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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代工匠笔法洗炼，刀工娴熟；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工整细腻，粗犷豪放。这种精湛的石雕刻技术至今已经影响了中国许多艺术，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剪纸、雕塑艺术、版画艺术，从它们入手研究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 汉画像石雕刻技法 中国艺术 影响
汉画像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弘扬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其雕刻技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汉画像石作为古代美术作品，着实功力不凡。其状人绘景十分逼真，凿牛刻马或工整细腻，或粗犷豪放，各有千秋。其笔法洗炼，刀工娴熟，可视为国画的先驱、版画的始祖。古代工匠们凭着长期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力，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或特异形体的石材上雕刻出种种生龙活虎的形象。昭、宣时期至西汉末，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为后期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又进一步发展了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到了魏晋晚期汉画像石开始衰落，之后便尘封了近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为人所知。汉朝正所谓“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处在这个大时代的造型艺术，随着社会统一的大趋势，由“分久”而至“合”，“各种艺术形式的物态化形式、媒介材料的差异性,使其中合中有分,而它们在传达审美艺术的功能上的共同性和交叉性,又使其分中有合”。［1］确切说是汉代国家统一的大气侯决定了汉画像石的综和性，其雕刻技法也不例外。它与中国民间剪纸、雕塑艺术、版画艺术、书法艺术、装饰艺术、泥模、糖人贡和泥玩具艺术等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剪纸、雕塑、版画艺术等方面着手分析与探讨存在于汉画像石与它们之间的不为人知的某种联系与影响。
一、民间剪纸
汉画像石是以线为主的墓室石刻艺术，它像绘画一样，讲究线条，剪纸亦是，因而民间剪纸在一定意义上对汉画像石起到了文化意义上的传承。下面以陕北剪纸和徐州剪纸为例，来具体阐释这种传承轨迹。
李东风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画像石中表现牛耕、嘉禾、家禽、狩猎，以及表现戈射、收获、播种等场面，都以浅浮雕刻出情态动势的轮廓，删略了形体内在的一切细节，给人以深厚拙扑的美。狩猎、追逐、宴乐舞蹈、杂耍等形象，重在动态的表现，刻画出生动的富有动感的艺术形象。这种情态剪影造型方式被陕北民间剪纸继承了下来。”［2］“汉画像石以石刻为主，民间艺人又将刻制的技法应用于纸上，产生了‘刻纸’（其实也是剪纸的一种）。它是指一般用刀不用剪，多为彩色，常用以制作立体性的、较大的剪纸作品，如，闹秧歌时的‘旱船’、‘木马’、‘龙’等道具装饰，以及丧事中所用‘纸扎’的制作。制作时要先描画再以刀代笔进行刻制，线条粗犷简洁，形象形态逼真，又不拘泥细节，善于艺术概括和夸张描绘，大胆追求神似，不失其真。一般‘纸扎’中的附件如碾子、磨、挑水的人、扫院的人、农具等都用类似画像石刻的方法，呈现浅浮雕的感觉。”［3］
另外，民间剪纸“生命树”与汉画像石中的“摇钱树”在雕刻技法上颇为相似，以树为主体形象，再辅以相应的图案，画面饱满，风格流畅，并有庄严、神秘的气息。“无定河边发现大量的汉代画像石，这些画像石高度地简洁，用剪影式的手法形象地将所要表达的对象表现出来，具有高度的黑白对比效果”。［4］这种视觉效果类似于汉画像石的阴线刻技法。“这种风格对安塞剪纸影响很大，简练粗犷、雄健豪迈，讲究大的效果，正是安塞剪纸特有的风格。其表现的题材和构图也深受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影响”。［4］
古城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反映在剪纸艺术上，徐州剪纸深受汉文化艺术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与汉画像石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而在这么一个两汉遗存较丰富的地方，民间剪纸艺术家王桂英把这一特色发扬得充分透彻。她运用其独特的“在场艺术”方式（马凯臻语），对黑白关系进行大胆处理和把握。她的作品中时而会出现大面积的空白，时而在大面积的色块中不着一剪，时而又出其不意地在大面积的色块中镂出一些灵性的物像，使剪纸工艺简洁明快，画面朴实、大刀阔斧，保持了原生艺术的纯正品格。这种风格在徐州现发现的画像石中大量的出现，不能不令笔者思考一个问题：现存的民间艺术和古代文化之间的传承点在哪里，是如何跨越时代的隔阂，并且在怎样的境况下继承下来的。
