄平的那一本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史论的文章），是因为我想为第二辑做一点铺垫。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二辑的两本书，有一本的主题是讨论鲁迅的博物学视野和鲁迅文学的关系，还有一本是从声音的角度讨论左翼文化。我觉得这样的题目是蛮有预留性的题目，而且这两篇文章刚刚完成。众所周知，我们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要出书的话，大概有两个路径，要么是以驳论为雏形，要么是去申报项目，通过项目拿资助去出版，但是我很担心他们的论文在经过盲审导师和项目评审专家打理后会变得非常平庸。我是希望这些文章在经过那些“践踏”前就能够出来。 这是我的一点回应，是因为第二辑里边专著性质的和黄平那本相近的更多，所以我希望在序言里稍微交代一下。
王德领：我从宏观上来谈谈批评的现状，就从我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文章，叫《鲁迅与当代文学批评》来谈一下。我觉得金理编的这一套书确实是非常及时，我们现代的批评是到了一个节点，批评怎么做，当代的批评怎么才是有效的，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过来到九十年代再到当下的批评方式，大多已经失效了。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批评方式，是需要认真探讨的。我就从鲁迅的角度来介入，因为鲁迅是我们谈论最多的。我去年重读了一下鲁迅的杂文，还是会有很多心得。鲁迅的杂文文体意识特别强，语言很精粹。而文体意识可能是我们当代批评所不足的。他的批评文章是一种印象式的批评，和古典传统相联系的，也融合了西方的一些理論。鲁迅借用的主要资源还是在古典，而我们当代的批评在处理古典方面是有些缺乏的，我们今后的批评家可能会有一种批评方式的转向：以古典为主体，融入西方的理论。80年代的批评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的“激情”，和对当前作品的一种热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我们当代的批评往往是对作品有一种知识化的处理，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和大量的知识来进入文本，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呈现较少。我所理解的批评，既是对作品的发言，又是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而且和我们自身生活以及自身生活以外的社会相联系。黄平从《波动》中发现了一个“虚无”的人，然后从《人生》中发现了一个“阶级”的人。然后这样一个人走到我们今天，可以解释我们作品中的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新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作品中的人我们能够记得住？因为主人公消失了。即是因为有一种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虚无的人走到现在还是虚无的。如果从一个建构的主体来说，我希望可以看到这种有力度的批评。再则从批评的文体来说，鲁迅的体裁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对话体、寓言体、广告体、书信体、人物志、演讲文章、标题连在一起的文章等。我们的文学批评缺少趣味，可能和个体写作有关，这会影响到行文风格。我们现在的批评还是应该有文体化、风格化的，从其行文风格就能知道是出自谁之手。一个优秀的作家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应是这样，应充分风格化。因为借鉴西方理论太多，容易将论文写成一种非常程式化的东西。我们的文章应该尽量文体化、风格化、趣味化。文学批评的文字也可以超出我们常规的批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而又不缺乏思想，形象、生动。大批评家应该是有气魄、有格局的。为什么说现在的批评面临困境呢？因为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展现出极大的才华。为什么有的作家对批评家不以为然呢，如果文字中自己的思想、热力、生命、观点、穿透力不足的话，就不会让作家服气。现在的作家是很有水平的，高学历的，读过很多书，如果我们的批评家对对方没有征服力的话，我们的困境就很难走出来。
杨庆祥：现在的批评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化，C刊有严格的标准，博士论文也有严格的规范，许多的条条框框去规训你的文章风格，最后好文字都是非体制内的批评家写出来的。80年代的时候规训没有这么严格，出来许多好文章，现在的规训越来越严格，制度化层次化，做不到不能发表，不能评职称。
黄平：比如当年的“火凤凰丛书”，最有才华的胡河清，当时十分给我震撼。
陈华积：非常感谢德领师兄的发言，提到当下批评的很多困境，金理的丛书也激活了当下的批评。
李蔚超：我倒是没有太体会到刚才大家提到的困境，特别是论文写作要求这方面。
其实我很佩服金理的这套丛书，包括第二期、第三期的计划，构成了一个品牌。我们每个年轻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有很多应付不来的事情，诚心做一点事，开辟一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勇气、责任和担当。
我年初正好看了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那本书写得很好，她梳理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她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2000年以后，大家就开始做史料的研究。现在，金理还是很敏感地抓到了文学批评的变化。这有很多体制性的原因，也有新的文学批评者出现，包括现代文学馆的馆员制度，就是所谓的“北馆南社”。这套书收录进的学者，不管是在学院还是在刊物，或者在一些体制，有多重的面向，写出的东西，意识也不同。“微光”真的扩展了这种可能性。
因为要给李德南写“作家论”，八月底的时候，我就看了他的那本书。这里就简单讲一下。
