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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迟疑地伸出右手，曲起四个指关节，轻轻地敲在门板上。笃。笃。笃。从门后传来空旷的回响，随即消失在虚无的空间里。在这座大厦林立的南方城市，有着无数巢居于高楼内的家庭，当然也有无数扇这样的大门。只有眼前这扇门是属于我的，或者说，我仅属于这一扇大门。几年来，它像忠于职守的卫兵一样，守护着这个家庭的一切，显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以至于我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但现在，它却换上了一张沉默的面孔，庄重地向我宣告我并没有随意进入的权利，也毫不留情地昭示了我在这个家庭的真正地位。
我点了一支烟，坐在门口的楼梯上。此刻，我的妻子就在门后的商品房里。隔着纯精钢板打造的门板和二十四寸砖墙，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我猜想这个哺乳期的女人此刻脸上满是倦怠的表情，这源于她一贯以来对生活缺乏应有的满足感。她用一条手帕将头发松松地绑在脑后，一只手怀抱着流着口水的儿子，一只手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家务。她在房间游走的时候，两只硕大的乳房在胸前摇来晃去，好像这样可以使身体借助空气的浮力漂浮起来。闭着眼，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混杂着奶水和厨房葱韭味道的浓烈气息。
这时，对门的男人从门口探出半个脑袋，又伸出一只手，把垃圾放在门口。我尴尬地笑了笑，朝他点点头。他却看了我一眼，冷冷地关上了门。
我凑近大门压低了声音：秀红，你先把门开了。都这个点了，我还没吃饭。有什么话你不能让我进屋说吗？
你考虑清楚没？隔了很久，门内传来妻子的声音。
听到声音，我感觉自己瞬间来了精神。可我只是抿抿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已经给了你几天考虑的时间，你不能再这么拖下去。秀红说。
你不能永远逃避。每次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这算什么？你好歹也是个男人。秀红又说。
……秀红接着说。
我立在门口，逐渐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座雕塑，失去了知觉。有一阵子，我甚至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好像思绪已经脱离了身体，如同许多鸟一样在我身边环绕飞翔。
……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日子……秀红说。为了这个家，你到底做过什么？从今天开始，你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了。
秀红，你不要这样。我几乎恳求着说。
你还要我怎么樣？秀红冷笑着说。从买房子到结婚，你们家出过一分钱没？房子的钱是我爸妈付的，当初你想调到城里来教书，也是我爸托人找的关系。也许对这个家庭，你唯一的付出就只有一颗精子，而现在，我把它养成了一个能哭会闹、有血有肉的孩子。连他也是属于我的。如果你心里还有一点内疚的话，你就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秀红说。你倒是说话呀？！
可你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兄弟开口。结婚这么几年了，你也不愿意我跟家里走动……
你还怪我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你？秀红哭着说。你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配叫作男人。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嫁给王建国，再怎么样也比跟你在一起强一万倍……呜呜呜……
门后传来秀红咽咽的哭声，这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更让我感到心烦的，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叫王建国的男人，他的名字总是无缘无故、不分场合地出现在我和秀红的日常争吵中。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以至于每次秀红提起，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当然，对于这个王建国，我也并不是没有好奇心，有一回趁着秀红心情不错的时候，我就旁敲侧击地向她打听过，但秀红却什么都不肯说。
好吧。我听到自己的嘴唇终于动了一下，极为含糊地吐出了这两个字。黑暗的楼道中，我仿佛听见那个叫王建国的男人正朝我轻蔑地笑。
门开了，秀红抱着儿子站在门口，得意地看着我，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你真是块贱骨头。秀红愉快地说。
那天晚上，也许是作为把我关在门外的补偿，秀红对我格外热情，做了好几个我爱吃的菜，还额外温了半斤黄酒。半斤黄汤落肚，我感到脸上燥热无比。看着秀红给我倒酒的样子，我心里翻腾起一股又一股热浪，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那种叫作幸福的感觉，幸福像勇敢的士兵一样狠狠地抢占了我的大脑，一直持续到我和秀红做完爱大汗淋漓地瘫倒在床上。
我一只手枕着脑袋，另一只手搂着秀红的肩膀，感到刚才的每一次呼吸都那么值得回味。秀红半眯着眼睛，吧唧着阔大的嘴巴——她每次做完爱都会有吧唧嘴的毛病——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把你那个寡妇娘接到家里来？秀红又说。
这个……恐怕没那么简单。我补充道，你是知道我弟弟个性的，他的脾气就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再说，我听说我那个弟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还没说完，秀红猛地从我臂弯里坐起来，瞪眼看着我恨恨地说，我把你上下都喂饱了，你又开始反悔了？
没有，没有。我解释说，我只是……
你明天必须去把你那个寡妇娘从乡下接过来！秀红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一边朝我扔枕头，一边大喊大叫，要不然你就给我滚。滚！
我还想说什么，腰上猛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原来秀红一脚把我从床上连人带被子踢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了桑园。
桑园不是桑园。桑园是一个村子。在桑园还是一片桑园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地方。说实话，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到这里了。桑园的一切让我感到完全陌生，仿佛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却依旧是个初次到访的游客。
现在，作为一个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桑园已经和所有其他城郊的村庄没什么差别。等待拆迁是这个村庄唯一的宿命。当我回到这里，我发现一切都是临时的。到处是当地农民随意搭建的各种自建房，它们杂乱无章，毫无规划。也许每一次拆迁消息的来临，都使村民们加快建设的脚步，他们一个个如同野心勃勃的暴君，充满了扩张的欲望，不断地向楼上加层，向外缘拓展，为的就是拆迁到来的那一天，能够获得更为巨大的赔偿。拆迁像一个虚无的梦境，养活了这些原本在土地里刨食的农民。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临时的精神状态，不事生产，每天唯一的正事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 与此同时，这个村子已经被操着各地口音的外来务工人员临时占领。他们像候鸟一样，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地方蜂拥而来，聚集于此。白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涌出村庄，去城里送外卖、卖水果、发传单、收破烂、做保洁、摆地摊，到了夜晚他们当中更为年轻的那些人，则穿着入时、浓妆艳抹地怀着各自的目的奔向城市，像是急于用青春去攻占那里灯红酒绿的一切。所有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清楚自己过客的身份，因而时刻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只等那些肥头大耳的官员和开发商在某个文件上敲章盖印。当我在村口问路的时候，发现几个孩子流利地用几个地方的方言交谈着，我已经听不出他们真实的故乡在哪里，这场景一度让我以为他们都是出生于某个著名的相声世家。
总之，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充满了末世情绪的孤岛。
我找到弟弟家时，他正穿着背心认真地刷牙，叉开两只肘，蹲在门口，雪白的泡沫从嘴巴里不断涌出来，这使他看上去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螃蟹。
弟弟站起来朝我看了一眼，吐掉漱口水，并没有说话。显然他已经认出了我。我想他是知道我会来的，只是没想到我会这样突然造访。
弟弟耷拉着眼皮，眼窝深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想他昨晚一定没睡，也许是在通宵叉麻将什么的。但这一切和我无关。我想喊他的名字，却突然想不起来。
弟弟顾自己进了门。我跟在他身后。他头也不回地问，你来干什么。
我想把我妈接到家里住几天。我说。
是么。弟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前两年你怎么不来？
我红着脸说，这不，前两年妈不是一直跟秀红不太对付么。现在，我俩也想清楚了。妈年纪大了，咱们凡事应该让着她点。再说了，照顾她这件事，我们不能一直麻烦你和弟妹。我是老大，也应该尽尽孝心。
等我像背书一样把这段话说完，弟弟哈哈大笑起来。我看到他的黑洞一样的嘴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看上去显得很陌生，笑声像一阵阵风从黑洞吹到我脸上，我仿佛闻到了黄芩牙膏清香的味道。我垂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弟弟笑完了，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盯着我说，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话，自己信吗？
弟弟的提问让我陷入了思考，我仔细想了想说，应该不信吧。说完我也忍不住笑了。我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跟你開了一个玩笑。其实是秀红叫我来把我妈接过去的。秀红说，桑园再过两个月就要拆迁了，不能让你独自把妈抢走。妈是先生了我，再生了你。所以，妈首先是我的妈，其次才是你的妈。同样，妈拆迁得到的钱，首先也应该是我的，其次才轮得到你。这是秀红的意思，当然，现在也是我的意思。
弟弟认真地听我把话说完，点了点头，他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反对，只是伸出一只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弟弟说，你这么说就对了。我们是兄弟，说话就应该这样，不要拐弯抹角。
弟弟说这话的时候，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很真挚的东西，这种真挚几乎要把我感动了，也给了我巨大的鼓励，我得寸进尺地说，那么，你看，我什么时候把妈接走？
弟弟刚要说什么，我看到他朝房间门口看了一眼，愣在那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个穿着粉红吊带绸衫、戴着白色面具的女人站在那里，头发胡乱地用夹子绾在脑后，她仰起头对着镜子轻轻地用双手拍打着脸，好像在不断扇自己耳光。
她不冷不淡地说，你们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做面膜？
弟弟说，滚你妈的，出来也不知道多穿点。
女人说，这不是自己家吗，爱穿多少穿多少。你旁边那人是谁？
这是我那个在城里当中学老师的哥哥。桑园要拆迁了，他怕我从妈那儿把钱都搞走，所以打算先过来把她接走。
我连忙说，你就是弟妹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弟弟的女人，但我知道她却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桑园外来的租客还没像现在这么多，她是其中一个。没事的时候，她就和那些跟她一起合租的女孩子去村里的棋牌室打麻将。就这样，跟弟弟认识了。弟弟三天两头叼着香烟，骑着红色的本田王摩托车去找她。那时父亲还在，看到她每天坐在弟弟的摩托车后，在村里招摇过市，心里很不舒服。父亲对弟弟说，这个女人的做派，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来路不正？弟弟什么也没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父亲的猜测。那一次，几个村干部去城里洗脚，没想到在一个叫红浪漫休闲中心的店里碰上这帮在我们村租房子的女孩子，其中就有她。据村干部们后来回忆，说是摸奶五十，搞一次两百，还不开发票。她不认识那几个村干部，他们倒认得她。几个村干部前脚还没踏进村里，村里就传开了，说谁谁谁没过门的儿媳妇在城里做那回事。我父亲一辈子老老实实，没想到一把年纪还出这样的丑，就一天到晚在家唉声叹气，大门也不敢迈出去，只好拿弟弟出气。一向木讷的弟弟这回却犯了癔症一样，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是早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吃这口饭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只好跟自己怄气，没两天就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从床上下来。等父亲死了，弟弟索性领着那女的在家里住了下来。没想到她现在还在。
那女人看了我一眼，又转头照着镜子，一边揭着面膜一边说，哥你现在不是城里人吗？干吗还盯着咱们拆迁的那几块钱？
我纠正道，话不能这么说。拆迁本来就有我的份。再说，你是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家底太薄，连买房子的钱都是你嫂子家里付的。为了这事儿，你嫂子也一直不愿意我跟这边走动。我现在什么事儿都得听她的。今天要不把妈接回去，没准她能揭了我三层皮。
女人格格地笑了，我看到她穿着吊带的胸口一抖一抖的，刚转过脸去，发现弟弟正看着我。
女人对弟弟说，你们家的男人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实在？
弟弟点了根烟，也没说话。
那就这样吧，女人说，既然你想把老太婆接走，我也不反对。不过……
不过什么？我忙问。
不过也不能让你白把人接走。弟弟说，你不想想，老太婆辛辛苦苦供你上完大学，让你小子人模狗样地当了人民教师，你结了婚一次也没回来看过她，现在一说要拆迁，又突然过来把她接走，你说得过去么？ 我说，那你们说怎么办吧。
他俩对视了一眼。弟弟说，要不这样吧，我俩商量一下，你先在门口等会。
等我抽完三根烟，再次进门的时候，俩人脸上都带着笑吟吟的神色。我问，你俩商量好了？
女人说，我有个主意，你看这样行不行，要不，你花点钱把老太婆租走，怎么样？
租走？我几乎要跳起来，我带自己的妈回去还要花钱？那叫什么事儿？我连连摆手。
弟弟的脸一沉，他说，那你就回去吧，反正，又不是我们请你来的。
女人说，倒也不差这么一会，你要不先在这儿想想，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等你想好了再出门也不迟。
我刚想抬腿，听她说起秀红，就不做声了。我心里知道今天要是没接到人，指不定秀红会闹出什么事儿。
我犹豫了一下，那你们说，怎么个租法？
两人又互相对视了一眼，诡异地笑了。
两百一天。女人伸出两根手指，胸有成竹地说。
那不行。我说，我上一天课也没两百。
怎么，还嫌贵？不行拉倒。弟弟头也不抬地说。
我……我挥着手急得快要说不出话来，要是在我家住一个月，那不得六千啊？
六千又不多。女人解释说，你想，你把老太婆接走，在你家住着，她能天天坐着吃闲饭？还不得帮你洗衣服买菜做饭带小孩？你去外面打听打听，现在雇个全职保姆没个三五千上哪儿去找？再说了，你不是还指着她那份拆迁款吗，没准她到时候脑子一热，全给了你了。
女人说这话的时候，我听到弟弟在一旁发出冷笑。
我说，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也行不通。因为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说的是真话，结婚以来我的工资卡一直攥在秀红手里。租妈这事，要让她知道了，肯定不能同意。
听我说完这句话，两个人突然怔住了，很明显他们也没想到这一层。
那还说个屁。弟弟失望地说。
我说，也不是一分钱都没有。
你有多少？
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吧，这都是我背着秀红偷偷攒下的。
女人的脸上一闪而过不耐烦的神情，两千就两千吧，你接去住十天，到时候再把人送来。
我说，半个月成不成？
半个月？女人轻蔑地说，没想到你一个当老师的，还挺会杀价。
有点文化的人，坏起来更没底。弟弟在一旁愤愤地说。
我知道你们嫌少，但我只有这么点钱。再说，我有这钱，秀红也不知道，她要知道了，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你们要是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索性慢条斯理地说。
行了。半个月就半个月吧。弟弟说，没想到你在女人面前这么窝囊，你知不知道？他继续慷慨地说，我们家男人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听到这话从弟弟嘴里说出来，我感到心里很不平。但我不想跟他分辩纠缠。我说，那就这么说定了。反正，我把妈租过去也不过是为了应付秀红。你们可不许跟人说起这事儿。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先把钱付了。女人已经等不及了。
我像变魔术一样从左脚的鞋垫子底下掏出一千块钱，又从右脚的鞋垫子底下掏出一千块钱，想了想，说，要不，我们立个字据吧？
女人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钱，忙伸手往嘴里蘸了唾沫就开始数，你爱写不写。
我认认真真地掏出圓珠笔，拆掉烟盒拿出里面的锡箔纸，在上面写了一张收据，又让他们两个签名。
妈的，读过几年书就是不一样，那么多花花肠子。弟弟和女人一边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边愉快地骂道。
我收好了纸笔才想到问，妈呢？怎么老半天没在这儿看到她，人去哪儿了？
女人噗嗤一下笑出来，对弟弟说，你带他去找吧。
弟弟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跨上摩托车，对我说，你上来，我带你去。
摩托车沿着村里的水泥路一直到了村西的馒头山下。说是山，其实只是个低矮的小土包。弟弟停下摩托车，指着坡上用两孔水泥砖搭建的小屋说，就在里面，你直接进去找就是。
我还想问，他却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地走了。
馒头山离村子已经有点远了，周边几乎没什么人。从前这一带是大片的水田，现在，因为没人耕种而长期荒废，一眼望去，芜杂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尽管土地早已被征收或拍卖，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来得及建造楼房。他们只好用高高的围墙把土地圈起，以示界限。围墙被刷上各种颜色鲜艳的城市文明宣传标语，在荒弃的环境中显得莫名其妙。因为离城不远，常有大小车辆偷偷拉着建筑和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日久便成了垃圾场。荒地、围墙和垃圾场把村子远远隔开，反倒使这里成了闹中取静的幽僻之所。我沿着围墙边的小路朝山坡上的房子走去，在山脚一块不大的空地上，见到有人种了几畦时令蔬菜，再往上走，居然有一片小小的桑林。
这片桑林让我感到惊诧。种桑树当然是为了养蚕，但是现在谁还养蚕呢？很多年前，在桑园还真正可以称之为桑园的时候，种桑养蚕是家家户户赖以为生的大事。那时，镇上还有一个不小的茧站，因为离火车站不远，从全县收购的茧都会经过这里送往各地。说起桑园，那时的蚕农脸上都会闪现恍然大悟的表情，它仿佛已经成了那个遥远时代的财富地标。桑园当然也产茧，那时，除了种植稻谷的水田以及种番薯小麦的旱地，田垄山坡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桑树。和别的农户一样，父母亲靠养蚕从生产队赚取工分，来抚养我和弟弟。所以，也可以说，是蚕养大了我们兄弟俩。
沿着小路没走多久，就到了小屋前。门是虚掩的。因为没开灯，房间里黑乎乎的。我看到带窗的那面墙上靠着一张床，说是床，其实只是头尾各摆了两条长凳，中间搁着一张棕绷，上面铺了篾席和被褥，床下则整齐地摆放着农用的杂物。床头放着一张方桌，擦拭得十分干净。再过去，墙角立着锄头、铁锹、扫把和畚斗。边上则是一只黑漆漆的木制大衣柜。一看就有人住着。 我转头打量房间，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怪物，它长着蠕虫似的竹节状的身体，却露出一张狞笑的人脸，披了一层层绸缎被面，高高地站在供桌上。两旁的烛火跳动，闪照着那张僵死的脸。这个只在电影中出现的外星生物般的东西让我惊叫起来，我感到脚下一软，差点跌到门外。
供桌前站起来一个瘦小的身影，她转过身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妈？我惊魂甫定地喊道。
你？她显然没想到我会出现。
妈，是我。你怎么在这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指着房间内高大的怪物问。
母亲脸上露出愠怒的神色，她立刻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要乱说，蚕神菩萨听到要怪罪的。
我胸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前这个造型丑陋、半人半虫、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强烈科幻色彩的怪物泥塑，就是母亲口中的蚕神菩萨，看着它身上披着农村里结婚才用到的绸缎被面，我突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我说，妈，你在这里做什么？怎么，没跟弟弟住一块？
我搬出来已经两年多了。母亲转过身，点了一炷香，毕恭毕敬地插在案桌上的香炉里。
我看着母亲伛偻的背影，比两年前见到时更为瘦弱。我以为她会说一些责怪的话，比如我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她，可母亲却什么也没说。再一想到弟弟和他的女人刚从我这儿拿走的那两千块钱，我立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心中的歉疚马上被愤怒代替了。
我说，是不是他们待你不好？
那倒也不是。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主要是跟他们住不惯。我喜欢一个人，清静。再说了，蚕神菩萨的庙里一直空着也不好。
