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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和父母:在兴趣和自由中渐渐长大,直到成为一家之主
1983年,郭敬明出生于四川自贡市贡井区,父亲是一名技术工人,母亲是一位银行职员。童年时的郭敬明十分喜欢读书,母亲邹惠兰经常会给他购置一些益智方面的幼儿图书,有时还亲自给儿子进行详细指导和讲解。每次在母亲讲解时,郭敬明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且还不停地问这问那,邹惠兰便不厌其烦地给儿子讲解。
父母给了郭敬明一个自由的学习生活空间,让他在自由和兴趣中渐渐长大。就拿买书来说,他们不再主动为郭敬明挑选什么,每次领着郭敬明去新华书店,都由他自己挑选。
1995年升入初中后,郭敬明开始广泛地阅读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包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尤其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他更是爱不释手。看见儿子课余迷恋武侠小说,父母也从不干预和制止,他们认为,那是孩子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有益放松,既调节了自己,又增长了知识。
在郭敬明的作品里,孤独和忧伤永远是主旋律,这可能也和他的童年生活有关。在别人眼里,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因为自己是小城市来的,希望开开眼界,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
郭敬明在家里用非常平等的朋友关系和父母相处,有一阵他每天早上都和爸爸吵架。“当我后来越来越独立的时候,我渐渐变成一家之主了,这种变化和我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单单是经济基础,还有你的成长,你人格的独立,你能力的增强,包括一个人的不断成熟。”
笛安与父亲李锐:他告诉我,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你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欺负,就得变成一只大象
笛安是著名作家李锐和蒋韵之女。生于1983年的迪安,被称作是“80后在纯文学领域的一个突破”,她的小说《西决》选择的是家庭伦理题材。
因为家里有许多藏书,笛安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但她说自己除了看书之外什么游戏也不会,“总是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那就是,在真实的生活和文字虚构出来的生活之间,我到底可不可以自由选择?现在想来,我觉得,童年时代过分迷恋阅读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我小的时候乃至少年时代的所有问题以及困扰的源头都在于此:我分不清真正的人生和书里的人生之间的本质区别”。
虽然出道以来,笛安一直避谈自己的作家父母,但从小他们对她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一个是因为家里书多,另外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念书。她手上在读什么书,就念出来给我听,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我对那个正在讲述故事的声音很有兴趣。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我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妈妈那时还喜欢将看过的电视剧讲给她听,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小时候我记得最深的是,里面的人爱请客吃饭。我就喜欢这些片段,吃喝玩乐的”。她还记得妈妈给她讲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当时就觉得爱听故事,这导致我现在对小说的看法还是很传统,小说就是要讲故事的”。
父亲对她的影响更多是人生方面的。他教育笛安,社会对女孩子不太公平、更严酷,但你更要独立。“读小学的时候他常讲,还打了个比方:如果世界是一个丛林的话,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那你既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食肉动物欺负,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变成一只大象。”那时她还不太懂,长大了便慢慢理解。“他是一个蛮敢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
叶子和父亲叶兆言:作家爸爸给女儿写请假条,叶子说那是电视剧的桥段
眼前的叶子,性格上或多或少受作家父亲叶兆言的影响。因为她的曾祖父是叶圣陶,如今又师从王安忆攻读写作学硕士,叶子被称为是“文四代”。“但是你知道吗?我想我也不算是个特别有家教的孩子。”叶子说,在家里她会直呼父母的名字,叛逆期也常常跟父母发生激烈的争吵。
我对她说其实我挺羡慕作家的孩子,因为感觉似乎这样的家庭里,父母能够更多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替孩子写请假条啦之类的。“天哪,这是典型电视剧对话的桥段。”叶子直截了当地戳穿了我对“作家家庭”的幻觉。不过,在她眼里自己家还是比较随性的那种。“作家和作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早晨写,有的人喜欢写东西没有人打扰。我爸爸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他写得比较平均。上回我们家里要搭一个南瓜棚,我爸爸就在院子里指导我男朋友这样搭那样搭,一会儿自己又跑上楼写个千字文什么的,很快就又下楼跟我们一起吃饭。我爸爸写长篇的时候才有明显的特点,就是运动量加大了。我想他是适合当作家的人,因为他特别自律。”