郭沫若有诗云：“一箭之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汉画像石和剪纸都是重骨法、略神气，重结构、略形状。在技法上，剪纸主要由阴剪和阳剪组成，阳剪以线条为主，保留造型的轮廓线，剪去轮廓线以外的空白部分。它的每一条线都是相互连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剪剪相连；阴剪主要以块面为主，它与阳剪恰恰相反，保留轮廓线以外部分。将轮廓线剪去，剪剪相断。这两种方法没有严格的区分，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剪纸作品都是阳剪与阴剪的结合。极为巧合的是，阴剪与阳剪正好与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线刻类技法即阴线刻与阳线刻类似。由此，我作出了一个推断：剪纸艺术继承了汉画像石的“以其文化精神作底蕴形成简练、粗犷、大气”的特点。
二、雕塑艺术
上文从汉画像石线刻类技法角度分析了它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间的关系，下面将从汉画像石浮雕类技法角度出发，分析比较其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
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在比较古埃及石雕与中国画像石艺术时指出：“中国艺术家不像埃及人那么喜欢有棱角的生硬形状，而是比较喜欢弯曲的弧线。要画飞动的马时，似乎是把它用许多圆形组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雕刻也是这样，都好像是在回环旋转，又不失坚固和稳定的感觉。”［5］我对此深有感触，在对中国古代留下的诸多雕塑（佛道儒雕像）细致分析后更有深刻的认识，如此多的“曲线”在汉画像石上就如主题元素般时刻出现。关于“曲线”的认识，我认为这可能是汉朝人和古埃及人对自然认知上的差异，既有文化上的不同，又有现实的反差，在此就不详加叙述。
刘凤君先生曾说:“画像石产生于西汉，是中国造型艺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目前，有些学者常把它们归在绘画类，是不对的。它们虽然与其它圆雕、高浮雕有区别，但它们仍是运用体积变异,有深度和高度的线条的流动,以及光和光影的处理等造成巧妙的艺术图象。所以，它们是雕塑艺术而不是绘画艺术。”［6］如是所说，汉画像石是以石头这种可刻可雕的材料加工而成的，由它塑造的形象可视、可触、可感知。并且雕刻出的形象具有一种石刻所特有的肌理——这是一种金属在石材上敲凿出的独特的金石韵味，或劈或凿或挑或磨。中国雕塑艺术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画像石这种斧劈刀凿的冷俊之美。
中国是一个雕塑大国，几千年的时间沉淀了属于世界的雕塑艺术，勤劳的人民流传下了相当丰富的艺术财产，有圆雕、浮雕、纪念性群雕、建筑及器物的外观装饰雕塑等，如世界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充满崇高阳刚之美；汉朝的“马踏匈奴”展现出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应物象形、随石附形”特点；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造型精华，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精髓，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从而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此外，中国雕塑的另一大特色“深沉雄大、浑朴古拙”也继承和发展了汉代画像石雕刻艺术的那种寓巧于拙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塑造人物形象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画来表现。细节虽简略，但古拙简朴，夸张性突现了它们各自的特性，显示出一种豪放浑厚的风格。
三、版画艺术
鲁迅先生对汉画像石和版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版画是用刀子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版、石版、麻胶版、铜版、锌版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它与汉画像石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就像剪纸、雕塑艺术一样，从它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画像石雕刻艺术的影子。
第一，最直接的是，中国版画艺术的“版”就犹如汉画像石刻。
第二，版画有4种雕刻技法：凸版、凹版、平版和孔版版画。跟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即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类似。尤其是凹版雕刻法中的古老的线刻法和浮雕法，线刻法即用实心尖刀，在铜版面上刻线，刻出的线明快而锋锐、版面精致而美观。中国现代黑白木刻版画与汉人运用的阴线刻造型在凹凸、平面化、纵横排列、层次变化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原作拓印上也会出现异曲同工之处；浮雕法即让一部分版面深腐蚀，而且腐蚀的面积要大些，却不在上面滚墨直接放到凹版机上压印，纸面就显出浮雕式的无色花纹。这种方法一般只宜局部使用。
第三，版画中的一系列程序和汉画像石的复稿、磨光、剁纹、刻线、减地、凿点等雕刻形式体现出来的材料手法亦为接近，只不过版画家面对的是木板或者更加丰富的材料，而汉人面对的是石料而已。二者都是以刀代笔，面向木质和石质，分别刻出了版味与石味，给人以美妙绝伦的艺术感受。
第四，刻刀是版画的主要雕刻工具，而汉画像石也是以刀代笔在石面上进行创作。