我之所以决心阅读李德南这样的一个批评家，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现在文学批评的地域化很明显：在大学的人，在媒体的人，批评风格截然不同。我们身上有很强烈的门户气息和师承气息。
而我在读李德南的书时，感受到了很明显的不同。首先他不是一个本科中文出身的人，所以他没有我们传统文学研究的定式。他是一个文学青年出身的人，爱写小说，爱读哲学，然后开始做研究、学批评，所以我从他身上看到极大的差异性。也因此，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感到极大的困惑，因为我们不会这样研究。
李德南的这本书研究史铁生，他很敏锐地从孙郁老师的一句话中找到方法。孙郁老师说，史铁生是一个通向哲学的人，他的文学世界是通向哲学的路的。对于史铁生这样一个“文革”后开始写作的新时期作家，我们来研究，坐标就是新“伤痕”之后。而李德南研究史铁生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论证史铁生的文学世界是怎样通向哲学的，而且选择的是我们今天不太讨论的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他的结论是史铁生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海德格尔的任何影响，但是他仍然要建构史铁生的文学世界是一个现象学的世界。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我们一般做比较研究，我们会说某个作家受到了某些人的影响，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我们很少会说，某个作家源发地产生了某种哲学思想，正和某位哲学家对应。所以读的时候我一直很困惑，文学批评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在和李德南讨论时，他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赞同他的做法。我承认是的，但今天思考批评的问题既要认同又要认异，也许我们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去思考这种做法的可能性。 同时，这本书又提到了几个命题。书的题目是《我与世界的现象学》，更多的是李德南从史铁生的文学中提炼出“我”。史铁生不断地强调“我就是我”，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让我们来研究，我们很容易把他归结到新时期的“小我”和政治的对抗性上。当然德南也有这种观点，但他更多地是回到了现象学的意义上，现象学上的“我”不是任何人类意义上的个人，他只是经过还原的琐碎的象征。这其实很难理解，但是李德南就用了史铁生的文学来证明或者来建构他文学中的现象学。他觉得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我”还有很多文本中的“我”和世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的个人和世界一定要对立。这样就摆脱了我们原先“新时期”文学观对史铁生的桎梏。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命题是“回到文学本身”，这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一个口号。而“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所以从这本书里，我重新意识到“重回文学本身”，这个八十年代口号的策略性和目的。现象学鼻祖胡塞尔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你一旦用现象学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世界的一切都会是新的。我们重回文学本身也是为了去除一切偏见，来重新看待。所以我从这里看到了回到文学本身的一个有益的目的和这个目的本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李德南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维。我们很难去讲，一个批评家是在写批评还是在写文学史——我们当然是有很多层面的，但是你一旦有了不同的面向，我们的研究会有不同呈现。这是“微光”这套书和“微光”未来的可能性。
陈华积：蔚超每次发言都有很多独立的发现。这次她选择对李德南批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视角。接下来由迎春发言。
樊迎春：读“微光”丛书，首先可以获得一种知识性的学习，与很多文学史知识和史料面对面。比如岳雯在《抒情的张力》一书中，对80年代的“抒情”问题做了很好的文本细读与谱系综述。文本细读中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细致充分，有理有据；谱系综述也不是简单的文献总览，而是带着批评的眼光，类似一种“批评的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承继了新批评的关键内核，即以文本为中心，同时借鉴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关注时代、历史等大背景，行文流畅，对理论和文本的讨论游刃有余。所以杨庆祥老师说当下批评的困境不是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绝非虚言，在行文和技巧方面，当下的批评现状让人欣喜。
谈及困境，我个人觉得当下批评的问题在于所阐述内容、所表达问题的重复和单质。我们常用的方法是对名词与概念的谱系追溯，对传统与既有风格的全面铺陈。比如讨论一部作品的写法，清新自然的必说沈从文汪曾祺传统，闲适流畅的必说笔记体小说小品文，讽刺酷烈的必说鲁迅精神；讨论一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必定要找出文学史上的对应者，农村青年进城必说《创业史》里的改霞，青年困惑与时代问题必说《人生》里的高加林，民族性格或批判必说鲁迅的阿Q……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样做的意义，这种文学谱系的勾连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这更多地似乎是作家的工作，对批评工作者应该有另外的要求。我们谈论反讽传统、抒情传统、史诗传统，文学史中，创作有这些传统吗？当然有。重要嗎？当然重要。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也始终是批评者的建构。