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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二是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第一个转换已接近完成，从金融危机前2007年14.2%的高速增长转换到2014年7.4%的中高速增长区间。第二个转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仍明显滞后于第一个转换。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第二个转换明显滞后是分不开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快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4年GDP已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应看到，受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过去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的，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比较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不转换没有出路。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劳动力供需条件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二是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趋于下调。2012—2014年，储蓄率已从49.2%下降到48.8%，加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必须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关键作用的同时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三是传统产业，如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工业品价格持下跌，到今年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已连续40个月为负，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四是负债率上升，风险不断积累，挤泡沫、去杠杆的任务十分艰巨。五是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压力明显增大。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关键是要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实现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转型。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环境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逐步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推动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换，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高效增长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泡沫就很容易破裂，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逐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需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发展新常态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这就要求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革政府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的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有效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创新文化生态，推动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就要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这是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根基。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有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6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30万以上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源源不断加入劳动者队伍，这是将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转换为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形成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强大人力资本条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性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降低绿卡申请门槛，放宽绿卡取得条件，建立技术移民机制，创造更加开放、便捷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条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过去受供给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条件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力争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119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ODI）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约1400亿美元。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对外经济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主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4年GDP已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应看到，受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过去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的，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比较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不转换没有出路。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201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劳动力供需条件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二是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趋于下调。2012—2014年，储蓄率已从49.2%下降到48.8%，加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必须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关键作用的同时着力提高投资效率。三是传统产业，如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工业品价格持下跌，到今年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已连续40个月为负，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四是负债率上升，风险不断积累，挤泡沫、去杠杆的任务十分艰巨。五是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压力明显增大。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关键是要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实现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转型。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环境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逐步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推动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换，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高效增长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泡沫就很容易破裂，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既要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逐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需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发展新常态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这就要求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改革政府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的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有效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创新文化生态，推动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就要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这是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根基。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有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6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30万以上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源源不断加入劳动者队伍，这是将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转换为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形成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强大人力资本条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性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降低绿卡申请门槛，放宽绿卡取得条件，建立技术移民机制，创造更加开放、便捷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条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过去受供给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规模扩张，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条件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力争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就是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正在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119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ODI）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约1400亿美元。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对外经济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主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