第五，人们经常以拓片形式来欣赏和展示汉画像石，从某种意义上说，拓片本身就是以画像石为母版的“版画”成品。由此看来，中国版画艺术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汉画像石雕刻艺术当作了渊源与范本。郑振铎先生曾对其评价说：“梨枣图画，为推动文化，功高不可胜言。”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版画和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之间存在着许多互通互融的地方，正如艺术家郭希铨先生所说：“如果我们现代画家珍视创造，将现代版画称为创作版画的话，那么纵观汉画像石刻艺术全貌，毫无疑问也应当称得上是创作画像石刻，古代工匠艺人已经脱开传统艺术的程式局限，极大限度地流露出个人的审美意识和表现出自由洒脱的天性和灵性，这与我们现代艺术家所倡导与遵循的何其相似，这与我们现代版画的创作主旨又何其相仿。”［7］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历史的长河在滔滔不尽地向前奔流，淘尽了砂子，留给了后人灿灿的黄金。仅仅“艺术”二字就能让后人产生高山仰止的膜拜。本文主要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雕塑艺术、版画艺术三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着手，来研究探析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复杂多变，其独特的阴柔之丽、阳刚之美的雕刻技法被中国后世的许多艺术形式借鉴了过来，比如剪纸、雕塑、版画。当然像书法艺术、装饰艺术、泥模、糖人贡和泥玩具等皆与汉画像石雕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是汉代国家统一的大气候决定了汉画像石的综合性。未来，这种趋势还将延续，我们应该继续借鉴这种技法，从而运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去。
参考文献：
［1］杨芳菲.艺术中的哲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7.
［2］李东风.陕北剪纸与汉画像石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06，（6）：52.
［3］李东风.陕北剪纸与汉画像石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06，（6）：53.
［4］方李莉.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文艺研究，2003，（3）：125.
［5］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刘凤君.艺术考古学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7］郭希铨.汉代画像石中的版画语言.http://www.art100.org/dlysj-011e.asp?news_id=1221.
本文系徐州师范大学201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项目批准号：2010YWB062。
关键词： 汉画像石雕刻技法 中国艺术 影响
汉画像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弘扬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其雕刻技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汉画像石作为古代美术作品，着实功力不凡。其状人绘景十分逼真，凿牛刻马或工整细腻，或粗犷豪放，各有千秋。其笔法洗炼，刀工娴熟，可视为国画的先驱、版画的始祖。古代工匠们凭着长期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力，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或特异形体的石材上雕刻出种种生龙活虎的形象。昭、宣时期至西汉末，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主要是阴线刻，另外还出现了凹面线刻。东汉早期是凹面线刻最盛行的时期，凹面深浅适度，外轮廓线清晰，根据不同需要而衬刻在轮廓内的点、线，既简练又准确。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最辉煌的时期，各种雕刻技法均已齐全，并走向成熟，为后期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又进一步发展了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到了魏晋晚期汉画像石开始衰落，之后便尘封了近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为人所知。汉朝正所谓“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处在这个大时代的造型艺术，随着社会统一的大趋势，由“分久”而至“合”，“各种艺术形式的物态化形式、媒介材料的差异性,使其中合中有分,而它们在传达审美艺术的功能上的共同性和交叉性,又使其分中有合”。［1］确切说是汉代国家统一的大气侯决定了汉画像石的综和性，其雕刻技法也不例外。它与中国民间剪纸、雕塑艺术、版画艺术、书法艺术、装饰艺术、泥模、糖人贡和泥玩具艺术等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剪纸、雕塑、版画艺术等方面着手分析与探讨存在于汉画像石与它们之间的不为人知的某种联系与影响。
一、民间剪纸
汉画像石是以线为主的墓室石刻艺术，它像绘画一样，讲究线条，剪纸亦是，因而民间剪纸在一定意义上对汉画像石起到了文化意义上的传承。下面以陕北剪纸和徐州剪纸为例，来具体阐释这种传承轨迹。
