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何在发展率先和保护优先中找到一个平衡，是减量化增长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难题。
10月20日清早，2018襄阳马拉松正式开跑，选手们或奔跑在古朴大气的城墙下，或角逐于水天一色的汉江边，将襄阳美景尽收眼底。最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马拉松选手们感到庆幸的是天公作美：微润的阴天，适宜的温度，空气质量也保持在优良状态，当天的PM2.5指数不到60。
这样宜人的气候，在过去的襄阳很少出现，而如今，襄阳的蓝天越来越多，越来越为襄阳人津津乐道，这得益于去年以来，襄阳提出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
襄阳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市改革办）主任任兴亮坐在办公室的窗边远眺，视野一片开阔，甚至能远远看到汉江对岸郁郁葱葱的湿地和鳞次栉比的高楼。
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任兴亮感到甚为自豪，“这么开阔的城市，在全国是很少有的！”他指着窗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连片的土地大概有8000平方公里，上到老河口谷城，下到宜城，东到枣阳，西到南漳，基本上是河谷平原。
“我们的城市框架拉得很大，发展条件很好，但是过去却太不精细！太令人心痛了！”任兴亮感慨道，他用一个指标“供地率”来作进一步的解释。所谓供地率，就是亿元GDP所消耗的土地资源，无论跟同类城市相比，还是和发达城市相比，襄阳的供地率都居高不下：亿元GDP地耗1380亩，比省会武汉还多耗996亩。
“我们1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插花式散落在72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内。导致我们的城市既像城市，又像城乡结合部，最终带来严重的浪费，基础设施难以配套到位。”任兴亮说。不仅如此，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在中心城区，每天供水量是80万吨，但污水处理厂却要建到90万吨。入口小，出口大，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反映的是发展方式的粗放。
除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农业废弃物的随意排放、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工業生产的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更是让城市面临着环境瓶颈：PM2.5、PM10长期排在湖北省的末位。
而更大的隐患在于，对资源缺乏珍视，使得资源利用的集约度不够，而城市建设更是缺乏了长远考虑，特别是基础设施难以维护，带来债务和财政的沉重负担。
2017年2月，李乐成任襄阳市委书记，首先就做了一番调研，几个月后，市委政研室接到任务，就落实新发展理念写一份材料，他们写了五个关系，包括如何处理好增长和环保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观念和行动的关系等，结果李乐成看到材料后，说了一句，“你们拔得太高了，我就想针对襄阳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在中共襄阳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但当时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将襄阳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真正让“减量化增长”在襄阳市全面推行的，是中共襄阳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这次会上，“减量化增长”有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设计，各职能部门做什么、怎么做都一目了然。
所谓“减量化增长”，简言之就是双减少，双提升：即推进经济增长率与能耗、物耗增长率反向运动，单位产出能耗、物耗与废弃物排放“双减少”，GDP中的绿色颜值与科技含量“双提升”。
为了让这一抓手抓出实效，襄阳并没有止步于概念，按照李乐成的说法，要“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通过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工程，将新发展理念落小、落实、落地。市委副书记、市长郄英才也信心满满，只要把该减的减下去，该增的增起来，“一极两中心”高质量发展就一定会越来越高。
具体说来，就是在第一产业广泛推广城乡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农业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融合发展。同时，通过落实“一节两减三基本”，发展特色、有机、高效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跨越。在第二产业推广“四化四造”，即清洁化制造、智能化改造、多元化创造、品牌化打造。在第三产业推广以标准化、信息化、人性化为方向的“三化建设”，改造传统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而在城市建设方面，根据襄阳市委提出的“三年还市民一个美丽的襄阳”目标，在襄城、樊城和襄州三个主城区，每年要以“美丽襄阳”的标准建两条街，两个社区，实现提档升级。“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市民，都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每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指标，清晰明了，利于实践。”任兴亮说。
也正因为如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襄阳的减量化增长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2017年，襄阳市单位GDP地耗比上年下降5.3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2.1%，居湖北省第一位。纳入湖北省县域经济考核的7个县（市、区），在2018年5月全部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占全省20个受表彰县（市、区）的1/3强。
而看得见的变化，更是环境的改善和城市面貌的提升，襄阳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也向集约、精致转变，城市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在东风井关农用机械有限公司新工厂一期厂房，远远看去，房顶微微闪着亮光，综合部部长李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该公司的光伏发电项目，总面积为7万平方米。
