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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善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中开始显现，不管是官办慈善、民间慈善，免费午餐还是它的发起人邓飞，都才只是开始。时代选择了邓飞，而邓飞正在改变当代中国的慈善模式。
2012年6月16日，在“免费午餐基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春苗厨房公益基金”联合发起的慈善晚宴—“盛满爱，建好厨房吃好饭”上，邓飞穿行其间。
“我们要挑战国内慈善晚宴募捐纪录。”邓飞略带一丝顽皮的攀比心理。这也许，是他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直以来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据统计，当晚整个晚宴的募捐额度是4000万。而如果把画面切换到一年前，为免费午餐募集到第一笔五万元善款时的邓飞，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只需要一天来完成。而这样的一天，来得也并不慢。
微博舞台
“我是2001年至2002年，《南方周末》使用外稿最多的地方报纸记者。” 邓飞这样说起自己的过去。《南方周末》代表着一种业界标杆。稿子被《南方周末》采用，对于一名调查记者来说，是一种高起点和荣誉。后来，这位拥有浓厚“南方周末情结”的调查记者，寻觅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的东家《凤凰周刊》。在这里，没有了报纸的禁区和束缚，邓飞一发不可收，发挥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专长，直刺中国现实，也因此，在社会上积聚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在2009年以后，凭藉一种更新鲜的个人媒体—微博的力量，获得了加速度，并且呈几何倍数爆发。对于微博，邓飞不仅推崇备至，更直截了当地形容自己：“是微博造就了现在的邓飞。”而当然，“这个微博时代，没有我，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邓飞。”
邓飞是湖南人，他认为湖南人有血性，急公好义，受苗裔鬼神文化的影响，具有丰富想象力。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邓飞开始关注农村儿童午餐问题。有调查显示，儿童营养不良率在大城市低于1%，而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超过30%，贫困地区农村学龄儿童发育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9%，身高和体重至少比城市同龄儿童晚两年。对此，邓飞说：“如果不做改变，我们的民族会怎么样？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怎么样？”
发现问题后，邓飞开始行动。长期调查记者的生涯，和诸多底层人士接触的能力，让邓飞更善于洞察世事。邓飞说：“我们资助的都是最远的地方，最苦的地方，对当地人的团结要重视。我们没有太多的钱。一个村里婚丧嫁娶，办喜酒，都能找到人帮忙做饭，何况一个学校？我们去请厨师，保证他们的利益，让家长送柴火，让家长帮助，也赋予家长权力来监督。我们要寻找各方利益的矛盾之处，再平衡，比如家长和学校、学生和老师、学校和我们，学校和外界矛盾的互相制衡，这是做记者的锻炼和培养。”
“我去补这个钱，我就要形成一个监督小组来监督你，你为什么不能满足条件？为什么不能公开透明？把门打开了。第一批数据肯定是假的，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能让你变真。比如，厨师是我家亲戚，今天只买了一斤肉，账本上却写了十斤，我就可以在微博上揭发。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何况，这关系到自己家的孩子。”在邓飞看来，这是一场新的全民战争。而且，也只有大众的监督，才能真正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后免费午餐时代”
面对全中国数千万的贫困学生，邓飞的团队开始全国跑。“去年我的团队跑了一百多家学校，我自己跑了二十多家。”但是因为有了微博，“免费午餐”的传播速度和效率明显提高了很多，并且在各方面推波助澜。
这不仅体现在数千万善款的募集、上万名儿童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更明显的是—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对于“免费午餐”而言，这种结果无异于“一个奇迹”。民间探索终于演进为国家行为。不过，当国家行动全面推进之后，“免费午餐”是否会失去行动动力和存在价值呢？这也是邓飞越来越需要回答的问题。