李东风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画像石中表现牛耕、嘉禾、家禽、狩猎，以及表现戈射、收获、播种等场面，都以浅浮雕刻出情态动势的轮廓，删略了形体内在的一切细节，给人以深厚拙扑的美。狩猎、追逐、宴乐舞蹈、杂耍等形象，重在动态的表现，刻画出生动的富有动感的艺术形象。这种情态剪影造型方式被陕北民间剪纸继承了下来。”［2］“汉画像石以石刻为主，民间艺人又将刻制的技法应用于纸上，产生了‘刻纸’（其实也是剪纸的一种）。它是指一般用刀不用剪，多为彩色，常用以制作立体性的、较大的剪纸作品，如，闹秧歌时的‘旱船’、‘木马’、‘龙’等道具装饰，以及丧事中所用‘纸扎’的制作。制作时要先描画再以刀代笔进行刻制，线条粗犷简洁，形象形态逼真，又不拘泥细节，善于艺术概括和夸张描绘，大胆追求神似，不失其真。一般‘纸扎’中的附件如碾子、磨、挑水的人、扫院的人、农具等都用类似画像石刻的方法，呈现浅浮雕的感觉。”［3］
另外，民间剪纸“生命树”与汉画像石中的“摇钱树”在雕刻技法上颇为相似，以树为主体形象，再辅以相应的图案，画面饱满，风格流畅，并有庄严、神秘的气息。“无定河边发现大量的汉代画像石，这些画像石高度地简洁，用剪影式的手法形象地将所要表达的对象表现出来，具有高度的黑白对比效果”。［4］这种视觉效果类似于汉画像石的阴线刻技法。“这种风格对安塞剪纸影响很大，简练粗犷、雄健豪迈，讲究大的效果，正是安塞剪纸特有的风格。其表现的题材和构图也深受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影响”。［4］
古城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反映在剪纸艺术上，徐州剪纸深受汉文化艺术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与汉画像石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而在这么一个两汉遗存较丰富的地方，民间剪纸艺术家王桂英把这一特色发扬得充分透彻。她运用其独特的“在场艺术”方式（马凯臻语），对黑白关系进行大胆处理和把握。她的作品中时而会出现大面积的空白，时而在大面积的色块中不着一剪，时而又出其不意地在大面积的色块中镂出一些灵性的物像，使剪纸工艺简洁明快，画面朴实、大刀阔斧，保持了原生艺术的纯正品格。这种风格在徐州现发现的画像石中大量的出现，不能不令笔者思考一个问题：现存的民间艺术和古代文化之间的传承点在哪里，是如何跨越时代的隔阂，并且在怎样的境况下继承下来的。
郭沫若有诗云：“一箭之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汉画像石和剪纸都是重骨法、略神气，重结构、略形状。在技法上，剪纸主要由阴剪和阳剪组成，阳剪以线条为主，保留造型的轮廓线，剪去轮廓线以外的空白部分。它的每一条线都是相互连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剪剪相连；阴剪主要以块面为主，它与阳剪恰恰相反，保留轮廓线以外部分。将轮廓线剪去，剪剪相断。这两种方法没有严格的区分，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剪纸作品都是阳剪与阴剪的结合。极为巧合的是，阴剪与阳剪正好与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线刻类技法即阴线刻与阳线刻类似。由此，我作出了一个推断：剪纸艺术继承了汉画像石的“以其文化精神作底蕴形成简练、粗犷、大气”的特点。
二、雕塑艺术
上文从汉画像石线刻类技法角度分析了它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间的关系，下面将从汉画像石浮雕类技法角度出发，分析比较其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
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在比较古埃及石雕与中国画像石艺术时指出：“中国艺术家不像埃及人那么喜欢有棱角的生硬形状，而是比较喜欢弯曲的弧线。要画飞动的马时，似乎是把它用许多圆形组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雕刻也是这样，都好像是在回环旋转，又不失坚固和稳定的感觉。”［5］我对此深有感触，在对中国古代留下的诸多雕塑（佛道儒雕像）细致分析后更有深刻的认识，如此多的“曲线”在汉画像石上就如主题元素般时刻出现。关于“曲线”的认识，我认为这可能是汉朝人和古埃及人对自然认知上的差异，既有文化上的不同，又有现实的反差，在此就不详加叙述。
刘凤君先生曾说:“画像石产生于西汉，是中国造型艺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目前，有些学者常把它们归在绘画类，是不对的。它们虽然与其它圆雕、高浮雕有区别，但它们仍是运用体积变异,有深度和高度的线条的流动,以及光和光影的处理等造成巧妙的艺术图象。所以，它们是雕塑艺术而不是绘画艺术。”［6］如是所说，汉画像石是以石头这种可刻可雕的材料加工而成的，由它塑造的形象可视、可触、可感知。并且雕刻出的形象具有一种石刻所特有的肌理——这是一种金属在石材上敲凿出的独特的金石韵味，或劈或凿或挑或磨。中国雕塑艺术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画像石这种斧劈刀凿的冷俊之美。
中国是一个雕塑大国，几千年的时间沉淀了属于世界的雕塑艺术，勤劳的人民流传下了相当丰富的艺术财产，有圆雕、浮雕、纪念性群雕、建筑及器物的外观装饰雕塑等，如世界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充满崇高阳刚之美；汉朝的“马踏匈奴”展现出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应物象形、随石附形”特点；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造型精华，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精髓，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从而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此外，中国雕塑的另一大特色“深沉雄大、浑朴古拙”也继承和发展了汉代画像石雕刻艺术的那种寓巧于拙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塑造人物形象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画来表现。细节虽简略，但古拙简朴，夸张性突现了它们各自的特性，显示出一种豪放浑厚的风格。
