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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玉龙；玉龟；文化内涵
【摘要】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代表性文化。细梳两文化的内涵，可发现它们在构成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存在祭坛、神庙、聚落、贵族墓地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地都有玉龙、玉龟的出土，且制作精致，栩栩如生。本文以玉龙、玉龟为论述的主角，再结合两文化的其他遗存，浅析了龙、龟文化的社会内涵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民族心理和史前社会后期呈现的若干特点。
一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代表性文化，都以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引起众多学人关注。细梳两文化的内涵，惊奇地发现它们在构成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存在祭坛、神庙、聚落、贵族墓地、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地都有玉龙、玉龟的出土，且制作精致，栩栩如生，不仅是艺术品，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映照。然而龙并不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生命体，它是上古先民智慧的结晶，集体的创作，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文献对龙的形象有过描述，《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1]《尔雅》：“角似鹿，头似蛇，眼似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2]凌家滩玉龙的器身扁平，首尾相连，吻部突出，有须，头上有两角，身上阴刻交错线似鳞状（图一）。红山文化的玉龙主要有两型：一是纤细的“C”形龙，代表器物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一件。这件玉龙吻部突出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双鼻孔（图二）。二是猪首形龙，嘴部前突，两爪与嘴平，颜面皱纹多道，嘴作啃地状，有獠牙外露，三角形耳竖起，两睛突起，尾呈勾形，身像猪匍匐在地（图三）。
龙是古人创造的神物，是虚与实的结合，在自然界应有其具象物的存在，即其祖型的存在。马克斯·缪勒、库恩、布留尔均认为，神话和宗教的神都是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人格化[3]。闻一多《伏羲考》论证龙是一种“化合式的图腾”[4]。体察凌家滩玉龙的面貌，笔者认为它是由蛇的身驱、牛的头、鳄鱼的鳞综合而成的。而红山文化玉龙则是由蛇的蟠曲体、马的长鬣、猪首等选择、幻化的结果。东汉王充《论衡》写道：“龙或是似蛇，蛇或是似龙。”[5]《山海经》则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6]可见龙的化合与蛇有着密切的关系，蛇是龙形构成的主体。张步天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中说：“距今7500～5000年，气候温暖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度，降水量比目前多500～600毫米，这一时期处于第一温暖期，淮河流域是一片水乡泽国。”[7]而在东北红山文化区，当时也是河流纵横，地表植被茂盛，毒蛇猛兽时常出没，它们与古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们一方面捕获其入食，另一方面也常受到它们的侵害。“南方人树居，北方人穴居，都很害怕蛇，一直到成文史时期，见面时打招呼，不是‘吃过饭没有，’而是‘无它乎？’（没有碰到蛇吧？）。”[8]“罗马人说，‘恐惧’是神的第一个母亲，恐惧也是‘敬畏’，导致民族崇拜心理产生，龙就是蛇的‘尊化’。”[9]然龙是多种生命体的艺术加工，在其创作过程中，被人们想象成具有巨大力量和无限功能的神秘动物，先民常常“功利性地”祭祀龙，取悦龙，以实现他们的祈求愿望。
龟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随着社会的演进，在先民的观念中，它已不仅仅是普通的动物，而是上升为先民意识形态中的灵物。《大戴礼》记：“介虫之精者曰龟。”[10]《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11]《雒书》说：“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
也。”[12]《尔雅》也记有神龟、灵龟、宝龟、文龟、筮龟等。龟在古代具有富贵、长寿、宝物、神灵、先知等丰厚寓意[13]。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14]贵族墓M4出土有玉龟一件（图四），透闪石料，灰白色泛黄，由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组成，中间夹有玉版一块。玉版亦为透闪石料，牙黄色，两面精磨，长方形，体扁薄。玉版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2个圆孔。玉版上刻一大圆，内有小圆，小圆内有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8个区块，每区域琢磨圭形饰一个，在大圆外沿玉版四角各琢磨一圭形饰（图五）。M4位于墓地南部中轴线上，墓中出土玉器多达上百件，其中有钺、斧、勺、璜、璧、人头冠形饰等大型高档礼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15]第二地点积石冢第21号男性墓发现玉龟壳一件（图六），另外还伴出有兽形牌饰、双联璧、箍形器等共20件，此墓应为贵族墓。在牛河梁第五地点第一单元积石冢发掘了一座老年男性墓，墓内随葬玉器7件，其中墓主头两侧各置璧1，右胸侧置勾云形佩1、箍1，右腕套镯1，双手各握龟1（图七）。龟是神灵之物，当显示墓主人为掌握神权的巫者。由此可见，至少在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龟已进入原始宗教的精神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这也很好地说明，龟文化在我国史前时期已经存在，并且“雄踞灵物之位达一千余年”[16]，可谓是渊源流长，底蕴深厚。
