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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以期完全掌控人民。作为政治高压的衍生手段之一，文字高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中国历史上的“笔祸史”渊源由此而来。在这种文字高压下，历代文士即使悲愤苦闷，在诗文中却不能书写一毫一厘。但部分士子身处黑暗社会之中对现实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于是借用“奇闻异事”来间接地达到讽刺政府的目的。本文将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发，进一步探讨文字高压下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内涵与目的。
关键词：文字高压;蒲松龄;《聊斋志异》
文字高压作为封建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种手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据《汉书》记载，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而使“宣帝见而恶之”，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之刑。可见文字高压自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初见端倪，随后文字高压历经历代政治局势的转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至清代发展到顶峰。 清代统治者借助文字高压大兴文字狱，借此扫除了不服从其统治的漢族文士，达到了震慑人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保守。然而一部分士子却不甘满清政府的统治，在亲眼看清科举之弊害、政府之腐败、社会之黑暗后，于愤懑悲伤中以“奇形异事”的传奇式文章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讽刺之情。其中，尤以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最为著名。
一、“才非干宝，情类黄州”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好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意思是说，他的才能虽不如干宝，但和干宝一样喜欢神鬼故事;他的性情和谪居黄州的苏轼相近，一样喜欢和人说神鬼的事情。
汉代儒学家董仲舒继承《春秋·公羊传》的“灾异说”，提出了“天人感应”一说，强调“天人合一”，即天意与人意相通。简单理解为天子在位期间若政通人和则感应祥瑞，若政治黑暗则感应灾异。所以，民间百姓以天子执政时发生的灾害多少来作为衡量天子是否圣明的标准。
干宝，西晋和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传闻中，他因有感于两件异事而撰写了志怪小说《搜神记》，以此来“发明神道之不诬”。一是，其兄干庆骤死，其友吴生认为其命不该绝，遂同死，其鬼魂至地府和阎王辩论，二人皆死而复生;二是，其父之婢女在父墓十年而不死。联系干宝生活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晋、东晋交替之时，司马氏家族自执政以来，出现了贾氏乱政、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等一系列事件，加上西晋皇帝自身无能，导致西晋社会一片黑暗。干宝生活在动荡不安的西晋，借“天人感应”一说，通过神鬼灵异故事来讽刺西晋统治者之残暴、政府之腐朽、社会之黑暗。
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而在黄州谪居的几年苏轼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在其诗文创作中皆有所反映。无论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赤壁赋》等，都表达了苏轼旷达豪迈之情。然而苏轼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官场受挫之后的心情真的如他的诗文创作中所反映的一样吗？事实恐怕不是如此。深层剖析这“旷达”之情的背后，抒发的依旧是被贬之后的苦闷愤懑的情绪。为实现精神救赎，他一方面终日在安国寺“焚香静坐，深自省察”[1]，另一方面热衷于和山野村夫、市井商贩谈论鬼故事，在谈笑间排遣因政治失意而带来的忧愁和痛苦，从而实现自我救赎。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干宝的《搜神记》、苏轼“喜人说鬼”的癖好从表面上看是在写鬼怪，实则是在写政治，借神鬼故事从侧面抒发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生活在乱世的干宝亲眼目睹西晋政治之黑暗，对于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若直言不讳则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故借神鬼故事来讽刺统治者和政府;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深知“口业”过盛会招致灾祸，所以他没有将贬谪之后的消极情绪写入诗词，而是借庄禅哲理和“喜人谈鬼”来作为精神救赎的途径，以此来排遣政治苦闷。
二、花妖狐女，寄托人世之理想
满清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自入关起便十分注重对于汉民族的掌控，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实行高压统治。以文字狱作为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以程朱理学、八股取作为控制文人士子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满清所提倡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是对理学的阉割和歪曲，一味宣传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向人民和臣子灌输其统治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看穿了满清政府的丑恶嘴脸，不愿与之合作，俯首称臣，但迫于政治高压，他们无法直接书写自己内心的所感所想，便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对心学的提倡。