原来，母亲住的地方是蚕神庙。我知道农村有些吃斋念经的老太婆，平日里成群结队往各种乡村小庙赶，无非是念念经、卖点元宝和冥币，赚些零碎的生活用度而已。偶有几个跟儿子媳妇怄气的，在庙里住不了几天，不等气消了，儿子媳妇就屁颠颠地接回去了，毕竟怕别人说闲话。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在庙里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还是这没什么人来的蚕神庙。
我感到有点难过，我说，妈，你一个人住这儿也不方便，我这次来，就是想把你接回城里住几天。
为什么？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你看前两年，我也忙着成家立业的事儿，没工夫来看你。现在什么都安顿下来了，所以想接你去城里享享清福。城里可好了，什么都有。我夸张地比划着双手，说完看了看母亲。当然，我没敢告诉她这完全是秀红的主意。
还是算了。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不去，哪儿都不去。
我跟弟弟都已经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也不去。母亲坚决地说。
为什么？
住得好好的，干吗非要去城里。再说了，我走了，那些蚕怎么办？
我顺着母亲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供桌旁摆着用来放晒箕的架子，上面层层叠叠地塞了七八张晒箕，走近一看，每张上面都爬满了白色的蚕，雪似的一片。
我惊讶地说，妈，你养那么多蚕干什么？
母亲说，本来也没打算。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打扫房间，发现有些蚕种。我就想，蚕神庙怎么能没蚕呢？索性就养了一些，谁知道，后来越养越多。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干。
我说，茧站关门那也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养了那么多蚕有什么用？
没用就不能养？我又不想靠它卖钱。母亲继续说，养了蚕，这日子才像日子，我每天忙着掐嫩桑、去梗条、换晒箕，半夜起来喂桑叶，有时候怕蚕不经冻，还要生炭盆……一忙起来，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母亲看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养蚕的事，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生动的光泽。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身材瘦弱，沉默寡言，对什么事情都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淡然。即使当年我父亲被弟弟活活气死，我似乎也记不清她是否有过那种呼天抢地的悲伤。只有在谈论养蚕的时候，她的目光才变得鲜活起来。要说起养蚕，从前在我们桑园，没有人不知道她。人们知道她是因为她善于养蚕。世界上有些事是某些人怎么都学不会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天生就会。对母亲来说，她天生就是个养蚕人。生产队那会，桑园的农户一年要养四季蚕，从春蚕、二蚕到中秋蚕、晚秋蚕，养蚕关系到一家人一年的生计。每年四月，生产队开始向农户分发蚕种，从那时起，我们家的门槛都快被人踏平了。
我记得有一年，蚕瘟席卷了全县，几乎家家户户养出来的都是僵蚕、死蚕、白肚蚕。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很快就传到了桑园，尽管蚕农们做足了准备，蚕的头眠、二眠、出火、大眠之后，在新换的晒箕上洒上远超规定剂量的防病粉，并且按照农业专家的建议用特制的药水来清洗、杀菌、消毒，可还是没能阻止蚕瘟的蔓延。那时候，村里的露天粪坑倒满了一匾又一匾的死蚕，到处飘散着死蚕的腐臭。奇怪的是，那年我母亲养的蚕却是出奇的健硕。这在当时成了一桩奇闻。十里八乡的蚕农开始没日没夜地往我家跑，向我母亲请教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几十公里外步行前来，为的只是看一看我母亲到底是怎么养蚕的。
有一天，村口来了一辆吉普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带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逢人便打听我家的地址，几个热心的村民带着他们上了门。穿白大褂的老头进门便一言不发地从晒箕上拿起一条条蚕仔细地放在放大镜下观察，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闻讯而至的蚕农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家的房子，但谁也不敢发出丁点声音，连呼吸都显得那么拘束和多余，所有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从公社匆匆赶来的书记满头大汗，他一层层地推开围观的群众，最后才见到那个老头。老头出神地望着我手足无措的母亲，只问了一句话，这些蚕，都是你养的？母亲先是摇了摇头，后来又点了点头。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母亲，显然是被这样的场面镇住了，这让她感到十分害怕。老头沉默良久，最后喃喃自语地说，奇迹，真是奇迹。然后跌跌撞撞地带着这些人坐上吉普车扬长而去。留下所有人站在那里，一头雾水。
第二天，从省里送来的通知准确地送达到我家里。公社书记面带喜色又不無嫉恨地对母亲说，上面特意给你安排了一辆吉普车，要请你去各地传经送宝，向蚕农传授养蚕的经验。这对母亲来说，简直无异于惊天霹雳；让这个沉默寡言并且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像老师一样给人上课，简直要了她的命。何况她也从来没坐过什么汽车，即便远远地闻到汽油味，也会头晕和呕吐。但这是上面的命令，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是母亲自己，也是做不了主的。 两天后，母亲被带上了一辆车，尽管她的胸前佩戴着一朵颜色鲜艳的大红花，但谁都看得出她回头看我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仿佛这一次是要被押赴刑场，从此阴阳相隔，再也不能回来。
尽管，母亲在家的时候也说不了多少话，但她一走，家里却变得异常冷清。有几个晚上，大队干部们会来我家坐一会，这在原来是没有过的事。有一天，大队的会计不无感慨地对父亲说，把你老婆这样的人才留在我们桑园，不要说是屈才，简直可以说是造孽。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用不了多久怎么样？父亲好奇地问。
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被国家请走，分到国家户口，去吃商品粮了！然后调到农业部，或者农业厅，再不济也是农业局。
然后呢？父亲又问。
会计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轻蔑地说，到时候？到时候你就没老婆了！你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难不成，你还想当驸马吗？
谁都知道会计说的话是个玩笑。但那一晚父亲却深深地失眠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煎饼。他半夜爬起来，柔情无限地看着我们两兄弟，一次次摸我俩的头，一次次掉下了眼泪。
被带走的母亲依旧没有消息，但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像秦香莲一样被无情地抛弃却逐渐成了村里男女老少最为统一的共识。不同的是，作为陈世美的母亲不仅没有受到大伙的谴责，反而成了公社表彰的模范和群众艳羡的对象。很快，给父亲做介绍的人就壮着胆子上门了，在这些人当中，父亲默认了一个粗手大脚的寡妇，她足足比父亲大了六岁，但是，又有哪个黄花大闺女会看上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男人呢？也许这个高大的寡妇唯一的好处，就是弥补了母亲因为身材矮小曾经给父亲带来的心理缺憾。
谁也没想到，就在父亲和那个寡妇还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操办酒席的那几天，母亲突然回来了。让人意外的是，这次母亲没有坐吉普车回来，她是一个人搭着邻村拉石灰的拖拉机回来的。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数，那个高大的寡妇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毕竟，这场闹剧一样的婚姻，只是一个集体假设之下的匆忙结论，一旦假设不成立了，那么这个结论也就难圆其说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该下田下田，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桑园的人们都拔长了头颈等着那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再次停在门口，但是从省里到公社，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母亲。大队干部也逐渐对晚上准时来我家高谈阔论失去了兴致。父亲当然也不敢问母亲发生了什么，因为在重大的婚姻问题上，他不仅过度轻信了谣传，而且也显得猴急了一点。
很多天以后，有一次在饭桌上，母亲自己平静地说出了理由，我了解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母亲被抽调到临时成立的专家组，省里的专家们一遍遍向母亲探寻遏制蚕瘟的技巧，却始终没有找到门路。母亲养蚕的手法固然高超，但是十分传统，而且作为文盲的母亲对科学养蚕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闻所未闻。持续的蚕瘟让这些专家感到抬不起头，巨大的经济损失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力更让他们感到岌岌可危。
这时候，母亲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想法。是什么办法呢？那就是祭拜蚕神菩萨。母亲固执地说，我就是村里唯一拜过蚕神菩萨的人，所以我养的蚕，才没有遭灾。
母亲这个疯狂而大胆的想法，不仅遭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反对，简直还把这帮专家吓得屁滚尿流。就在他们决定第二天对她进行集体举报和揭露的时候，母亲已经带着一部分蚕农偷偷搞起了祭拜蚕神的仪式——谁也不知道她搞的那一套仪式究竟是自幼耳濡目染，还是无师自通。等他们发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所有跟母亲同在一个专家组的人都已经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主张举报和不主张举报的专家，成了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那个当初来到我家，把母亲带到专家组的老头懊悔万分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们这些人搞了一辈子科学，到头来却被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给搞惨了！现在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堵啊！
事情在这里却突然有了转机，在举行祭拜仪式之后，可能是巧合，原本肆虐的蚕瘟却突然奇迹般地消失了。母亲这一套祭拜蚕神的仪式在民间传播的速度，简直比当初的蚕瘟还要快。各地的蚕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这令所有参与研究的专家感到喜出望外。然而，更大的困惑马上随之来临，有关蚕瘟问题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呢？总不能把母亲搞的那一套迷信的东西写上去吧？那后果显然比遏制不了蚕瘟要严重得多。于是，专家组的人连夜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当然，我母亲被毫无悬念地排除在外。他们迅速达成共识，胡乱凑出了几条理由作为蚕瘟肆虐的原因——反正这会儿蚕瘟也已经退去，每个人注重的是结果，谁还会对充满专业性的原因耿耿于怀呢？最后，专家们把击溃蚕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挂帅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群众敢于斗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几天后，这份报告作为头版头条完完整整地刊发在省报，还配发了专家们披红挂彩的集体合照。而这个时候，我母亲已经坐在拉石灰的拖拉机上，匆匆地赶回桑园。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当年那些知道内情的专家，恐怕也已经相继过世。当然，就算他们知道，也未必会愿意再次提起。父亲在多年前去世，弟弟那时候也还太小——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大概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母亲和我。
想到这里，我对母亲感到深深的同情，我想，养蚕这件事，让她这辈子放弃恐怕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又不能让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过着每天养蚕的生活，我毕竟是怀着自己的目的来的，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怔在那里。
母亲突然说，你老婆秀……
我说，秀红。
对，秀红还有你儿子还好吧？
我心烦意亂地说，不好。
不好？母亲看着我。
看着母亲疑惑的样子，我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我继续说，一点都不好。儿子最近老是生病，我俩实在是照顾不过来。
母亲说，你丈母娘他们不帮着带吗？
昨天跟秀红吵架，一气之下走了。
有这种事？母亲惊讶地说。 那当然，骗你干吗？我继续随口编道，跟你说实话吧，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丈母娘气跑了，秀红一个人带不过来。我又要上班。不是没有办法，我能过来找你吗？
母亲想了想，她大概觉得这才像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对母亲说，妈，要不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去，帮两天忙。等过两天孩子好了，我就把你送来。
母亲皱着眉头说，我要是走了，这些蚕不是都要饿死……不行不行……
难道这些蚕比人还要紧吗？我大声地朝她喊道，不过是让你过来帮忙带两天孩子，为什么你就不能答应？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像前两年一样不来。
我……母亲变得无话可说。
妈，你到我家里住着的这两天，我会每天下班就过来帮你喂蚕，放心好了。就算我没时间，叫秀红过来喂一下总可以吧？
真的？母亲小声地问，你可不要骗我。
真的！我大声说。你放心好了，也就几天时间，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母亲就这样来到了我家。开头的几天，她对城里的生活感到明显的不适应，比如不会使用厨房的各种器具和设备，比如在我们家十八层的阳台上晒衣服，总是看一眼窗外就不由得感到心悸和晕眩。但在照顾我儿子这件事情上，她确实显得尽心尽力，总是抢着和秀红带孩子。也许是血缘的关系，儿子马上跟她亲近起来，即使到了晚上，也不拒绝跟她一起睡觉。母亲的表现令秀红感到满意。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嗑着瓜子，转过头来偷偷对我说，要早知道你妈这样，还不如早点去接来。
和所有老人一样，母亲也开始越来越喜欢她的孙子。她感慨地说，自从养大了你们两兄弟，我真是多少年没带过孩子了。她总是一有空就抱在怀里逗他，吃过晚饭，还带他到楼下小区的草坪上玩耍，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小区新认识的邻居们聊着天。
但是这样的日子没几天，我就发现了母亲渐渐有些心不在焉。
那天早上，秀红出去买菜，母亲不无为难地看着我说，你看，我也住了好几天了，你儿子也挺好的，是不是……
我知道母亲是想要回去了。也难怪她有这样的想法，儿子本来就没什么病，能吃会睡，哭起来嗓门又大又亮，而且每次拉屎都是一大坨，颜色金黄，奇臭无比，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我只好说，既然来了，就多待两天，你要是走了，别说我，就连我儿子也舍不得呢！
说到儿子，母亲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她问，你这几天下班都去桑园的吧？
我说，当然去了，我不去桑园，你那些蚕怎么办。
母亲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那就好，那就好。
这段极为短暂的时间，可能是母亲过得最为舒心惬意的一段日子。
但是很快，我接到了单位的通知，让我去外地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教学业务方面的培训班。我对秀红说，看来妈已经慢慢习惯了住在我们家。我出门那几天，你可别……
秀红不屑地说，离拆迁还好几个月呢，我能赶她走？再说了，有你妈带孩子，我还落得清闲。
培训的地方就在邻市，虽然相隔不远，但几十公里的路程，想要每天来回，却还是不可能的。白天我跟着参加培训的同行一起听课，到了晚上，我感到无所事事，就沿着这条城市的河岸走路。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秀红。
我说，家里都好吧？
秀红说，就这样，哪儿有什么好不好。
我又问，我妈没跟你说要回去？
秀红说，你妈整天忙着带孩子，煮饭烧菜洗衣服，哪有你那么多废话。没事我挂了，你以为打电话不要钱？
我听完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
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培训结束的前一天，我还在听课，秀红打来了电话。
你妈不见了。秀红一接通电话就开门见山地说。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等着，我马上回来。我顾不得请假，挂掉电话就直接打的到长途汽车站，买了最近班次的快客车票匆匆回来，路上才想起让同事帮我收拾带去的衣物和学习资料。
既然母亲不在城里，那她会去哪儿呢？而且，她又没有手机。我坐在车上不住地揣测。秀红说，她带着孩子去了趟超市，回到家就发现母亲不见了，所以给我打了电话。衣服什么的都在，看来决不是离家出走。我问秀红，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把她给气跑了？秀红在电话里劈头盖脑地破口大骂，跟她吵架？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实话告诉你，你出门那几天，我跟你妈都没说过五句话……我慌忙挂了电话。那么，母亲又会去哪儿呢？难道，被人贩子拐跑了？可就算有人会把她拐走，又有谁愿意花钱去买一个农村的老年妇女？或者，被劫持了？以我們家的经济条件，这样的担心似乎又显得多虑。又或者，在城里迷路了？我忍不住胡思乱想，一次次回到小区楼下，沿着所有她可能经过的道路走了一遍，见人就问，可谁也没见过她。
凌晨三点，我还在马路上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街上各类做夜宵生意的粥铺、烧烤摊已经开始收摊了，我还没吃晚饭，却也不觉得饿。一切看上去冷冷清清，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飘转，我感到身上单薄的衣衫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时节的寒意，想到母亲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感到深深的绝望。
第二天，我来到了桑园。我想这已经是我所能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了。蚕神庙的两间小房子还在，只是才几天时间，周围的野草像是胡茬一样疯长。我推了一把门，发现没锁。房间里依旧是黑的，却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腐臭味。这时候，我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黑暗中，连我的脚步声也没听见。
看到母亲的那一瞬，我并没有感到悬在心里一整夜的石头落了地，而是无端地激动起来，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反应。我走到母亲前面，她仿佛仍未发现我的到来，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像是陷入了一种极端痛苦而又迷茫的状态。
我想母亲很有可能就这样坐了整整一夜。
我说，妈，你怎么坐在这里？你出门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母亲失神地转过脸来，痴痴地看着我，你知不知道，我的蚕都死了？
都死了？怎么会？
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蚕都快上山了，要上山的蚕马上就会结茧，结了茧就好了，可是，怎么就死了呢？
我看到晒箕上的蚕，确实已经全部死了。
母亲摸着那些死去的蚕，继续说，我养了一辈子蚕，从来没有养坏过。那么大的蚕瘟都没事，可这次，它们全都死了，一条也没剩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用双手扶住母亲的肩膀，我感到她的肩膀因为激动而不住地颤抖。
突然，母亲转过来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愤，我没想到这样瘦小的身躯里，会蕴藏着如此强大的情感。她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的蚕都是活活饿死的！
饿死的？我几乎尖叫起来。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会来喂吗？母亲目光像冰一样寒冷。
我顾不得回答她的问题，大步跨出了小屋。我几乎是颤抖着拨通了秀红的电话，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朝秀红喊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走的那几天，让你每天来喂蚕，你到底有没有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秀红冷冷地说，谁稀罕那几条破蚕？我就是故意不过来。等那些蚕都死了，看她还是不是天天嚷着要回去。