邓飞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去做。“首先，我们注意到学前班、老师这一块，有空白。”免费午餐随即有针对性地为这两种人群提供午餐。“还有以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要实施这样的工程，不要出现问题才好。”采访这一天，邓飞刚写好要提交给中宣部的一份材料，写出了“免费午餐”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和建议，供官方参考。“第三条，就是联合媒体的力量，慢慢启发。引君入瓮，步步为营。”国家行为更离不开舆论监督，这恰好是邓飞的专长。
“另外，会联合安利基金会这样的力量，做示范，去建厨房。”也就是说，加强资源合作，把免费午餐深化下去，改变“小米加步枪”的局面，鸟枪换炮。
而与安利基金会的合作，又是缘何？邓飞这样描述双方的第一次接洽：“我和他们秘书长匡冀南见面后，对他的做法很敬佩。他借助‘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这个权威力量，来影响到地方政府。比如安利出5万的厨房设备，地方政府就必须提供五倍以上的资金来配合。这样就把地方政府给‘拖下水’了。要做一起做，要死一起死，地方政府出的钱比安利多，就更配合，也容易受到表彰，有政绩。”比如一个县，花250万元建了十个厨房，学生享用到健康食物。做好了后，其他县怎么办？他们会受到老百姓的指责：为什么别的学生有饭吃，我们没有？难道我们比别人穷？比别人差吗？示范效应滚动起来，不停地撬开一个个堡垒。这是一种新的不平衡，为了寻求平衡，当地人就必须要行动。
与安利基金会的策略比起来，“我们做的不是大学校，都是当地最远最苦的学校，几个炉子就行了。他们更像正规军，我们像地方部队。” 邓飞说。不过，现在两支力量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新目标—“盛满爱，建好厨房吃好饭”。这成为一个公益项目的名称。
“免费午餐基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春苗厨房公益基金”两个新兴民间公益基金都成立于2011年春天，却在一年以后，同时获得了中华慈善奖。这让外界不由得惊呼：新基金们，来势凶猛啊！和“春苗厨房基金”的企业血统不同，“免费午餐基金”的凶猛在于宣传的专业性，一群媒体记者，本身的财力并不雄厚，却借助媒体推而广之，集腋成裘，短短一年就攒下一份不错的可以称之为“事业”的公益家底。 另一场攻坚战
“免费午餐”项目推进之余，邓飞把目光继续投放在农村儿童身上。这一次，他关心的是农村儿童大病医保。在农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就关乎一个家庭的兴与衰，关乎一个孩子的生与死。农村患病的孩子，比如白血病、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肾病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肌无力、儿童孤独症等等，这是一些可怕的病种，这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
以前农村的孩子没有专门的险种，只是附在新农合保险里，报销比例为70%。就这样，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没有上过保险。
现在邓飞想重新设计一个险种，然后募集保险费用，争取为每一个乡村孩子买上一份大病医疗保险，帮助农村家庭保护孩子免受大病伤害。
经过前期在湖北省鹤峰县的实地调查讨论，今年二月，邓飞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正式签署协议，启动儿童大病医保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分别有了200万和400万的两笔捐款。邓飞正在和三家知名保险公司商谈，等保险产品出来，再做方案和时间表。邓飞相信，农村儿童的大病社保，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面貌。
邓飞继续发挥熟悉的宣传优势，发动专业志愿者去拍摄患病孩子和家长的痛苦。接下来，他还想物色一对金童玉女作为形象代言人，把孩子们调动起来，让他们去保护自己的伙伴。邓飞深刻地明白要想走得更远，就要激发起民众最大范围的同情心。
“免费午餐”推进一年，邓飞所面临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质疑的焦点则在“如何监督”？一件好事情，不怕监督，才能获得真正的公信力，才能杜绝失败的隐患。邓飞说。对此，他发挥着自己的另一个优势—执着。“中国的慈善事业长期被官办机构垄断，2008年伴随汶川地震，民间慈善机构冒头，但是缺乏制度的支持。2008年后就消退了。2011年，微博打拐使得我意识到‘大爱倾城’，技术突破了制度制约，势头不可遏止，撬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变革，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现在中国慈善的活动现状，邓飞试图和其他的民间力量，“为中国最广泛的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晴空。”
