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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咖啡馆的路上，心情摇曳，好像遇到了一些飞鱼，艳丽的，捉摸不定的。那是二十出头的我，画着凌风上扬的眼线，有一副细腰，正急于演绎一切时尚的事物，深深地瞧不起大众。
二十出头的我恰逢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满城数数，咖啡馆不会超过十家，它们附着在老城的腹腔，灯火明灭。咖啡馆兼顾了酒吧的气质，爵士乐唱出即兴的摇摆，空中飘着洋酒和芝士的味道。泡在里面的都是风雅流氓，色嘻嘻却又通体文艺气，让人很难界定好坏。他们翘起二郎腿的时候会露出考究的袜子，他们从不当众挖鼻孔，深色外衣的肩膀上也没有头皮屑。他们中间有土著，也有港佬，以及三两个老外。土著喜欢说英文，老外会讲中国话，港佬左右兼顾，气氛总是很融洽。
姑娘都年轻，包括我。男人们则是永远的中年，常常单个独来，姑娘是被带来的，被供奉着也被消费着——别直接想到身体，更多时候，风雅流氓需要消费的不过是一些不经世事的笑声和青春的味道。
那些年的咖啡馆真干净。没有坐台的，也没有摸奶的。男人们口对口地喝小瓶啤酒，偶尔也会体察一下海明威热爱的杜松子酒。吹牛。竟然还谈艺术。我确实喝了咖啡。在那么深的夜，照常对咖啡不做提防。喝了咖啡的我，眼睛亮闪闪的，发丝亮闪闪的，牙齿亮闪闪的，皮肤亮闪闪的，一切都亮闪闪的，如果现在的我遇到那时的我，也一定会被闪花了眼。
有时候，我会央老板找来当日晚报，在副刊版面翻出刚刚发表的千字小文，来一段标准的朗读——咖啡不兑奶也不加糖，却要兑人戏文，这符合我的文艺怪癖。深呼吸，把腹壁夸张地贴近后脊梁，一张口，就是一个戏剧的自己。
我拿捏着低温的声线，拿捏着语速、停顿和句调。我那么自信于我的拿捏，皆因高考时玩心太重，考完美术专业，瞎闹着起哄，就考了隔壁的上戏表演专业，因从小的报幕幼功，台词关是过了二试的，后面的没成器，全是模样的错。
“黑的是斜的瓦，白的是直的墙，灰的是平铺的天。这是我的江南。”
“任窗外北风呼啸，这里永远都是酒红色的调子，模糊，缓慢，柔软。午夜交错，凌晨来临，仍有人穿着寒风而人，他们不像早起的，他们显然是被昨夜放逐的。”
“夜晚，我在灯下看书，或在床上抽烟，与现实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想像着黑夜中那些隐蔽起来的翅膀和蓝色的影子，却一点不想在这欧式老宅里，从欧美传过来的各种后现代语境中获得自娱自乐的方式。我不会在闺房中，在当下盛行的轻松美学中冒险或欢乐。”
1997年，我刚刚开始码字。对于文字变成印刷体公开发表这件事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在摸索生命出口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虚荣的满足。犹记得当年行文没有女青年的娇嫩清甜，反倒弥漫开丝丝凉气，冷抒情加冷性感，沧桑入骨，似乎一生下来，我便老了。
懂得恭维和捧场，是风雅流氓的基本素养，他们把真实表演得那么好，还鼓起了掌，我因此志得意满。
很多年后，风雅流氓们终于成了老头，年轻姑娘则开始遍访他们曾经的生命领地。最早的咖啡馆在潮汐涨落中流放，和我的青春一起，几个浪头过后，便倏忽不见了。从此，我只路过，不再推门而入。新城新生的咖啡馆里没有我想要的气味，不是太吵闹就是太直白，老派的调情，他们不懂。
我依旧执拗地去走那些老路，通常都是爬行渐进的大上坡，通常都有一路密匝的梧桐树。万物生长，几易户主，诸事芜杂，我还是找回了当初的咖啡馆，蒙砂屋顶已如褪色的胭脂红，雍容而旧的外墙上爬满了草本的凋敝，它逃离了主干道，得以停顿在喧嚣一隅，仿佛拐角遇到的安静。