母亲最终还是跟着我回到了城市。我不知道她这一次为什么变得如此顺从，几乎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就跟我一起上了车子，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比乖顺的孩子。也许，像秀红说的那样，蚕死了之后，这间小小的蚕神庙，已经没有母亲的任何念想。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依旧帮忙带我儿子，做各种七七八八的家务，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候一天到晚都不说一个字。我从母亲身上，看到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但我说不出来。
有一天，她抱着我儿子站在阳台的窗口，朝远处眺望。玻璃窗敞开着，巨大的风从窗户涌进来，母亲灰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飞舞，我站在她身后，她竟毫无察觉。也许是因为感到寒冷，儿子一边蹬腿，一边放开清亮的嗓门大声啼哭。母亲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她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远处正在建造高楼的农田，像是思考着一件极为重要的心事。我走过去，说，妈，外面风大，把窗户关了吧。她没有理我，过了很久，她说，你看到了吗，那些铁做的机器，就像蚕一样，快把农田都吃光了。
母亲的记忆越来越差，开始变得健忘。秀红在饭桌上抱怨母亲做的菜不是太淡就是太咸，这在之前是偶尔才有的事，现在，她不是忘记了放盐就是多放了两次。更离谱的是，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坐着的时候，母亲会突然站起来，我以为她要做什么，她却又停在那里。她皱着眉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要去干吗？
我不无担心地对秀红说，你没发现我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秀红坐在沙发上，蜷着身子给自己涂着脚上的指甲油，她头也没抬，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年纪大了不也这个德行？我看她能吃能喝，还会带孩子做家务，这不也挺好的吗。
事实证明，秀红的盲目乐观差点酿成一场大祸。
那天吃过晚饭，母亲照例抱着儿子到小区楼下去散步。对于不怎么下楼的母亲来说，这几乎成了每天的放風时间。我也并不感到奇怪。秀红吃过晚饭，唯一的事就是坐在沙发上无止无休地看韩剧，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的情感才会变得柔弱而富有同情，一次次地拿纸巾擦眼泪。那天，母亲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我在准备第二天公开课的教案。秀红看完电视，才注意到似乎晚上并没有听见儿子的哭闹声，她猜也许他只是睡得比较早。上床睡觉前，她忍不住去母亲房间看看儿子。
母亲打开门的一瞬，秀红的眼睛飞快地掠过房间，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孩子呢？秀红吃惊地问。
孩子？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神情，孩子不是已经在你们房间里睡了吗？
秀红尖叫起来，几乎是发疯一样朝门外跑去。
我听到秀红的叫喊，从房间里出来，对着母亲说，妈，你是不是把孩子落在楼下了？
母亲依然吃惊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我说，你把孩子落在哪儿了？
母亲的眉头紧缩起来，她努力回忆着，那种吃力的样子，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我看到她的眼神里空无一物，像是折射出同样一片空白的大脑。最后，回忆使母亲感到疲惫，她痛苦地抱头蹲在地上，她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孩子在小区的保安室找到了，他在几个保安的逗引下咯咯大笑，丝毫不清楚自己刚刚经历的一切。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秀红的眼泪簌簌地下来了。我站在一旁听着几个保安大声地谈论着他们在草坪上捡到孩子的并不断向人打听下落的经过，不住地向他们递烟、道谢。就在我们打算回去的时候，秀红突然说，我想看看草坪的监控录像。
我惊讶地说，看监控录像干什么？孩子都已经找到了。
秀红没有理我，她只是看着其中的一个保安，眼睛里还留着泪花，却透露着让人无法拒绝的执拗。
那些保安对秀红的举动感到无趣，在他们近乎邀功的叙述中，秀红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让他们感到意兴索然，现在，她又要求看视频监控的录像，仿佛担心他们对孩子做出了什么过分的举动。他们只好怏怏地打开了视频。
视频的回放是从母亲带着孩子坐在草坪前的石凳上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不是监控画面中偶尔走过几个模糊的身影，我几乎快要相信眼前的画面只是一张照片。
母亲把孩子放在身旁，然后便开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要把自己坐成一具石像。整整一个小时，她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甚至连身体都没有侧一下。尽管只是背对着监控视频，那个沉默的背影却像是一部无字之书，诉说着许许多多让人不能理解的心事。在我们疑惑地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背影缓缓地从石凳上站起来。母亲转过脸来，看了一眼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尽管那只是夜幕下灰白的影像，我分明看到母亲的眼睛像是有一道绿色的荧光，看得我们从背脊上滑过一阵透心的凉意。然后，她离开了石凳，只留下孩子静静地躺在那里。 操作监控的年轻的保安吞了一口唾沫，什么也没有说，我感受到在母亲转身的一瞬，他像是被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过了良久，他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说，你妈这样子，怕不会是把魂给丢了吧？
我刚想说什么，发现另一个保安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便噤声不再说什么。那个瞪他的保安打着哈哈说，好了，孩子也找到了，视频录像也看了，没什么事最好，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以后别这么粗心大意就成。
那个夜晚，我和秀红深深地陷入了失眠。我们各怀心事地躺在床上，没有说话。我听到秀红翻身的声音，她一次次起身照看睡梦中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令她感到心有余悸。我从未见过秀红如此心事重重的样子。而我更忘不掉的是，母亲起身离开时，监控视频所拍摄到的她无意间的一瞥，那种眼神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但我实在说不清楚。也许像那个年轻的保安说的那样，母亲是把魂丢了？如果真是那样，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样的胡思乱想持续了整整一夜，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我知道天快亮了。我转身打算强迫自己睡一会的时候，发现秀红正看着我，也许是整夜的失眠让她感到极为倦怠，也许她还没有从昨晚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回过神来，我看到她的脸上疲惫的神情。秀红叹了口气说，我想了整整一夜，我以为你妈是因为我把她的蚕饿死了，故意把孩子落下来吓唬我。现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对的。事实上，一切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从那天开始，秀红毫不犹豫地把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现在，母亲主要活动的范围只剩下厨房和阳台，因为秀红只允许她做饭和洗衣服。我以为母亲会对秀红的做法报以惊讶或者失落的反应。事实上，母亲的态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料想，她像是对此毫不在意，或者，像第二天就彻底遗忘了刚刚发生的、那么大的事情。我渐渐相信母亲正在变得越来越让我感到陌生，虽然多年来，我很难说对她有过多少深刻的认识。
我正考虑着如何跟秀红商量，把母亲送回桑园住一段时间，这时候，母亲却突然病倒了。
一切都是从一盘蚕蛹开始的。
从决定自己带孩子开始，秀红就比原先更为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包括这个家里的人每天该吃什么。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母亲从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她每天早上准时地带着孩子到楼下不远处的菜场，先转一圈，看看有哪些时令的蔬菜，然后认真地向菜贩子打听价格。菜场门口每天蹲着许多城郊的农民，他们当中多数人售卖的蔬菜跟市场内一样，都是从批发市场进来的，但价格会更便宜一些。秀红先挑选一会，然后表示各种嫌弃，最后起身的时候，那些门口的农民就会从背后叫住她，抱怨着这么新鲜的蔬菜不应该卖这么贱。算了算了，当他们说出这句话，秀红的脸上就浮现出胜利的喜悦。这仿佛对于秀红和菜贩子来说，都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这一天，秀红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售卖蚕蛹的陌生的老头。那个老头在菜场门口无所适从地坐着，面对眼前走过的顾客，脸上显现出欲言又止的生涩，他显然并不是一个熟练的菜贩子，秀红猜测，也许这些蚕蛹大概真是自产的。她想起生孩子之前，其实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油炸的蚕蛹。后来医生告诉她，她对高蛋白过敏，需要尽可能远离虾蟹之类的食物，当然也包括蚕蛹。可是这一天，秀红看着这些新鲜的蚕蛹，突然感到了食欲。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洗完衣服坐在阳台上发呆。秀红嫌弃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告诉她，你先看一会孩子，我做个菜。母亲转过身来，看着学步车里的孩子，茫然地点点头。秀红转身走进了厨房，今天她打算做的是西芹炒蚕蛹。她熟练地在锅里焯过蚕蛹，然后再用油炸，起锅后配以葱姜蒜翻炒，再加上西芹，加上料酒、酱油和红尖椒，所有的步骤有条不紊，蚕蛹的香味让秀红感到舒畅，她体会到烹饪的乐趣。
那天中午，秀红和母亲两个人吃了三个菜，西芹炒蚕蛹、水蒸蛋和竹笋炒肉片。秀红的心情很好，也许是为了向母亲卖弄自己的厨艺，也许是她觉得自己吃不完整整一盘蚕蛹，她朝母亲的饭碗里不断夹菜。这些都是秀红后来自己对我说的。那时候，我正坐在急诊室的长廊焦急地等待，我不断地思考着，母亲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吃过蚕蛹、甚至将此视为一种罪孽，她为什么还会吃呢？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她已经习惯性地处于一种失神的状态，换句话说，我觉得母亲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母亲的身体反应是从傍晚开始的。我下班后发现了她的异样。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感冒，然而摸摸她的额头，却并不觉得烫。我问母亲，妈，你怎么不舒服？母亲只是摇头，额头却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她已经有些站不稳了。我说，妈，你是不是头晕？她点点头。
我该想到的是，也许那时候，痛苦已经让她说不出话来。
没多久，她开始趴在马桶上呕吐。我拍着她的背，看着她吐出一团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一种黑色的虫子般一条条的东西，还没完全消化。我看着这虫子，感到一阵恶心，更没想到的是，一个人的呕吐物会散发出如此难闻的奇臭。不等母亲吐完，我也跑到主卧的卫生间吐起来。秀红捂住鼻子把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打开了，但是这种味道仍然不能散尽。直到我们打开了所有的空调和电扇，情况才稍有好转。我大声对秀红说，你到底给妈吃了什么？
秀红皱起眉说，不就是几颗蚕蛹吗，要真有毒，我吃了那么多，还不早就死了？
作为一个养蚕人，母亲敬畏关于蚕的一切。从小到大，我们家里唯一禁食的，只有蚕蛹。但秀红对此并不知晓，何况蚕蛹作为一道饭桌上再普通不过的菜肴，并非所有家庭的禁忌。如果說，这只是一种巧合的话，我又该说什么呢？
在我们还忙着为房间通风的时候，母亲的腹痛开始了。她瘦弱的身体像条虫子一样蜷缩起来。痛苦像一场火焰，正在燃烧她的身体，母亲不断地在地上来回翻滚，像是为了要扑灭这痛苦的火焰。
我飞快地拨通了医院的急救电话，然后坐在地上抱住了母亲。我一只手抱着母亲的肩膀，一只手帮着她揉腹部。然而在无比漫长的等待中，时间仿佛迟滞不前。
我看到母亲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部露出奇怪的表情，嘴角还残留着呕吐后黑色的蚕蛹残渣。过了很久，这种痛苦才逐渐平复下来。母亲恢复了极为微弱的一点精神，这时候，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我说，妈，你说什么？
母亲的嘴继续动了一下。我没听清。
我难过地说，妈，你说大声一点。
当我把耳朵再次凑近过去，才听到母亲极为含混地重复着一句话：
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
我感到震惊，妈，你是不是在说胡话？哪里有什么蚕？
母亲的眼睛渐渐发出了光彩，她艰难地扭动着脖子说，桌子上……门上……天花板上……墙上……你的头上……你没看到吗？
我环视着房间，什么也没有。我想，母亲一定是出现了幻觉。可是，如果我告诉她实话，也许她那点仅存的精神就消散了，于是我说，妈，我看到了，到处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蚕。我看着母亲说。
她摇摇头。你没看到……母亲叹息着闭上了眼睛。
你不是说，都是蚕吗？
它们已经变成飞蛾，飞走了。
飞走了？
是的。它们不住地朝我扇翅膀。母亲盯着空气认真地说。
扇翅膀？
它们是来喊我回去的。
我还想说什么，母亲的腹痛再度开始了。这次的痛苦明显更为强烈，她已经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到母亲在痛苦中一次次伸直了手脚，身体却是蜷曲着的，一阵阵极为强烈的痉挛随之而来，母親的眼睛不断向上翻，只露出眼白。
我跪在地上大叫，秀红在一旁抱紧了大哭不止的孩子。
这时候，楼下才响起救护车的声音。
整整一夜，我和秀红在急救室门外的走廊上等待着。我们看着一个又一个医生步履匆匆地进去，然后又神色凝重地出来。那些白色的口罩后面仿佛只是一张张没有感情的脸，冰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像是要带走我身上的温度。我一次次拦住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探询母亲的病情，然而得到的答复只是病人还在抢救中。走廊上吸顶的白炽灯因为电压不稳，间或发出跳动的光芒，在这一片单调乏味的白色中，我感到身体有一种完全被掏空的虚弱。
我看到秀红抱着熟睡中的孩子轻轻晃动，两条胳膊缠绕着，形成了一个温暖的臂弯，像一条安全的小船，载着孩子驶向更为遥远的梦乡。秀红看了我一眼，在走廊靠墙的长椅缓缓坐下，她低垂的目光、凌乱地绾在耳后的头发和苍白的面色，诉说着一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迷茫。
我坐到长椅上，俯身把头深深埋进了双手。我感觉自己已经在这毫无结果的等待和一整夜的疲惫中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当初执意要把她接来。
我说，当我想起所有发生的一切我只感到心力交瘁。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能否从这次意外中挺过来。即使她熬过了这次，我觉得对我们而言这一切也只是个开始。
……
秀红没有说话，仿佛所有我说的只是自言自语。这让我失去了诉说的欲望。
这个深夜，我们坐在医院走廊长椅的两端，如同两座隔河相望的沉默的山峰，怀着各自的心事远远地眺望流水般的一切，却怎么也无法逾越眼前这条深深的现实的沟堑。
天快亮的时候，一个年长的医生走了过来。我和秀红站起来，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医生说，你们就是家属吧？我点了点头。
医生看着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
我问医生，我母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蚕蛹中毒引发的较为罕见的柞蚕蛹性脑病。
我和秀红呆呆地相互看了一眼，我们都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病。
秀红说，为什么我吃的蚕蛹比她还多，我却没事？
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或者，你只是侥幸没有吃到已经变质的蚕蛹。很快，他又补充说，但是接下来的恢复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选择了接母亲出院。那时，母亲已经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医生说，母亲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健康。从表面上看，她能够走路、吃饭、睡觉，还会按时吃药。事实上，多数时候，她仍处于一种游离的精神状态。我试着跟母亲交流，但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并不说话，那种目光里怀着一种极为诧异和难以理解的神情。我甚至觉得母亲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医生说，神经性中毒的恢复根本不可能那么快。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耐心地等待。
比母亲的病情更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这一场大病几乎掏空了我们的积蓄。我们还没有从这种洗劫一般的治疗中反应过来，接下来恢复阶段所需的一大笔支出已经摆在眼前——那些进口药价格实在让人不忍心打听。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秀红说，孩子就要断奶了，可是还得吃奶粉，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奶粉有多贵？
我搓着手，你说，那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吧？秀红说，你不能只管着自己的妈，不管孩子的死活吧？对了，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秀红盯着我，我已经知道她心里的想法。
你说得对，可是……
可是什么？你的妈也是他的妈，现在她生病花了那么多钱，总不能都让我们家来付吧？
秀红考虑问题从来都是这样，一切从现实出发，丝毫不带任何感情的因素。她不会提起当初正是她自己让我把母亲从弟弟那里接过来。现在，她再次支使我去要钱依然显得那么天经地义。
我知道一切辩解都是徒劳的，而且她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听我解释这件事上。我只好说，那我过两天空点再去趟桑园，跟弟弟商量一下。
那几天我正考虑怎么去跟弟弟开口，没想到，弟弟却找到了我的单位。
我走到学校门口，发现他正蹲在树下抽烟。这是午休时间，外面的太阳很大。他戴着一副塑料边框的黑色墨镜，把汗衫撩到胸口，手里还拿了一瓶饮料。
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就不能来？弟弟一看到我就笑着站起来。 我说，我也正想找你，要不进去坐会。
我就不进去了。弟弟说，有啥事儿咱们在这儿说也一样。
我说，那也好。
妈在你们家也住了个把月了吧？
我说，是，怎么，你想把妈接回去？
那倒不是。弟弟说，上次不是说好的吗？两百块钱一天，你看都这么久了，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该把钱结一下？
我說，你就为了这事儿来的？
弟弟笑着说，瞧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
我说，既然你都把话说开了，那我也不妨告诉你，妈已经告诉我了，她早就搬出来住了，我也根本没必要给你那两千块钱。
弟弟的脸色沉了下来，那两千块钱是你当时自己同意付的，你不还要求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怎么，你还不认账啊？
我说，那当时我是受了你们的骗，我这不以为妈跟你一块住着吗？
弟弟冷笑说，有什么不一样，这几年你有事没事都不来看她，还不都是我在照顾，叫你只出两千块，那不是便宜你了？
我说，你来照顾？好，那我问你，你倒说说，你怎么照顾了？还不是让她住破庙里？
弟弟涨红了脸，你的意思是，你不肯付钱？
我说，付钱？我还想让你把那两千块钱还我呢！
弟弟说，门都没有。
我说，那你还想怎么样？你想把妈接走？你爱啥时候来接啥时候来接！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下午就把妈接回去。
我说，行，那接回去了，你负责带她去看病。
什么？她病了？
对，这个星期刚出的院。医疗费已经花了好几万，医院每一项支出的票据，我一分不少都存着，你看啥时候我们两兄弟把账分一下？
这个……弟弟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但他还是强词夺理地说，这桑园住得好好的，连个感冒咳嗽都没有，怎么到了你家，就病倒了？到底怎么回事？
是吃了蚕蛹引起的食物中毒，医生说，那叫柞蚕蛹性脑病。
吃了蚕蛹引起的食物中毒？妈不是不吃蚕蛹吗？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病。你俩把妈弄成这样，我不找你们算账已经是天大的情面，你倒好，还敢找我要钱？弟弟突然来了精神。
你，你是说，你不想出钱？我气愤地问。
笑话。弟弟冷笑着说，你要不把妈的病看好，我跟你没完，还敢向我要钱？！
我还想说什么，弟弟已经跨上摩托车走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抽了一支又一支烟。弟弟的态度其实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可以说，这一切都是迟早的事，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我却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来接纳它，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果然是这样吗？其实也未必如此，我所有的担忧无非只是不知道怎么向秀红解释。
当我在操场走完最后一圈，我还是决定把这事告诉秀红。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边给母亲喂饭，一边低着头说，今天弟弟来学校找过我了。
秀红放下饭碗，怎么？你跟他要钱没？
我说，要了。
秀红说，他答应给多少？
我看了一眼秀红，轻声说，他不打算给。
不打算给？秀红瞪大了眼睛。
他说，那病是我们给妈吃出来的，就得我们治。