我们在当下做批评，在追溯概念与谱系之外，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照“当代性”，关照文学的叙事主体与当下现实的互动关系，关照他们对于此时此刻的人类精神与困境的关注？单纯地将作家作品放进某个传统某个谱系，这可能是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焦虑，焦虑之外我们或许可以问一句，批评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做谱系梳理与概念溯源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如何在文学作品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间做有效的勾连，如何完成文学批评本身的价值构建？与其重复概览文学史的概念和风格传统，批评本身的知识谱系，其定义、价值、发展、旨归或许更值得关注。
另外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可能性”一词。我们在批评现场和批评文章中经常见到批评家说“某某的写作带来了某某创作一种新的可能性”、“某某问题是当下文学创作某某方向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之前曾关注另一个常用批评话语，即“这不是某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某某一代作家的问题”，我们在梳理和总结问题时，总是特别容易被“总体性”的概念诱惑，代际的问题、共同体的想象、文学史的定位等等，我们已然共享了时代的荒诞与虚无，该做的不是继续放大和总结这种共享，而是在个体的经历和守望相助中寻求出路和突破。在文学批评中，批评的任务也应该是试图去打破“共名”的魔障，为作家与作品寻找新意，与当下互动。所以同样可以问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文学的魅力更多的时候在于不确定性，即我们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永远不知道文学能呈现怎么样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但值得追问的是批评在既往的话语中如何为“可能性”找到能够打开和阐释的空间？比如岳雯这本书中具体写了四位作家的抒情：王蒙的抒情是与革命的关系，张洁的抒情是与现代化想象的关系，张承志的抒情是与人民的关系，汪曾祺的抒情是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们能否在“革命”、“人民”这样的大话语之外给岳雯自己总结的“可能性”找到位置和空间？这种“可能性”具体是什么？或者这种可能性代表的方向与着力点在何处？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的答案和表述，而是希望批评工作做更为有力量的推测和展望。当下批评何在，当下批评何为？当下批评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更多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困惑与人们的精神召唤。
因此，在更娴熟的方法与技巧之上，批评应该在谱系梳理之外更多关注批评的当下性与自身谱系建构，在丰富复杂之中更多阐释可能性的方向，更多担当与当下现实、精神困境的有效互动。可以实现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认为的当下批评的“困境与微光”。
杨庆祥：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最近在写梁鸿《梁光正的光》的评论时，就犯了迎春刚才说的“错误”。不是说犯错误，而是说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人物。当下批评有两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真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批评家就必须创造或发明一个新词来命名，但是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人，现场又有这么多作品，那我们就只能做谱系式研究了。比如我把梁光正的谱系追溯到梁生宝，算一下年龄，梁光正恰好就是梁生宝的“儿子”。但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性对农村的想象，我觉得我们对农村的想象一直是程式化的，没有把中国农村的变迁写出来，从鲁迅、赵树理一直到《创业史》的谱系其实有问题。最近十年我们怎样重新想象农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杨晓帆：其实没有谱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可以参考。它勾连的不仅是海德格尔，还有很多其他事物。实际上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论述和进行阐释。
杨庆祥：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被放弃了，比如我们会从尼采、海德格尔或福柯的谱系去谈作家，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去谈。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你看看他们对俄罗斯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是带着血的，真的是鲜血淋漓的那种东西，它和他的命运是勾连在一起的。知识性的东西在今天被我们强调得太多，而生命性的东西太少了，没有生命性的东西就会唯谱系和史料是从，谱系和史料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批评来说就会有问题。
杨晓帆：作家其实不是说我看了《阿Q正传》就会觉得那个人特打动我，就会开始写作。
杨庆祥：作家的写作一定要有生命的体验。如果一个作家看了《阿Q正传》就开始写作，那他的写作肯定不会太成功。史料整理和谱系研究很重要，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有一个建构未来文学史的责任。因为前面都是上一代的文学史，我们在上一代文学史的框架里打转，未来的人再写文学史时如何建构新的当代文学史，这就很重要。