心学起源于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强调心即是理，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但“由于强调心内求理，客观上却为否定天理，反对封建礼教打开了道路。”[2]心学进一步发展的，晚明时期公安三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灵说”。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学创作上提倡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具体为“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回归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此时正是清朝日益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清政府为加强统治所玩弄的手段蒲松龄心知肚明，同时他身处下层社会亲眼目睹了政府的黑暗、官吏的无形、人民的苦楚，奈何面对高压统治他却无法言说心中的愤懑之情。在清政府的步步紧逼之下蒲松龄无法反抗，但在思想意识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合作态度，于是《聊斋志异》应运而生。在理学为正统的背景下，蒲松龄遵从自己的本心，以谈神论鬼的喜好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正是反映了他对于满清政府的不满和消极抵抗情绪，同时也寄予了他注定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进而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天真浪漫的形态。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阳光浪漫、热情奔放，象征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以弥补现实生活的遗憾，它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如《婴宁》一文中塑造了一位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狐女形象，她勇敢追求心中所爱，最后与所爱之人王子服喜结连理。然而《婴宁》并非只是纯粹的爱情主题，婴宁身世凄惨却依旧笑对人间，在庸俗琐碎的世事中表现出了一种超脱世俗、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这正合了“婴宁”之名。蒲松龄对婴宁的赞美正是寄予了他对复归自然天性的老庄哲理的向往[3]; 三、秋坟鬼唱，慨身世之多艰
清人王士祯在《题聊斋志异》一诗中评点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点明蒲松龄之所以作《聊斋志异》是因为“厌作人间语”，即厌倦了写人而去写花妖狐怪，因为花妖狐怪比人更加可爱。事实真正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生活在极其重视思想文化控制的清代，蒲松龄的创作是不自由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入政治刑事。但内心愁苦无以抒发只能更加痛苦，无奈之下他便只能借用“秋坟鬼唱诗”來排遣人生失意的愤懑，重点嘲讽满清政府的残暴与黑暗。
回到蒲松龄本人，他一生科场蹭蹬，屡试不中，面对黑暗的现实人生满怀孤愤之情。尤其是在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的残暴无形以及官场黑暗现状后，他虽不能呐喊出声，却将力透纸背的愤慨借用阴司地狱呈现在世人面前。《聊斋志异》中除却“花妖狐女”之外，还建构了一个笔调苦寒、压抑凄凉的幽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蒲松龄将自己在现实人生中无法言说的怀才不遇的孤愤和有感于社会黑暗现状的愤懑全部倾注在其中。
《叶生》一文中的主人公叶生一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其人才华横溢却一直怀才不遇，直至抑郁而终仍然不忘考举，令人可笑的是在其死后魂魄授学于于公的儿子，于公子拿着叶生以往的所作文章高中进士，而叶生在于公子的帮助下才勉力中举。叶生的遭遇正是蒲松龄一生的真实写照，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却次次考场失利，究其根本无非是封建科举制度黑暗，考官昏聩;《考弊司》中描述考弊司堂下两块石碑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却做着“不必有罪”，“例应割髀肉”的勾当，除非“丰于贿者”才可免除。蒲松龄正是以阴司冥间作为对照将人间的污秽不堪摆在了世人面前，将现实人间官府的黑暗浑浊和官吏的贪婪残暴一针见血的撕裂出来。
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初期，此时正是满清政府打击汉人士族集团、镇压地方起义的时期，并且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清朝已经是强弓末弩之时，所以在一步步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政府内部组织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蒲松龄一生从科举失利到坐馆几十年，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统治下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在文字狱的威胁下他无法直接呐喊出声，便只能借谈神说鬼来讽刺康熙政府的黑暗。看似在写狐鬼，实际在写现实社会。在“花妖狐鬼”的世界中，一方面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在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的同时讥讽统治者的残暴、政府官吏的贪赃枉法以及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
参考文献
[1]王水照 崔铭.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171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3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3.