东风井关是一家以生产农用机械为主的日资企业，日常生产用电量极大。今年2月28日，东风井关并网进行光伏发电，平均日照时间10小时，自3月以来，共发电293.04万千瓦时，其中47.58万千瓦时为企业自用，按0.799元/度价格收取电费，低于国家电网收取的综合电价。未消耗的余电上网，国家电网以0.41元/度的费用予以补贴。
据测算，20年后，这一光伏发电项目的总发电量将达9811.8万度，节约电费超过712万元，并获得1305万元的电费收益。除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创造一定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光伏发电属于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大大减少碳排放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引导和激励企业建设“光伏-储能-供电”系统，延伸光伏产业链条，襄阳市政府搭建了政企合作、企业合作的平台，并在城市公共设施中作示范，襄阳火车站、襄阳火车东站、襄阳机场航站楼、东津新区十大公共工程等公共设施屋顶，都将陆续建设该系统。
“如何在发展率先和保护优先中找到一个平衡，是减量化增长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难题。”襄阳市经信委总经济师杨志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襄阳有较多传统产业，以资源能源消耗为增长的主要模式。在本世纪初国企改革之后，一度经过了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但2015年以后，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环保压力也很大。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开展供给侧改革，对于处于产业链中端的襄阳工业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在杨志国看来，减量化增长的推进，最终目标是通过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最终实现效率变革。而技术改造，成为了动力变革的最大抓手。为此，襄阳市出台鼓励企业技改10条等政策，实施千企千亿技改工程，编制实施新一轮技改提质三年行动计划，从汉江产业基金中拿出5亿元技改奖励专项，促进企业技改。两年内，襄阳市近17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技改。今年以来，推进千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582个。
为了鼓励高耗能企业实现节能改造，襄阳将建一个市级能源管理平台，利用万州电气研发的WOES智能优化节能系统，为一些高能耗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据万州电气行政部经理熊海娟介绍，运用该系统，可对设备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最终从技术设备、工艺管理和技能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由于各行业的设备和能耗标准都不相同，目前只针对几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研发出节能系统，而襄阳市经信委计划首批纳入该系统的企业也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目前全市有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企業十余家。这些企业节能改造完成之后，再将公益企业等纳入系统，最终将全市近1700家企业半数纳入该系统。
目前该项目已经市政府批准，前期搭建平台投资约1000万元，企业进入系统后，主要的投入在补贴，按照每个企业补贴70%节能成本的标准，大概总共需要5000万元投入。“一次性投入不现实，得一步步来。”杨志国说。
作为“双减少”的重要一环，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如何减少污染，让资源实现循环利用，也是减量化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
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是襄阳一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莉莉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公司的业务量翻了一番。公司刚成立时，每一天入场的垃圾量，也就700吨左右。随着这几年以来襄阳市做减量化增长，在垃圾收集和清运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建了很多的垃圾转运站，增加了清运的车辆，目前每天送往公司的垃圾量平均在1300吨，高峰期甚至能达到1900吨。
据了解，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年盈利额在1000万左右，收入来源于两部分，垃圾处理费和电费，垃圾发电每度电费在0.65元左右，在全市总电量中占比极少，更大的价值是其社会效益。
垃圾发电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但在焚烧的过程中，如果产生新的污染，显然是和减量化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刘莉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17年，公司投入近3000万元进行水的提标改造，使垃圾渗滤液达到中水标准，在公司内部循环利用。同时，还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实现了脱氮脱硝的烟气化改造。
废弃物循环不仅应用在工业领域，在农业中，减量化发展则是以“一节两减三基本”为目标，以“中国有机谷”为示范，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农业。
所谓“一节”，是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两减”，是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三基本”则是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在襄阳市农委总经济师刘智看来，农业的减量化增长应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生产方式上减量化增长，主要是节约农业用水，减化肥、减农药，推进绿色、清洁生产，减轻农业投入品对土地、环境的压力；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减量化增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培育绿色高质高效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在流通方式中减量化增长，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节约流通成本，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渠道，减少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尽管目前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在GDP中的占比日趋下降，但刘智认为，农业依然是重要的基础性产业，特别是对于年产百亿斤粮食的农业大市襄阳而言，如何在一节两减三基本中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和高质量，仍需不懈的努力。