放屁！秀红狠狠地拍了桌子，桌子上的碗筷跟着跳起来。照这么说，那钱还不都要我们出？
我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秀红突然伸出一根手指头，戳着我的脑门说，你怎么这么没用？这老太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凭什么都让我们出钱？
可她毕竟是我母亲……
是你妈又怎么样？你不想想从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她给过你什么？你别忘了，连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是我们家花的钱。
我说，你别当着妈的面说这话，行不行？
秀红说，说又怎么了？在这个家，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别说了，妈她……
秀红更激动了，她的胸口随着急促的呼吸快速地起伏着，反正，这钱他们给你也得去要来，不给你也得去要来，要不然，你就把她给我弄走！秀红几乎是大叫着，掀翻了桌子。
空气像是凝固了，饭菜撒了一地。
我愣了一会，然后蹲下来慢慢用手捡起摔碎的碗片。那些碗片轻易地割伤了我的手指，我看着自己的血从指尖滴落，血水洇红了地上的米饭，然而我却并不感到疼痛。
我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睁大着眼睛坐在椅子上，出神地不知道盯着什么，她看上去表情平静，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
可是，在她的内心，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我一遍又一遍地想，也许她只是无法开口，其实对眼前的这一切早已了然于胸：在这个家，我和她一样，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寄居者。
在母亲毫无知觉的目光里，我想起多年以来逆来顺受的日子，突然感到了令人窒息的屈辱。
是的，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并不自知的感受里，然而在母亲面前，这种屈辱的感觉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在刹那间苏醒了。我感到自己仿佛从置身多年的黑暗走到了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下，虽然，我感到周身灼烧的疼痛。
我看着秀红，一字一顿地说，你没有权利让我把她赶走。
从那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秀红说话。
现在，对我来说，唯一的主题，就是照顾生病的母亲。
出院以后，母亲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刚开始，我跟她说话，她似乎还有一点反应，会朝我点头或者摇头。后来，无论我对她说什么，她只是看着我，完全不能理解说话的内容。到最后，也许她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每周用轮椅推着母亲准时去医院复诊。每次去，医生都说同样的话，对于这样的病人，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之后，他会开出长长的药单，并通知我去窗口交钱。我每天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按时给母亲喂药。那些药有着长长的、难以让人记住的名字，但对我来说，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差异也许仅仅在于价格。无论是胶囊、药片、冲剂还是口服液，甚至用于输液的药水，对于母亲的病情，它们都是一样地毫无用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母亲非但没有好转，甚至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我终于忍不住对医生发火。医生尴尬地看着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作为医生，我们当然也希望患者能够早点康复，如果你觉得西医的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或许也可以试试一些民间的偏方。
偏方？我好奇地问。
对，偏方。你知道，医学领域还是有很多未知的、或者说我们现在难以解释的治疗现象。千万不要认为民间的偏方是一种迷信，中国古人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民间的体现，就是偏方。
医生叹了口气，继续说，按照现在的治疗方式，见效是太慢了一点。你试试偏方，也许，能够收到奇效也未必。
我不知道医生所说的这些是否只是劝我放弃治疗母亲的一个借口，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点最后的希望。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书店，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抱着一大摞古代的医书。对于这些书能否派上用场，我心里一点都没底。但无论如何，眼前只有这一条路。
而且，我也实在没有钱负担母亲每个月高额的医药费了。
从那天开始，我一有空就坐在房间里研读各种医书。为了通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古代医学典籍，我甚至买来了一本厚厚的古代汉语词典。我照著医学书上开具的处方，以身试药，好几次把自己搞得腹泻不止，甚至还有一次差点引起中毒。此外，我通宵达旦地浏览网上的各种医学论坛，甚至连上课这件事也觉得无足轻重，这引起了学校和家长的质问和抗议，然而我并不在意，依旧有空就泡在市里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学习热情和用功程度已经超过医学院的任何一个研究学者。我在网上和那些所谓的专家认真探讨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当我告诉他们我的本职工作只是一个中学教师的时候，他们感到钦佩不已。在此过程中，我也碰到了一些因为身患疑难杂症而自学医学的人，我们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并且一起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母亲的病已经越来越重了。
现在的她已经瘦骨嶙峋，只剩下一副皮囊附着在骨头上。有几次把母亲从床上抱起来，我几乎感觉不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体重。我从母亲深陷的眼窝和空洞的眼神中看到那团生命的焰火正在变得越来越弱，我想，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每天半夜，我来到母亲房间看着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就会莫名地哭泣。我从未感到自己在感情上和母亲如此亲近，是为了补偿这几年对于没有去看她的亏欠，还是对她在弥留之际最后的不舍？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母亲的身上，每天给她喂饭，为她擦拭身体，更换成人的纸尿片。母亲的每一点变化都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感受。可是现在，所有的努力将变得毫无意义，这让我感到无比绝望。
秀红对我所做的一切毫不在意。对她来说，我亲手治疗母亲的决定，在为这个家庭节省一大笔开支的同时，还能免除她对于母亲的照料。这未尝不是一桩好事。现在，她已经并不那么坚决地要求我把母亲送走。也许，她知道在我这里这件事完全没有可能，或者，在她的内心仍然抱有说不定哪天拆迁就会到来的幻想。但不管怎么样，她放任的态度至少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缓和。
我对秀红说，母亲已经没什么胃口，无论吃什么东西，隔不了多久都会吐出来。我对你完全没有别的任何要求，只是希望你能够尽量买一些新鲜的食物。也许这样可以让母亲尽可能多延续一段时间。
尽管这么说，我心里却已经对此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然而这一天，发生了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母亲吃过中饭之后并没有呕吐。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每天中午放弃学校的工作餐，顶着太阳或者风雨骑大半个小时的电瓶车，为的就是给母亲喂饭。然而她每次都把吃到胃里的食物吐出来。我一直希望母亲能够吐得少一点，这样，留在胃部的食物就会更多些。
你今天给母亲做的是什么？我问秀红。
没什么，只是看到菜场门口在卖嫩桑芽，我看着便宜，就顺便买了一束。
嫩桑芽？
对，就是桑叶的嫩芽。这有什么奇怪的。秀红说，我们小时候不都吃过吗？什么榆钱、香椿、桑芽……对了，那时候桑叶捣碎还揉进面粉做饼子吃……
那个下午我没去单位上班，一直坐在母亲的床边等着。母亲到了吃晚饭也没吐，我兴奋得难以自持。可我要求秀红晚上再给母亲炒一盘嫩桑芽的时候，她告诉我只买了一小束，已经没有了。我责怪自己太粗心，没有想到如果桑芽真有效的话，怎么不早些去再买来。那个晚上母亲吃了别的，照样吐了出来。可我的心里却涌动着莫名兴奋的情绪。我把医学书翻找出来给秀红看，几乎所有古代的医学典籍里，都有桑叶入药的记载，我握着母亲的手，流着眼泪说，妈，这下你可有救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去菜场门口。秀红说的昨天那个卖桑叶的菜贩子一直没来。我等了好一会才想到，有桑树的地方，不就有桑叶么？于是，我又飞快地爬上了去桑园的公交车。等我回来，用蛇皮袋装了满满一袋子的嫩桑叶。
一到家，我立刻下厨给母亲炒了一盘嫩桑芽，并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吃完。我激动地对秀红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妈会爱吃这个呢？秀红看着我的样子，冷笑说，也许你妈前世就是一条蚕。我却高兴得像个傻子一样笑了。这时，我们看见母亲的嘴还在奇怪地一张一合。秀红奇怪地看着我说，她这样子是要干吗？我说，会不会没吃饱？
我怀着疑虑再次回到了厨房，炒了第二盘嫩桑芽。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嘴还在动，似乎像是在嚼着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秀红，你是不是给她喂了什么？
还能有什么？桑叶。秀红说。
桑叶我不是还在厨房炒着吗？
等你炒完那得多久？我看她都已经等不及了。既然能吃熟的，怎么就不能吃生的桑叶呢？再说了，你昨天不是刚给我看过，书上都写了，桑叶无毒…… 我不想跟她继续辩解，坐在床边，给母亲喂刚炒好的嫩桑芽。可是母亲却怎么也不张开口。
我急起来，问秀红，你看，怎么又不吃了？
秀红奇怪地看着母亲，刚才不是吃得好好的？
我刚想说什么，秀红又拿了一张生的桑叶递到母亲嘴边。没想到母亲津津有味嚼了起来。她吃的时候，嘴巴一直靠着桑叶，颌骨有节律地动着，发出机械的咀嚼声。秀红看着我，你看，不是又在吃了？
原来，母亲吃完生的桑叶就再也不碰炒熟的嫩桑芽了。我担心她年纪太大，吃了没有煮熟的东西会腹泻。秀红却不这么认为，她说，亏你还读了那么多年书，你没看电视里，外国人都喜欢吃生的？人家都说了，那才是自然健康的饮食习惯。事实证明，我确实多虑了，母亲吃了生的桑叶之后，一点不良的反应也没有。即便是每天的大便，也变得规律起来，除了颜色墨绿且干燥，根本连臭味都不太有。
可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母亲的食量简直大得惊人。到第二天早上，我摘来的那一袋桑叶很快就没有了。母亲几乎以一种不能停止的速度在咀嚼，你只要把桑叶放在她嘴边，她就会不停地吃，在这个过程中，她根本连睡觉也不需要。那天晚上，我几乎大半夜没有合眼。我一张一张地把桑叶擦拭干净，然后塞到母亲的嘴里。开始的时候，我还只是感到好奇和新鲜，但重复的动作让我无比困倦。到了凌晨，我实在熬不住，就趴在床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是早上，我驚讶地发现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久的母亲居然坐起来了，而放在床头的那些桑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她吃完了。
那天之后，给母亲摘桑叶就成了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下班后按时乘着公交车去桑园，每次都带回一两袋。尽管如此，我带回来的桑叶远远不够母亲吃的。桑园的桑叶没几天就摘完了。那是母亲种的一片小小的桑林，树木的年份都还不长，因此桑叶的量极为有限。
母亲病情的好转带给我们巨大的希望。秀红也帮着去采了一回桑叶，然而那次却差点把母亲给害死。那天我回到家，发现摘来的桑叶上竟然没有一点被虫子咬过的痕迹。对于给母亲吃的桑叶，我总是格外认真地检查，除了要摘掉带虫子的叶片，还要擦去叶片上的露水。我问秀红，这桑叶是你摘来的？秀红说，不是我摘的难道还是你摘的？我问，那你是哪儿摘的？她说，市民公园。我一听几乎要跳起来，那里的桑叶你也敢摘？那都是打了杀虫剂的！你到底给妈吃了没？公园的树木由园林公司定期喷杀虫剂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我不知道秀红为什么没有想到。无论如何，这样危险的举动让我暴跳如雷。那一次，我当着秀红的面大发怒火。她显然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之大，她愤愤地说，我是看桑叶不够，才好心跑到外面去摘，又还没来得及给她喂。要是真把她毒死了，大不了我让你杀了我给她陪葬。
摘桑叶的事情又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开始逢人就打听哪里有桑树。可是，很少有人会关心桑树的问题，引起他们兴趣的反而是我为什么要找桑树。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于是，就编了个借口说一个朋友家养了些蚕，桑叶不够，所以托我打听一下。我用尽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甚至还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到处打听哪有没打过农药的桑叶。这个办法很快奏效了。学生们第二天就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桑叶。我等不到放学就匆匆离开学校，直奔学生告诉我的地址而去。
在新鲜桑叶的喂养下，母亲的身体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开始，她先是变胖，原本骨瘦如柴的身体像气球一样吹起来，手臂、大腿和肚子上的肉长成了一节一节的藕，像极了年画上的小孩。有些肉没地方长了，就聚积在脖子的部位，把身体和头部夸张地连在一起，我已经找不到她的脖子在哪儿。肥胖使她的五官也发生了变形，随着脸部的不断增大，她的鼻子越来越小，耳朵也越长越靠后，甚至眼睛的位置也往额头上移动，变得又黑又圆又大。因为不停地咀嚼，母亲的嘴巴比原来阔了起码一倍。我无法想象一个人靠着吃素也可以如此快速地增肥。不光如此，更神奇的是母亲的身高也在不断增加。当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秀红，她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她无法相信，只好找出抽屉里的卷尺，每天做好身高记录，并隔几天就把这些记录拿出来给她看。
和我莫名的兴奋所不同的是，秀红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
她惊恐地说，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有什么奇怪的？
你妈的样子……
她的样子再怎么变，那也是我母亲。
你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秀红近乎痛苦地说，我是说，她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她的这条命，本来就是无意中靠着吃桑叶捡回来的，现在，你居然还嫌弃她的样子难看？我几乎愤怒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难道你真的没觉得，你妈现在就快要变成……一条蚕了？
一条蚕？
我怔在那里。秀红的话说出了我隐约的预感。其实从母亲所有的蚕都饿死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心里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她虽然活着，却已经一步步地开始朝着死亡迈近。母亲这一辈子都在养蚕，反过来说，蚕也哺育了她的生命，并给予她存在的意义。也许只有蚕，才是母亲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它们一旦死了，母亲生命里的这个部分自然也就开始慢慢地消失。在母亲渐渐失去神志的过程中，我一直尝试着和她沟通，探求她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想到，她是在为另一个世界对她的邀请做准备。事实上，母亲已经非常清晰地向我传递过这个信息，就在她食用蚕蛹中毒的那个夜晚，我抱着她的时候，她就曾经问过我，有没有看见蚕，还说它们后来都变成了飞蛾，并不停地向她扇动着翅膀。它们都是来叫我的。母亲这样直白地对我说。可那时候，我却把母亲的话当成她中毒后产生的幻觉。这也是母亲这辈子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我其实应当把它当成是母亲对我和这个世界最后的道别。我想，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是平和喜悦的。那时候，她已经看到自己前面的道路。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她早有预料，早已准备，只是我们毫不知情而已。我一直把母亲蚕蛹中毒的事情简单地归咎于秀红的大意，其实这是错怪了秀红。与其说那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毋宁说是母亲有意识的自我选择。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心中所有的疑惑都得以释然。那些陪着母亲彻夜不眠的夜晚，我看着她吃桑叶的样子，不仅没有丝毫的担心和害怕，反而替她高兴甚至感到羡慕。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证明生命不能超越物种的形式而得到延续呢？我只是后悔之前的自己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希望借助医学的力量来解脱母亲的痛苦，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阻止母亲朝着她所选择的道路前行。而现在，我的醒悟来得并不算迟。 我没有向秀红解释这一切，我知道无论自己如何解释，都无法让她理解母亲的选择，正如之前我自己对于生命形式在认知上的蒙昧。但是我毕竟是从她身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我们在生命上是相通的，因此，我也应该是除了她自己之外最能理解她的人。
我放弃了所有自己的时间，为的就是在母亲身边完完整整地陪她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我已经不再每天匆匆赶往学校，相较于照顾母亲来说，那一切显得毫无意义。我把自己反锁在母亲的房间里，整天整夜地看着她。母亲的头发全部掉光了，又长出了新的牙齿，皮肤的色素全部褪去，成为一具洁白无瑕的身体，所有的这一切变化都意味着她离另一种生命意义上的重生更近了一步。而我每天在这里见证着母亲的变化，也在见证生命蜕变的奇迹，这一切给我带来的喜悦我无法同人分享，因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不被任何人打扰。
每天秀红都抱着哭泣的儿子等在房间外，几乎是哽咽着请求我打开门。我听着她从开始对我的命令和咒骂变成后来的哭诉和请求，然而我从始至终都对此无动于衷。有一天，我终于感到倦怠和厌烦，我不能容忍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生命的嬗变。于是我打开了门。
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秀红的目光在母亲身上只停留了短暂的几秒，然后，从她嗓子里发出了一阵近乎凄厉的惊叫。秀红怀抱着孩子趔趔趄趄地摔出了房间，我看见她的目光中布满了惊恐，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
是的，我让秀红看见母亲正在结茧的样子。就像所有的蚕必须经历的过程一样，在经过了几次蜕皮和休眠之后，母亲开始为自己做好最后的准备。
秀红带着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从此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这是一个安静而漫长的等待过程，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劝诫自己要有足够的耐心。但随着日期的临近，我感到内心的焦躁和不安越来越强烈。我怀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等待着，有时候是喜悦，有时候是忧郁或者悲伤。当我感到心情难以平复的时候，我会到阳台吸烟，或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累了就把自己的身體深陷在客厅的沙发里。我的目光很少离开那个雪白而巨大的茧，只是，我已经看不到母亲，因为她用许许多多的丝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悬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
那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外面的阳光很好。借着从窗帘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挂在天花板上的茧破开了一个小口。我心里激动起来，我知道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那个时刻就要来了。果然，母亲耐心地打开了茧上的缺口，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我努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好几次几乎都忍不住想要去帮助她。过了好一会，作为飞蛾的母亲终于破茧而出了，可她却是从墙上慢慢爬下来的，一到地上便站立不稳。她尝试着打开巨大的翅膀，然而房间实在太小了，她一张开翅膀就撞到了墙上，硕大的身躯立刻摔倒在地。我急忙上前去扶，可母亲却像是躲着我一样，往后退了几步，这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缓缓走到窗前，打开了铝合金窗。我想，如果母亲收起翅膀，应该还是能够从这里出去的。我离开窗户，并向她指了指，示意从这里可以出去。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慢慢地自己爬上了窗台。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我以为母亲就这么离开了，她却突然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想再大声地叫她一声，可是嗓子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我看着母亲打开翅膀，以飞翔的姿态，扑向了天空。