她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给父亲看,父亲就算读到她发表的作品也很少跟她说。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父女,而不是作家和作家的关系。
张悦然与父亲:他对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
父亲,他的形象也许还是早年坐在竹藤沙发上沉默抽烟的年轻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墨绿色毛坎肩,微鬈的头发里沁出一层浅浅的油膏香味。那时我11岁,我们搬了新家,养了两只猫,其中一只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留下的那只继续睡没完没了的觉,不节制的饮食使它变胖。
那时父亲还在大学教书,有一些自在的时间。等到暑假,我和他两个人整日都呆在家里。我在房间里看书,做暑假作业,他在客厅里翻报纸,看电视,修理坏掉的电器,更换灯泡。他很少进来看我,我却总要走出来,抱一抱猫,看看他在做什么。为了延长待在客厅的时间,我会取出大桶的冰激凌。与他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我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在我拿着空空的冰激凌盒子起身的时候,他忽然喊我坐下来,与我交谈,以成年人的方式,一场热忱的谈话──在那些西方小说和电影里,父女间总该会有一场这样的谈话,影响之深远,甚至将改变女儿的一生。我希望被他改变,我知道他可以做到,只是不想。他不想在我的人生中画下一个和他有关的记号。他给我的,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生命。我很想做些疯狂的事来引起他的注意,也许应当和那个朦胧要好的男孩谈一场恋爱,也许应该促成一回煞有介事的私奔,至少应当有一次离家出走……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安静得像那只总是蜷缩在沙发上睡觉的大白猫,又忠诚如它,守着这几间潮湿的屋子,哪里都不肯去。
他是溺爱我的,却不得要领,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他带我去很好的餐馆吃饭,买昂贵的进口饼干给我吃,陪我去宠物集市挑选波斯猫,帮我从大学图书馆借回所有合订的《儿童文学》。可是他转脸又和我吵架,对我大发脾气,摔烂了从前送我的洋娃娃,踢伤了叫春的猫咪。偏巧我是个记仇的孩子,蹲在地上拾捡洋娃娃碎成一片一片的脸,把它身上穿的裙子永远收存起来,在深夜抚弄被踢断牙齿的猫咪,偷偷落泪。
他对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这些罅隙无限延展,被我紧紧捏在手中,作为罪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他的面前一一抖落。“你对我的爱再深,也总是有严重的缺陷。”我要这样对他说。我想象他听到这些话时痛苦的神情,觉得很满足。因为我从未见过他痛苦的样子,从懂事算起,与他相处二十年,竟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难关,他曾承受过怎样的痛苦。只是一贯的冷静。这种冷静让我无法靠近,终于恼羞成怒。
钱哲雄摘自《钱江晚报》 编辑/刘杨
1983年,郭敬明出生于四川自贡市贡井区,父亲是一名技术工人,母亲是一位银行职员。童年时的郭敬明十分喜欢读书,母亲邹惠兰经常会给他购置一些益智方面的幼儿图书,有时还亲自给儿子进行详细指导和讲解。每次在母亲讲解时,郭敬明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且还不停地问这问那,邹惠兰便不厌其烦地给儿子讲解。
父母给了郭敬明一个自由的学习生活空间,让他在自由和兴趣中渐渐长大。就拿买书来说,他们不再主动为郭敬明挑选什么,每次领着郭敬明去新华书店,都由他自己挑选。
1995年升入初中后,郭敬明开始广泛地阅读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包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尤其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他更是爱不释手。看见儿子课余迷恋武侠小说,父母也从不干预和制止,他们认为,那是孩子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有益放松,既调节了自己,又增长了知识。
在郭敬明的作品里,孤独和忧伤永远是主旋律,这可能也和他的童年生活有关。在别人眼里,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因为自己是小城市来的,希望开开眼界,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
郭敬明在家里用非常平等的朋友关系和父母相处,有一阵他每天早上都和爸爸吵架。“当我后来越来越独立的时候,我渐渐变成一家之主了,这种变化和我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单单是经济基础,还有你的成长,你人格的独立,你能力的增强,包括一个人的不断成熟。”
笛安与父亲李锐:他告诉我,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你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欺负,就得变成一只大象
笛安是著名作家李锐和蒋韵之女。生于1983年的迪安,被称作是“80后在纯文学领域的一个突破”,她的小说《西决》选择的是家庭伦理题材。
因为家里有许多藏书,笛安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但她说自己除了看书之外什么游戏也不会,“总是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那就是,在真实的生活和文字虚构出来的生活之间,我到底可不可以自由选择?现在想来,我觉得,童年时代过分迷恋阅读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我小的时候乃至少年时代的所有问题以及困扰的源头都在于此:我分不清真正的人生和书里的人生之间的本质区别”。