杨晓帆：这其实是批评家的责任。
杨庆祥：未来的文学史家依据的是现在的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互动。如果批评家提供给他的全部是当年的作家或批评家提供的东西，那未来的文学史家怎样处理就是一个问题。徐刚在史料座谈会上提出要制造话题和知识事件。回头看，过去的几年如果很单调，那文学史就不好写了。
黄平：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当你批判系谱学时你会强调当下性，但是像庆祥讲的生命体验，我们要思考一下，对当下瞬间和生命的体验是一个本真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此刻的生命体验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有了。所以说不回到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来看的话，当下是看不清楚的，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视野。比如不能说“90后”或“80后”一代突然变得很虚无。我们会看到北岛老师那一代是非常虚无的。而虚无不是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虚无，我认为要在“文革”失败的历史延长线上来讲。不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来看的话，你会遇到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代文学论文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认为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了，人就变得很自私自我，其实不是这样。
杨晓帆：如果我们不勾勒谱系，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平：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历史，有时候看不出来是因为没有真正回到历史中去。我在讲课时讲到“文革”，学生对文革就没有太多了解。不了解过去是不行的。比如如果我把我的孩子关在门后，问你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肯定要说把门打开看看才能知道。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陈华积：黄平的回应大家可以一会儿再讨论。我们接下来听若谷发言。
陈若谷：听了黄平老师讲的史料，一下变成很有历史感的沉重的東西。看到这次“联合文学”的主题时，我是困惑的。作为处在知识获取和学术生产生态链条底端的博士生，我还真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是过于热闹了。
刚才迎春问，“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不喜欢评论者以展望“某种”“超越的”“可能性”作结语。就好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爱好是旅行、美食、阅读，这几乎说明他一无所长。因为没有一个词落在了实处。刚才黄平老师说的那种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我也感到太笼统和肤浅。比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能直接与1993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挂钩，因为它的衍生和变质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比如必须要知道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1984年的城市改革，以及在“危机叙述”里，90年代初的“三大赤字”。如果不讲述这些背景，任何一个概念都没有效力。
刚才天成说，这套“微光”批评丛书，不是现场的批评，而是有着专著色彩或者理念框架。不过我想这种批评仍旧与我们切身相关，我们自己就是那些80年代文学形象的翻版，我们就内在于这些概念里。比如我有个本科室友，平时从来不学习，她有一天拉住我说，若谷，咱们不能减肥了啊，这是男权话语对我们的规训；过两天讲她看了一部写农民的书，这就是我们对农民的想象。我当时哑然失笑，批评术语一个从不看书的人也能掌握，这当然不是说明我们学科的价值太低，而是说明每个人都与此相关。在当代文学和批评里，我们讲述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举个极端的例子，看古代小说里有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批注式的，写一个“极好”，这个主观性太强，会写字的人都会，我还会呢。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涵盖了诸多视野，有充分的学理。批评就是要先进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还要浸润过各种文学史以后，才能和它们较劲儿，这就是批评的当代性和切己性。
杨庆祥：我现在想写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八卦史”。
陈若谷：刚才翻了一下黄平老师的这本书《反讽者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专业的学习者，我怎么在书里胡乱涂抹了这么多幼稚的“金圣叹式”批注，比如在82页和200页，我都写了一句话：文学史真可恨。
黄平：为什么可恨？