咖啡馆的主体都是民宅，由上世纪初期的别墅群构成，如果能像骨科医生审视X光片一样，将违章建筑的走势一一剔除，便会发现，这些老房子大都避免气宇轩昂的主入口，大门含蓄，少有中轴线对称的古典主义构图，虽在围墙、基座、平台等处大量采用了青岛本地盛产的花岗岩，却摈弃了石刻雕花，诸如连拱廊、封檐板、女儿墙等青岛老别墅里的经典元素也相当少见。当然，剔除违章建筑的走势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违章建筑如肿瘤，枝节末梢早已入了躯干，并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成为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不必叹息。这里不是巴黎，老街的名字不叫圣日耳曼大道，从前的咖啡馆不是“花神”，风雅流氓不是萨特，年轻姑娘也不是波伏娃。有人曾把咖啡馆比作法国的骨架，如果拆了它们，法国就会散架。萨特当年很喜欢就着“花神”的幽静、在咖啡刺激下疯狂而高速地写作。他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在那里成稿，甚至二战征召入伍令都是通过花神咖啡馆送到他手里的。
想着，走着，老路进入爬升阶段，我的身体开始倾斜，大约在锐角30度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撞见了一家新的咖啡馆，竟是将早年违章搭建的柏油毡子揭掉，换上钢框架结构的玻璃天棚，因直透天光而多了仰望的视角，因梧桐枝桠的覆盖而多了肌理的层次，更因它的东窗外，可见老屋顶的一抹胭红，而让咖啡的味道里，陡然多出了一丝陇伤。
紧接着，又看见了第二家第三家……原来，这两年，老路上的咖啡小馆长势迅猛，渐次簇拥了十几家，老土著新移民对老房子的迷恋，让他们有勇气出手赌一把——只要情调做足，便能网罗一些对西城、老路、老宅、暗夜、陌生、自由等字眼感兴趣的人，以口味和情感为经纬划分，寻找同党或思念故乡，一切刚刚好。
我知道，我的最后一个人生梦想就是在老宅里开一间敞亮的咖啡馆，要么叫“阿占的城堡”，要么叫“阿占的子宫”，除了卖石磨咖啡还卖纸杯蛋糕，当然会有本我图案的恤衫围巾、家居布艺、手绘明信片……。不相识却合眼缘的人走进来，并非一定要买什么，哪怕只是为了走进来看看颜色、摸摸质地、聊聊天气。也有人愿意坐在临窗的位置，浪费着一个又一个的下午，眼前放一杯咖啡，偶尔补充一块蛋糕，他们都是日光动物，不晒月亮不玩夜，所以，我的咖啡馆一定能够在晚上的9点之前打烊。
最好开在老路的末梢。身后是个庭院，有无花果树，以及沿墙壁须臾而上的扁豆和丝瓜，成熟期之前，分别开出紫色黄色的花。通往后院的偏门，猫们出入自由，它们中间必有一个名字比这店的名字叫得更响，更有江湖派头——也许叫王美丽，也许叫王英俊，也许叫王春天。
小富，大美，最好的境界。才不要兵荒马乱川流不息，客人贵精不贵多，最好叮铃一声，门推开，能像梅格瑞安那样邂逅连锁书店大老板，或者上演女版诺丁山…一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赚一些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在咖啡涩香与蛋糕的甜香之间画画，偶尔写一点不再发表的文字，这些文字会与我一起丢进坟墓。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第三个星期六、第四个星期四，是我的法定休息日，这听上去真的很拗口，但拥趸们一定摸得门儿清。
咖啡的款式根据季节而不同。夏天是冰咖，加了一点点白兰地和蜂蜜，不加奶。十一月，天凉渐渐的傍晚，煮咖啡的时候须放一勺现磨的杏仁粉。哦，亲爱的，又回到那一杯雨夜的杏仁摩卡。我碎碎念着。
嗅觉的记忆究竟来自味蕾还是鼻子？那些清晰并尖锐的记忆，到底是谁说了算。对绝大多数动物来说，嗅觉仍然是第一感觉，是它们理解和探索世界的首要工具。在《巴斯克威尔的猎犬》中，福尔摩斯通过一个女人的信纸气味认出凶手。他说，合格的犯罪专家必须至少能分辨75种香水的气味。
科学家认为，嗅觉是人类最早进化的感官知觉。嗅觉皮层位于大脑边缘系统，这个区域恰好与海马回、杏仁核重复交叠，前者是记忆储存中心，后者是情感处理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气味、感情和记忆如此痴痴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了。