在母亲从窗户上飞出去的一瞬间，我无力地坐倒在地上。那一刻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从此，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母亲……
（责任编辑：钱益清）
我点了一支烟，坐在门口的楼梯上。此刻，我的妻子就在门后的商品房里。隔着纯精钢板打造的门板和二十四寸砖墙，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我猜想这个哺乳期的女人此刻脸上满是倦怠的表情，这源于她一贯以来对生活缺乏应有的满足感。她用一条手帕将头发松松地绑在脑后，一只手怀抱着流着口水的儿子，一只手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家务。她在房间游走的时候，两只硕大的乳房在胸前摇来晃去，好像这样可以使身体借助空气的浮力漂浮起来。闭着眼，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混杂着奶水和厨房葱韭味道的浓烈气息。
这时，对门的男人从门口探出半个脑袋，又伸出一只手，把垃圾放在门口。我尴尬地笑了笑，朝他点点头。他却看了我一眼，冷冷地关上了门。
我凑近大门压低了声音：秀红，你先把门开了。都这个点了，我还没吃饭。有什么话你不能让我进屋说吗？
你考虑清楚没？隔了很久，门内传来妻子的声音。
听到声音，我感觉自己瞬间来了精神。可我只是抿抿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已经给了你几天考虑的时间，你不能再这么拖下去。秀红说。
你不能永远逃避。每次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这算什么？你好歹也是个男人。秀红又说。
……秀红接着说。
我立在门口，逐渐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座雕塑，失去了知觉。有一阵子，我甚至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好像思绪已经脱离了身体，如同许多鸟一样在我身边环绕飞翔。
……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日子……秀红说。为了这个家，你到底做过什么？从今天开始，你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了。
秀红，你不要这样。我几乎恳求着说。
你还要我怎么樣？秀红冷笑着说。从买房子到结婚，你们家出过一分钱没？房子的钱是我爸妈付的，当初你想调到城里来教书，也是我爸托人找的关系。也许对这个家庭，你唯一的付出就只有一颗精子，而现在，我把它养成了一个能哭会闹、有血有肉的孩子。连他也是属于我的。如果你心里还有一点内疚的话，你就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秀红说。你倒是说话呀？！
可你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兄弟开口。结婚这么几年了，你也不愿意我跟家里走动……
你还怪我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你？秀红哭着说。你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配叫作男人。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嫁给王建国，再怎么样也比跟你在一起强一万倍……呜呜呜……
门后传来秀红咽咽的哭声，这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更让我感到心烦的，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叫王建国的男人，他的名字总是无缘无故、不分场合地出现在我和秀红的日常争吵中。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以至于每次秀红提起，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当然，对于这个王建国，我也并不是没有好奇心，有一回趁着秀红心情不错的时候，我就旁敲侧击地向她打听过，但秀红却什么都不肯说。
好吧。我听到自己的嘴唇终于动了一下，极为含糊地吐出了这两个字。黑暗的楼道中，我仿佛听见那个叫王建国的男人正朝我轻蔑地笑。
门开了，秀红抱着儿子站在门口，得意地看着我，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你真是块贱骨头。秀红愉快地说。
那天晚上，也许是作为把我关在门外的补偿，秀红对我格外热情，做了好几个我爱吃的菜，还额外温了半斤黄酒。半斤黄汤落肚，我感到脸上燥热无比。看着秀红给我倒酒的样子，我心里翻腾起一股又一股热浪，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那种叫作幸福的感觉，幸福像勇敢的士兵一样狠狠地抢占了我的大脑，一直持续到我和秀红做完爱大汗淋漓地瘫倒在床上。
我一只手枕着脑袋，另一只手搂着秀红的肩膀，感到刚才的每一次呼吸都那么值得回味。秀红半眯着眼睛，吧唧着阔大的嘴巴——她每次做完爱都会有吧唧嘴的毛病——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把你那个寡妇娘接到家里来？秀红又说。
这个……恐怕没那么简单。我补充道，你是知道我弟弟个性的，他的脾气就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再说，我听说我那个弟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还没说完，秀红猛地从我臂弯里坐起来，瞪眼看着我恨恨地说，我把你上下都喂饱了，你又开始反悔了？
没有，没有。我解释说，我只是……
你明天必须去把你那个寡妇娘从乡下接过来！秀红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一边朝我扔枕头，一边大喊大叫，要不然你就给我滚。滚！
我还想说什么，腰上猛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原来秀红一脚把我从床上连人带被子踢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了桑园。
桑园不是桑园。桑园是一个村子。在桑园还是一片桑园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地方。说实话，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到这里了。桑园的一切让我感到完全陌生，仿佛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却依旧是个初次到访的游客。
现在，作为一个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桑园已经和所有其他城郊的村庄没什么差别。等待拆迁是这个村庄唯一的宿命。当我回到这里，我发现一切都是临时的。到处是当地农民随意搭建的各种自建房，它们杂乱无章，毫无规划。也许每一次拆迁消息的来临，都使村民们加快建设的脚步，他们一个个如同野心勃勃的暴君，充满了扩张的欲望，不断地向楼上加层，向外缘拓展，为的就是拆迁到来的那一天，能够获得更为巨大的赔偿。拆迁像一个虚无的梦境，养活了这些原本在土地里刨食的农民。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临时的精神状态，不事生产，每天唯一的正事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 与此同时，这个村子已经被操着各地口音的外来务工人员临时占领。他们像候鸟一样，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地方蜂拥而来，聚集于此。白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涌出村庄，去城里送外卖、卖水果、发传单、收破烂、做保洁、摆地摊，到了夜晚他们当中更为年轻的那些人，则穿着入时、浓妆艳抹地怀着各自的目的奔向城市，像是急于用青春去攻占那里灯红酒绿的一切。所有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清楚自己过客的身份，因而时刻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只等那些肥头大耳的官员和开发商在某个文件上敲章盖印。当我在村口问路的时候，发现几个孩子流利地用几个地方的方言交谈着，我已经听不出他们真实的故乡在哪里，这场景一度让我以为他们都是出生于某个著名的相声世家。
总之，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充满了末世情绪的孤岛。
我找到弟弟家时，他正穿着背心认真地刷牙，叉开两只肘，蹲在门口，雪白的泡沫从嘴巴里不断涌出来，这使他看上去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螃蟹。
弟弟站起来朝我看了一眼，吐掉漱口水，并没有说话。显然他已经认出了我。我想他是知道我会来的，只是没想到我会这样突然造访。
弟弟耷拉着眼皮，眼窝深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想他昨晚一定没睡，也许是在通宵叉麻将什么的。但这一切和我无关。我想喊他的名字，却突然想不起来。
弟弟顾自己进了门。我跟在他身后。他头也不回地问，你来干什么。
我想把我妈接到家里住几天。我说。
是么。弟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前两年你怎么不来？
我红着脸说，这不，前两年妈不是一直跟秀红不太对付么。现在，我俩也想清楚了。妈年纪大了，咱们凡事应该让着她点。再说了，照顾她这件事，我们不能一直麻烦你和弟妹。我是老大，也应该尽尽孝心。
等我像背书一样把这段话说完，弟弟哈哈大笑起来。我看到他的黑洞一样的嘴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看上去显得很陌生，笑声像一阵阵风从黑洞吹到我脸上，我仿佛闻到了黄芩牙膏清香的味道。我垂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弟弟笑完了，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盯着我说，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话，自己信吗？
弟弟的提问让我陷入了思考，我仔细想了想说，应该不信吧。说完我也忍不住笑了。我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跟你開了一个玩笑。其实是秀红叫我来把我妈接过去的。秀红说，桑园再过两个月就要拆迁了，不能让你独自把妈抢走。妈是先生了我，再生了你。所以，妈首先是我的妈，其次才是你的妈。同样，妈拆迁得到的钱，首先也应该是我的，其次才轮得到你。这是秀红的意思，当然，现在也是我的意思。
弟弟认真地听我把话说完，点了点头，他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反对，只是伸出一只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弟弟说，你这么说就对了。我们是兄弟，说话就应该这样，不要拐弯抹角。
弟弟说这话的时候，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很真挚的东西，这种真挚几乎要把我感动了，也给了我巨大的鼓励，我得寸进尺地说，那么，你看，我什么时候把妈接走？
弟弟刚要说什么，我看到他朝房间门口看了一眼，愣在那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个穿着粉红吊带绸衫、戴着白色面具的女人站在那里，头发胡乱地用夹子绾在脑后，她仰起头对着镜子轻轻地用双手拍打着脸，好像在不断扇自己耳光。
她不冷不淡地说，你们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做面膜？
弟弟说，滚你妈的，出来也不知道多穿点。
女人说，这不是自己家吗，爱穿多少穿多少。你旁边那人是谁？
这是我那个在城里当中学老师的哥哥。桑园要拆迁了，他怕我从妈那儿把钱都搞走，所以打算先过来把她接走。
我连忙说，你就是弟妹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弟弟的女人，但我知道她却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桑园外来的租客还没像现在这么多，她是其中一个。没事的时候，她就和那些跟她一起合租的女孩子去村里的棋牌室打麻将。就这样，跟弟弟认识了。弟弟三天两头叼着香烟，骑着红色的本田王摩托车去找她。那时父亲还在，看到她每天坐在弟弟的摩托车后，在村里招摇过市，心里很不舒服。父亲对弟弟说，这个女人的做派，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来路不正？弟弟什么也没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父亲的猜测。那一次，几个村干部去城里洗脚，没想到在一个叫红浪漫休闲中心的店里碰上这帮在我们村租房子的女孩子，其中就有她。据村干部们后来回忆，说是摸奶五十，搞一次两百，还不开发票。她不认识那几个村干部，他们倒认得她。几个村干部前脚还没踏进村里，村里就传开了，说谁谁谁没过门的儿媳妇在城里做那回事。我父亲一辈子老老实实，没想到一把年纪还出这样的丑，就一天到晚在家唉声叹气，大门也不敢迈出去，只好拿弟弟出气。一向木讷的弟弟这回却犯了癔症一样，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是早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吃这口饭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只好跟自己怄气，没两天就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从床上下来。等父亲死了，弟弟索性领着那女的在家里住了下来。没想到她现在还在。
那女人看了我一眼，又转头照着镜子，一边揭着面膜一边说，哥你现在不是城里人吗？干吗还盯着咱们拆迁的那几块钱？
我纠正道，话不能这么说。拆迁本来就有我的份。再说，你是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家底太薄，连买房子的钱都是你嫂子家里付的。为了这事儿，你嫂子也一直不愿意我跟这边走动。我现在什么事儿都得听她的。今天要不把妈接回去，没准她能揭了我三层皮。
女人格格地笑了，我看到她穿着吊带的胸口一抖一抖的，刚转过脸去，发现弟弟正看着我。
女人对弟弟说，你们家的男人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实在？
弟弟点了根烟，也没说话。
那就这样吧，女人说，既然你想把老太婆接走，我也不反对。不过……
不过什么？我忙问。
不过也不能让你白把人接走。弟弟说，你不想想，老太婆辛辛苦苦供你上完大学，让你小子人模狗样地当了人民教师，你结了婚一次也没回来看过她，现在一说要拆迁，又突然过来把她接走，你说得过去么？ 我说，那你们说怎么办吧。
他俩对视了一眼。弟弟说，要不这样吧，我俩商量一下，你先在门口等会。
等我抽完三根烟，再次进门的时候，俩人脸上都带着笑吟吟的神色。我问，你俩商量好了？
女人说，我有个主意，你看这样行不行，要不，你花点钱把老太婆租走，怎么样？
租走？我几乎要跳起来，我带自己的妈回去还要花钱？那叫什么事儿？我连连摆手。
弟弟的脸一沉，他说，那你就回去吧，反正，又不是我们请你来的。
女人说，倒也不差这么一会，你要不先在这儿想想，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等你想好了再出门也不迟。
我刚想抬腿，听她说起秀红，就不做声了。我心里知道今天要是没接到人，指不定秀红会闹出什么事儿。
我犹豫了一下，那你们说，怎么个租法？
两人又互相对视了一眼，诡异地笑了。
两百一天。女人伸出两根手指，胸有成竹地说。
那不行。我说，我上一天课也没两百。
怎么，还嫌贵？不行拉倒。弟弟头也不抬地说。
我……我挥着手急得快要说不出话来，要是在我家住一个月，那不得六千啊？
六千又不多。女人解释说，你想，你把老太婆接走，在你家住着，她能天天坐着吃闲饭？还不得帮你洗衣服买菜做饭带小孩？你去外面打听打听，现在雇个全职保姆没个三五千上哪儿去找？再说了，你不是还指着她那份拆迁款吗，没准她到时候脑子一热，全给了你了。
女人说这话的时候，我听到弟弟在一旁发出冷笑。
我说，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也行不通。因为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说的是真话，结婚以来我的工资卡一直攥在秀红手里。租妈这事，要让她知道了，肯定不能同意。
听我说完这句话，两个人突然怔住了，很明显他们也没想到这一层。
那还说个屁。弟弟失望地说。
我说，也不是一分钱都没有。
你有多少？
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吧，这都是我背着秀红偷偷攒下的。
女人的脸上一闪而过不耐烦的神情，两千就两千吧，你接去住十天，到时候再把人送来。
我说，半个月成不成？
半个月？女人轻蔑地说，没想到你一个当老师的，还挺会杀价。
有点文化的人，坏起来更没底。弟弟在一旁愤愤地说。
我知道你们嫌少，但我只有这么点钱。再说，我有这钱，秀红也不知道，她要知道了，你们一分钱也别想拿到。你们要是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索性慢条斯理地说。
行了。半个月就半个月吧。弟弟说，没想到你在女人面前这么窝囊，你知不知道？他继续慷慨地说，我们家男人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听到这话从弟弟嘴里说出来，我感到心里很不平。但我不想跟他分辩纠缠。我说，那就这么说定了。反正，我把妈租过去也不过是为了应付秀红。你们可不许跟人说起这事儿。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先把钱付了。女人已经等不及了。
我像变魔术一样从左脚的鞋垫子底下掏出一千块钱，又从右脚的鞋垫子底下掏出一千块钱，想了想，说，要不，我们立个字据吧？
女人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钱，忙伸手往嘴里蘸了唾沫就开始数，你爱写不写。
我认认真真地掏出圓珠笔，拆掉烟盒拿出里面的锡箔纸，在上面写了一张收据，又让他们两个签名。
妈的，读过几年书就是不一样，那么多花花肠子。弟弟和女人一边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边愉快地骂道。
我收好了纸笔才想到问，妈呢？怎么老半天没在这儿看到她，人去哪儿了？
女人噗嗤一下笑出来，对弟弟说，你带他去找吧。
弟弟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跨上摩托车，对我说，你上来，我带你去。
摩托车沿着村里的水泥路一直到了村西的馒头山下。说是山，其实只是个低矮的小土包。弟弟停下摩托车，指着坡上用两孔水泥砖搭建的小屋说，就在里面，你直接进去找就是。
我还想问，他却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地走了。
馒头山离村子已经有点远了，周边几乎没什么人。从前这一带是大片的水田，现在，因为没人耕种而长期荒废，一眼望去，芜杂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尽管土地早已被征收或拍卖，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来得及建造楼房。他们只好用高高的围墙把土地圈起，以示界限。围墙被刷上各种颜色鲜艳的城市文明宣传标语，在荒弃的环境中显得莫名其妙。因为离城不远，常有大小车辆偷偷拉着建筑和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日久便成了垃圾场。荒地、围墙和垃圾场把村子远远隔开，反倒使这里成了闹中取静的幽僻之所。我沿着围墙边的小路朝山坡上的房子走去，在山脚一块不大的空地上，见到有人种了几畦时令蔬菜，再往上走，居然有一片小小的桑林。
这片桑林让我感到惊诧。种桑树当然是为了养蚕，但是现在谁还养蚕呢？很多年前，在桑园还真正可以称之为桑园的时候，种桑养蚕是家家户户赖以为生的大事。那时，镇上还有一个不小的茧站，因为离火车站不远，从全县收购的茧都会经过这里送往各地。说起桑园，那时的蚕农脸上都会闪现恍然大悟的表情，它仿佛已经成了那个遥远时代的财富地标。桑园当然也产茧，那时，除了种植稻谷的水田以及种番薯小麦的旱地，田垄山坡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桑树。和别的农户一样，父母亲靠养蚕从生产队赚取工分，来抚养我和弟弟。所以，也可以说，是蚕养大了我们兄弟俩。
沿着小路没走多久，就到了小屋前。门是虚掩的。因为没开灯，房间里黑乎乎的。我看到带窗的那面墙上靠着一张床，说是床，其实只是头尾各摆了两条长凳，中间搁着一张棕绷，上面铺了篾席和被褥，床下则整齐地摆放着农用的杂物。床头放着一张方桌，擦拭得十分干净。再过去，墙角立着锄头、铁锹、扫把和畚斗。边上则是一只黑漆漆的木制大衣柜。一看就有人住着。 我转头打量房间，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怪物，它长着蠕虫似的竹节状的身体，却露出一张狞笑的人脸，披了一层层绸缎被面，高高地站在供桌上。两旁的烛火跳动，闪照着那张僵死的脸。这个只在电影中出现的外星生物般的东西让我惊叫起来，我感到脚下一软，差点跌到门外。
供桌前站起来一个瘦小的身影，她转过身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妈？我惊魂甫定地喊道。
你？她显然没想到我会出现。
妈，是我。你怎么在这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指着房间内高大的怪物问。
母亲脸上露出愠怒的神色，她立刻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要乱说，蚕神菩萨听到要怪罪的。
我胸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前这个造型丑陋、半人半虫、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强烈科幻色彩的怪物泥塑，就是母亲口中的蚕神菩萨，看着它身上披着农村里结婚才用到的绸缎被面，我突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我说，妈，你在这里做什么？怎么，没跟弟弟住一块？
我搬出来已经两年多了。母亲转过身，点了一炷香，毕恭毕敬地插在案桌上的香炉里。
我看着母亲伛偻的背影，比两年前见到时更为瘦弱。我以为她会说一些责怪的话，比如我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她，可母亲却什么也没说。再一想到弟弟和他的女人刚从我这儿拿走的那两千块钱，我立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心中的歉疚马上被愤怒代替了。
我说，是不是他们待你不好？
那倒也不是。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主要是跟他们住不惯。我喜欢一个人，清静。再说了，蚕神菩萨的庙里一直空着也不好。