凌家滩、红山文化发现了大量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存，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祭祀活动的重视，而且宗教仪式和程序呈现规范化、复杂化。龙、龟在两文化祭祀遗址中不约而同地出现，应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和活动有关。笔者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把龙、龟的象征意义和宗教功能归纳如下。
1、云、雨等自然力的化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17]《论衡·龙虚篇》：“龙者云类，……龙乘云雨而行。”[18]《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19]晋人孙惠《龟赋》说：“有辎衣之大夫兮，驾云雾而翱翔，风雨为之电奋兮，五色赫以煌。”[20]在农耕经济时代，人们靠天吃饭，所以对雨神的化身——龙及龟崇拜，以期呼风唤雨，控制灾害，保障五谷丰登，人间太平。
2、权势和至尊、至贵、至富的标志。司马祯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昊伏羲氏“风姓，……蛇身人首。”[21]《列子》叙述庖牺氏、女娲的形象为“蛇身人首”[22]，传说中的盘古、尧都与龙有联系。《黄帝出兵诀》：“帝伐蚩尤，到盛水之侧，有元龟衔符从水中出，广三寸，表一尺，于是帝佩之以征，即日擒龙。”《尚书·夏书·禹贡》：“九江纳锡大龟。”[23]《史记·龟策列传》：“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而致千万。”[24]凌家滩、红山文化墓地中随葬玉龙、玉龟的男性墓主人，应是氏族中的特权贵族。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中的男性墓主人，有学者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巫师[25]。
3、高寿、凶恶、强力、先知等的象征。后羿断修蛇于洞庭，古希腊的赫拉克里斯“十二劳绩”之一是杀死多首雄虺。这里的修蛇、多首雄虺就是凶恶、强力的象征体。《淮南子》说：“龟三千岁。”[26]《尚书·大禹谟》谓：“鬼神其依，龟筮协从。”[27]《逸礼》说：“龟者，阴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举事必考之。”[28]
4、寓意着蕃育、生命轮回等。传说附宝感北斗而生黄帝，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蛇本身就具有土地、性（男性／女性）、蕃育力、性欲望、生命（力）／死亡等象征意义。坎贝尔《神话意象》指出，蜷曲或盘旋纠结的龙蛇，既能代表着团旋的元气，亦即泰初的“混沌”（CHAOS），也能象征无始无终，生生息息，即随时随地的回返自身，不断地“生—死—生”的无穷力量[29]。对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祖型，有学者坚持“胚胎说”[30]，应是依此意义推测的。
二
龙、龟的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日益丰富的，这种变化的动力源于史前社会的全面发展。毫无例外，凌家滩、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龟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形。
1、它表明了在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史前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农耕经济已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内容和基础，渔猎则成为补充性的经济活动。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力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旱涝都直接影响着收成和年景。于是，先民们经常性地举行宗教活动祭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地母丰产，福佑人间。龙能呼风唤雨，又是沟通天与地、天与人关系的灵物，因而成为崇拜的对象。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春分是播种和农作物生长的时节，正需要细雨甘霖；而秋分是谷物收获的季节，龙潜入深渊，雨水也就少了。张建在《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认为：“‘龙’即‘垅田’，‘农田’。其意‘农’就是‘龙’，并非某种奇异的动物，而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表述或泛称。”[31]耿法禹在《中华龙文化》中谈到：“‘龙’的孕育，最早发生在早期农耕时代。”[32]龟也是人们乞求云雨、沟通天地的灵物。可见，正是由于古人对农业的重视，才得以形成龙的意念，进而产生龙、龟的图腾崇拜。凌家滩红烧土中的炭化稻壳，还有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发现；红山文化中发现有石耜、石锄、石刀、石镰和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以及两地分布广泛的聚落群等，都是史前农业高度发展的有力证据：粮食生产已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和非农人员。