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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家庭庇护连带下的高职大学生就业逆向选择生成机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学生自身、家庭背景和学校等外部环境对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具有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资本越好、社会资本越强，越有利于学生产生就业逆向选择；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资本越丰富，高职生就不易产生就业逆向选择心理；学生积极的就业态度和学校良好的就业指导也能有效降低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解决“就业逆向选择”的困局，可从培养学生的成熟就业心理、加强家庭对学生的就业引导、高校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构建和谐就业氛围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家庭庇护；就业逆向选择；IAD延伸决策模型；高职生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3-0045-05
在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家庭和学生构成的就业生态圈中，与面对工作求职苛刻的环境和就业竞争中的挑战与压力相比，家庭环境往往成为高职生就业的避风港，家庭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家庭价值取向等家庭环境要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高职生就业行为系统中，尤其是家庭庇护连带对高职生就业正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高职生面对就业产生就业恐惧回避、内心焦虑、自负自大、盲目急躁等就业不适应性[1]。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反向形式原理，由于害怕失败或是引起内心的焦虑，故而朝反方向形成了懦弱，且面对求职中种种条件限制，出现萎靡不前，心生恐惧，视工作为雷池，形成“就业逆向选择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高职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代际效应、人力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个体决策效能等不同层面会对高职生就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3][4][5]。本研究基于IAD延伸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框架，运用二元logistic整体回归模型探索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以期为扭转该就业态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IAD延伸决策模型应用及研究假说
（一）IAD延伸决策模型应用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模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2005）[6] 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IAD延伸决策模型是研究IAD模型中的重要成果，如图1所示。该模型以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为核心内容，同时参与者在作决策时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参与者状况，参与者因自身不同状况作出不同决策；二是状况感知程度，参与者对决策问题的认识与了解；三是外部行动状况，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参与者对问题的决策；四是条件控制、净收益以及最终实际结果等因素对参与者作决策的影响。综上，参与者在作决策时除受外部行动状况和文化环境影响外，也受参与者状况、控制条件、净收益和对行动状况信息的了解程度影响，还受行动前对最终实际结果信息的掌握程度影响。
（二）研究假说
假说1：家庭文化资本对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出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在社会地位分化过程中，会将个人见识、品味或技能等信息潜在地传递影响他人[7]。谢士成[8]、高蓉[9]等认为，家长价值观的引导、家庭教育氛围熏陶、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在高职生就业中对就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Albert [10]指出，父母所处职业、行业和学历以及父母的能力对子女就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据此提出假说1：家庭文化资本高，对高职生就业会产生积极作用，并且会减少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的产生。
假说2：家庭社会关系会促使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且对就业具有消极影响.社会资本在家庭社会网络关系中是给予个人的先赋资源，在高职生求职过程中，“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利用社会网络关系以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家庭背景）。Bian[11]分别对欧美国家和中国家庭的子女就业问题分析得出，家庭成员的工作地位会借助于强—弱关系的形式显著地影响其子女的职业选择。据此提出假说2：家庭社会关系强，会使高职生就业产生逆向选择心理，并对就业具有消极影响。
假说3：家庭经济对高职生就业选择产生的负面作用。Corak[12]认为，父母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是决定子女是否成功就业的重要因素。穆娟等[13]从家庭背景视角指出家庭背景中的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资源从一定程度上对高职生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家庭背景的过度介入也会引发高职生消极就业的心态。据此提出假说3：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会对高职生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且经济条件越好，产生的负面作用越强烈。
假说4：家庭庇护作用会对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产生积极影响。参照IAD延伸决策模型，用应届高职生的基本情况及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情况代表参与者状况与条件控制，用高职生家庭文化资本变量代表文化环境，用学校及用人单位等外部环境行动状况变量代表外部行动状况，用家庭背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代表净收益，如图2所示，以此对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假说4：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会受高职生自身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和学校、企业等单位共同影响。
二、家庭庇护连带下的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生成机理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按分层随机抽样法获取大样本数据，按照应调查学生人数的30%的抽样比例，对天津市五所高职应届毕业生及其家庭行问卷调研和统计。抽取样本2260个，共收回调查问卷2118份，其中，有效问卷1984份。调查问卷设计为四个部分：一是毕业高职生基本情况；二是就业学生个人家庭环境情况；三是学生个人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情况；四是学校、企业等单位对就业服务情况。