原来，母亲住的地方是蚕神庙。我知道农村有些吃斋念经的老太婆，平日里成群结队往各种乡村小庙赶，无非是念念经、卖点元宝和冥币，赚些零碎的生活用度而已。偶有几个跟儿子媳妇怄气的，在庙里住不了几天，不等气消了，儿子媳妇就屁颠颠地接回去了，毕竟怕别人说闲话。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在庙里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还是这没什么人来的蚕神庙。
我感到有点难过，我说，妈，你一个人住这儿也不方便，我这次来，就是想把你接回城里住几天。
为什么？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你看前两年，我也忙着成家立业的事儿，没工夫来看你。现在什么都安顿下来了，所以想接你去城里享享清福。城里可好了，什么都有。我夸张地比划着双手，说完看了看母亲。当然，我没敢告诉她这完全是秀红的主意。
还是算了。母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不去，哪儿都不去。
我跟弟弟都已经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也不去。母亲坚决地说。
为什么？
住得好好的，干吗非要去城里。再说了，我走了，那些蚕怎么办？
我顺着母亲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供桌旁摆着用来放晒箕的架子，上面层层叠叠地塞了七八张晒箕，走近一看，每张上面都爬满了白色的蚕，雪似的一片。
我惊讶地说，妈，你养那么多蚕干什么？
母亲说，本来也没打算。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打扫房间，发现有些蚕种。我就想，蚕神庙怎么能没蚕呢？索性就养了一些，谁知道，后来越养越多。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干。
我说，茧站关门那也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养了那么多蚕有什么用？
没用就不能养？我又不想靠它卖钱。母亲继续说，养了蚕，这日子才像日子，我每天忙着掐嫩桑、去梗条、换晒箕，半夜起来喂桑叶，有时候怕蚕不经冻，还要生炭盆……一忙起来，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母亲看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养蚕的事，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生动的光泽。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身材瘦弱，沉默寡言，对什么事情都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淡然。即使当年我父亲被弟弟活活气死，我似乎也记不清她是否有过那种呼天抢地的悲伤。只有在谈论养蚕的时候，她的目光才变得鲜活起来。要说起养蚕，从前在我们桑园，没有人不知道她。人们知道她是因为她善于养蚕。世界上有些事是某些人怎么都学不会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天生就会。对母亲来说，她天生就是个养蚕人。生产队那会，桑园的农户一年要养四季蚕，从春蚕、二蚕到中秋蚕、晚秋蚕，养蚕关系到一家人一年的生计。每年四月，生产队开始向农户分发蚕种，从那时起，我们家的门槛都快被人踏平了。
我记得有一年，蚕瘟席卷了全县，几乎家家户户养出来的都是僵蚕、死蚕、白肚蚕。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很快就传到了桑园，尽管蚕农们做足了准备，蚕的头眠、二眠、出火、大眠之后，在新换的晒箕上洒上远超规定剂量的防病粉，并且按照农业专家的建议用特制的药水来清洗、杀菌、消毒，可还是没能阻止蚕瘟的蔓延。那时候，村里的露天粪坑倒满了一匾又一匾的死蚕，到处飘散着死蚕的腐臭。奇怪的是，那年我母亲养的蚕却是出奇的健硕。这在当时成了一桩奇闻。十里八乡的蚕农开始没日没夜地往我家跑，向我母亲请教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几十公里外步行前来，为的只是看一看我母亲到底是怎么养蚕的。
有一天，村口来了一辆吉普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带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逢人便打听我家的地址，几个热心的村民带着他们上了门。穿白大褂的老头进门便一言不发地从晒箕上拿起一条条蚕仔细地放在放大镜下观察，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闻讯而至的蚕农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家的房子，但谁也不敢发出丁点声音，连呼吸都显得那么拘束和多余，所有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从公社匆匆赶来的书记满头大汗，他一层层地推开围观的群众，最后才见到那个老头。老头出神地望着我手足无措的母亲，只问了一句话，这些蚕，都是你养的？母亲先是摇了摇头，后来又点了点头。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母亲，显然是被这样的场面镇住了，这让她感到十分害怕。老头沉默良久，最后喃喃自语地说，奇迹，真是奇迹。然后跌跌撞撞地带着这些人坐上吉普车扬长而去。留下所有人站在那里，一头雾水。
第二天，从省里送来的通知准确地送达到我家里。公社书记面带喜色又不無嫉恨地对母亲说，上面特意给你安排了一辆吉普车，要请你去各地传经送宝，向蚕农传授养蚕的经验。这对母亲来说，简直无异于惊天霹雳；让这个沉默寡言并且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像老师一样给人上课，简直要了她的命。何况她也从来没坐过什么汽车，即便远远地闻到汽油味，也会头晕和呕吐。但这是上面的命令，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是母亲自己，也是做不了主的。 两天后，母亲被带上了一辆车，尽管她的胸前佩戴着一朵颜色鲜艳的大红花，但谁都看得出她回头看我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仿佛这一次是要被押赴刑场，从此阴阳相隔，再也不能回来。
尽管，母亲在家的时候也说不了多少话，但她一走，家里却变得异常冷清。有几个晚上，大队干部们会来我家坐一会，这在原来是没有过的事。有一天，大队的会计不无感慨地对父亲说，把你老婆这样的人才留在我们桑园，不要说是屈才，简直可以说是造孽。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用不了多久怎么样？父亲好奇地问。
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被国家请走，分到国家户口，去吃商品粮了！然后调到农业部，或者农业厅，再不济也是农业局。
然后呢？父亲又问。
会计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轻蔑地说，到时候？到时候你就没老婆了！你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难不成，你还想当驸马吗？
谁都知道会计说的话是个玩笑。但那一晚父亲却深深地失眠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煎饼。他半夜爬起来，柔情无限地看着我们两兄弟，一次次摸我俩的头，一次次掉下了眼泪。
被带走的母亲依旧没有消息，但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像秦香莲一样被无情地抛弃却逐渐成了村里男女老少最为统一的共识。不同的是，作为陈世美的母亲不仅没有受到大伙的谴责，反而成了公社表彰的模范和群众艳羡的对象。很快，给父亲做介绍的人就壮着胆子上门了，在这些人当中，父亲默认了一个粗手大脚的寡妇，她足足比父亲大了六岁，但是，又有哪个黄花大闺女会看上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男人呢？也许这个高大的寡妇唯一的好处，就是弥补了母亲因为身材矮小曾经给父亲带来的心理缺憾。
谁也没想到，就在父亲和那个寡妇还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操办酒席的那几天，母亲突然回来了。让人意外的是，这次母亲没有坐吉普车回来，她是一个人搭着邻村拉石灰的拖拉机回来的。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数，那个高大的寡妇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毕竟，这场闹剧一样的婚姻，只是一个集体假设之下的匆忙结论，一旦假设不成立了，那么这个结论也就难圆其说了。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该下田下田，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桑园的人们都拔长了头颈等着那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再次停在门口，但是从省里到公社，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母亲。大队干部也逐渐对晚上准时来我家高谈阔论失去了兴致。父亲当然也不敢问母亲发生了什么，因为在重大的婚姻问题上，他不仅过度轻信了谣传，而且也显得猴急了一点。
很多天以后，有一次在饭桌上，母亲自己平静地说出了理由，我了解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母亲被抽调到临时成立的专家组，省里的专家们一遍遍向母亲探寻遏制蚕瘟的技巧，却始终没有找到门路。母亲养蚕的手法固然高超，但是十分传统，而且作为文盲的母亲对科学养蚕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闻所未闻。持续的蚕瘟让这些专家感到抬不起头，巨大的经济损失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力更让他们感到岌岌可危。
这时候，母亲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想法。是什么办法呢？那就是祭拜蚕神菩萨。母亲固执地说，我就是村里唯一拜过蚕神菩萨的人，所以我养的蚕，才没有遭灾。
母亲这个疯狂而大胆的想法，不仅遭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反对，简直还把这帮专家吓得屁滚尿流。就在他们决定第二天对她进行集体举报和揭露的时候，母亲已经带着一部分蚕农偷偷搞起了祭拜蚕神的仪式——谁也不知道她搞的那一套仪式究竟是自幼耳濡目染，还是无师自通。等他们发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所有跟母亲同在一个专家组的人都已经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主张举报和不主张举报的专家，成了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那个当初来到我家，把母亲带到专家组的老头懊悔万分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们这些人搞了一辈子科学，到头来却被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给搞惨了！现在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堵啊！
事情在这里却突然有了转机，在举行祭拜仪式之后，可能是巧合，原本肆虐的蚕瘟却突然奇迹般地消失了。母亲这一套祭拜蚕神的仪式在民间传播的速度，简直比当初的蚕瘟还要快。各地的蚕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这令所有参与研究的专家感到喜出望外。然而，更大的困惑马上随之来临，有关蚕瘟问题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呢？总不能把母亲搞的那一套迷信的东西写上去吧？那后果显然比遏制不了蚕瘟要严重得多。于是，专家组的人连夜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当然，我母亲被毫无悬念地排除在外。他们迅速达成共识，胡乱凑出了几条理由作为蚕瘟肆虐的原因——反正这会儿蚕瘟也已经退去，每个人注重的是结果，谁还会对充满专业性的原因耿耿于怀呢？最后，专家们把击溃蚕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挂帅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群众敢于斗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几天后，这份报告作为头版头条完完整整地刊发在省报，还配发了专家们披红挂彩的集体合照。而这个时候，我母亲已经坐在拉石灰的拖拉机上，匆匆地赶回桑园。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当年那些知道内情的专家，恐怕也已经相继过世。当然，就算他们知道，也未必会愿意再次提起。父亲在多年前去世，弟弟那时候也还太小——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大概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母亲和我。
想到这里，我对母亲感到深深的同情，我想，养蚕这件事，让她这辈子放弃恐怕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又不能让她一个人住在这里过着每天养蚕的生活，我毕竟是怀着自己的目的来的，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怔在那里。
母亲突然说，你老婆秀……
我说，秀红。
对，秀红还有你儿子还好吧？
我心烦意亂地说，不好。
不好？母亲看着我。
看着母亲疑惑的样子，我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我继续说，一点都不好。儿子最近老是生病，我俩实在是照顾不过来。
母亲说，你丈母娘他们不帮着带吗？
昨天跟秀红吵架，一气之下走了。
有这种事？母亲惊讶地说。 那当然，骗你干吗？我继续随口编道，跟你说实话吧，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丈母娘气跑了，秀红一个人带不过来。我又要上班。不是没有办法，我能过来找你吗？
母亲想了想，她大概觉得这才像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对母亲说，妈，要不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去，帮两天忙。等过两天孩子好了，我就把你送来。
母亲皱着眉头说，我要是走了，这些蚕不是都要饿死……不行不行……
难道这些蚕比人还要紧吗？我大声地朝她喊道，不过是让你过来帮忙带两天孩子，为什么你就不能答应？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像前两年一样不来。
我……母亲变得无话可说。
妈，你到我家里住着的这两天，我会每天下班就过来帮你喂蚕，放心好了。就算我没时间，叫秀红过来喂一下总可以吧？
真的？母亲小声地问，你可不要骗我。
真的！我大声说。你放心好了，也就几天时间，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母亲就这样来到了我家。开头的几天，她对城里的生活感到明显的不适应，比如不会使用厨房的各种器具和设备，比如在我们家十八层的阳台上晒衣服，总是看一眼窗外就不由得感到心悸和晕眩。但在照顾我儿子这件事情上，她确实显得尽心尽力，总是抢着和秀红带孩子。也许是血缘的关系，儿子马上跟她亲近起来，即使到了晚上，也不拒绝跟她一起睡觉。母亲的表现令秀红感到满意。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嗑着瓜子，转过头来偷偷对我说，要早知道你妈这样，还不如早点去接来。
和所有老人一样，母亲也开始越来越喜欢她的孙子。她感慨地说，自从养大了你们两兄弟，我真是多少年没带过孩子了。她总是一有空就抱在怀里逗他，吃过晚饭，还带他到楼下小区的草坪上玩耍，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小区新认识的邻居们聊着天。
但是这样的日子没几天，我就发现了母亲渐渐有些心不在焉。
那天早上，秀红出去买菜，母亲不无为难地看着我说，你看，我也住了好几天了，你儿子也挺好的，是不是……
我知道母亲是想要回去了。也难怪她有这样的想法，儿子本来就没什么病，能吃会睡，哭起来嗓门又大又亮，而且每次拉屎都是一大坨，颜色金黄，奇臭无比，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我只好说，既然来了，就多待两天，你要是走了，别说我，就连我儿子也舍不得呢！
说到儿子，母亲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她问，你这几天下班都去桑园的吧？
我说，当然去了，我不去桑园，你那些蚕怎么办。
母亲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那就好，那就好。
这段极为短暂的时间，可能是母亲过得最为舒心惬意的一段日子。
但是很快，我接到了单位的通知，让我去外地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教学业务方面的培训班。我对秀红说，看来妈已经慢慢习惯了住在我们家。我出门那几天，你可别……
秀红不屑地说，离拆迁还好几个月呢，我能赶她走？再说了，有你妈带孩子，我还落得清闲。
培训的地方就在邻市，虽然相隔不远，但几十公里的路程，想要每天来回，却还是不可能的。白天我跟着参加培训的同行一起听课，到了晚上，我感到无所事事，就沿着这条城市的河岸走路。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秀红。
我说，家里都好吧？
秀红说，就这样，哪儿有什么好不好。
我又问，我妈没跟你说要回去？
秀红说，你妈整天忙着带孩子，煮饭烧菜洗衣服，哪有你那么多废话。没事我挂了，你以为打电话不要钱？
我听完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
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培训结束的前一天，我还在听课，秀红打来了电话。
你妈不见了。秀红一接通电话就开门见山地说。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等着，我马上回来。我顾不得请假，挂掉电话就直接打的到长途汽车站，买了最近班次的快客车票匆匆回来，路上才想起让同事帮我收拾带去的衣物和学习资料。
既然母亲不在城里，那她会去哪儿呢？而且，她又没有手机。我坐在车上不住地揣测。秀红说，她带着孩子去了趟超市，回到家就发现母亲不见了，所以给我打了电话。衣服什么的都在，看来决不是离家出走。我问秀红，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把她给气跑了？秀红在电话里劈头盖脑地破口大骂，跟她吵架？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实话告诉你，你出门那几天，我跟你妈都没说过五句话……我慌忙挂了电话。那么，母亲又会去哪儿呢？难道，被人贩子拐跑了？可就算有人会把她拐走，又有谁愿意花钱去买一个农村的老年妇女？或者，被劫持了？以我們家的经济条件，这样的担心似乎又显得多虑。又或者，在城里迷路了？我忍不住胡思乱想，一次次回到小区楼下，沿着所有她可能经过的道路走了一遍，见人就问，可谁也没见过她。
凌晨三点，我还在马路上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街上各类做夜宵生意的粥铺、烧烤摊已经开始收摊了，我还没吃晚饭，却也不觉得饿。一切看上去冷冷清清，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飘转，我感到身上单薄的衣衫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时节的寒意，想到母亲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感到深深的绝望。
第二天，我来到了桑园。我想这已经是我所能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了。蚕神庙的两间小房子还在，只是才几天时间，周围的野草像是胡茬一样疯长。我推了一把门，发现没锁。房间里依旧是黑的，却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腐臭味。这时候，我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黑暗中，连我的脚步声也没听见。
看到母亲的那一瞬，我并没有感到悬在心里一整夜的石头落了地，而是无端地激动起来，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反应。我走到母亲前面，她仿佛仍未发现我的到来，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像是陷入了一种极端痛苦而又迷茫的状态。
我想母亲很有可能就这样坐了整整一夜。
我说，妈，你怎么坐在这里？你出门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母亲失神地转过脸来，痴痴地看着我，你知不知道，我的蚕都死了？
都死了？怎么会？
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蚕都快上山了，要上山的蚕马上就会结茧，结了茧就好了，可是，怎么就死了呢？
我看到晒箕上的蚕，确实已经全部死了。
母亲摸着那些死去的蚕，继续说，我养了一辈子蚕，从来没有养坏过。那么大的蚕瘟都没事，可这次，它们全都死了，一条也没剩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用双手扶住母亲的肩膀，我感到她的肩膀因为激动而不住地颤抖。
突然，母亲转过来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愤，我没想到这样瘦小的身躯里，会蕴藏着如此强大的情感。她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的蚕都是活活饿死的！
饿死的？我几乎尖叫起来。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会来喂吗？母亲目光像冰一样寒冷。
我顾不得回答她的问题，大步跨出了小屋。我几乎是颤抖着拨通了秀红的电话，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朝秀红喊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走的那几天，让你每天来喂蚕，你到底有没有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秀红冷冷地说，谁稀罕那几条破蚕？我就是故意不过来。等那些蚕都死了，看她还是不是天天嚷着要回去。
母亲最终还是跟着我回到了城市。我不知道她这一次为什么变得如此顺从，几乎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就跟我一起上了车子，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比乖顺的孩子。也许，像秀红说的那样，蚕死了之后，这间小小的蚕神庙，已经没有母亲的任何念想。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依旧帮忙带我儿子，做各种七七八八的家务，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候一天到晚都不说一个字。我从母亲身上，看到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但我说不出来。