陈若谷：我觉得文学史压抑了批评的活力。或者说，我接受的大学教育有问题。我们先学了各种文学史，然后学批评理论，然后才开始作品精读。而文学史，刚才金理老师也说了，记录的都是十几年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的文学史关注的是十几年前的现场，文学史为了全面会刻意让自己滞后。比如陈思和老师提出的“共名”和“无名”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了许多新研究的增殖点，但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后，他的一些基本框架却要面临不断的颠覆和修正，成为了一种新的遮蔽。所以我的思考是，这套丛书，出齐以后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有些书目已经显示了构建意图，比如讲反讽传统、抒情传统、社会问题与文学形象的。进入到了“传统”里，也几乎要具有新的文学史的面目了，其实并不是更安全，而是可能面对更多的重新评价甚至批判。理论上说来，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吧。 批评和史家的观点互动形态是怎样的？之前我恰好看过杨老师的一篇《寻找历史的缝隙》，一开篇就说重新进入这个问题，三个研究文本绕不开。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态度，一个是表示自己重视以往的成果，第二个是清晰地标示出哪些是自己的对话文本甚至反对对象。
黄平老师这本书我还真有一个地方不太满意。就像最后重译艾布拉姆斯的“反讽”词条，这就是在摆出一副对话的批评姿态了。但是在78页这里，论述了一大篇，最后回到了程光炜老师的结论。这就显得没有平等对话的气势了。
朱明伟：我来发言。首先我不觉得文学批评有困境，而当代文学史研究才有困境。文学批评的困境只是文学史研究焦虑的投射。无论是刚才各位对当代批评的争论，还是杨老师谈及的自己写梁鸿的批评，我们发现文学史的谱系都是渗透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的。所以文学批评的“困境”是：好的文学批评必须与现在的、未来的文学史研究发生对话。我要重提徐刚在上周的发言：“文学史研究要有文学批评的锋芒，文学批评要有文学史研究的后路。”由此，我主要谈论黄平与木叶先生的两本书。黄平的研究一定是有文学批评锋芒的文学史研究。黄平特别执着于历史整理和形式批评。几年前读他的《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惊讶于他对叙述人的精神分裂的关注，这种基础扎实的叙事分析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但是我觉得整个现代人的精神状况都是分裂的、脱历史的，因此我认为他的一些判断只在很小的谱系中有效，比如“王朔选择了语言，王小波选择了叙述，韩寒选择了政论；王朔的故事越来越虚无，王小波的故事越来越艺术，韩寒的故事越来越重复”、“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在形式维度上无法接受反讽，在精神维度上无法接受虚无，在文化维度上无法接纳个人，在范畴维度上无法接受城市”这样的句子。这些小结论都很有锋芒，但是略显果断，还无法完全描写谱系中的王朔们；比如对王小波的评价，精英文学的立场预设还是太明显了。
接下来我谈木叶的批评。我对木叶并没有跟踪式的关注，是在黄平的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木叶对孙甘露的细读文章，语言十分精美。稍后整体阅读了他近年的批评。相对于学院派连根拔起、强制阐释的论文做派，木叶的文字让我感到了轻盈之美。（我今年上半年在改订自己一篇林斤澜的主题论文时，直接写道：我认为解释这样一个迷人的文学史问题，似乎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这在我自己是一种反省，倒并不是示弱。因为我有对武断议论的恐惧。）当然，木叶的很多观点还可以继续进行爆破，但是作者志不在此。批评也是非常适合木叶的一种文学创作。他的语言非常诗化，非常精警，甚至会引用布罗茨基的诗句来形容叙事欲望对作者的驱力。在行文中经常出現“手筋”一词，是一个非常视觉化的词语，暗示了作者坚持的“新批评”的立场。木叶的《冯唐论》是我视野中最好的冯唐论，它用冯唐的话语风格陷子之盾，批评他的自恋、文本的不节制等问题。
总之，我认为如果“困境”的判断成立的话，那它其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无法解决的，批评者对于同时代人创作回应的焦虑。
黄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跟我的书没有直接关系），刚才明伟提到“现代是分裂的”。其实怎么说呢，批评它很容易被现代主义所笼罩，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庆祥刚才也谈到过，梁生宝是不是一个现代人，明伟你怎么看？
朱明伟：梁生宝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人。
黄平：对，在你现代主义看来，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人，但是凭什么由你们来定义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现代人？如果梁生宝是现代人的话，那么梁生宝为什么不分裂？包括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张力就来了。
杨庆祥：所以有时候你们搞不清楚黄老师的站位是什么，他忽然会变成一个“左派”。
黄平：谈梁生宝不一定是左派。
杨庆祥：你这个观点明显是左派的观点，像是当年倪文尖。和蔡翔讨论的：为什么说梁生宝没有内心活动，梁生宝去卖豆腐那是典型的内心描写，为什么他的内心描写就比普鲁斯特的内心描写级别更低，或者说梁生宝的内心挣扎就比尤利西斯的级别更低。
杨晓帆：包括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评价也是这样。
杨庆祥：赵树理在竹内好的谱系里，超越了现代文学，这是我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我当年为了找站位，曾经非常欣赏竹内好的文章，虽然他是极右翼。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对赵树理的评价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问题就在于赵树理是他的道具，赵树理对所有人物的描绘都和竹内好说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在讲李家庄的故事，讲不了别的，赵树理完全是他的一个媒介，他用赵树理这枚棋处理的是日本的问题，这是我所要讲的我们当下的精神问题，大思想家不是这么来处理的。
陈华积：接下来请杨晓帆老师发言。