作者简介：李洁（1998-），女，汉族，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本科，西北民族大学，古代文学，指导老师：孙守京
关键词：文字高压;蒲松龄;《聊斋志异》
文字高压作为封建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种手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据《汉书》记载，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而使“宣帝见而恶之”，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之刑。可见文字高压自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初见端倪，随后文字高压历经历代政治局势的转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至清代发展到顶峰。 清代统治者借助文字高压大兴文字狱，借此扫除了不服从其统治的漢族文士，达到了震慑人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保守。然而一部分士子却不甘满清政府的统治，在亲眼看清科举之弊害、政府之腐败、社会之黑暗后，于愤懑悲伤中以“奇形异事”的传奇式文章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讽刺之情。其中，尤以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最为著名。
一、“才非干宝，情类黄州”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好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意思是说，他的才能虽不如干宝，但和干宝一样喜欢神鬼故事;他的性情和谪居黄州的苏轼相近，一样喜欢和人说神鬼的事情。
汉代儒学家董仲舒继承《春秋·公羊传》的“灾异说”，提出了“天人感应”一说，强调“天人合一”，即天意与人意相通。简单理解为天子在位期间若政通人和则感应祥瑞，若政治黑暗则感应灾异。所以，民间百姓以天子执政时发生的灾害多少来作为衡量天子是否圣明的标准。
干宝，西晋和东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传闻中，他因有感于两件异事而撰写了志怪小说《搜神记》，以此来“发明神道之不诬”。一是，其兄干庆骤死，其友吴生认为其命不该绝，遂同死，其鬼魂至地府和阎王辩论，二人皆死而复生;二是，其父之婢女在父墓十年而不死。联系干宝生活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晋、东晋交替之时，司马氏家族自执政以来，出现了贾氏乱政、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等一系列事件，加上西晋皇帝自身无能，导致西晋社会一片黑暗。干宝生活在动荡不安的西晋，借“天人感应”一说，通过神鬼灵异故事来讽刺西晋统治者之残暴、政府之腐朽、社会之黑暗。
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而在黄州谪居的几年苏轼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在其诗文创作中皆有所反映。无论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赤壁赋》等，都表达了苏轼旷达豪迈之情。然而苏轼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官场受挫之后的心情真的如他的诗文创作中所反映的一样吗？事实恐怕不是如此。深层剖析这“旷达”之情的背后，抒发的依旧是被贬之后的苦闷愤懑的情绪。为实现精神救赎，他一方面终日在安国寺“焚香静坐，深自省察”[1]，另一方面热衷于和山野村夫、市井商贩谈论鬼故事，在谈笑间排遣因政治失意而带来的忧愁和痛苦，从而实现自我救赎。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干宝的《搜神记》、苏轼“喜人说鬼”的癖好从表面上看是在写鬼怪，实则是在写政治，借神鬼故事从侧面抒发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生活在乱世的干宝亲眼目睹西晋政治之黑暗，对于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若直言不讳则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故借神鬼故事来讽刺统治者和政府;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深知“口业”过盛会招致灾祸，所以他没有将贬谪之后的消极情绪写入诗词，而是借庄禅哲理和“喜人谈鬼”来作为精神救赎的途径，以此来排遣政治苦闷。
二、花妖狐女，寄托人世之理想
满清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自入关起便十分注重对于汉民族的掌控，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实行高压统治。以文字狱作为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以程朱理学、八股取作为控制文人士子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满清所提倡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是对理学的阉割和歪曲，一味宣传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向人民和臣子灌输其统治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看穿了满清政府的丑恶嘴脸，不愿与之合作，俯首称臣，但迫于政治高压，他们无法直接书写自己内心的所感所想，便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对心学的提倡。心学起源于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强调心即是理，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但“由于强调心内求理，客观上却为否定天理，反对封建礼教打开了道路。”