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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斌教授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Grace Lee Boggs传播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数字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重点是数字媒体和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在线行动主义、全球传播、环境行动主义、文化社会学以及中国的媒体和政治。
数字文化与社会：
开放的领域与理论视野
徐桂权：您在《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7期发表的《转向数字文化研究》中谈到“新媒体”这个概念存在问题：“新”与“旧”对立，“媒体”概念也过窄。那么您认为“数字媒介”的概念如何？是不是比“新媒体”更加准确？
杨国斌：概念没有哪个好哪个坏。概念只是个工具，只要大家有个大致共识就可以使用。但是很多概念没有共识，比如“新媒体”的概念，国外早就在讨论这个概念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新是相对旧而言的，但新的媒体很快就会变旧。10年前的新媒体还算新吗？20年前的呢？另外国内讲“新媒体”，通常想到的是新的“媒体”，比如新闻媒体。但是“媒介”的概念更加广泛，比如U盘、软件，都属于“媒介”。所以，用“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的概念也许会拓宽研究的范围。就“数字文化研究”来说，它包括两个意思：一方面指关于“数字文化”的研究，包括关于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新技术文化的研究，范围很广;另一方面“数字文化研究”也是关于数字的“文化研究”，即运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数字文化。“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的概念都只是个工具，并不特别重要，只要大家有共识就可以。
徐桂权：谈到数字媒介，现在传播学界兴起了一股媒介理论的热潮，从媒介环境学、媒介学、媒介化研究到媒介地理学、媒介考古学。您认为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研究需要怎样的理论观照？
杨国斌：说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对理论要保持警惕。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常常有一种对理论的崇拜，这是很危险的。我在2018年ICA的主题发言里谈过这个话题。从前理论没现在这么热，比如文学研究讲究作品的欣赏和深度，历史学要会讲故事。当然不是没有理论，但好的理论，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蕴含在内，而不必像招牌一样挂在门前。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思潮，包括福柯、阿尔都塞等人的一大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学界的影响特别大。理论研究成为显学，叫作“high theory”，看谁能把文章写得更抽象、更难懂，谁就显得更深奥、更博学。
但是经过1968年学运之后，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理论的弊端。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E.P.湯普森有一本书，叫作《理论的贫困》，谈过这个问题。法国的学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也做过深刻反省。他们开始看到，很多理论，虽说对社会现象作了分析和批判，但实际上对改变社会不平等毫无用处，其主要用处是某些理论家建立权威的文化资本，实际作用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我做红卫兵研究的时候发现，红卫兵的暴力也都是打着理论的旗号，那时候有些年轻人都梦想做理论家。但是理论上非常美好的图景，一旦脱离历史环境，盲目地付诸行动，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总之，理论可以指导行动，也可以产生危害。理论是一种象征资本、文化资本，不能盲目崇拜。所以近些年我常说，不如先把现象、故事讲清楚，再来上升到理论。这也受到现在学术体制的影响，学术期刊要求上来就谈理论。对这种理论的潮流，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但做研究也不能没有理论。无论研究文化、社会还是媒介，特别要有一种历史观。比如现在有人说互联网不能促进民主和公民参与，十年前大家对互联网的看法太过乐观。这就是没有历史观的表现。我们要分析为什么十年前大家认为互联网可以促进公民参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现在互联网发生了什么变化，受到了什么限制。一切都是在变动中，我们研究一个东西一定看它是怎么变过来的。所以这些年我讲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互联网的历史观。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互联网，就是一种理论旨趣。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早些年也说过传播学研究缺少历史观。大家追逐时髦的题目的时候，就没有工夫深究历史，所以说到理论观照，我认为需要有一种历史观。
学术心路历程：
以“文化”作为问题意识
徐桂权：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吧。您早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完成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学术转向？
杨国斌：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做《文心雕龙》的翻译研究。那时候在精神上，长时期想象着刘勰时代的文学和生活。后来嘛，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关心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当时卡尔霍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研究生讲批判社会学理论的课。后来做完《文心雕龙》英译的博士论文，看着周围的朋友都出国深造去了，我也就又随他去美国读了社会学博士。他是做社会学理论的，我当时也想做理论，因为原来研究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不过美国社会学的博士论文，极少纯粹做理论的，需要做实证研究。我的社会学博士论文，选了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研究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社会学。
但我没有放弃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可以弥补社会学理论的不足。这种理论兴趣一直贯穿下来。我有意识地想要做些跨界研究，不愿被学科的界限所束缚，想努力打破一些界限。我后来做社会运动研究的时候，用风格、情感等概念，是从文学研究来的。所以从文学到社会学，不能说是一个彻底的学术转向，有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
徐桂权：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头衔前面冠了Grace Lee Boggs（陈玉平）的名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名字？
杨国斌：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选的。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讲座教授的冠名可以自己选。你看看美国大学的冠名教授，很少冠华裔的名字，所以我在考虑冠名的时候，希望选一位杰出的华裔人物。Grace Lee Boggs是华裔，父母是广东台山人，辛亥革命那年移民到美国，Grace本人1915年出生于罗德岛的州府Providence，2015年过世，享年百岁。她毕生从事民权运动，是底特律市民运动的领袖，在20世纪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影响很大。她还是社会运动理论家，出了很多书。与丈夫James Boggs早年都信奉马克思主义，1967年底特律黑人暴动后，她开始反思革命运动，提出了渐进式革命的新理论。她本科毕业于我曾经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子学院巴纳德学院，后来在费城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读哲学博士，论文是研究米德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以不论是种族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倾向，还是在学术渊源上，各方面我都很认同。同事和学生知道我的选择之后，也都觉得很恰当，符合我的学术理念。后来我们院方征得她的信托基金会的书面同意，就可以用了。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20）》）