我为闪回的杏仁摩卡找到了答案。已经过去30年了啊。
二十出头的我恰逢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满城数数，咖啡馆不会超过十家，它们附着在老城的腹腔，灯火明灭。咖啡馆兼顾了酒吧的气质，爵士乐唱出即兴的摇摆，空中飘着洋酒和芝士的味道。泡在里面的都是风雅流氓，色嘻嘻却又通体文艺气，让人很难界定好坏。他们翘起二郎腿的时候会露出考究的袜子，他们从不当众挖鼻孔，深色外衣的肩膀上也没有头皮屑。他们中间有土著，也有港佬，以及三两个老外。土著喜欢说英文，老外会讲中国话，港佬左右兼顾，气氛总是很融洽。
姑娘都年轻，包括我。男人们则是永远的中年，常常单个独来，姑娘是被带来的，被供奉着也被消费着——别直接想到身体，更多时候，风雅流氓需要消费的不过是一些不经世事的笑声和青春的味道。
那些年的咖啡馆真干净。没有坐台的，也没有摸奶的。男人们口对口地喝小瓶啤酒，偶尔也会体察一下海明威热爱的杜松子酒。吹牛。竟然还谈艺术。我确实喝了咖啡。在那么深的夜，照常对咖啡不做提防。喝了咖啡的我，眼睛亮闪闪的，发丝亮闪闪的，牙齿亮闪闪的，皮肤亮闪闪的，一切都亮闪闪的，如果现在的我遇到那时的我，也一定会被闪花了眼。
有时候，我会央老板找来当日晚报，在副刊版面翻出刚刚发表的千字小文，来一段标准的朗读——咖啡不兑奶也不加糖，却要兑人戏文，这符合我的文艺怪癖。深呼吸，把腹壁夸张地贴近后脊梁，一张口，就是一个戏剧的自己。
我拿捏着低温的声线，拿捏着语速、停顿和句调。我那么自信于我的拿捏，皆因高考时玩心太重，考完美术专业，瞎闹着起哄，就考了隔壁的上戏表演专业，因从小的报幕幼功，台词关是过了二试的，后面的没成器，全是模样的错。
“黑的是斜的瓦，白的是直的墙，灰的是平铺的天。这是我的江南。”
“任窗外北风呼啸，这里永远都是酒红色的调子，模糊，缓慢，柔软。午夜交错，凌晨来临，仍有人穿着寒风而人，他们不像早起的，他们显然是被昨夜放逐的。”
“夜晚，我在灯下看书，或在床上抽烟，与现实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想像着黑夜中那些隐蔽起来的翅膀和蓝色的影子，却一点不想在这欧式老宅里，从欧美传过来的各种后现代语境中获得自娱自乐的方式。我不会在闺房中，在当下盛行的轻松美学中冒险或欢乐。”
1997年，我刚刚开始码字。对于文字变成印刷体公开发表这件事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在摸索生命出口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虚荣的满足。犹记得当年行文没有女青年的娇嫩清甜，反倒弥漫开丝丝凉气，冷抒情加冷性感，沧桑入骨，似乎一生下来，我便老了。
懂得恭维和捧场，是风雅流氓的基本素养，他们把真实表演得那么好，还鼓起了掌，我因此志得意满。
很多年后，风雅流氓们终于成了老头，年轻姑娘则开始遍访他们曾经的生命领地。最早的咖啡馆在潮汐涨落中流放，和我的青春一起，几个浪头过后，便倏忽不见了。从此，我只路过，不再推门而入。新城新生的咖啡馆里没有我想要的气味，不是太吵闹就是太直白，老派的调情，他们不懂。
我依旧执拗地去走那些老路，通常都是爬行渐进的大上坡，通常都有一路密匝的梧桐树。万物生长，几易户主，诸事芜杂，我还是找回了当初的咖啡馆，蒙砂屋顶已如褪色的胭脂红，雍容而旧的外墙上爬满了草本的凋敝，它逃离了主干道，得以停顿在喧嚣一隅，仿佛拐角遇到的安静。