杨晓帆：我刚才给自我的定位是师兄们的师妹，但是听对面的“90后”讲完后我就顿时觉得我是个中年人，我发现可能我们焦虑的所谓的“困境”对你们来说也许就不是问题。回到自己对这个困境的理解，我觉得参与型的危机有两个方面。其实“70后”、“80后”在时代中的位置是相似的，我们并没有登场就已经没落了，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之前说过最大的危机感是意义感的危机，一方面是我特别认真地活着想找一个意义却找不到，我从所有作品得出的一个感觉叫作“败而不溃”：这个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溃烂的姿态不要显现出来，尽量是有尊严地败下来。但如果不从这个时代中的位置来讲，另外一个参与性的危机我觉得就是庆祥说的文学体制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教养和背叛。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养是规训出来的，在文体知识方面会有很多的束缚，我现在从这个规训里进入到我的工作状态上，我会对整个学科专业化的东西极其不满，它的悖论就在于我不能参加它教养我的这一套东西，今天我又想在这里完成一个背叛，这个背叛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要怎么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点？我特别喜欢刚才明伟用的一个词叫“爆破”，它可以是短时间的爆破一个闪光，然后这个闪光没有了。但是我很难是这样一种爆破的姿态，比如说在我的工作领域里，我要面对的是学生。我特别喜欢金理在序里说“微光”有两个很有悖论性的解释，一个是黎明划破黑暗的那一束光，预兆着这一天会慢慢地亮起来；但另一个是烛火，烛火是慢慢在熄灭的。我是败而不溃的，烛火在慢慢熄灭，但是如果我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慢慢熄灭的烛火，你怎么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这种分裂就让我不能局限于木叶那种爆破的姿态，我必须要去寻找我参与的可能性，这个参与性危机在我这里就是对于个人的撕裂，一方面就是我的个性个体的一些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个个性很虚无，你用来圈地、命名的那套词都是别人给的。我们最基本的方式还是怎么突破个人，到个人之外去又想避免抱团取暖，那我们怎么样到个人之外、去寻找怎么样的方式？可能我们进入的角度不一样，但我们在做的都是希望把个人困扰变成社会公共性议题，这两者之间的中介还是文学，还是像庆祥师兄说的“文学想象与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去触碰社会问题，但这个困境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现有的途径。所以现在我不喜欢的批评其实大都是现象式和症候式的，这会带来困境，伟大的理论家都是以作品为中介，当然这个作品要能给你中介的可能，所以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作品，我们当下没有那么多可以承受如此思想重量和社会公共议题的作品。如果没有，那么批评家就只能借助它去谈自己要谈的事，所以提到韩寒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跳板，谈韩寒和王小波最后面临的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理论建树，所以不是作品问题而是理论建树可以打开多大的视野。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独创的理论出来，我们很难说我们的批评里创造了什么新的词。有些词我们用得太多：日常生活、共同体、诗意，而这些词背后有很强的社会议题性和理论性，但是回收得太快，就没那么有分量了。另外一个就是词汇，我们在用西方的甚至是20世纪西方的一套词汇，很容易用一个理论框架找到中国的参照形成对话，但其实我们对于理论本身的原初是不太明白的，我们用词用得太快反而把它背后的历史机理和个人的部分抛掉了，可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怎么去创造新词汇，如果不能创造，我希望把“陈词滥调”重新打开。 杨庆祥：我刚刚处于一个深度焦虑中，刚才你说时，我一直在想我这么多年写文学批评有没有创出一个新词，可我就想不出来，“新伤痕文学”是“伤痕文学”加一个“新”，创新得不够。
杨晓帆：还有一个焦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人，我中国的部分在哪里，中国特色我没有特别明确地体会到；中国的情感状态和伦理状态到底有怎样的特别；文学能够提供的比社会学哲学思想史更多的在哪里，我们用的很多词都是从它们来的，同时又不能贡献出文学的一套思想。我觉得这很难突破，是文学所谓的困境。
杨庆祥：是的，我觉得这是目前研究领域面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仅仅是从思想史、社会学史去介入文学文本，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学术对话，人家也没有必要来了解你。最后你还是要归结到人、语言和想象的层面。
陈华积：非常感谢晓帆的发言，晓帆的发言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有了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新一代批评家的个人觉醒，而不是在一个文学谱系的意义上，能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和时代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给予批评的一个很大的活力。
金理：在八十年代批评家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引起轰动，现在我们用理论反倒被人看不起。上次去瑞士开会，一位学者讲中国的科幻小说，讲得很好，有人提问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性在哪里？只有中国才会被这么问。我们面对中国文学，确实也一直在焦虑。
杨庆祥：中国文学不被视为世界文学。中国学者才会焦虑。换作其他国家就不会被问同样的问题，比如法国科幻小说绝对不会被问法国科幻小说的法国性在哪里。因为是中国，所以要有中国特色。
再回应下明伟刚才的发言，我不会觉得研究当代就要被鄙视。古代、现代、当代的“鄙视链”是被构建出来的。当代站在知识河流的下游，接受的知识最多，为什么会被鄙视呢？现在的鄙视链是通过一些行为建构出来的，比如人文类评奖，评委们往往认为研究的对象越古老越好，這是预设的视野。
朱明伟：古代文学做什么很明确，史料古籍等，所以他们认为当代也需要做这些。