“农业减量化生产，不是为减而减，减的目的是为了增，减只是手段，增才是目的。”刘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所谓的增，不是单纯的农产品产量的增，而是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增，也是对农业整个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提升，更是对消费者在农产品安全上的一个保障。“达到三个目标，农业减量化增长就做好了，不仅提升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还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农业贡献。”
然而，中国的农民和农业极具分散性，数千年的思维方式也难以改变，农业减量化增长仍存在着较大难题。据刘智介绍，在农业减量化增长的起步阶段，主要以规模以上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为主，即耕地30亩以上，养殖牲畜500头以上的农户和企业。目前全市种养大户有2万多家，家庭农场8000多家，农业合作社9000多家。
在种植户中，鼓励种植绿色有机农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得到有机认证的农户，将给予一定奖励。而在规模养殖户中，要求必备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
在短期内，高标准高质量的农业减量化，或许会增加农户的成本，减少产量和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农户会因为高质量安全农产品获得更高收益。目前，襄阳正在打造中国有机谷品牌，在区域内重点发展有机产业。“将品牌打出去以后，就可以力争成为全国有机产业的技术中心、产业中心和集散中心，逐渐放大它的溢出效应，产生集聚效应。”刘智说。 除了政府直接出台鼓励措施，农业减量化增长也可通过项目引导来完成，即由龙头企业搞订单生产，制定标准，并提供指导，使松散的农户经营逐渐向绿色生态方向引导。这一点，正大食品（襄阳）有限公司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作为一家外资食品企业，正大坚持全产业链管理，助理副总裁邹大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和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生猪养殖为例，从饲料到猪种到疫苗，再到技术和管理，都由正大提供，农户只是代养。六个月后，按照每头200元的价格给予报酬。“如果要和我们公司合作，必须认可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建养殖场，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污水处理和沼液池。”邹大友说。
“农村就应该天蓝地净，山清水秀，所以，现代农业的功能，不光是提供食品，提供原料，还要提供生态产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刘智说。
从2017年提出到现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减量化增长就在襄阳各行业各领域全面推进，这得益于严密的指标体系和严格的考核体系。
据了解，指标体系由襄阳市发改委牵头制定，各行业各部门各不相同，每一年襄阳市会对各区县进行年度目标考核，减量化增长的指标体系将作为考核体系里的重要内容，如果是达不到，就会受到一些处罚。
任兴亮介绍，目前襄阳每季度组织12个区县拉练一次，主要是看工业项目和产业项目，包括招商引资量、科技含量、现场管理和效益等，并现场打分。分数最高的前两名在开会的时候介绍经验，后两名则需要表态发言，因此各区县的压力很大，不得不认真对待。
实际上，在“减量化”的过程中，襄阳也经历了阵痛，据杨志国介绍，前几年，襄阳市工业增加值一直呈两位数增长，近两年降到7%～8%，甚至去年达到最低点5.6%。“这也符合国家发展方向，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高质量发展。”
在减与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对此，襄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刘艳涛认为，“减”和“增”，实际上跟“进”和“退”是一致的。“有时候看起来我们是在退，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进。”
刘艳涛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比如现在关停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小企业，实际上一方面保护了环境，而且腾出了市场。因为这些小企业不仅污染环境，有时也参与到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关掉这些企业，是为了让其他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倒逼企业转型，有些高污染的产品，企业生产不了，可以转型其他国家允許发展的行业，关停并转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说，减是为了更好的增。”刘艳涛说。
从产业结构来看，刘艳涛表示，未来工业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要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能创造税收、解决就业、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传统产业。通过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工业水平和装备技术水平，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服务业，将重点发展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游、金融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服务外包、健康养老等等，同时还要抓服务业跟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未来还要重视生物农业和有机农业。
尽管目前减量化增长是一个个项目具体化、持续化推进，但任兴亮表示，襄阳市对此寄予了很大期望，期待通过这些措施，在“十三五”末期，冲进GDP5000亿元俱乐部，城市经济规模进入全国50强，实现主要经济指标量值达到湖北省1/8以上、汉江流域1/3左右，“按照这个时间点，我们只有三年左右时间，任重而道远！”任兴亮说。