[2]心学进一步发展的，晚明时期公安三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灵说”。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学创作上提倡真情实感、直抒胸臆，具体为“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回归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此时正是清朝日益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清政府为加强统治所玩弄的手段蒲松龄心知肚明，同时他身处下层社会亲眼目睹了政府的黑暗、官吏的无形、人民的苦楚，奈何面对高压统治他却无法言说心中的愤懑之情。在清政府的步步紧逼之下蒲松龄无法反抗，但在思想意识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合作态度，于是《聊斋志异》应运而生。在理学为正统的背景下，蒲松龄遵从自己的本心，以谈神论鬼的喜好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正是反映了他对于满清政府的不满和消极抵抗情绪，同时也寄予了他注定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进而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天真浪漫的形态。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阳光浪漫、热情奔放，象征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以弥补现实生活的遗憾，它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如《婴宁》一文中塑造了一位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狐女形象，她勇敢追求心中所爱，最后与所爱之人王子服喜结连理。然而《婴宁》并非只是纯粹的爱情主题，婴宁身世凄惨却依旧笑对人间，在庸俗琐碎的世事中表现出了一种超脱世俗、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这正合了“婴宁”之名。蒲松龄对婴宁的赞美正是寄予了他对复归自然天性的老庄哲理的向往[3]; 三、秋坟鬼唱，慨身世之多艰
清人王士祯在《题聊斋志异》一诗中评点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点明蒲松龄之所以作《聊斋志异》是因为“厌作人间语”，即厌倦了写人而去写花妖狐怪，因为花妖狐怪比人更加可爱。事实真正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生活在极其重视思想文化控制的清代，蒲松龄的创作是不自由的，稍有不慎便会卷入政治刑事。但内心愁苦无以抒发只能更加痛苦，无奈之下他便只能借用“秋坟鬼唱诗”來排遣人生失意的愤懑，重点嘲讽满清政府的残暴与黑暗。
回到蒲松龄本人，他一生科场蹭蹬，屡试不中，面对黑暗的现实人生满怀孤愤之情。尤其是在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的残暴无形以及官场黑暗现状后，他虽不能呐喊出声，却将力透纸背的愤慨借用阴司地狱呈现在世人面前。《聊斋志异》中除却“花妖狐女”之外，还建构了一个笔调苦寒、压抑凄凉的幽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蒲松龄将自己在现实人生中无法言说的怀才不遇的孤愤和有感于社会黑暗现状的愤懑全部倾注在其中。
《叶生》一文中的主人公叶生一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其人才华横溢却一直怀才不遇，直至抑郁而终仍然不忘考举，令人可笑的是在其死后魂魄授学于于公的儿子，于公子拿着叶生以往的所作文章高中进士，而叶生在于公子的帮助下才勉力中举。叶生的遭遇正是蒲松龄一生的真实写照，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却次次考场失利，究其根本无非是封建科举制度黑暗，考官昏聩;《考弊司》中描述考弊司堂下两块石碑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却做着“不必有罪”，“例应割髀肉”的勾当，除非“丰于贿者”才可免除。蒲松龄正是以阴司冥间作为对照将人间的污秽不堪摆在了世人面前，将现实人间官府的黑暗浑浊和官吏的贪婪残暴一针见血的撕裂出来。
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初期，此时正是满清政府打击汉人士族集团、镇压地方起义的时期，并且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清朝已经是强弓末弩之时，所以在一步步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政府内部组织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蒲松龄一生从科举失利到坐馆几十年，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统治下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在文字狱的威胁下他无法直接呐喊出声，便只能借谈神说鬼来讽刺康熙政府的黑暗。看似在写狐鬼，实际在写现实社会。在“花妖狐鬼”的世界中，一方面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在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的同时讥讽统治者的残暴、政府官吏的贪赃枉法以及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
参考文献
[1]王水照 崔铭.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171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3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3.
作者简介：李洁（1998-），女，汉族，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本科，西北民族大学，古代文学，指导老师：孙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