【记者手记】
找个人捐了
在邓飞的成长经历中，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特别关注老人妇孺弱势群体？
邓飞说：“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吧，我家的动物，比如鸡、狗什么，就不能杀。外公来帮我爷爷杀猪，我把他的脸都抓破了。也许这种慈悲心，我是融在骨子里了。村里人都说，我前世一定是个和尚。”
这个相信“前世”的人，同时也很相信人的博大。邓飞反复强调，他的信心与勇气，来自对每个人的爱心。
然而，这个爱心人士，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人却非常苛刻。
印象深刻的是：邓飞至今拿着《凤凰周刊》的名片，他的助手却都没有名片。他们调侃说：“太贵了，没钱印。”话有些夸张，但是，办公经费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和团队讨论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比如刻章、印捐赠证书、拍宣传视频，聊完创意，邓飞跟下来的一句话就是：“找个人捐了！”
也许在邓飞看来，不花钱，少花钱，就能避免权力的滥用和失衡。作为调查记者出身的人，他把公开、公正、透明、民主视作自己做事情要坚持的原则。
他现在在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也是“捐”来的。一位爱心人士，让他的团队在这里免费办公。他说：“这好多了！以前我们都是在星巴克里坐着谈事。”
上无片瓦，却透着潇洒的生活方式，令一位前来洽谈捐款事宜的投行人士，对此“艳羡”不已。
邓飞在北京的家，据说已经成为外地来京志愿者的宿舍。加上家中的老少三代家人，他一直说“睡眠不好”，大概和如此人口密度有关。
他现在同时有三个公益项目在进行，每天超过十二点睡觉，早上六点多起来，身体透支，气血不足。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需要靠服食中药，来保持工作精力。
邓飞说：“我仍然在《凤凰周刊》拿工资，凤凰说，给公益事业捐献了一个志愿者。”
邓飞的性格兼具底色的悲悯柔弱，以及记者的愤怒犀利。说到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着他。邓飞答：“建设对这个社会改变更大，除了愤怒，我们更需要行动。”
当然，不管是中国民间慈善、免费午餐，还是邓飞本人，现在都无法宏观度量。只想说，时代选择了邓飞，而邓飞，或者正在改变当代中国的慈善模式……
2012年6月16日，在“免费午餐基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春苗厨房公益基金”联合发起的慈善晚宴—“盛满爱，建好厨房吃好饭”上，邓飞穿行其间。
“我们要挑战国内慈善晚宴募捐纪录。”邓飞略带一丝顽皮的攀比心理。这也许，是他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直以来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据统计，当晚整个晚宴的募捐额度是4000万。而如果把画面切换到一年前，为免费午餐募集到第一笔五万元善款时的邓飞，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只需要一天来完成。而这样的一天，来得也并不慢。
微博舞台
“我是2001年至2002年，《南方周末》使用外稿最多的地方报纸记者。” 邓飞这样说起自己的过去。《南方周末》代表着一种业界标杆。稿子被《南方周末》采用，对于一名调查记者来说，是一种高起点和荣誉。后来，这位拥有浓厚“南方周末情结”的调查记者，寻觅到了更适合于自己的东家《凤凰周刊》。在这里，没有了报纸的禁区和束缚，邓飞一发不可收，发挥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专长，直刺中国现实，也因此，在社会上积聚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在2009年以后，凭藉一种更新鲜的个人媒体—微博的力量，获得了加速度，并且呈几何倍数爆发。对于微博，邓飞不仅推崇备至，更直截了当地形容自己：“是微博造就了现在的邓飞。”而当然，“这个微博时代，没有我，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邓飞。”
邓飞是湖南人，他认为湖南人有血性，急公好义，受苗裔鬼神文化的影响，具有丰富想象力。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邓飞开始关注农村儿童午餐问题。有调查显示，儿童营养不良率在大城市低于1%，而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超过30%，贫困地区农村学龄儿童发育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9%，身高和体重至少比城市同龄儿童晚两年。对此，邓飞说：“如果不做改变，我们的民族会怎么样？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怎么样？”