咖啡馆的主体都是民宅，由上世纪初期的别墅群构成，如果能像骨科医生审视X光片一样，将违章建筑的走势一一剔除，便会发现，这些老房子大都避免气宇轩昂的主入口，大门含蓄，少有中轴线对称的古典主义构图，虽在围墙、基座、平台等处大量采用了青岛本地盛产的花岗岩，却摈弃了石刻雕花，诸如连拱廊、封檐板、女儿墙等青岛老别墅里的经典元素也相当少见。当然，剔除违章建筑的走势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违章建筑如肿瘤，枝节末梢早已入了躯干，并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成为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不必叹息。这里不是巴黎，老街的名字不叫圣日耳曼大道，从前的咖啡馆不是“花神”，风雅流氓不是萨特，年轻姑娘也不是波伏娃。有人曾把咖啡馆比作法国的骨架，如果拆了它们，法国就会散架。萨特当年很喜欢就着“花神”的幽静、在咖啡刺激下疯狂而高速地写作。他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在那里成稿，甚至二战征召入伍令都是通过花神咖啡馆送到他手里的。
想着，走着，老路进入爬升阶段，我的身体开始倾斜，大约在锐角30度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撞见了一家新的咖啡馆，竟是将早年违章搭建的柏油毡子揭掉，换上钢框架结构的玻璃天棚，因直透天光而多了仰望的视角，因梧桐枝桠的覆盖而多了肌理的层次，更因它的东窗外，可见老屋顶的一抹胭红，而让咖啡的味道里，陡然多出了一丝陇伤。
紧接着，又看见了第二家第三家……原来，这两年，老路上的咖啡小馆长势迅猛，渐次簇拥了十几家，老土著新移民对老房子的迷恋，让他们有勇气出手赌一把——只要情调做足，便能网罗一些对西城、老路、老宅、暗夜、陌生、自由等字眼感兴趣的人，以口味和情感为经纬划分，寻找同党或思念故乡，一切刚刚好。
我知道，我的最后一个人生梦想就是在老宅里开一间敞亮的咖啡馆，要么叫“阿占的城堡”，要么叫“阿占的子宫”，除了卖石磨咖啡还卖纸杯蛋糕，当然会有本我图案的恤衫围巾、家居布艺、手绘明信片……。不相识却合眼缘的人走进来，并非一定要买什么，哪怕只是为了走进来看看颜色、摸摸质地、聊聊天气。也有人愿意坐在临窗的位置，浪费着一个又一个的下午，眼前放一杯咖啡，偶尔补充一块蛋糕，他们都是日光动物，不晒月亮不玩夜，所以，我的咖啡馆一定能够在晚上的9点之前打烊。
最好开在老路的末梢。身后是个庭院，有无花果树，以及沿墙壁须臾而上的扁豆和丝瓜，成熟期之前，分别开出紫色黄色的花。通往后院的偏门，猫们出入自由，它们中间必有一个名字比这店的名字叫得更响，更有江湖派头——也许叫王美丽，也许叫王英俊，也许叫王春天。
小富，大美，最好的境界。才不要兵荒马乱川流不息，客人贵精不贵多，最好叮铃一声，门推开，能像梅格瑞安那样邂逅连锁书店大老板，或者上演女版诺丁山…一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赚一些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在咖啡涩香与蛋糕的甜香之间画画，偶尔写一点不再发表的文字，这些文字会与我一起丢进坟墓。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第三个星期六、第四个星期四，是我的法定休息日，这听上去真的很拗口，但拥趸们一定摸得门儿清。
咖啡的款式根据季节而不同。夏天是冰咖，加了一点点白兰地和蜂蜜，不加奶。十一月，天凉渐渐的傍晚，煮咖啡的时候须放一勺现磨的杏仁粉。哦，亲爱的，又回到那一杯雨夜的杏仁摩卡。我碎碎念着。
嗅觉的记忆究竟来自味蕾还是鼻子？那些清晰并尖锐的记忆，到底是谁说了算。对绝大多数动物来说，嗅觉仍然是第一感觉，是它们理解和探索世界的首要工具。在《巴斯克威尔的猎犬》中，福尔摩斯通过一个女人的信纸气味认出凶手。他说，合格的犯罪专家必须至少能分辨75种香水的气味。
科学家认为，嗅觉是人类最早进化的感官知觉。嗅觉皮层位于大脑边缘系统，这个区域恰好与海马回、杏仁核重复交叠，前者是记忆储存中心，后者是情感处理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气味、感情和记忆如此痴痴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了。
我为闪回的杏仁摩卡找到了答案。已经过去30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