10月20日清早，2018襄阳马拉松正式开跑，选手们或奔跑在古朴大气的城墙下，或角逐于水天一色的汉江边，将襄阳美景尽收眼底。最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马拉松选手们感到庆幸的是天公作美：微润的阴天，适宜的温度，空气质量也保持在优良状态，当天的PM2.5指数不到60。
这样宜人的气候，在过去的襄阳很少出现，而如今，襄阳的蓝天越来越多，越来越为襄阳人津津乐道，这得益于去年以来，襄阳提出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
粗放式发展下的城市隐忧
襄阳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市改革办）主任任兴亮坐在办公室的窗边远眺，视野一片开阔，甚至能远远看到汉江对岸郁郁葱葱的湿地和鳞次栉比的高楼。
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任兴亮感到甚为自豪，“这么开阔的城市，在全国是很少有的！”他指着窗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连片的土地大概有8000平方公里，上到老河口谷城，下到宜城，东到枣阳，西到南漳，基本上是河谷平原。
“我们的城市框架拉得很大，发展条件很好，但是过去却太不精细！太令人心痛了！”任兴亮感慨道，他用一个指标“供地率”来作进一步的解释。所谓供地率，就是亿元GDP所消耗的土地资源，无论跟同类城市相比，还是和发达城市相比，襄阳的供地率都居高不下：亿元GDP地耗1380亩，比省会武汉还多耗996亩。
“我们1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插花式散落在72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内。导致我们的城市既像城市，又像城乡结合部，最终带来严重的浪费，基础设施难以配套到位。”任兴亮说。不仅如此，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在中心城区，每天供水量是80万吨，但污水处理厂却要建到90万吨。入口小，出口大，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反映的是发展方式的粗放。
除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农业废弃物的随意排放、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工業生产的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更是让城市面临着环境瓶颈：PM2.5、PM10长期排在湖北省的末位。
而更大的隐患在于，对资源缺乏珍视，使得资源利用的集约度不够，而城市建设更是缺乏了长远考虑，特别是基础设施难以维护，带来债务和财政的沉重负担。
2017年2月，李乐成任襄阳市委书记，首先就做了一番调研，几个月后，市委政研室接到任务，就落实新发展理念写一份材料，他们写了五个关系，包括如何处理好增长和环保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观念和行动的关系等，结果李乐成看到材料后，说了一句，“你们拔得太高了，我就想针对襄阳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在中共襄阳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落实新发展理念。但当时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将襄阳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真正让“减量化增长”在襄阳市全面推行的，是中共襄阳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这次会上，“减量化增长”有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设计，各职能部门做什么、怎么做都一目了然。
所谓“减量化增长”，简言之就是双减少，双提升：即推进经济增长率与能耗、物耗增长率反向运动，单位产出能耗、物耗与废弃物排放“双减少”，GDP中的绿色颜值与科技含量“双提升”。
为了让这一抓手抓出实效，襄阳并没有止步于概念，按照李乐成的说法，要“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通过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工程，将新发展理念落小、落实、落地。市委副书记、市长郄英才也信心满满，只要把该减的减下去，该增的增起来，“一极两中心”高质量发展就一定会越来越高。
具体说来，就是在第一产业广泛推广城乡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农业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融合发展。同时，通过落实“一节两减三基本”，发展特色、有机、高效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跨越。在第二产业推广“四化四造”，即清洁化制造、智能化改造、多元化创造、品牌化打造。在第三产业推广以标准化、信息化、人性化为方向的“三化建设”，改造传统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而在城市建设方面，根据襄阳市委提出的“三年还市民一个美丽的襄阳”目标，在襄城、樊城和襄州三个主城区，每年要以“美丽襄阳”的标准建两条街，两个社区，实现提档升级。“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市民，都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每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指标，清晰明了，利于实践。”任兴亮说。
也正因为如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襄阳的减量化增长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2017年，襄阳市单位GDP地耗比上年下降5.3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2.1%，居湖北省第一位。纳入湖北省县域经济考核的7个县（市、区），在2018年5月全部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占全省20个受表彰县（市、区）的1/3强。
而看得见的变化，更是环境的改善和城市面貌的提升，襄阳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也向集约、精致转变，城市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双减少，双提升
在东风井关农用机械有限公司新工厂一期厂房，远远看去，房顶微微闪着亮光，综合部部长李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该公司的光伏发电项目，总面积为7万平方米。
东风井关是一家以生产农用机械为主的日资企业，日常生产用电量极大。今年2月28日，东风井关并网进行光伏发电，平均日照时间10小时，自3月以来，共发电293.04万千瓦时，其中47.58万千瓦时为企业自用，按0.799元/度价格收取电费，低于国家电网收取的综合电价。未消耗的余电上网，国家电网以0.41元/度的费用予以补贴。