当时的饲养业也有了发展，凌家滩的牛首形龙，玉豕、玉鹰翅膀的猪首形；红山文化中的猪形龙、猪首面具、牛首形人等，均表明以牛、猪为代表的家畜已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饲养，并与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凌家滩玉人的斜条纹腰带，说明当时已有了纺织技术。凌家滩遗址、红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厚厚的坩锅片，说明金属冶炼也已经出现。两地所发现的精雕细刻、种类丰富的玉器，体现出切、割、凿、挖、钻、磨、雕刻、抛光等技术，“当时玉器制作已使用了皮带传动装置，金属器械钻孔和‘车床’等加工工具”[33]，彰显了上古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大量精雕细刻的玉器应是由专业工匠创作的。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商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时多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但并不排除像“海贝”这样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原始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已达到新的水平。
2、反映了宗教哲学观的演变。
由于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对很多身外的现象变化不能明其原因，也无力抗拒，常常困惑、恐惧，进而敬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就产生了。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宗教的第一个对象。”[34]霍尔巴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是对自然物和自然势力的崇拜，即崇拜那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35]龙与龟的崇拜是图腾崇拜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体现，是“人们在观念上，开始从‘万物有灵论’逐渐转向对人、天地和某些特定的动物上的崇拜”[36]的体现。龙“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万千变化和强大的生命力，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灵。“天”对古人来说是十分神秘的，它既是人格化的天，又是自然的天，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人格化的天神秘莫测，左右人事，主宰世间一切。《尚书·康诰》：“帝休，天乃大命文王。”[37]这时候龙、龟就是天人交流的中介，王从仁先生在《中国文化源·龙崇拜渊源论析》中说：“龙，就是各种沟通天人的动物的通称。”“是天人交感意识的融合。”也是巫觋御用的通天神物。祭天祀地是农耕社会经常进行的宗教活动。凌家滩、红山文化都设有大型祭坛和神庙作为宗教活动的法场，气度不凡的凌家滩玉人、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红山女神塑像及大肚子的裸体女人，应是觋、巫、神妓之类的人员。两地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冠形器等都是宗教礼器。良渚文化既发现大量的玉礼器，也有反山、瑶山等大型祭坛的发现。山西襄汾陶寺随葬彩绘龙盘的大型墓内，就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发现[38]。凌家滩的玉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箍形器应是巫觋使用的法器。凌家滩玉兔是月亮崇拜的表现，《太平御览》引晋代傅云《似天问》诗：“月中何有？白兔捣药。”[39]太阳崇拜在两地也有反映，凌家滩玉鹰的身上刻有太阳纹，携带猪牲祭品展翅欲飞向太阳；红山文化中发现有太阳形器[40]。玉龟在两文化中均有出土。龟是阴阳的代表，红山文化那个男性墓主人双手各握一雌龟、一雄龟，象征着天和地，该男子当是权贵大巫。龟是宝器，《庄子·秋水》称龟是“天下之宝”[41]；《史记·龟策列传》：“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42]龟又是长寿的象征，《庄子·天下》：“龟长于
蛇。”[43]龟也是古人占卜的最佳材料。红山文化男子双手握龟，既有宗教意义，又是贵族身份的体现。
在和自然界不断的斗争中，古人对自然的天有了更多的认识，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逐步掌握了天象变化、季节转换等自然变化法则，并制定了律历。《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44]有人曾认为伏羲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尚书序》曰：“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45]“三坟”即就《连山》、《归藏》而言。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宗来先生证明“古三坟取象歌”非伪书，并阐述了它与《周易》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46]伏羲、黄帝时代已经有太阳历法，既是太阳崇拜的反映，又是古人对天象深刻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凌家滩、红山文化外方内圆的祭坛及玉琮都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凌家滩玉版上刻有宇宙的图象，大圆代表天球、宇宙和季节的变化，小圆是太阳，中心是银辉漫散的月亮，四周小圆孔是星宿在地之四方的影像。《礼统》有记载：“神龟之像，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47]“背负七星八方之图，腹有五乐四渎之像”[48]，“左睛像日，右睛像月”[49]。张敬国在《读玉凌家滩》中说：“我们有理由把大圆所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是与季节变化有关的图形。”[50]宇宙由神龟背负，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记载，女娲补天时，“断鳌足以立四极”[51]。四极即是支撑天盖的四根柱子。有学者认为湖北黄梅焦墩的大溪文化中，与卵石塑龙并存的三个石堆是星座。古人的原始宗教观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关系，追求的是天人和合、天人和谐的目标，也是人们对宇宙认知能力的体现。而龙、龟正是天人关系最形象化的表述，是沟通天—地—人的神灵，因此龙、龟崇拜能够折射出古人的宗教哲学观。