（二）二元回归logistic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Y（家庭庇护是否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为二分类变量，当Y=1时为“家庭庇护会使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Y=0时是“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现象没有影响”，故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设P∈[0，1]为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的概率，m个因素与Y有关，记X=（x1，x2，…，xm），则在 xi（i=1，2，…，m）的影响下，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发生的概率为：
2.变量选取及定义
研究因变量是在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是否会产生逃避就业选择。自变量在以下四组变量中考虑：（1）应届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性别、生源地和就业意向单位；（2）应届就业学生家庭背景变量；（3）应届就业学生认知和就业心理感知变量；（4）学校、企业等用人单位对就业服务变量。首先，选取性别、生源地和就业意向单位代表应届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SGEV），其中，生源地分为城市与非城市，由于城市生源地学生家庭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一般相对非城市学生好，由此预测城市生源地对就业学生的逆反心理影响较大；就业意向单位作为学生基本情况变量，其理由是学生就业心理意向选择既受家庭中亲人从事职业的影响，也反映出对就业的态度。其次，就业学生家庭背景情况变量（SFBV）作为本研究中的重点部分，它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学年组成，本研究中父母职业的划分根据埃利克逊和戈德索等人划分的职业等级为基础。父母受教育水平是一定序变量，由于学历划分复杂，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学年。参考2014年全国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0489元，由此，将学生家庭最近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五个阶段。本研究预期，父母教育年限和对学生就业态度两个变量对就业学生逆反选择产生阻碍作用，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关系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再次，选取自身就业态度和就业碰壁后心理感知作为代表就业学生认知和心理感知变量（SCPV），自身就业态度积极、就业碰壁后能积极应对，此状态下会对学生就业逆向选择产生阻碍作用。最后，选取在校是否有职业规划培训、就业竞争力、就业预期满意度和在校是否有就业心理辅导四个变量代表学校、企业等单位就业服务外部变量（SESV），本研究预期在校有职业规划培训、有就业心理辅导和就业预期满意度高都会对学生就业的逆反心理产生阻碍作用，而就业竞争力大，可能会对就业逆向选择产生促进作用。各自变量的取值说明以及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方向见表1，参照自变量的定义，将模型形式设定为：In（Pi/（1-Pi））=α0 Sα1GEV α2SFBV α3SCPV α4SESV μ，μ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1.描述统计分析
调查显示，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中就业男学生占54.16%，学生城市生源地占18.36%，学生就业意向单位偏重于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学生家庭背景情况变量中父母职业多处于低级阶层和中等阶层，高等阶层统计显示占比较少；父母教育学年多在9年内，即初中学历以下，小学占多数比例；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处于0.5～1.5万元，这和父母职业多处于低等阶层相匹配；家庭人员对学生就业多表示积极支持态度，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都较弱。在就业学生认知和就业心理感知变量中显示：学生对自身就业是积极的态度，虽然遇到就业困难或就业壁垒，但学生也多积极应对。学校、企业对就业服务变量中显示，受我国经济大环境影响，各专业就业竞争力偏强，但是，各学校都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培训和就业心理辅导，学生对就业的积极态度，也使学生对就业的预期满意度为一般或较好。
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调研收取的变量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强制进入的策略，并对模型进行卡方、Cox
关键词 家庭庇护；就业逆向选择；IAD延伸决策模型；高职生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3-0045-05
在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家庭和学生构成的就业生态圈中，与面对工作求职苛刻的环境和就业竞争中的挑战与压力相比，家庭环境往往成为高职生就业的避风港，家庭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家庭价值取向等家庭环境要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高职生就业行为系统中，尤其是家庭庇护连带对高职生就业正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高职生面对就业产生就业恐惧回避、内心焦虑、自负自大、盲目急躁等就业不适应性[1]。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反向形式原理，由于害怕失败或是引起内心的焦虑，故而朝反方向形成了懦弱，且面对求职中种种条件限制，出现萎靡不前，心生恐惧，视工作为雷池，形成“就业逆向选择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高职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代际效应、人力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个体决策效能等不同层面会对高职生就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3][4][5]。本研究基于IAD延伸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框架，运用二元logistic整体回归模型探索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以期为扭转该就业态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IAD延伸决策模型应用及研究假说
（一）IAD延伸决策模型应用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模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2005）[6] 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IAD延伸决策模型是研究IAD模型中的重要成果，如图1所示。该模型以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为核心内容，同时参与者在作决策时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参与者状况，参与者因自身不同状况作出不同决策；二是状况感知程度，参与者对决策问题的认识与了解；三是外部行动状况，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参与者对问题的决策；四是条件控制、净收益以及最终实际结果等因素对参与者作决策的影响。综上，参与者在作决策时除受外部行动状况和文化环境影响外，也受参与者状况、控制条件、净收益和对行动状况信息的了解程度影响，还受行动前对最终实际结果信息的掌握程度影响。
（二）研究假说