据测算，20年后，这一光伏发电项目的总发电量将达9811.8万度，节约电费超过712万元，并获得1305万元的电费收益。除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创造一定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光伏发电属于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大大减少碳排放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引导和激励企业建设“光伏-储能-供电”系统，延伸光伏产业链条，襄阳市政府搭建了政企合作、企业合作的平台，并在城市公共设施中作示范，襄阳火车站、襄阳火车东站、襄阳机场航站楼、东津新区十大公共工程等公共设施屋顶，都将陆续建设该系统。
“如何在发展率先和保护优先中找到一个平衡，是减量化增长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难题。”襄阳市经信委总经济师杨志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襄阳有较多传统产业，以资源能源消耗为增长的主要模式。在本世纪初国企改革之后，一度经过了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但2015年以后，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环保压力也很大。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开展供给侧改革，对于处于产业链中端的襄阳工业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在杨志国看来，减量化增长的推进，最终目标是通过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最终实现效率变革。而技术改造，成为了动力变革的最大抓手。为此，襄阳市出台鼓励企业技改10条等政策，实施千企千亿技改工程，编制实施新一轮技改提质三年行动计划，从汉江产业基金中拿出5亿元技改奖励专项，促进企业技改。两年内，襄阳市近17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技改。今年以来，推进千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582个。
为了鼓励高耗能企业实现节能改造，襄阳将建一个市级能源管理平台，利用万州电气研发的WOES智能优化节能系统，为一些高能耗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据万州电气行政部经理熊海娟介绍，运用该系统，可对设备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最终从技术设备、工艺管理和技能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由于各行业的设备和能耗标准都不相同，目前只针对几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研发出节能系统，而襄阳市经信委计划首批纳入该系统的企业也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目前全市有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企業十余家。这些企业节能改造完成之后，再将公益企业等纳入系统，最终将全市近1700家企业半数纳入该系统。
目前该项目已经市政府批准，前期搭建平台投资约1000万元，企业进入系统后，主要的投入在补贴，按照每个企业补贴70%节能成本的标准，大概总共需要5000万元投入。“一次性投入不现实，得一步步来。”杨志国说。
作为“双减少”的重要一环，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如何减少污染，让资源实现循环利用，也是减量化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
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是襄阳一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莉莉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公司的业务量翻了一番。公司刚成立时，每一天入场的垃圾量，也就700吨左右。随着这几年以来襄阳市做减量化增长，在垃圾收集和清运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建了很多的垃圾转运站，增加了清运的车辆，目前每天送往公司的垃圾量平均在1300吨，高峰期甚至能达到1900吨。
据了解，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年盈利额在1000万左右，收入来源于两部分，垃圾处理费和电费，垃圾发电每度电费在0.65元左右，在全市总电量中占比极少，更大的价值是其社会效益。
垃圾发电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但在焚烧的过程中，如果产生新的污染，显然是和减量化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刘莉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17年，公司投入近3000万元进行水的提标改造，使垃圾渗滤液达到中水标准，在公司内部循环利用。同时，还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实现了脱氮脱硝的烟气化改造。
废弃物循环不仅应用在工业领域，在农业中，减量化发展则是以“一节两减三基本”为目标，以“中国有机谷”为示范，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农业。
所谓“一节”，是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两减”，是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三基本”则是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在襄阳市农委总经济师刘智看来，农业的减量化增长应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生产方式上减量化增长，主要是节约农业用水，减化肥、减农药，推进绿色、清洁生产，减轻农业投入品对土地、环境的压力；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减量化增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培育绿色高质高效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在流通方式中减量化增长，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节约流通成本，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渠道，减少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尽管目前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在GDP中的占比日趋下降，但刘智认为，农业依然是重要的基础性产业，特别是对于年产百亿斤粮食的农业大市襄阳而言，如何在一节两减三基本中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和高质量，仍需不懈的努力。
