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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什么是“以意逆志”？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解释是：“说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诗歌的本义。”(第115页)这里，“意”被释为作品的意义，即内容。这样解释目前较流行。如《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周勋初)、《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敏泽)、《先秦诸子的文艺观》(张少康)等均作如是说。究其源，盖出于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云：“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六朝选诗定论·缘起》)
这样解释我以为不确。从训诂上看，“志”、“意”一也。《说文解字》：“志，意也。”“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尚书·舜典》云“诗言志”，《史记·五帝纪》引作“诗言意”。在一篇诗作中，无法分清孰为“志”孰为“意”。自汉至清的经学家赵岐、孔颖达、朱熹、焦循等人在注疏中，均将“以意逆志”释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深得孟子用心的。
《孟子》中说诗二十二处，引句去其复见，分出于二十九首诗：风诗六，雅诗二十一，颂诗二。其说有三个特点。第一，除《告子》篇与高子论《小弁》、《凯风》外，均为裂章断句，非复全篇。第二都是引诗作证，论述政治、道德问题，非论诗艺。第三，除罕见的几例外，均为扯文辞，恣意引申。《滕文公》篇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引《豳风·七月》句“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作证。这里，割去“昼尔于茅”上句“上入执宫功”，就全诗来说，何从谈起“民事”、“恒产”云云？又如，《梁惠王》篇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引《大雅·灵台》句，说王可“好货”、“好色”分别引《大雅·公刘》、《大雅·绵》句，尤与诗人之“志”大相径庭。孟子的说诗实践表明，他确实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而不是就诗意逆诗人之志。
再看孟子与咸丘蒙的辩论。虽然师徒二人均在引诗，但是辩论的是道德哲学而不是诗学。孟子倡明忠孝合一，咸丘蒙存疑，引《小雅·北山》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为舜已贵为王，其父即为王臣，从孝道来说，即不应有尊亲。这反映了当日随着社会变迁，君权与族权的矛盾。按“断章取义”例，咸丘蒙引诗作证是有力的。面对诘难，孟子好辩有方。他从诗句推到全诗，将“莫非王臣”引申为“莫非王事”，割去“大夫不均”，归结为“我独贤劳”、“不得养父母”。这也是在“断章”，只是“断章”不同，“取义”不一，五十步与百步耳。因此他教训咸丘蒙说诗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实际是不依文辞去“逆志”。《滕文公》篇云：“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指出：“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同在《滕文公》篇中，上引二句增一句“则莫我敢承”，又被说为“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至于孟子引“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句，申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不允冶。咸丘蒙引“普天”二句是实辞，此“周余”二句为虚辞，虚实本不可相较。钱钟书先生云：“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夸或非诬。”(《管锥篇》第一册，第98页)单对于夸饰虚辞而言，孟子之说有一定道理。但据以类比，连实辞也要“以意逆志”，只能是害志了。
在孟子当日，《诗经》被当作经典，赋诗引诗，断章取义已成风气。孟子以思想家说诗，也不能脱逃其外。因而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实是“断章取义”的理论概括，或者说是迫于论敌的另一种说法。
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已感到“以意逆志”有“断章取义”之弊，引顾镇《虞东学诗》语：“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这是对先哲遗产的改造，是与清代学风相贯的。后吴淇将“以意逆志”释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不过是用先哲语言敷衍自己的诗学主张。现代诸学者又进一步说成是以作品之意求诗人之志，则又明显受到现代文艺思潮的启迪或暗中影响。近年来，又有新说，见《中国美学史》(《孟子的美学思想》，刘纲纪执笔，《美学》第四期)：“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何以见得“意”就是“想象、体验、理解”，论者忽略了。这一说是据经学家解加以生发，明显地受到当前国内外文艺思潮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世代诠释中，必然包含着对于遗产的生发、改造。这种生发改造，既受到各代风气的启迪，又反转来助长一代风气。具体到中国古代诗论的诠释也不例外，有些诠释往往即是当代诗学的一部分。不过，我以为，在文学批评史、美学史这一类科学性著作中，还应该实事求是地评述古代诗论的内含及价值，从中引出固有的思维教训，借此作为今天的借鉴，否则便会成为别一种“以意逆志”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
这样解释我以为不确。从训诂上看，“志”、“意”一也。《说文解字》：“志，意也。”“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尚书·舜典》云“诗言志”，《史记·五帝纪》引作“诗言意”。在一篇诗作中，无法分清孰为“志”孰为“意”。自汉至清的经学家赵岐、孔颖达、朱熹、焦循等人在注疏中，均将“以意逆志”释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深得孟子用心的。
《孟子》中说诗二十二处，引句去其复见，分出于二十九首诗：风诗六，雅诗二十一，颂诗二。其说有三个特点。第一，除《告子》篇与高子论《小弁》、《凯风》外，均为裂章断句，非复全篇。第二都是引诗作证，论述政治、道德问题，非论诗艺。第三，除罕见的几例外，均为
再看孟子与咸丘蒙的辩论。虽然师徒二人均在引诗，但是辩论的是道德哲学而不是诗学。孟子倡明忠孝合一，咸丘蒙存疑，引《小雅·北山》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为舜已贵为王，其父即为王臣，从孝道来说，即不应有尊亲。这反映了当日随着社会变迁，君权与族权的矛盾。按“断章取义”例，咸丘蒙引诗作证是有力的。面对诘难，孟子好辩有方。他从诗句推到全诗，将“莫非王臣”引申为“莫非王事”，割去“大夫不均”，归结为“我独贤劳”、“不得养父母”。这也是在“断章”，只是“断章”不同，“取义”不一，五十步与百步耳。因此他教训咸丘蒙说诗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实际是不依文辞去“逆志”。《滕文公》篇云：“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指出：“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同在《滕文公》篇中，上引二句增一句“则莫我敢承”，又被说为“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至于孟子引“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句，申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不允冶。咸丘蒙引“普天”二句是实辞，此“周余”二句为虚辞，虚实本不可相较。钱钟书先生云：“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夸或非诬。”(《管锥篇》第一册，第98页)单对于夸饰虚辞而言，孟子之说有一定道理。但据以类比，连实辞也要“以意逆志”，只能是害志了。
在孟子当日，《诗经》被当作经典，赋诗引诗，断章取义已成风气。孟子以思想家说诗，也不能脱逃其外。因而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实是“断章取义”的理论概括，或者说是迫于论敌的另一种说法。
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已感到“以意逆志”有“断章取义”之弊，引顾镇《虞东学诗》语：“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这是对先哲遗产的改造，是与清代学风相贯的。后吴淇将“以意逆志”释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不过是用先哲语言敷衍自己的诗学主张。现代诸学者又进一步说成是以作品之意求诗人之志，则又明显受到现代文艺思潮的启迪或暗中影响。近年来，又有新说，见《中国美学史》(《孟子的美学思想》，刘纲纪执笔，《美学》第四期)：“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何以见得“意”就是“想象、体验、理解”，论者忽略了。这一说是据经学家解加以生发，明显地受到当前国内外文艺思潮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世代诠释中，必然包含着对于遗产的生发、改造。这种生发改造，既受到各代风气的启迪，又反转来助长一代风气。具体到中国古代诗论的诠释也不例外，有些诠释往往即是当代诗学的一部分。不过，我以为，在文学批评史、美学史这一类科学性著作中，还应该实事求是地评述古代诗论的内含及价值，从中引出固有的思维教训，借此作为今天的借鉴，否则便会成为别一种“以意逆志”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