3、社会已经分层，等级制度形成，民族关系加强。
龙是权威的象征，“它具有无可估量的创造力，同时作为一种高贵的神灵，又是帝王的符瑞。”古代帝王视为祥瑞之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玄武即是龟或龟蛇合体。司马迁《史记》中记，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52]。龙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郑子语：“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5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宓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龙纪。”[54]太、宓羲部落应是以龙为标志和统一旗帜的，部落首领一般是由部落内部最强大的氏族选出，或由该氏族酋长担任。太、宓羲应是当时以蛇或龙为图腾的强大势力集团。《易》中记，龙是男性和男权的意味，是王者的象征，是古人农业生产的恩赐者[55]。何金松先生在《汉字形义考源·释龙》中认为，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出现的时代及其历史原因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男性首领们，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社会主导地位，从思想上强化男权统治，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开始出现。”[56]
通过对龙文化分布区内的考古遗存考察分析，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社会已由母权阶段进入父权社会阶段。凌家滩的男性玉人、随葬玉龙贵族墓中的男子，红山文化随葬玉龙和手握玉龟的贵族男子以及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中的男子大巫[57]，皆说明男性地位的高贵。玉龟具有灵性，成为显赫权贵御用的有力工具，如帮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助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等。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龟的墓葬均随葬较多的重型礼器，墓主应是富贵权势之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成员间已存在贵贱之分，形成了神—巫／觋—平民和神—王／皇—巫／觋—平民这样先后两个不同阶段的等级关系。这从遗址和墓葬可以看出，侍奉神的大型祭坛、神庙是建筑的中心，其次是贵族墓葬，一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档次高。例如凌家滩M4中随葬玉器100件，实属罕见。M9、M8、M15等随葬的玉器都占随葬品总数的60%以上，而M2、M3、M13仅随葬几件玉
器[58]，是平民墓的代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建筑上是炼铜遗址，大“金字塔”周围的山头上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小金字塔）群址[59]，大型积石冢和分布其周围的小型冢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层次差别。其中一座积石冢中心大墓即为出土佩带双龙相交的云形玉佩，头戴玉箍，腕有玉镯，手握玉龟的男性之墓，死者地位可能是仅次于王者的首领人物。该男子的装饰和凌家滩男性玉人十分相似，可见凌家滩男性玉人的地位也非同一般。凌家滩、红山文化中都有以大型祭坛和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的存在，有分布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聚落群以及普通聚落，直观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层级，这与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的层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充分说明了社会层次的分化，等级制度的形成。同时，民族兼并和融合也在加剧，民族关系在不断加强。俞伟超教授曾对凌家滩龙首璜、龙凤璜进行过诠释，他认为：“这是在文明时代来临前夕，不同部落乃至部落集团订立军事同盟各持的信用，祭天为证。”[60]纪新在《龙图腾略论——龙文化系列之一》中说：“龙，作为复合图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氏族阶段，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孤立、分裂走向联合，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而部族，……”[61]凌家滩发现的玉双联璧在海安青墩、南京浦口营盘均有发现，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双联璧类似。“东山嘴绿松石鹄翅羽和尾羽的表现方式受到凌家滩双猪首翅鸟的启发。红山文化的龟崇拜不是本地的传统，而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上层之间的交流有关。”[62]两地发现的反映“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祭祀遗存，也说明长江下游和辽西存在着密切联系。