数字文化与社会：
开放的领域与理论视野
徐桂权：您在《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7期发表的《转向数字文化研究》中谈到“新媒体”这个概念存在问题：“新”与“旧”对立，“媒体”概念也过窄。那么您认为“数字媒介”的概念如何？是不是比“新媒体”更加准确？
杨国斌：概念没有哪个好哪个坏。概念只是个工具，只要大家有个大致共识就可以使用。但是很多概念没有共识，比如“新媒体”的概念，国外早就在讨论这个概念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新是相对旧而言的，但新的媒体很快就会变旧。10年前的新媒体还算新吗？20年前的呢？另外国内讲“新媒体”，通常想到的是新的“媒体”，比如新闻媒体。但是“媒介”的概念更加广泛，比如U盘、软件，都属于“媒介”。所以，用“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的概念也许会拓宽研究的范围。就“数字文化研究”来说，它包括两个意思：一方面指关于“数字文化”的研究，包括关于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新技术文化的研究，范围很广;另一方面“数字文化研究”也是关于数字的“文化研究”，即运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数字文化。“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的概念都只是个工具，并不特别重要，只要大家有共识就可以。
徐桂权：谈到数字媒介，现在传播学界兴起了一股媒介理论的热潮，从媒介环境学、媒介学、媒介化研究到媒介地理学、媒介考古学。您认为数字媒介或数字文化研究需要怎样的理论观照？
杨国斌：说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对理论要保持警惕。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常常有一种对理论的崇拜，这是很危险的。我在2018年ICA的主题发言里谈过这个话题。从前理论没现在这么热，比如文学研究讲究作品的欣赏和深度，历史学要会讲故事。当然不是没有理论，但好的理论，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蕴含在内，而不必像招牌一样挂在门前。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思潮，包括福柯、阿尔都塞等人的一大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学界的影响特别大。理论研究成为显学，叫作“high theory”，看谁能把文章写得更抽象、更难懂，谁就显得更深奥、更博学。
但是经过1968年学运之后，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理论的弊端。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E.P.湯普森有一本书，叫作《理论的贫困》，谈过这个问题。法国的学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也做过深刻反省。他们开始看到，很多理论，虽说对社会现象作了分析和批判，但实际上对改变社会不平等毫无用处，其主要用处是某些理论家建立权威的文化资本，实际作用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我做红卫兵研究的时候发现，红卫兵的暴力也都是打着理论的旗号，那时候有些年轻人都梦想做理论家。但是理论上非常美好的图景，一旦脱离历史环境，盲目地付诸行动，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总之，理论可以指导行动，也可以产生危害。理论是一种象征资本、文化资本，不能盲目崇拜。所以近些年我常说，不如先把现象、故事讲清楚，再来上升到理论。这也受到现在学术体制的影响，学术期刊要求上来就谈理论。对这种理论的潮流，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但做研究也不能没有理论。无论研究文化、社会还是媒介，特别要有一种历史观。比如现在有人说互联网不能促进民主和公民参与，十年前大家对互联网的看法太过乐观。这就是没有历史观的表现。我们要分析为什么十年前大家认为互联网可以促进公民参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现在互联网发生了什么变化，受到了什么限制。一切都是在变动中，我们研究一个东西一定看它是怎么变过来的。所以这些年我讲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互联网的历史观。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互联网，就是一种理论旨趣。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早些年也说过传播学研究缺少历史观。大家追逐时髦的题目的时候，就没有工夫深究历史，所以说到理论观照，我认为需要有一种历史观。
学术心路历程：
以“文化”作为问题意识
徐桂权：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吧。您早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完成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学术转向？
杨国斌：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做《文心雕龙》的翻译研究。那时候在精神上，长时期想象着刘勰时代的文学和生活。后来嘛，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关心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当时卡尔霍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研究生讲批判社会学理论的课。后来做完《文心雕龙》英译的博士论文，看着周围的朋友都出国深造去了，我也就又随他去美国读了社会学博士。他是做社会学理论的，我当时也想做理论，因为原来研究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不过美国社会学的博士论文，极少纯粹做理论的，需要做实证研究。我的社会学博士论文，选了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研究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社会学。
但我没有放弃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可以弥补社会学理论的不足。这种理论兴趣一直贯穿下来。我有意识地想要做些跨界研究，不愿被学科的界限所束缚，想努力打破一些界限。我后来做社会运动研究的时候，用风格、情感等概念，是从文学研究来的。所以从文学到社会学，不能说是一个彻底的学术转向，有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
徐桂权：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头衔前面冠了Grace Lee Boggs（陈玉平）的名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名字？
杨国斌：这个名字是我自己选的。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讲座教授的冠名可以自己选。你看看美国大学的冠名教授，很少冠华裔的名字，所以我在考虑冠名的时候，希望选一位杰出的华裔人物。Grace Lee Boggs是华裔，父母是广东台山人，辛亥革命那年移民到美国，Grace本人1915年出生于罗德岛的州府Providence，2015年过世，享年百岁。她毕生从事民权运动，是底特律市民运动的领袖，在20世纪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影响很大。她还是社会运动理论家，出了很多书。与丈夫James Boggs早年都信奉马克思主义，1967年底特律黑人暴动后，她开始反思革命运动，提出了渐进式革命的新理论。她本科毕业于我曾经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子学院巴纳德学院，后来在费城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读哲学博士，论文是研究米德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以不论是种族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倾向，还是在学术渊源上，各方面我都很认同。同事和学生知道我的选择之后，也都觉得很恰当，符合我的学术理念。后来我们院方征得她的信托基金会的书面同意，就可以用了。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