杨庆祥：当代也需要做史料，因为如果不做，很多现时的资料就没有了，但是创造力更重要。
陈华积：接下来我们请刘欣玥发言。
刘欣玥：我选读的是杨庆祥老师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以及黄平师兄的《反讽者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持续零散地阅读两位前辈的文章，但这样系统的并线阅读却是第一次。两相对照，一个格外鲜明的印象是，两本书里出现了大量相互重合的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比如北岛的《波动》，路遥、潘晓讨论，王朔，又比如以韩寒和郭敬明为典型症候的“‘80后’写作”。这是两位学者的共同关注，也在无形之中构成了许多对话的生长点。
这样的重合，固然可以视作二位从程光炜教授“重返八十年代”课堂走出来后，不断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基础上添砖加瓦的成果；但如果将这些孕育于历史纵深处的八十年代的“重合”，与二位“80后”的身份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它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一种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有力介入。二位作者一再提醒我们，这些作家、文学事件，恰恰构成了他们生命经验中许多绕不过去的“问题原点”。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以自己的智识和力量，有效地发现、重启、调动他们在80年代的成长经验。我是在“亲历者”的精神难题的意义上，理解黄平师兄对于“参与性危机”、“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焦虑，以及理解杨老师所说的“在小资产阶级的梦中惊醒”、“通向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的。在重返之中，他们始终在自觉地出入于一己的困境，勾连一代人的情感结构、精神乃至现实困境。而作为一个批评的初学者，这两本书令我时时反顾，许多时候自己所缺乏的，恰恰是走出自身、走到个人之外，站到历史的取景框里，把自己投掷到更大的社会潮涌和人群中的眼光与勇气。
因此，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和批评，不再是冰冷的专业性的知识生产，而是带有成长经验的体温，甚至是精神难题的苦闷和痛感。比如黄平对《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撕裂经验的分析，是以非常赤诚的心底的热流为底色的。如何将这种“热流”和“痛感”有效地转化为知识化的表达是一个问题，而如何保持这种热流、痛感背后的新鲜的赤子之心与文学感受力，或许是对于今天许多批评从业者而言更为迫切的难题。
阅读二位关于“80后”写作的批评，使我想起黄子平教授这几年四处“鼓吹”的观点：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无论在生理年龄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阿甘本的意义上，他们都是“80后”作家的“同时代人”。在黑暗中探照、刺穿同时代人的写作与历史困境，或许正是批评家不同于普通读者的判断力和思想力所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一直在超越个人趣味和狭隘的文学审美，找寻一种更具有生产性的同时代对话。这样的文学批评或许最终得以逃脱“踏空”或“速朽”的命运，因为它们与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场生长在一起，朝向“80后”乃至更大的人群。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大概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最后我想岔开一点，谈一下“批评与友情”的问题。我记得在《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的《致谢》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见证了我们英姿勃发的友谊”，“英姿勃发的友谊”一说令我深受感动。李陀先生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他最怀念的是八十年代人的“友情和讨论”。2014年的5月，杨老师在给我和子俊的邮件里，第一次提到了“联合文学课堂”的构想。我在旧邮件中找到了当时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最后，我当然希望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特别的氛围，能够找到一些‘核心小伙伴’，能够在雪夜‘听到友人和五点钟’。如此，文学与人生，也算是相得益彰。”今天我们在对“八十年代的批评”心向往之时，其实更多地是在怀念或想象一种充满激情、希望和责任感的文学共同体。“微光”的工作或我们的讨论，算不算是“友情与讨论”的一种回响呢？如果文学所能提供的能量与慰藉正在变得虚无，这种共同体的“实感”或许恰恰是对抗虚无，或与虚无并肩前行的底气吧。 陈华积：非常感谢欣玥给我们带来关于批评的如此诗意化的想象，我们接下来请卲部发言。
邵部：如何理解今天的主题“困境与微光”？我想可以以这套书里的两本书名来表示。从外部来看是庆祥老师的《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短语结构也是一致的，互相对应，处理的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面对时代的问题。我拿到手的是庆祥老师和黄平老师的两本书，把这两本书的开篇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两位老师批评的展开是有共同的起点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潘晓讨论和高加林。为什么会同时由此进入批评、理解时代？我想，第一个原因，可能与在人大课堂上从事“重返八十年代”的工作有关。第二个，我想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些事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成为过去，仍然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共同的起点和问题意识出发，两位老师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对象——虚无。