“农业减量化生产，不是为减而减，减的目的是为了增，减只是手段，增才是目的。”刘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所谓的增，不是单纯的农产品产量的增，而是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增，也是对农业整个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提升，更是对消费者在农产品安全上的一个保障。“达到三个目标，农业减量化增长就做好了，不仅提升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还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农业贡献。”
然而，中国的农民和农业极具分散性，数千年的思维方式也难以改变，农业减量化增长仍存在着较大难题。据刘智介绍，在农业减量化增长的起步阶段，主要以规模以上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为主，即耕地30亩以上，养殖牲畜500头以上的农户和企业。目前全市种养大户有2万多家，家庭农场8000多家，农业合作社9000多家。
在种植户中，鼓励种植绿色有机农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得到有机认证的农户，将给予一定奖励。而在规模养殖户中，要求必备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
在短期内，高标准高质量的农业减量化，或许会增加农户的成本，减少产量和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农户会因为高质量安全农产品获得更高收益。目前，襄阳正在打造中国有机谷品牌，在区域内重点发展有机产业。“将品牌打出去以后，就可以力争成为全国有机产业的技术中心、产业中心和集散中心，逐渐放大它的溢出效应，产生集聚效应。”刘智说。 除了政府直接出台鼓励措施，农业减量化增长也可通过项目引导来完成，即由龙头企业搞订单生产，制定标准，并提供指导，使松散的农户经营逐渐向绿色生态方向引导。这一点，正大食品（襄阳）有限公司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作为一家外资食品企业，正大坚持全产业链管理，助理副总裁邹大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和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生猪养殖为例，从饲料到猪种到疫苗，再到技术和管理，都由正大提供，农户只是代养。六个月后，按照每头200元的价格给予报酬。“如果要和我们公司合作，必须认可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建养殖场，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污水处理和沼液池。”邹大友说。
“农村就应该天蓝地净，山清水秀，所以，现代农业的功能，不光是提供食品，提供原料，还要提供生态产品。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刘智说。
增与减的逻辑
从2017年提出到现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减量化增长就在襄阳各行业各领域全面推进，这得益于严密的指标体系和严格的考核体系。
据了解，指标体系由襄阳市发改委牵头制定，各行业各部门各不相同，每一年襄阳市会对各区县进行年度目标考核，减量化增长的指标体系将作为考核体系里的重要内容，如果是达不到，就会受到一些处罚。
任兴亮介绍，目前襄阳每季度组织12个区县拉练一次，主要是看工业项目和产业项目，包括招商引资量、科技含量、现场管理和效益等，并现场打分。分数最高的前两名在开会的时候介绍经验，后两名则需要表态发言，因此各区县的压力很大，不得不认真对待。
实际上，在“减量化”的过程中，襄阳也经历了阵痛，据杨志国介绍，前几年，襄阳市工业增加值一直呈两位数增长，近两年降到7%～8%，甚至去年达到最低点5.6%。“这也符合国家发展方向，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高质量发展。”
在减与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对此，襄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刘艳涛认为，“减”和“增”，实际上跟“进”和“退”是一致的。“有时候看起来我们是在退，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进。”
刘艳涛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比如现在关停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小企业，实际上一方面保护了环境，而且腾出了市场。因为这些小企业不仅污染环境，有时也参与到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关掉这些企业，是为了让其他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倒逼企业转型，有些高污染的产品，企业生产不了，可以转型其他国家允許发展的行业，关停并转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说，减是为了更好的增。”刘艳涛说。
从产业结构来看，刘艳涛表示，未来工业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要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能创造税收、解决就业、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传统产业。通过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工业水平和装备技术水平，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服务业，将重点发展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文化旅游、金融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服务外包、健康养老等等，同时还要抓服务业跟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未来还要重视生物农业和有机农业。
尽管目前减量化增长是一个个项目具体化、持续化推进，但任兴亮表示，襄阳市对此寄予了很大期望，期待通过这些措施，在“十三五”末期，冲进GDP5000亿元俱乐部，城市经济规模进入全国50强，实现主要经济指标量值达到湖北省1/8以上、汉江流域1/3左右，“按照这个时间点，我们只有三年左右时间，任重而道远！”任兴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