三、版画艺术
鲁迅先生对汉画像石和版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版画是用刀子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版、石版、麻胶版、铜版、锌版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它与汉画像石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就像剪纸、雕塑艺术一样，从它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画像石雕刻艺术的影子。
第一，最直接的是，中国版画艺术的“版”就犹如汉画像石刻。
第二，版画有4种雕刻技法：凸版、凹版、平版和孔版版画。跟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即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类似。尤其是凹版雕刻法中的古老的线刻法和浮雕法，线刻法即用实心尖刀，在铜版面上刻线，刻出的线明快而锋锐、版面精致而美观。中国现代黑白木刻版画与汉人运用的阴线刻造型在凹凸、平面化、纵横排列、层次变化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原作拓印上也会出现异曲同工之处；浮雕法即让一部分版面深腐蚀，而且腐蚀的面积要大些，却不在上面滚墨直接放到凹版机上压印，纸面就显出浮雕式的无色花纹。这种方法一般只宜局部使用。
第三，版画中的一系列程序和汉画像石的复稿、磨光、剁纹、刻线、减地、凿点等雕刻形式体现出来的材料手法亦为接近，只不过版画家面对的是木板或者更加丰富的材料，而汉人面对的是石料而已。二者都是以刀代笔，面向木质和石质，分别刻出了版味与石味，给人以美妙绝伦的艺术感受。
第四，刻刀是版画的主要雕刻工具，而汉画像石也是以刀代笔在石面上进行创作。
第五，人们经常以拓片形式来欣赏和展示汉画像石，从某种意义上说，拓片本身就是以画像石为母版的“版画”成品。由此看来，中国版画艺术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汉画像石雕刻艺术当作了渊源与范本。郑振铎先生曾对其评价说：“梨枣图画，为推动文化，功高不可胜言。”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版画和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之间存在着许多互通互融的地方，正如艺术家郭希铨先生所说：“如果我们现代画家珍视创造，将现代版画称为创作版画的话，那么纵观汉画像石刻艺术全貌，毫无疑问也应当称得上是创作画像石刻，古代工匠艺人已经脱开传统艺术的程式局限，极大限度地流露出个人的审美意识和表现出自由洒脱的天性和灵性，这与我们现代艺术家所倡导与遵循的何其相似，这与我们现代版画的创作主旨又何其相仿。”［7］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历史的长河在滔滔不尽地向前奔流，淘尽了砂子，留给了后人灿灿的黄金。仅仅“艺术”二字就能让后人产生高山仰止的膜拜。本文主要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雕塑艺术、版画艺术三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着手，来研究探析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汉画像石雕刻技法复杂多变，其独特的阴柔之丽、阳刚之美的雕刻技法被中国后世的许多艺术形式借鉴了过来，比如剪纸、雕塑、版画。当然像书法艺术、装饰艺术、泥模、糖人贡和泥玩具等皆与汉画像石雕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是汉代国家统一的大气候决定了汉画像石的综合性。未来，这种趋势还将延续，我们应该继续借鉴这种技法，从而运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去。
参考文献：
［1］杨芳菲.艺术中的哲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7.
［2］李东风.陕北剪纸与汉画像石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06，（6）：52.
［3］李东风.陕北剪纸与汉画像石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06，（6）：53.
［4］方李莉.安塞的剪纸与农民画.文艺研究，2003，（3）：125.
［5］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刘凤君.艺术考古学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7］郭希铨.汉代画像石中的版画语言.http://www.art100.org/dlysj-011e.asp?news_id=1221.
本文系徐州师范大学201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立项，项目批准号：2010YWB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