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些人吃的时候心安理得，答应的事却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 《西清詩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但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 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蔡锷少年时家贫却志远，外出求学，在长沙时只借得两毛钱，至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至京，袁世凯借洋千元，由此成行日本，学业终有成。对袁氏的雪中送炭、慷慨资助，蔡可谓结草衔环、铭感五中。但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蔡辗转到云南，列数袁之罪状，并予之“最后之忠告”，宣告云南独立。袁被迫取消帝制后，他仍坚决反对袁继续为总统。谈到袁世凯，他则表示袁待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反袁乃公义，是“为国民争人格”，故无法“兼顾私情”。
　　徐锡麟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并在刺杀之 《光复文告》 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后事败被捕，有人责问徐：“恩铭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徐对曰：“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怎样才能做到吃人嘴不短？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全局出发，跳出一己之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便能顺势作为、应势成事。“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要拿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秉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选自《羊城晚报》201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