虽然出道以来,笛安一直避谈自己的作家父母,但从小他们对她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一个是因为家里书多,另外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念书。她手上在读什么书,就念出来给我听,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我对那个正在讲述故事的声音很有兴趣。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我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妈妈那时还喜欢将看过的电视剧讲给她听,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小时候我记得最深的是,里面的人爱请客吃饭。我就喜欢这些片段,吃喝玩乐的”。她还记得妈妈给她讲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当时就觉得爱听故事,这导致我现在对小说的看法还是很传统,小说就是要讲故事的”。
父亲对她的影响更多是人生方面的。他教育笛安,社会对女孩子不太公平、更严酷,但你更要独立。“读小学的时候他常讲,还打了个比方:如果世界是一个丛林的话,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那你既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食肉动物欺负,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变成一只大象。”那时她还不太懂,长大了便慢慢理解。“他是一个蛮敢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
叶子和父亲叶兆言:作家爸爸给女儿写请假条,叶子说那是电视剧的桥段
眼前的叶子,性格上或多或少受作家父亲叶兆言的影响。因为她的曾祖父是叶圣陶,如今又师从王安忆攻读写作学硕士,叶子被称为是“文四代”。“但是你知道吗?我想我也不算是个特别有家教的孩子。”叶子说,在家里她会直呼父母的名字,叛逆期也常常跟父母发生激烈的争吵。
我对她说其实我挺羡慕作家的孩子,因为感觉似乎这样的家庭里,父母能够更多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替孩子写请假条啦之类的。“天哪,这是典型电视剧对话的桥段。”叶子直截了当地戳穿了我对“作家家庭”的幻觉。不过,在她眼里自己家还是比较随性的那种。“作家和作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早晨写,有的人喜欢写东西没有人打扰。我爸爸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他写得比较平均。上回我们家里要搭一个南瓜棚,我爸爸就在院子里指导我男朋友这样搭那样搭,一会儿自己又跑上楼写个千字文什么的,很快就又下楼跟我们一起吃饭。我爸爸写长篇的时候才有明显的特点,就是运动量加大了。我想他是适合当作家的人,因为他特别自律。”
她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给父亲看,父亲就算读到她发表的作品也很少跟她说。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父女,而不是作家和作家的关系。
张悦然与父亲:他对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
父亲,他的形象也许还是早年坐在竹藤沙发上沉默抽烟的年轻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墨绿色毛坎肩,微鬈的头发里沁出一层浅浅的油膏香味。那时我11岁,我们搬了新家,养了两只猫,其中一只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留下的那只继续睡没完没了的觉,不节制的饮食使它变胖。
那时父亲还在大学教书,有一些自在的时间。等到暑假,我和他两个人整日都呆在家里。我在房间里看书,做暑假作业,他在客厅里翻报纸,看电视,修理坏掉的电器,更换灯泡。他很少进来看我,我却总要走出来,抱一抱猫,看看他在做什么。为了延长待在客厅的时间,我会取出大桶的冰激凌。与他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我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在我拿着空空的冰激凌盒子起身的时候,他忽然喊我坐下来,与我交谈,以成年人的方式,一场热忱的谈话──在那些西方小说和电影里,父女间总该会有一场这样的谈话,影响之深远,甚至将改变女儿的一生。我希望被他改变,我知道他可以做到,只是不想。他不想在我的人生中画下一个和他有关的记号。他给我的,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生命。我很想做些疯狂的事来引起他的注意,也许应当和那个朦胧要好的男孩谈一场恋爱,也许应该促成一回煞有介事的私奔,至少应当有一次离家出走……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安静得像那只总是蜷缩在沙发上睡觉的大白猫,又忠诚如它,守着这几间潮湿的屋子,哪里都不肯去。
他是溺爱我的,却不得要领,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他带我去很好的餐馆吃饭,买昂贵的进口饼干给我吃,陪我去宠物集市挑选波斯猫,帮我从大学图书馆借回所有合订的《儿童文学》。可是他转脸又和我吵架,对我大发脾气,摔烂了从前送我的洋娃娃,踢伤了叫春的猫咪。偏巧我是个记仇的孩子,蹲在地上拾捡洋娃娃碎成一片一片的脸,把它身上穿的裙子永远收存起来,在深夜抚弄被踢断牙齿的猫咪,偷偷落泪。
他对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这些罅隙无限延展,被我紧紧捏在手中,作为罪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他的面前一一抖落。“你对我的爱再深,也总是有严重的缺陷。”我要这样对他说。我想象他听到这些话时痛苦的神情,觉得很满足。因为我从未见过他痛苦的样子,从懂事算起,与他相处二十年,竟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难关,他曾承受过怎样的痛苦。只是一贯的冷静。这种冷静让我无法靠近,终于恼羞成怒。
钱哲雄摘自《钱江晚报》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