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历时长达三千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空前活跃;这一时期，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被称为轴心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世界不同的文明点上，如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代中国等，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群体，这些思想家群体不约而同地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人类永远不可能绕过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思考，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超越轴心时代思想家们提出的范围，是对古人思考的一种延续。
　　在轴心时代的思考中，古希腊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证性特征;古印度、希伯来文明侧重于对人与神关系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就具有宗教性特征;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对人与社会、人生关系的探讨，由此产生的思想就具有道德性、伦理性、人文性特征。
　　在夏商时期大约一千年间，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先鬼而后礼、率民而事神，任何事都要问于鬼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这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周易》卦爻辞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如果中国社会按照“先鬼而后礼、率民而事神”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但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以后，打破了延续千余年的天命观，开始推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制礼作乐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天命转移”的价值观，开启了中国文化远神权重道德、远鬼神重人伦的大门，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三千年的基本走向和格局。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在对人与自然、社会、人生、人性等问题的探讨中，究竟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通过对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思想争论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家们最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天人关系问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首先面对的就是与大自然的关系，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由天人关系衍生而来，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天人关系，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们都站在天人关系的视角，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天人关系看作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通过反观内求，就能够认识天，孟子的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后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司马迁提出了“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说，程颢提出了“天人同体”说，张载更是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提出了“天人·理”说，陆象山、王阳明提出了“天人一心”说，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气”说，等等。这些思想家都是把天人关系看作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天人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智慧始终被中国哲学家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是人性善恶问题。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既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道德，又关注人性问题。孔子最早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这一人性问题，但他没有展开论述，从而为后人探讨这个问题留下了诸多思考空间。此后，关于人性的争论，战国时期主要有三种观点，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到后世，又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如汉代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说，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等。
　　第三是王霸义利问题。所谓王霸，就是指王道和霸道，是就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言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王道的基本特征是“以德服人”，霸道的基本特征是“以力服人”。这个问题，也可以看作儒家与法家之间争论是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把治国之道明确划分为“王道”和“霸道”，荀子不再把王道和霸道决然对立起来，认为王霸两种方式都可以治国强国，强调王霸并用。
　　如果说王霸学说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那么义利则回到了个人，是围绕个人问题而展开的。孔子最早对义利关系进行了定位，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基本原则。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要以义制利，见利思义，欲而不贪。孟子在义利关系上，更强调义的价值优先原则。在义利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孟子坚决主张先义后利，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利”，甚至是“舍生取义”。在义利问题上，荀子同样主张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同样秉持道德价值优先的原则。
　　第四是夷夏之辨问题。从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至春秋时期，随着华夏与夷狄地缘关系被打破，“夷夏”观念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夏”代表着正统、先进、文明，“夷”则代表着非正统、落后、野蛮，孔子在其思想体系中就力倡夷夏之辨。自孔子之后，夷夏之辨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与孔子一样，也严倡夷夏之辨，认为“用夏变夷”是天经地义的，而“用夷变夏”则是不可思议的。从孔孟的夷夏之辨来看，他们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华夏中心论倾向，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还有民贵君轻问题、天下国家关系问题、仁爱兼爱关系问题、德治法治问题、有为无为问题、古今名实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早期中国思想家们感兴趣且始终追问探寻的问题;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有的有答案，有的可能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中国哲学家几千年仍然在不断追寻和探索，试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就是中国哲学的魅力所在。
　　汉代以后，中国哲学在继续探讨先秦时期提出来的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天人感应问题，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一多、动静、本末、有无问题，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问题，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心性性命问题，无极太极、理气关系问题，等等，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一句话，中国哲学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人，围绕着社会，围绕着现实展开的，所以，有学者把中国哲学的特点概括为“人学”，是有一定道理的。思想家们无论是谈论过去还是谈论天道，都不是为过去而谈论过去，不是为谈论天道而谈论天道，其目的是为现在、为当下、为人，这就是荀子说的“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知古一定是为了鉴今，推天道一定是为了尽人事。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为逻辑而逻辑的学问，在中国思想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但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譬如先秦时期的名家学说，无论是惠施的“合同异”，还是公孙龙的“离坚白”，都是从概念本身出发，经由逻辑的思辨，达到最后的结论。名家在阐释这些观点时，仅仅是出于与别人辩论的需要，而不像儒、墨那样立足于实际，服务于现实，因而遭到了儒、道等思想派别的讥讽和批判，也遭到了当时执政者的冷漠和反感，认为名家既不能定国安邦，也不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名家在秦朝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后世名家传人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释、兵、法诸家影响面广。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与西方哲学重天人两分、重思辨、重知识、重分析、重逻辑推演、重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相相比，中国哲学表现出了重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平衡，重理想人格的追求，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重人的生命价值，重辩证思维，重道德实践，重生态环境保护等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哲学的智慧也正是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
　　任何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必然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判断（命题）、推理组成的。大家知道，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主要有理念、存在、对象、本质、精神实体、形而上学，等等。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构筑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哲学范畴体系。这一范畴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自身内在逻辑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和认识外部世界水平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些范畴体系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宇宙论方面的范畴，如天人、天道、乾坤、阴阳、五行、道器、理气、无极、太极等;二是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如有无、本末、动静、体用、一多、形神、因果、虚实等;三是知识论方面的范畴，如名实、言意、知行、能所等;四是社会政治历史方面的范畴，如古今、王霸、义利、名教与自然、理势、理欲等;五是人生道德方面的范畴，如仁、义、礼、智、信、诚、心、性、情、欲等。
　　中国哲学的这些概念和范畴凝结着中国人的智慧，是伟大的思想宝库。在中国传统哲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概念和范畴被不断地运用、充实、丰富，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了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特点。这些概念大部分仍“活”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五行学说仍是中医理论的主要概念;还有一些成语、俗语仍是人们平时常用的语言，如扭转乾坤、天道酬勤、本末倒置、避实就虚、言简意赅、形神兼备、仁至义尽、名实相副等;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更是当今社会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
　　再如，传统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天人和谐、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为贵、和而不同、民贵君轻、与时偕行、变易维新、求同存异、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經世致用、重德重教重孝等思想，以及荣辱观、廉耻观、节俭观、正义观等，都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成为我们今天制定治国方略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成为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今天的社会仍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