三
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考察两地文化遗存，隐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方面。经济结构分化，原始经济高度发展。史前农业、手工业、养殖业都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商业活动出现。各部门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活动和联系加强，有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贫富差别加剧，人们经济利益关系趋于复杂等。
2、社会方面。社会结构巨变，等级分化明显，社会关系复杂。社会组织：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聚落格局：以大型祭坛／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可能是城）—聚落群（邑）—普通聚落（聚）三层分布现象存在；人际关系：根据宗教发展阶段，分为前后两种层次关系：神—巫觋—平民，神—王—（以巫觋为代表的）贵族—平民。社会已跨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尊女从的关系形成。各地区政治斗争和结盟不断，各区域集团之间交流联系加强。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创造了条件。
3、原始宗教。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广泛建立，祭坛—庙—贵族墓／冢的格局是原始宗教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体现；宗教发展处于图腾崇拜的高级阶段，可能已有朦胧的祖先崇拜存在；从事宗教事业的专业队伍出现，扩大。原始宗教的作用和目的发生转变，人们的宗教观念随着部落的联合和兼并也走向统一，宗教活动和仪式已经规范化、程序化。
4、礼制。初始“礼”的生成。礼，《说文·示部》解：“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段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3]《大戴礼记·释礼》：“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军师，是礼三本也。”[64]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65]两文化中的祭坛、神庙、贵族墓构成的固定祭祀场所，祭祀中的一套规范、程序化的惯例，这些应该是“礼”的初始，是古代文明孕育、萌芽、发展的母体。龙、龟图腾崇拜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孕育、萌生、形成、发展、传播与融合的历史是一致的，龙与龟的文化史可折射出中华文明史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吉祥物；龟是古人心目中的灵物，符瑞。它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发展变化的见证。龙、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通过出土材料探析玉龙、玉龟的文化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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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代表性文化。细梳两文化的内涵，可发现它们在构成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存在祭坛、神庙、聚落、贵族墓地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地都有玉龙、玉龟的出土，且制作精致，栩栩如生。本文以玉龙、玉龟为论述的主角，再结合两文化的其他遗存，浅析了龙、龟文化的社会内涵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民族心理和史前社会后期呈现的若干特点。
一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代表性文化，都以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引起众多学人关注。细梳两文化的内涵，惊奇地发现它们在构成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存在祭坛、神庙、聚落、贵族墓地、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地都有玉龙、玉龟的出土，且制作精致，栩栩如生，不仅是艺术品，更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灵魂，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映照。然而龙并不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生命体，它是上古先民智慧的结晶，集体的创作，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文献对龙的形象有过描述，《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1]《尔雅》：“角似鹿，头似蛇，眼似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2]凌家滩玉龙的器身扁平，首尾相连，吻部突出，有须，头上有两角，身上阴刻交错线似鳞状（图一）。红山文化的玉龙主要有两型：一是纤细的“C”形龙，代表器物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一件。这件玉龙吻部突出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双鼻孔（图二）。二是猪首形龙，嘴部前突，两爪与嘴平，颜面皱纹多道，嘴作啃地状，有獠牙外露，三角形耳竖起，两睛突起，尾呈勾形，身像猪匍匐在地（图三）。