发现问题后，邓飞开始行动。长期调查记者的生涯，和诸多底层人士接触的能力，让邓飞更善于洞察世事。邓飞说：“我们资助的都是最远的地方，最苦的地方，对当地人的团结要重视。我们没有太多的钱。一个村里婚丧嫁娶，办喜酒，都能找到人帮忙做饭，何况一个学校？我们去请厨师，保证他们的利益，让家长送柴火，让家长帮助，也赋予家长权力来监督。我们要寻找各方利益的矛盾之处，再平衡，比如家长和学校、学生和老师、学校和我们，学校和外界矛盾的互相制衡，这是做记者的锻炼和培养。”
“我去补这个钱，我就要形成一个监督小组来监督你，你为什么不能满足条件？为什么不能公开透明？把门打开了。第一批数据肯定是假的，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能让你变真。比如，厨师是我家亲戚，今天只买了一斤肉，账本上却写了十斤，我就可以在微博上揭发。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何况，这关系到自己家的孩子。”在邓飞看来，这是一场新的全民战争。而且，也只有大众的监督，才能真正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后免费午餐时代”
面对全中国数千万的贫困学生，邓飞的团队开始全国跑。“去年我的团队跑了一百多家学校，我自己跑了二十多家。”但是因为有了微博，“免费午餐”的传播速度和效率明显提高了很多，并且在各方面推波助澜。
这不仅体现在数千万善款的募集、上万名儿童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餐。更明显的是—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对于“免费午餐”而言，这种结果无异于“一个奇迹”。民间探索终于演进为国家行为。不过，当国家行动全面推进之后，“免费午餐”是否会失去行动动力和存在价值呢？这也是邓飞越来越需要回答的问题。
邓飞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去做。“首先，我们注意到学前班、老师这一块，有空白。”免费午餐随即有针对性地为这两种人群提供午餐。“还有以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要实施这样的工程，不要出现问题才好。”采访这一天，邓飞刚写好要提交给中宣部的一份材料，写出了“免费午餐”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和建议，供官方参考。“第三条，就是联合媒体的力量，慢慢启发。引君入瓮，步步为营。”国家行为更离不开舆论监督，这恰好是邓飞的专长。
“另外，会联合安利基金会这样的力量，做示范，去建厨房。”也就是说，加强资源合作，把免费午餐深化下去，改变“小米加步枪”的局面，鸟枪换炮。
而与安利基金会的合作，又是缘何？邓飞这样描述双方的第一次接洽：“我和他们秘书长匡冀南见面后，对他的做法很敬佩。他借助‘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这个权威力量，来影响到地方政府。比如安利出5万的厨房设备，地方政府就必须提供五倍以上的资金来配合。这样就把地方政府给‘拖下水’了。要做一起做，要死一起死，地方政府出的钱比安利多，就更配合，也容易受到表彰，有政绩。”比如一个县，花250万元建了十个厨房，学生享用到健康食物。做好了后，其他县怎么办？他们会受到老百姓的指责：为什么别的学生有饭吃，我们没有？难道我们比别人穷？比别人差吗？示范效应滚动起来，不停地撬开一个个堡垒。这是一种新的不平衡，为了寻求平衡，当地人就必须要行动。
与安利基金会的策略比起来，“我们做的不是大学校，都是当地最远最苦的学校，几个炉子就行了。他们更像正规军，我们像地方部队。” 邓飞说。不过，现在两支力量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新目标—“盛满爱，建好厨房吃好饭”。这成为一个公益项目的名称。
“免费午餐基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春苗厨房公益基金”两个新兴民间公益基金都成立于2011年春天，却在一年以后，同时获得了中华慈善奖。这让外界不由得惊呼：新基金们，来势凶猛啊！和“春苗厨房基金”的企业血统不同，“免费午餐基金”的凶猛在于宣传的专业性，一群媒体记者，本身的财力并不雄厚，却借助媒体推而广之，集腋成裘，短短一年就攒下一份不错的可以称之为“事业”的公益家底。 另一场攻坚战
“免费午餐”项目推进之余，邓飞把目光继续投放在农村儿童身上。这一次，他关心的是农村儿童大病医保。在农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就关乎一个家庭的兴与衰，关乎一个孩子的生与死。农村患病的孩子，比如白血病、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肾病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重症肌无力、儿童孤独症等等，这是一些可怕的病种，这是一群真正的弱势群体。