这个词语在两本书里频繁出现，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来理解，而是在“告别革命”之后，个人生活在时代之中的虚无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们既没有时代感，也没有归属感。批评就是“微光”丛书作者面对这个时代的虚无的方式。谈到“微光”，金理老师用了加斯东的话作为阐释。我想到的则是他在《空间的诗学》里营构出来的另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城市的沥青地面上，清道夫挥舞着扫帚，收割想象中的麦子，真正大自然的硕大麦子。在今天的语境下，以文学为志业者大概也有点这位清道夫的感觉。
第二个层面来理解“困境和微光”，是将视野集中在批评本身。可以用木叶老师的那本《水底的火焰》来说明，火焰在燃烧，但却被水包裹着。包裹批评之火的水，就是黄平老师在书里以及大家都谈到的问题，即科层制对于批评者的规训。迎春对于谱系有所诟病，我觉得需要辩护的是应该区分“谱系”和“套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个帖子很流行，叫《人文学术套语偶拾》，作者把我们常用的术语列了出来，很反讽。我有个感觉，就是经过规范的学术化训练之后，我们想写出一篇批评文章是很简单的。这样的批评多的是穿针引线的功夫，把词汇串起来，把对象知识化，套在文章的结构里，就成立了。迎春所指的应该是这一种。但是谱系的方法不是这样。黄平老师谈到，要在历史能量涌动的地方做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寻找谱系应有的态度。谱系就是一个火山喷发的过程。我们此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时的流行病，而是其来有自，有历史的根源。是历史深处爆发的能量，把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谱系的方法，是以一种追溯历史的方式来面对问题，其实就是在“问来路”。像火山一样，逆流而下，从地表迎着炽热的岩浆，回到问题产生的那一刻。这样的地心之火，才具有穿透水的力量。“水底的火焰”就是在科层制之中寻找批评的自由和力量，我想这也是“微光”丛书想要表达的理想。
最后一点，我想谈的是批评之于个人的意义。杨老师一直督促我们要做点事情。去年他给“同代人年选”写的序言很感人，其中写道：“当初‘怂恿’他们办同代人公号，无非是担心他们在博士期间无所事事，最后寻章摘句，白白耗费几年青春。以做事来抵抗人生的虚无，这算是我一直以来微弱的自证吧，如果这种抵抗又能让生活变得有趣一些，那自然是更好的境界了。”我感觉“微光”也是这样一种以做点事情来抵抗虚无的自证，即要在时代、批评和“我”之间建立起联系。“我”通过批评介入这个时代，而时代反过来通过批评，融入到“我”的生命体验之中。以此时代中便有了个体的“我”，“我”也便有了抵抗这个时代的虚无的可能。
陈华积：感谢邵部精彩的发言。刚才邵部对批评的谱系和套路做了一个很精彩的辨析，她对批评家的套路背后没有创造性感到不满。
杨晓帆：刚才谈到创造新词的焦虑，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以文学为志业》，这本书今天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当年真的很有创造力地打开了很多词。今天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80后”，因为我让他们读《80后，怎么办？》，他们知道我讲的是杨庆祥意义上的“80后”；如果我讲“小时代”，他们知道我讲的不是郭敬明写的《小时代》，而是黄平诠释意义上的“小时代”；我讲到“虚无主义”、“强历史虚无主义”，他们也会知道是金理强调的“虚无主义”和“强历史主义”。我觉得文学批评不一定要创造全新的词，好多东西是把一些旧的词从它的历史起源意义上拿出来，创造出新的意义，让它们具有介入当下的能力。而且我现在当老师，有了岗位意识，文学批评的有效还体现在現代文学教育层面上。我的学生会去重新理解“中国梦”，是这本书里讲的“中国梦”，这个力量真的很大，它比做了一篇很好的文学批评还有力量，因为它可以让他们去发现原来我们可以用这套词去理解我的生活，和我所处的时代。刚才欣玥讲到读这本书的触动很大，我当年也是如此。
黄平：戴锦华老师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左翼研究特别牛的一点就在于重新把‘自由’这个词夺回来”。
周晓：我拿到的是木叶老师的《叙事的火焰》，这本书给了我几点感想。一是这是有力度的文学批评，他提出的很多观点都很犀利；二是它是温情的批评，例如在谈到安妮宝贝的时候，他说他不希望用“小资”、“纯文学”、“严肃批评”、“通俗文学”这类词去框住安妮宝贝，他的批评要去除偏见，立足文本、立足叙事。确实，剔除偏见是文学批评应该有的姿态，这和上次联合文学课堂讨论乔叶的小说时我们一再强调的“完成度”是一致的，就是文学批评不应以作品的题材大小论高下，而应该看作品的“完成度”。杨庆祥老师不久前也写了一篇对安妮宝贝的批评——《今天还需要读安妮宝贝吗》，也给我很大启发，阅读不仅是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为了精神需要。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去关注更多生命性的东西，而非知识性的话语，批评的温度是我们所需要的。
杨庆祥：那你拿木叶的这本书还真是拿对了，这本书就是非常温情。
陈华积：下面进入另外一个环节，由这套丛书的作者来对刚才大家的发言做个回应。
黄平：作为作者之一，我来做个总结吧。首先是要感谢到场的各位，然后谈一下这套书，我没有资格代表所有人来谈他们的书，我就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吧。我先自我检讨一下，我们都讲史料霸权，对史料的优越感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我也在努力克服，比如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为学者，而不是一个批评者。但其实在我心中，文学批评是更高的，文学批评研究是要比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高级得多的。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