有一天，她抱着我儿子站在阳台的窗口，朝远处眺望。玻璃窗敞开着，巨大的风从窗户涌进来，母亲灰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飞舞，我站在她身后，她竟毫无察觉。也许是因为感到寒冷，儿子一边蹬腿，一边放开清亮的嗓门大声啼哭。母亲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她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远处正在建造高楼的农田，像是思考着一件极为重要的心事。我走过去，说，妈，外面风大，把窗户关了吧。她没有理我，过了很久，她说，你看到了吗，那些铁做的机器，就像蚕一样，快把农田都吃光了。
母亲的记忆越来越差，开始变得健忘。秀红在饭桌上抱怨母亲做的菜不是太淡就是太咸，这在之前是偶尔才有的事，现在，她不是忘记了放盐就是多放了两次。更离谱的是，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坐着的时候，母亲会突然站起来，我以为她要做什么，她却又停在那里。她皱着眉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要去干吗？
我不无担心地对秀红说，你没发现我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秀红坐在沙发上，蜷着身子给自己涂着脚上的指甲油，她头也没抬，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年纪大了不也这个德行？我看她能吃能喝，还会带孩子做家务，这不也挺好的吗。
事实证明，秀红的盲目乐观差点酿成一场大祸。
那天吃过晚饭，母亲照例抱着儿子到小区楼下去散步。对于不怎么下楼的母亲来说，这几乎成了每天的放風时间。我也并不感到奇怪。秀红吃过晚饭，唯一的事就是坐在沙发上无止无休地看韩剧，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候，她的情感才会变得柔弱而富有同情，一次次地拿纸巾擦眼泪。那天，母亲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我在准备第二天公开课的教案。秀红看完电视，才注意到似乎晚上并没有听见儿子的哭闹声，她猜也许他只是睡得比较早。上床睡觉前，她忍不住去母亲房间看看儿子。
母亲打开门的一瞬，秀红的眼睛飞快地掠过房间，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孩子呢？秀红吃惊地问。
孩子？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神情，孩子不是已经在你们房间里睡了吗？
秀红尖叫起来，几乎是发疯一样朝门外跑去。
我听到秀红的叫喊，从房间里出来，对着母亲说，妈，你是不是把孩子落在楼下了？
母亲依然吃惊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我说，你把孩子落在哪儿了？
母亲的眉头紧缩起来，她努力回忆着，那种吃力的样子，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我看到她的眼神里空无一物，像是折射出同样一片空白的大脑。最后，回忆使母亲感到疲惫，她痛苦地抱头蹲在地上，她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孩子在小区的保安室找到了，他在几个保安的逗引下咯咯大笑，丝毫不清楚自己刚刚经历的一切。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秀红的眼泪簌簌地下来了。我站在一旁听着几个保安大声地谈论着他们在草坪上捡到孩子的并不断向人打听下落的经过，不住地向他们递烟、道谢。就在我们打算回去的时候，秀红突然说，我想看看草坪的监控录像。
我惊讶地说，看监控录像干什么？孩子都已经找到了。
秀红没有理我，她只是看着其中的一个保安，眼睛里还留着泪花，却透露着让人无法拒绝的执拗。
那些保安对秀红的举动感到无趣，在他们近乎邀功的叙述中，秀红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这让他们感到意兴索然，现在，她又要求看视频监控的录像，仿佛担心他们对孩子做出了什么过分的举动。他们只好怏怏地打开了视频。
视频的回放是从母亲带着孩子坐在草坪前的石凳上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不是监控画面中偶尔走过几个模糊的身影，我几乎快要相信眼前的画面只是一张照片。
母亲把孩子放在身旁，然后便开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要把自己坐成一具石像。整整一个小时，她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甚至连身体都没有侧一下。尽管只是背对着监控视频，那个沉默的背影却像是一部无字之书，诉说着许许多多让人不能理解的心事。在我们疑惑地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背影缓缓地从石凳上站起来。母亲转过脸来，看了一眼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尽管那只是夜幕下灰白的影像，我分明看到母亲的眼睛像是有一道绿色的荧光，看得我们从背脊上滑过一阵透心的凉意。然后，她离开了石凳，只留下孩子静静地躺在那里。 操作监控的年轻的保安吞了一口唾沫，什么也没有说，我感受到在母亲转身的一瞬，他像是被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过了良久，他转过身来，若有所思地说，你妈这样子，怕不会是把魂给丢了吧？
我刚想说什么，发现另一个保安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便噤声不再说什么。那个瞪他的保安打着哈哈说，好了，孩子也找到了，视频录像也看了，没什么事最好，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以后别这么粗心大意就成。
那个夜晚，我和秀红深深地陷入了失眠。我们各怀心事地躺在床上，没有说话。我听到秀红翻身的声音，她一次次起身照看睡梦中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令她感到心有余悸。我从未见过秀红如此心事重重的样子。而我更忘不掉的是，母亲起身离开时，监控视频所拍摄到的她无意间的一瞥，那种眼神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但我实在说不清楚。也许像那个年轻的保安说的那样，母亲是把魂丢了？如果真是那样，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样的胡思乱想持续了整整一夜，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我知道天快亮了。我转身打算强迫自己睡一会的时候，发现秀红正看着我，也许是整夜的失眠让她感到极为倦怠，也许她还没有从昨晚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回过神来，我看到她的脸上疲惫的神情。秀红叹了口气说，我想了整整一夜，我以为你妈是因为我把她的蚕饿死了，故意把孩子落下来吓唬我。现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对的。事实上，一切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从那天开始，秀红毫不犹豫地把儿子留在了自己身边。现在，母亲主要活动的范围只剩下厨房和阳台，因为秀红只允许她做饭和洗衣服。我以为母亲会对秀红的做法报以惊讶或者失落的反应。事实上，母亲的态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料想，她像是对此毫不在意，或者，像第二天就彻底遗忘了刚刚发生的、那么大的事情。我渐渐相信母亲正在变得越来越让我感到陌生，虽然多年来，我很难说对她有过多少深刻的认识。
我正考虑着如何跟秀红商量，把母亲送回桑园住一段时间，这时候，母亲却突然病倒了。
一切都是从一盘蚕蛹开始的。
从决定自己带孩子开始，秀红就比原先更为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包括这个家里的人每天该吃什么。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母亲从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她每天早上准时地带着孩子到楼下不远处的菜场，先转一圈，看看有哪些时令的蔬菜，然后认真地向菜贩子打听价格。菜场门口每天蹲着许多城郊的农民，他们当中多数人售卖的蔬菜跟市场内一样，都是从批发市场进来的，但价格会更便宜一些。秀红先挑选一会，然后表示各种嫌弃，最后起身的时候，那些门口的农民就会从背后叫住她，抱怨着这么新鲜的蔬菜不应该卖这么贱。算了算了，当他们说出这句话，秀红的脸上就浮现出胜利的喜悦。这仿佛对于秀红和菜贩子来说，都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这一天，秀红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售卖蚕蛹的陌生的老头。那个老头在菜场门口无所适从地坐着，面对眼前走过的顾客，脸上显现出欲言又止的生涩，他显然并不是一个熟练的菜贩子，秀红猜测，也许这些蚕蛹大概真是自产的。她想起生孩子之前，其实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油炸的蚕蛹。后来医生告诉她，她对高蛋白过敏，需要尽可能远离虾蟹之类的食物，当然也包括蚕蛹。可是这一天，秀红看着这些新鲜的蚕蛹，突然感到了食欲。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洗完衣服坐在阳台上发呆。秀红嫌弃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告诉她，你先看一会孩子，我做个菜。母亲转过身来，看着学步车里的孩子，茫然地点点头。秀红转身走进了厨房，今天她打算做的是西芹炒蚕蛹。她熟练地在锅里焯过蚕蛹，然后再用油炸，起锅后配以葱姜蒜翻炒，再加上西芹，加上料酒、酱油和红尖椒，所有的步骤有条不紊，蚕蛹的香味让秀红感到舒畅，她体会到烹饪的乐趣。
那天中午，秀红和母亲两个人吃了三个菜，西芹炒蚕蛹、水蒸蛋和竹笋炒肉片。秀红的心情很好，也许是为了向母亲卖弄自己的厨艺，也许是她觉得自己吃不完整整一盘蚕蛹，她朝母亲的饭碗里不断夹菜。这些都是秀红后来自己对我说的。那时候，我正坐在急诊室的长廊焦急地等待，我不断地思考着，母亲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吃过蚕蛹、甚至将此视为一种罪孽，她为什么还会吃呢？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她已经习惯性地处于一种失神的状态，换句话说，我觉得母亲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母亲的身体反应是从傍晚开始的。我下班后发现了她的异样。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感冒，然而摸摸她的额头，却并不觉得烫。我问母亲，妈，你怎么不舒服？母亲只是摇头，额头却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她已经有些站不稳了。我说，妈，你是不是头晕？她点点头。
我该想到的是，也许那时候，痛苦已经让她说不出话来。
没多久，她开始趴在马桶上呕吐。我拍着她的背，看着她吐出一团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一种黑色的虫子般一条条的东西，还没完全消化。我看着这虫子，感到一阵恶心，更没想到的是，一个人的呕吐物会散发出如此难闻的奇臭。不等母亲吐完，我也跑到主卧的卫生间吐起来。秀红捂住鼻子把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打开了，但是这种味道仍然不能散尽。直到我们打开了所有的空调和电扇，情况才稍有好转。我大声对秀红说，你到底给妈吃了什么？
秀红皱起眉说，不就是几颗蚕蛹吗，要真有毒，我吃了那么多，还不早就死了？
作为一个养蚕人，母亲敬畏关于蚕的一切。从小到大，我们家里唯一禁食的，只有蚕蛹。但秀红对此并不知晓，何况蚕蛹作为一道饭桌上再普通不过的菜肴，并非所有家庭的禁忌。如果說，这只是一种巧合的话，我又该说什么呢？
在我们还忙着为房间通风的时候，母亲的腹痛开始了。她瘦弱的身体像条虫子一样蜷缩起来。痛苦像一场火焰，正在燃烧她的身体，母亲不断地在地上来回翻滚，像是为了要扑灭这痛苦的火焰。
我飞快地拨通了医院的急救电话，然后坐在地上抱住了母亲。我一只手抱着母亲的肩膀，一只手帮着她揉腹部。然而在无比漫长的等待中，时间仿佛迟滞不前。
我看到母亲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部露出奇怪的表情，嘴角还残留着呕吐后黑色的蚕蛹残渣。过了很久，这种痛苦才逐渐平复下来。母亲恢复了极为微弱的一点精神，这时候，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我说，妈，你说什么？
母亲的嘴继续动了一下。我没听清。
我难过地说，妈，你说大声一点。
当我把耳朵再次凑近过去，才听到母亲极为含混地重复着一句话：
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为什么家里到处都是蚕？
我感到震惊，妈，你是不是在说胡话？哪里有什么蚕？
母亲的眼睛渐渐发出了光彩，她艰难地扭动着脖子说，桌子上……门上……天花板上……墙上……你的头上……你没看到吗？
我环视着房间，什么也没有。我想，母亲一定是出现了幻觉。可是，如果我告诉她实话，也许她那点仅存的精神就消散了，于是我说，妈，我看到了，到处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蚕。我看着母亲说。
她摇摇头。你没看到……母亲叹息着闭上了眼睛。
你不是说，都是蚕吗？
它们已经变成飞蛾，飞走了。
飞走了？
是的。它们不住地朝我扇翅膀。母亲盯着空气认真地说。
扇翅膀？
它们是来喊我回去的。
我还想说什么，母亲的腹痛再度开始了。这次的痛苦明显更为强烈，她已经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到母亲在痛苦中一次次伸直了手脚，身体却是蜷曲着的，一阵阵极为强烈的痉挛随之而来，母親的眼睛不断向上翻，只露出眼白。
我跪在地上大叫，秀红在一旁抱紧了大哭不止的孩子。
这时候，楼下才响起救护车的声音。
整整一夜，我和秀红在急救室门外的走廊上等待着。我们看着一个又一个医生步履匆匆地进去，然后又神色凝重地出来。那些白色的口罩后面仿佛只是一张张没有感情的脸，冰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像是要带走我身上的温度。我一次次拦住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探询母亲的病情，然而得到的答复只是病人还在抢救中。走廊上吸顶的白炽灯因为电压不稳，间或发出跳动的光芒，在这一片单调乏味的白色中，我感到身体有一种完全被掏空的虚弱。
我看到秀红抱着熟睡中的孩子轻轻晃动，两条胳膊缠绕着，形成了一个温暖的臂弯，像一条安全的小船，载着孩子驶向更为遥远的梦乡。秀红看了我一眼，在走廊靠墙的长椅缓缓坐下，她低垂的目光、凌乱地绾在耳后的头发和苍白的面色，诉说着一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迷茫。
我坐到长椅上，俯身把头深深埋进了双手。我感觉自己已经在这毫无结果的等待和一整夜的疲惫中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当初执意要把她接来。
我说，当我想起所有发生的一切我只感到心力交瘁。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能否从这次意外中挺过来。即使她熬过了这次，我觉得对我们而言这一切也只是个开始。
……
秀红没有说话，仿佛所有我说的只是自言自语。这让我失去了诉说的欲望。
这个深夜，我们坐在医院走廊长椅的两端，如同两座隔河相望的沉默的山峰，怀着各自的心事远远地眺望流水般的一切，却怎么也无法逾越眼前这条深深的现实的沟堑。
天快亮的时候，一个年长的医生走了过来。我和秀红站起来，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医生说，你们就是家属吧？我点了点头。
医生看着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
我问医生，我母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医生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蚕蛹中毒引发的较为罕见的柞蚕蛹性脑病。
我和秀红呆呆地相互看了一眼，我们都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病。
秀红说，为什么我吃的蚕蛹比她还多，我却没事？
医生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或者，你只是侥幸没有吃到已经变质的蚕蛹。很快，他又补充说，但是接下来的恢复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选择了接母亲出院。那时，母亲已经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医生说，母亲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健康。从表面上看，她能够走路、吃饭、睡觉，还会按时吃药。事实上，多数时候，她仍处于一种游离的精神状态。我试着跟母亲交流，但她只是平静地看着我，并不说话，那种目光里怀着一种极为诧异和难以理解的神情。我甚至觉得母亲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医生说，神经性中毒的恢复根本不可能那么快。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耐心地等待。
比母亲的病情更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这一场大病几乎掏空了我们的积蓄。我们还没有从这种洗劫一般的治疗中反应过来，接下来恢复阶段所需的一大笔支出已经摆在眼前——那些进口药价格实在让人不忍心打听。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秀红说，孩子就要断奶了，可是还得吃奶粉，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奶粉有多贵？
我搓着手，你说，那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吧？秀红说，你不能只管着自己的妈，不管孩子的死活吧？对了，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秀红盯着我，我已经知道她心里的想法。
你说得对，可是……
可是什么？你的妈也是他的妈，现在她生病花了那么多钱，总不能都让我们家来付吧？
秀红考虑问题从来都是这样，一切从现实出发，丝毫不带任何感情的因素。她不会提起当初正是她自己让我把母亲从弟弟那里接过来。现在，她再次支使我去要钱依然显得那么天经地义。
我知道一切辩解都是徒劳的，而且她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听我解释这件事上。我只好说，那我过两天空点再去趟桑园，跟弟弟商量一下。
那几天我正考虑怎么去跟弟弟开口，没想到，弟弟却找到了我的单位。
我走到学校门口，发现他正蹲在树下抽烟。这是午休时间，外面的太阳很大。他戴着一副塑料边框的黑色墨镜，把汗衫撩到胸口，手里还拿了一瓶饮料。
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就不能来？弟弟一看到我就笑着站起来。 我说，我也正想找你，要不进去坐会。
我就不进去了。弟弟说，有啥事儿咱们在这儿说也一样。
我说，那也好。
妈在你们家也住了个把月了吧？
我说，是，怎么，你想把妈接回去？
那倒不是。弟弟说，上次不是说好的吗？两百块钱一天，你看都这么久了，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该把钱结一下？
我說，你就为了这事儿来的？
弟弟笑着说，瞧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
我说，既然你都把话说开了，那我也不妨告诉你，妈已经告诉我了，她早就搬出来住了，我也根本没必要给你那两千块钱。
弟弟的脸色沉了下来，那两千块钱是你当时自己同意付的，你不还要求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怎么，你还不认账啊？
我说，那当时我是受了你们的骗，我这不以为妈跟你一块住着吗？
弟弟冷笑说，有什么不一样，这几年你有事没事都不来看她，还不都是我在照顾，叫你只出两千块，那不是便宜你了？
我说，你来照顾？好，那我问你，你倒说说，你怎么照顾了？还不是让她住破庙里？
弟弟涨红了脸，你的意思是，你不肯付钱？
我说，付钱？我还想让你把那两千块钱还我呢！
弟弟说，门都没有。
我说，那你还想怎么样？你想把妈接走？你爱啥时候来接啥时候来接！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下午就把妈接回去。
我说，行，那接回去了，你负责带她去看病。
什么？她病了？
对，这个星期刚出的院。医疗费已经花了好几万，医院每一项支出的票据，我一分不少都存着，你看啥时候我们两兄弟把账分一下？
这个……弟弟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但他还是强词夺理地说，这桑园住得好好的，连个感冒咳嗽都没有，怎么到了你家，就病倒了？到底怎么回事？
是吃了蚕蛹引起的食物中毒，医生说，那叫柞蚕蛹性脑病。
吃了蚕蛹引起的食物中毒？妈不是不吃蚕蛹吗？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病。你俩把妈弄成这样，我不找你们算账已经是天大的情面，你倒好，还敢找我要钱？弟弟突然来了精神。
你，你是说，你不想出钱？我气愤地问。
笑话。弟弟冷笑着说，你要不把妈的病看好，我跟你没完，还敢向我要钱？！
我还想说什么，弟弟已经跨上摩托车走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抽了一支又一支烟。弟弟的态度其实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可以说，这一切都是迟早的事，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我却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来接纳它，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果然是这样吗？其实也未必如此，我所有的担忧无非只是不知道怎么向秀红解释。
当我在操场走完最后一圈，我还是决定把这事告诉秀红。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边给母亲喂饭，一边低着头说，今天弟弟来学校找过我了。
秀红放下饭碗，怎么？你跟他要钱没？
我说，要了。
秀红说，他答应给多少？
我看了一眼秀红，轻声说，他不打算给。
不打算给？秀红瞪大了眼睛。
他说，那病是我们给妈吃出来的，就得我们治。
放屁！秀红狠狠地拍了桌子，桌子上的碗筷跟着跳起来。照这么说，那钱还不都要我们出？
我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秀红突然伸出一根手指头，戳着我的脑门说，你怎么这么没用？这老太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凭什么都让我们出钱？
可她毕竟是我母亲……