以前农村的孩子没有专门的险种，只是附在新农合保险里，报销比例为70%。就这样，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没有上过保险。
现在邓飞想重新设计一个险种，然后募集保险费用，争取为每一个乡村孩子买上一份大病医疗保险，帮助农村家庭保护孩子免受大病伤害。
经过前期在湖北省鹤峰县的实地调查讨论，今年二月，邓飞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正式签署协议，启动儿童大病医保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分别有了200万和400万的两笔捐款。邓飞正在和三家知名保险公司商谈，等保险产品出来，再做方案和时间表。邓飞相信，农村儿童的大病社保，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面貌。
邓飞继续发挥熟悉的宣传优势，发动专业志愿者去拍摄患病孩子和家长的痛苦。接下来，他还想物色一对金童玉女作为形象代言人，把孩子们调动起来，让他们去保护自己的伙伴。邓飞深刻地明白要想走得更远，就要激发起民众最大范围的同情心。
“免费午餐”推进一年，邓飞所面临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质疑的焦点则在“如何监督”？一件好事情，不怕监督，才能获得真正的公信力，才能杜绝失败的隐患。邓飞说。对此，他发挥着自己的另一个优势—执着。“中国的慈善事业长期被官办机构垄断，2008年伴随汶川地震，民间慈善机构冒头，但是缺乏制度的支持。2008年后就消退了。2011年，微博打拐使得我意识到‘大爱倾城’，技术突破了制度制约，势头不可遏止，撬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变革，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现在中国慈善的活动现状，邓飞试图和其他的民间力量，“为中国最广泛的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晴空。”
【记者手记】
找个人捐了
在邓飞的成长经历中，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特别关注老人妇孺弱势群体？
邓飞说：“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吧，我家的动物，比如鸡、狗什么，就不能杀。外公来帮我爷爷杀猪，我把他的脸都抓破了。也许这种慈悲心，我是融在骨子里了。村里人都说，我前世一定是个和尚。”
这个相信“前世”的人，同时也很相信人的博大。邓飞反复强调，他的信心与勇气，来自对每个人的爱心。
然而，这个爱心人士，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人却非常苛刻。
印象深刻的是：邓飞至今拿着《凤凰周刊》的名片，他的助手却都没有名片。他们调侃说：“太贵了，没钱印。”话有些夸张，但是，办公经费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和团队讨论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比如刻章、印捐赠证书、拍宣传视频，聊完创意，邓飞跟下来的一句话就是：“找个人捐了！”
也许在邓飞看来，不花钱，少花钱，就能避免权力的滥用和失衡。作为调查记者出身的人，他把公开、公正、透明、民主视作自己做事情要坚持的原则。
他现在在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也是“捐”来的。一位爱心人士，让他的团队在这里免费办公。他说：“这好多了！以前我们都是在星巴克里坐着谈事。”
上无片瓦，却透着潇洒的生活方式，令一位前来洽谈捐款事宜的投行人士，对此“艳羡”不已。
邓飞在北京的家，据说已经成为外地来京志愿者的宿舍。加上家中的老少三代家人，他一直说“睡眠不好”，大概和如此人口密度有关。
他现在同时有三个公益项目在进行，每天超过十二点睡觉，早上六点多起来，身体透支，气血不足。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需要靠服食中药，来保持工作精力。
邓飞说：“我仍然在《凤凰周刊》拿工资，凤凰说，给公益事业捐献了一个志愿者。”
邓飞的性格兼具底色的悲悯柔弱，以及记者的愤怒犀利。说到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着他。邓飞答：“建设对这个社会改变更大，除了愤怒，我们更需要行动。”
当然，不管是中国民间慈善、免费午餐，还是邓飞本人，现在都无法宏观度量。只想说，时代选择了邓飞，而邓飞，或者正在改变当代中国的慈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