假说1：家庭文化资本对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出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在社会地位分化过程中，会将个人见识、品味或技能等信息潜在地传递影响他人[7]。谢士成[8]、高蓉[9]等认为，家长价值观的引导、家庭教育氛围熏陶、家庭结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在高职生就业中对就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Albert [10]指出，父母所处职业、行业和学历以及父母的能力对子女就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据此提出假说1：家庭文化资本高，对高职生就业会产生积极作用，并且会减少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行为的产生。
假说2：家庭社会关系会促使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且对就业具有消极影响.社会资本在家庭社会网络关系中是给予个人的先赋资源，在高职生求职过程中，“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利用社会网络关系以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家庭背景）。Bian[11]分别对欧美国家和中国家庭的子女就业问题分析得出，家庭成员的工作地位会借助于强—弱关系的形式显著地影响其子女的职业选择。据此提出假说2：家庭社会关系强，会使高职生就业产生逆向选择心理，并对就业具有消极影响。
假说3：家庭经济对高职生就业选择产生的负面作用。Corak[12]认为，父母经济地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是决定子女是否成功就业的重要因素。穆娟等[13]从家庭背景视角指出家庭背景中的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资源从一定程度上对高职生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家庭背景的过度介入也会引发高职生消极就业的心态。据此提出假说3：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会对高职生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且经济条件越好，产生的负面作用越强烈。
假说4：家庭庇护作用会对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产生积极影响。参照IAD延伸决策模型，用应届高职生的基本情况及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情况代表参与者状况与条件控制，用高职生家庭文化资本变量代表文化环境，用学校及用人单位等外部环境行动状况变量代表外部行动状况，用家庭背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代表净收益，如图2所示，以此对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假说4：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会受高职生自身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和学校、企业等单位共同影响。
二、家庭庇护连带下的高职生就业逆向选择生成机理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按分层随机抽样法获取大样本数据，按照应调查学生人数的30%的抽样比例，对天津市五所高职应届毕业生及其家庭行问卷调研和统计。抽取样本2260个，共收回调查问卷2118份，其中，有效问卷1984份。调查问卷设计为四个部分：一是毕业高职生基本情况；二是就业学生个人家庭环境情况；三是学生个人就业认知与心理感知情况；四是学校、企业等单位对就业服务情况。
（二）二元回归logistic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Y（家庭庇护是否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为二分类变量，当Y=1时为“家庭庇护会使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Y=0时是“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现象没有影响”，故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设P∈[0，1]为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的概率，m个因素与Y有关，记X=（x1，x2，…，xm），则在 xi（i=1，2，…，m）的影响下，家庭庇护对就业学生产生逃避就业影响发生的概率为：
2.变量选取及定义
研究因变量是在家庭庇护连带下高职生是否会产生逃避就业选择。自变量在以下四组变量中考虑：（1）应届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性别、生源地和就业意向单位；（2）应届就业学生家庭背景变量；（3）应届就业学生认知和就业心理感知变量；（4）学校、企业等用人单位对就业服务变量。首先，选取性别、生源地和就业意向单位代表应届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SGEV），其中，生源地分为城市与非城市，由于城市生源地学生家庭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一般相对非城市学生好，由此预测城市生源地对就业学生的逆反心理影响较大；就业意向单位作为学生基本情况变量，其理由是学生就业心理意向选择既受家庭中亲人从事职业的影响，也反映出对就业的态度。其次，就业学生家庭背景情况变量（SFBV）作为本研究中的重点部分，它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学年组成，本研究中父母职业的划分根据埃利克逊和戈德索等人划分的职业等级为基础。父母受教育水平是一定序变量，由于学历划分复杂，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学年。参考2014年全国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0489元，由此，将学生家庭最近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五个阶段。本研究预期，父母教育年限和对学生就业态度两个变量对就业学生逆反选择产生阻碍作用，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关系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再次，选取自身就业态度和就业碰壁后心理感知作为代表就业学生认知和心理感知变量（SCPV），自身就业态度积极、就业碰壁后能积极应对，此状态下会对学生就业逆向选择产生阻碍作用。最后，选取在校是否有职业规划培训、就业竞争力、就业预期满意度和在校是否有就业心理辅导四个变量代表学校、企业等单位就业服务外部变量（SESV），本研究预期在校有职业规划培训、有就业心理辅导和就业预期满意度高都会对学生就业的逆反心理产生阻碍作用，而就业竞争力大，可能会对就业逆向选择产生促进作用。各自变量的取值说明以及对因变量影响的预期方向见表1，参照自变量的定义，将模型形式设定为：In（Pi/（1-Pi））=α0 Sα1GEV α2SFBV α3SCPV α4SESV μ，μ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1.描述统计分析
调查显示，就业学生基本情况变量中就业男学生占54.16%，学生城市生源地占18.36%，学生就业意向单位偏重于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学生家庭背景情况变量中父母职业多处于低级阶层和中等阶层，高等阶层统计显示占比较少；父母教育学年多在9年内，即初中学历以下，小学占多数比例；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处于0.5～1.5万元，这和父母职业多处于低等阶层相匹配；家庭人员对学生就业多表示积极支持态度，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都较弱。在就业学生认知和就业心理感知变量中显示：学生对自身就业是积极的态度，虽然遇到就业困难或就业壁垒，但学生也多积极应对。学校、企业对就业服务变量中显示，受我国经济大环境影响，各专业就业竞争力偏强，但是，各学校都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培训和就业心理辅导，学生对就业的积极态度，也使学生对就业的预期满意度为一般或较好。
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调研收取的变量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强制进入的策略，并对模型进行卡方、C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