是你妈又怎么样？你不想想从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她给过你什么？你别忘了，连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是我们家花的钱。
我说，你别当着妈的面说这话，行不行？
秀红说，说又怎么了？在这个家，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别说了，妈她……
秀红更激动了，她的胸口随着急促的呼吸快速地起伏着，反正，这钱他们给你也得去要来，不给你也得去要来，要不然，你就把她给我弄走！秀红几乎是大叫着，掀翻了桌子。
空气像是凝固了，饭菜撒了一地。
我愣了一会，然后蹲下来慢慢用手捡起摔碎的碗片。那些碗片轻易地割伤了我的手指，我看着自己的血从指尖滴落，血水洇红了地上的米饭，然而我却并不感到疼痛。
我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睁大着眼睛坐在椅子上，出神地不知道盯着什么，她看上去表情平静，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
可是，在她的内心，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我一遍又一遍地想，也许她只是无法开口，其实对眼前的这一切早已了然于胸：在这个家，我和她一样，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寄居者。
在母亲毫无知觉的目光里，我想起多年以来逆来顺受的日子，突然感到了令人窒息的屈辱。
是的，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并不自知的感受里，然而在母亲面前，这种屈辱的感觉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在刹那间苏醒了。我感到自己仿佛从置身多年的黑暗走到了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下，虽然，我感到周身灼烧的疼痛。
我看着秀红，一字一顿地说，你没有权利让我把她赶走。
从那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秀红说话。
现在，对我来说，唯一的主题，就是照顾生病的母亲。
出院以后，母亲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刚开始，我跟她说话，她似乎还有一点反应，会朝我点头或者摇头。后来，无论我对她说什么，她只是看着我，完全不能理解说话的内容。到最后，也许她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每周用轮椅推着母亲准时去医院复诊。每次去，医生都说同样的话，对于这样的病人，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之后，他会开出长长的药单，并通知我去窗口交钱。我每天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按时给母亲喂药。那些药有着长长的、难以让人记住的名字，但对我来说，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差异也许仅仅在于价格。无论是胶囊、药片、冲剂还是口服液，甚至用于输液的药水，对于母亲的病情，它们都是一样地毫无用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母亲非但没有好转，甚至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我终于忍不住对医生发火。医生尴尬地看着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作为医生，我们当然也希望患者能够早点康复，如果你觉得西医的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或许也可以试试一些民间的偏方。
偏方？我好奇地问。
对，偏方。你知道，医学领域还是有很多未知的、或者说我们现在难以解释的治疗现象。千万不要认为民间的偏方是一种迷信，中国古人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民间的体现，就是偏方。
医生叹了口气，继续说，按照现在的治疗方式，见效是太慢了一点。你试试偏方，也许，能够收到奇效也未必。
我不知道医生所说的这些是否只是劝我放弃治疗母亲的一个借口，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点最后的希望。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书店，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抱着一大摞古代的医书。对于这些书能否派上用场，我心里一点都没底。但无论如何，眼前只有这一条路。
而且，我也实在没有钱负担母亲每个月高额的医药费了。
从那天开始，我一有空就坐在房间里研读各种医书。为了通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古代医学典籍，我甚至买来了一本厚厚的古代汉语词典。我照著医学书上开具的处方，以身试药，好几次把自己搞得腹泻不止，甚至还有一次差点引起中毒。此外，我通宵达旦地浏览网上的各种医学论坛，甚至连上课这件事也觉得无足轻重，这引起了学校和家长的质问和抗议，然而我并不在意，依旧有空就泡在市里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学习热情和用功程度已经超过医学院的任何一个研究学者。我在网上和那些所谓的专家认真探讨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当我告诉他们我的本职工作只是一个中学教师的时候，他们感到钦佩不已。在此过程中，我也碰到了一些因为身患疑难杂症而自学医学的人，我们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并且一起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母亲的病已经越来越重了。
现在的她已经瘦骨嶙峋，只剩下一副皮囊附着在骨头上。有几次把母亲从床上抱起来，我几乎感觉不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体重。我从母亲深陷的眼窝和空洞的眼神中看到那团生命的焰火正在变得越来越弱，我想，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每天半夜，我来到母亲房间看着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就会莫名地哭泣。我从未感到自己在感情上和母亲如此亲近，是为了补偿这几年对于没有去看她的亏欠，还是对她在弥留之际最后的不舍？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母亲的身上，每天给她喂饭，为她擦拭身体，更换成人的纸尿片。母亲的每一点变化都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感受。可是现在，所有的努力将变得毫无意义，这让我感到无比绝望。
秀红对我所做的一切毫不在意。对她来说，我亲手治疗母亲的决定，在为这个家庭节省一大笔开支的同时，还能免除她对于母亲的照料。这未尝不是一桩好事。现在，她已经并不那么坚决地要求我把母亲送走。也许，她知道在我这里这件事完全没有可能，或者，在她的内心仍然抱有说不定哪天拆迁就会到来的幻想。但不管怎么样，她放任的态度至少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缓和。
我对秀红说，母亲已经没什么胃口，无论吃什么东西，隔不了多久都会吐出来。我对你完全没有别的任何要求，只是希望你能够尽量买一些新鲜的食物。也许这样可以让母亲尽可能多延续一段时间。
尽管这么说，我心里却已经对此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然而这一天，发生了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母亲吃过中饭之后并没有呕吐。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每天中午放弃学校的工作餐，顶着太阳或者风雨骑大半个小时的电瓶车，为的就是给母亲喂饭。然而她每次都把吃到胃里的食物吐出来。我一直希望母亲能够吐得少一点，这样，留在胃部的食物就会更多些。
你今天给母亲做的是什么？我问秀红。
没什么，只是看到菜场门口在卖嫩桑芽，我看着便宜，就顺便买了一束。
嫩桑芽？
对，就是桑叶的嫩芽。这有什么奇怪的。秀红说，我们小时候不都吃过吗？什么榆钱、香椿、桑芽……对了，那时候桑叶捣碎还揉进面粉做饼子吃……
那个下午我没去单位上班，一直坐在母亲的床边等着。母亲到了吃晚饭也没吐，我兴奋得难以自持。可我要求秀红晚上再给母亲炒一盘嫩桑芽的时候，她告诉我只买了一小束，已经没有了。我责怪自己太粗心，没有想到如果桑芽真有效的话，怎么不早些去再买来。那个晚上母亲吃了别的，照样吐了出来。可我的心里却涌动着莫名兴奋的情绪。我把医学书翻找出来给秀红看，几乎所有古代的医学典籍里，都有桑叶入药的记载，我握着母亲的手，流着眼泪说，妈，这下你可有救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去菜场门口。秀红说的昨天那个卖桑叶的菜贩子一直没来。我等了好一会才想到，有桑树的地方，不就有桑叶么？于是，我又飞快地爬上了去桑园的公交车。等我回来，用蛇皮袋装了满满一袋子的嫩桑叶。
一到家，我立刻下厨给母亲炒了一盘嫩桑芽，并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吃完。我激动地对秀红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妈会爱吃这个呢？秀红看着我的样子，冷笑说，也许你妈前世就是一条蚕。我却高兴得像个傻子一样笑了。这时，我们看见母亲的嘴还在奇怪地一张一合。秀红奇怪地看着我说，她这样子是要干吗？我说，会不会没吃饱？
我怀着疑虑再次回到了厨房，炒了第二盘嫩桑芽。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嘴还在动，似乎像是在嚼着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秀红，你是不是给她喂了什么？
还能有什么？桑叶。秀红说。
桑叶我不是还在厨房炒着吗？
等你炒完那得多久？我看她都已经等不及了。既然能吃熟的，怎么就不能吃生的桑叶呢？再说了，你昨天不是刚给我看过，书上都写了，桑叶无毒…… 我不想跟她继续辩解，坐在床边，给母亲喂刚炒好的嫩桑芽。可是母亲却怎么也不张开口。
我急起来，问秀红，你看，怎么又不吃了？
秀红奇怪地看着母亲，刚才不是吃得好好的？
我刚想说什么，秀红又拿了一张生的桑叶递到母亲嘴边。没想到母亲津津有味嚼了起来。她吃的时候，嘴巴一直靠着桑叶，颌骨有节律地动着，发出机械的咀嚼声。秀红看着我，你看，不是又在吃了？
原来，母亲吃完生的桑叶就再也不碰炒熟的嫩桑芽了。我担心她年纪太大，吃了没有煮熟的东西会腹泻。秀红却不这么认为，她说，亏你还读了那么多年书，你没看电视里，外国人都喜欢吃生的？人家都说了，那才是自然健康的饮食习惯。事实证明，我确实多虑了，母亲吃了生的桑叶之后，一点不良的反应也没有。即便是每天的大便，也变得规律起来，除了颜色墨绿且干燥，根本连臭味都不太有。
可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母亲的食量简直大得惊人。到第二天早上，我摘来的那一袋桑叶很快就没有了。母亲几乎以一种不能停止的速度在咀嚼，你只要把桑叶放在她嘴边，她就会不停地吃，在这个过程中，她根本连睡觉也不需要。那天晚上，我几乎大半夜没有合眼。我一张一张地把桑叶擦拭干净，然后塞到母亲的嘴里。开始的时候，我还只是感到好奇和新鲜，但重复的动作让我无比困倦。到了凌晨，我实在熬不住，就趴在床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是早上，我驚讶地发现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久的母亲居然坐起来了，而放在床头的那些桑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她吃完了。
那天之后，给母亲摘桑叶就成了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下班后按时乘着公交车去桑园，每次都带回一两袋。尽管如此，我带回来的桑叶远远不够母亲吃的。桑园的桑叶没几天就摘完了。那是母亲种的一片小小的桑林，树木的年份都还不长，因此桑叶的量极为有限。
母亲病情的好转带给我们巨大的希望。秀红也帮着去采了一回桑叶，然而那次却差点把母亲给害死。那天我回到家，发现摘来的桑叶上竟然没有一点被虫子咬过的痕迹。对于给母亲吃的桑叶，我总是格外认真地检查，除了要摘掉带虫子的叶片，还要擦去叶片上的露水。我问秀红，这桑叶是你摘来的？秀红说，不是我摘的难道还是你摘的？我问，那你是哪儿摘的？她说，市民公园。我一听几乎要跳起来，那里的桑叶你也敢摘？那都是打了杀虫剂的！你到底给妈吃了没？公园的树木由园林公司定期喷杀虫剂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我不知道秀红为什么没有想到。无论如何，这样危险的举动让我暴跳如雷。那一次，我当着秀红的面大发怒火。她显然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之大，她愤愤地说，我是看桑叶不够，才好心跑到外面去摘，又还没来得及给她喂。要是真把她毒死了，大不了我让你杀了我给她陪葬。
摘桑叶的事情又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开始逢人就打听哪里有桑树。可是，很少有人会关心桑树的问题，引起他们兴趣的反而是我为什么要找桑树。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于是，就编了个借口说一个朋友家养了些蚕，桑叶不够，所以托我打听一下。我用尽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甚至还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到处打听哪有没打过农药的桑叶。这个办法很快奏效了。学生们第二天就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桑叶。我等不到放学就匆匆离开学校，直奔学生告诉我的地址而去。
在新鲜桑叶的喂养下，母亲的身体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开始，她先是变胖，原本骨瘦如柴的身体像气球一样吹起来，手臂、大腿和肚子上的肉长成了一节一节的藕，像极了年画上的小孩。有些肉没地方长了，就聚积在脖子的部位，把身体和头部夸张地连在一起，我已经找不到她的脖子在哪儿。肥胖使她的五官也发生了变形，随着脸部的不断增大，她的鼻子越来越小，耳朵也越长越靠后，甚至眼睛的位置也往额头上移动，变得又黑又圆又大。因为不停地咀嚼，母亲的嘴巴比原来阔了起码一倍。我无法想象一个人靠着吃素也可以如此快速地增肥。不光如此，更神奇的是母亲的身高也在不断增加。当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秀红，她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她无法相信，只好找出抽屉里的卷尺，每天做好身高记录，并隔几天就把这些记录拿出来给她看。
和我莫名的兴奋所不同的是，秀红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
她惊恐地说，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有什么奇怪的？
你妈的样子……
她的样子再怎么变，那也是我母亲。
你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秀红近乎痛苦地说，我是说，她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她的这条命，本来就是无意中靠着吃桑叶捡回来的，现在，你居然还嫌弃她的样子难看？我几乎愤怒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难道你真的没觉得，你妈现在就快要变成……一条蚕了？
一条蚕？
我怔在那里。秀红的话说出了我隐约的预感。其实从母亲所有的蚕都饿死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心里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她虽然活着，却已经一步步地开始朝着死亡迈近。母亲这一辈子都在养蚕，反过来说，蚕也哺育了她的生命，并给予她存在的意义。也许只有蚕，才是母亲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它们一旦死了，母亲生命里的这个部分自然也就开始慢慢地消失。在母亲渐渐失去神志的过程中，我一直尝试着和她沟通，探求她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想到，她是在为另一个世界对她的邀请做准备。事实上，母亲已经非常清晰地向我传递过这个信息，就在她食用蚕蛹中毒的那个夜晚，我抱着她的时候，她就曾经问过我，有没有看见蚕，还说它们后来都变成了飞蛾，并不停地向她扇动着翅膀。它们都是来叫我的。母亲这样直白地对我说。可那时候，我却把母亲的话当成她中毒后产生的幻觉。这也是母亲这辈子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我其实应当把它当成是母亲对我和这个世界最后的道别。我想，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是平和喜悦的。那时候，她已经看到自己前面的道路。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她早有预料，早已准备，只是我们毫不知情而已。我一直把母亲蚕蛹中毒的事情简单地归咎于秀红的大意，其实这是错怪了秀红。与其说那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毋宁说是母亲有意识的自我选择。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心中所有的疑惑都得以释然。那些陪着母亲彻夜不眠的夜晚，我看着她吃桑叶的样子，不仅没有丝毫的担心和害怕，反而替她高兴甚至感到羡慕。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证明生命不能超越物种的形式而得到延续呢？我只是后悔之前的自己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希望借助医学的力量来解脱母亲的痛苦，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阻止母亲朝着她所选择的道路前行。而现在，我的醒悟来得并不算迟。 我没有向秀红解释这一切，我知道无论自己如何解释，都无法让她理解母亲的选择，正如之前我自己对于生命形式在认知上的蒙昧。但是我毕竟是从她身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我们在生命上是相通的，因此，我也应该是除了她自己之外最能理解她的人。
我放弃了所有自己的时间，为的就是在母亲身边完完整整地陪她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我已经不再每天匆匆赶往学校，相较于照顾母亲来说，那一切显得毫无意义。我把自己反锁在母亲的房间里，整天整夜地看着她。母亲的头发全部掉光了，又长出了新的牙齿，皮肤的色素全部褪去，成为一具洁白无瑕的身体，所有的这一切变化都意味着她离另一种生命意义上的重生更近了一步。而我每天在这里见证着母亲的变化，也在见证生命蜕变的奇迹，这一切给我带来的喜悦我无法同人分享，因为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不被任何人打扰。
每天秀红都抱着哭泣的儿子等在房间外，几乎是哽咽着请求我打开门。我听着她从开始对我的命令和咒骂变成后来的哭诉和请求，然而我从始至终都对此无动于衷。有一天，我终于感到倦怠和厌烦，我不能容忍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生命的嬗变。于是我打开了门。
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秀红的目光在母亲身上只停留了短暂的几秒，然后，从她嗓子里发出了一阵近乎凄厉的惊叫。秀红怀抱着孩子趔趔趄趄地摔出了房间，我看见她的目光中布满了惊恐，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
是的，我让秀红看见母亲正在结茧的样子。就像所有的蚕必须经历的过程一样，在经过了几次蜕皮和休眠之后，母亲开始为自己做好最后的准备。
秀红带着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从此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这是一个安静而漫长的等待过程，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劝诫自己要有足够的耐心。但随着日期的临近，我感到内心的焦躁和不安越来越强烈。我怀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等待着，有时候是喜悦，有时候是忧郁或者悲伤。当我感到心情难以平复的时候，我会到阳台吸烟，或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累了就把自己的身體深陷在客厅的沙发里。我的目光很少离开那个雪白而巨大的茧，只是，我已经看不到母亲，因为她用许许多多的丝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悬挂在房间的天花板上。
那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外面的阳光很好。借着从窗帘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挂在天花板上的茧破开了一个小口。我心里激动起来，我知道自己想象过无数次的那个时刻就要来了。果然，母亲耐心地打开了茧上的缺口，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我努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好几次几乎都忍不住想要去帮助她。过了好一会，作为飞蛾的母亲终于破茧而出了，可她却是从墙上慢慢爬下来的，一到地上便站立不稳。她尝试着打开巨大的翅膀，然而房间实在太小了，她一张开翅膀就撞到了墙上，硕大的身躯立刻摔倒在地。我急忙上前去扶，可母亲却像是躲着我一样，往后退了几步，这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缓缓走到窗前，打开了铝合金窗。我想，如果母亲收起翅膀，应该还是能够从这里出去的。我离开窗户，并向她指了指，示意从这里可以出去。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慢慢地自己爬上了窗台。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我以为母亲就这么离开了，她却突然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想再大声地叫她一声，可是嗓子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我看着母亲打开翅膀，以飞翔的姿态，扑向了天空。
在母亲从窗户上飞出去的一瞬间，我无力地坐倒在地上。那一刻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从此，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母亲……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