龙是古人创造的神物，是虚与实的结合，在自然界应有其具象物的存在，即其祖型的存在。马克斯·缪勒、库恩、布留尔均认为，神话和宗教的神都是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人格化[3]。闻一多《伏羲考》论证龙是一种“化合式的图腾”[4]。体察凌家滩玉龙的面貌，笔者认为它是由蛇的身驱、牛的头、鳄鱼的鳞综合而成的。而红山文化玉龙则是由蛇的蟠曲体、马的长鬣、猪首等选择、幻化的结果。东汉王充《论衡》写道：“龙或是似蛇，蛇或是似龙。”[5]《山海经》则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6]可见龙的化合与蛇有着密切的关系，蛇是龙形构成的主体。张步天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中说：“距今7500～5000年，气候温暖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度，降水量比目前多500～600毫米，这一时期处于第一温暖期，淮河流域是一片水乡泽国。”[7]而在东北红山文化区，当时也是河流纵横，地表植被茂盛，毒蛇猛兽时常出没，它们与古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人们一方面捕获其入食，另一方面也常受到它们的侵害。“南方人树居，北方人穴居，都很害怕蛇，一直到成文史时期，见面时打招呼，不是‘吃过饭没有，’而是‘无它乎？’（没有碰到蛇吧？）。”[8]“罗马人说，‘恐惧’是神的第一个母亲，恐惧也是‘敬畏’，导致民族崇拜心理产生，龙就是蛇的‘尊化’。”[9]然龙是多种生命体的艺术加工，在其创作过程中，被人们想象成具有巨大力量和无限功能的神秘动物，先民常常“功利性地”祭祀龙，取悦龙，以实现他们的祈求愿望。
龟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随着社会的演进，在先民的观念中，它已不仅仅是普通的动物，而是上升为先民意识形态中的灵物。《大戴礼》记：“介虫之精者曰龟。”[10]《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11]《雒书》说：“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
也。”[12]《尔雅》也记有神龟、灵龟、宝龟、文龟、筮龟等。龟在古代具有富贵、长寿、宝物、神灵、先知等丰厚寓意[13]。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14]贵族墓M4出土有玉龟一件（图四），透闪石料，灰白色泛黄，由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组成，中间夹有玉版一块。玉版亦为透闪石料，牙黄色，两面精磨，长方形，体扁薄。玉版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2个圆孔。玉版上刻一大圆，内有小圆，小圆内有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8个区块，每区域琢磨圭形饰一个，在大圆外沿玉版四角各琢磨一圭形饰（图五）。M4位于墓地南部中轴线上，墓中出土玉器多达上百件，其中有钺、斧、勺、璜、璧、人头冠形饰等大型高档礼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15]第二地点积石冢第21号男性墓发现玉龟壳一件（图六），另外还伴出有兽形牌饰、双联璧、箍形器等共20件，此墓应为贵族墓。在牛河梁第五地点第一单元积石冢发掘了一座老年男性墓，墓内随葬玉器7件，其中墓主头两侧各置璧1，右胸侧置勾云形佩1、箍1，右腕套镯1，双手各握龟1（图七）。龟是神灵之物，当显示墓主人为掌握神权的巫者。由此可见，至少在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龟已进入原始宗教的精神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这也很好地说明，龟文化在我国史前时期已经存在，并且“雄踞灵物之位达一千余年”[16]，可谓是渊源流长，底蕴深厚。
凌家滩、红山文化发现了大量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存，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祭祀活动的重视，而且宗教仪式和程序呈现规范化、复杂化。龙、龟在两文化祭祀遗址中不约而同地出现，应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和活动有关。笔者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把龙、龟的象征意义和宗教功能归纳如下。
1、云、雨等自然力的化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17]《论衡·龙虚篇》：“龙者云类，……龙乘云雨而行。”[18]《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19]晋人孙惠《龟赋》说：“有辎衣之大夫兮，驾云雾而翱翔，风雨为之电奋兮，五色赫以煌。”[20]在农耕经济时代，人们靠天吃饭，所以对雨神的化身——龙及龟崇拜，以期呼风唤雨，控制灾害，保障五谷丰登，人间太平。
2、权势和至尊、至贵、至富的标志。司马祯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昊伏羲氏“风姓，……蛇身人首。”[21]《列子》叙述庖牺氏、女娲的形象为“蛇身人首”[22]，传说中的盘古、尧都与龙有联系。《黄帝出兵诀》：“帝伐蚩尤，到盛水之侧，有元龟衔符从水中出，广三寸，表一尺，于是帝佩之以征，即日擒龙。”《尚书·夏书·禹贡》：“九江纳锡大龟。”[23]《史记·龟策列传》：“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而致千万。”[24]凌家滩、红山文化墓地中随葬玉龙、玉龟的男性墓主人，应是氏族中的特权贵族。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中的男性墓主人，有学者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巫师[25]。
3、高寿、凶恶、强力、先知等的象征。后羿断修蛇于洞庭，古希腊的赫拉克里斯“十二劳绩”之一是杀死多首雄虺。这里的修蛇、多首雄虺就是凶恶、强力的象征体。《淮南子》说：“龟三千岁。”[26]《尚书·大禹谟》谓：“鬼神其依，龟筮协从。”[27]《逸礼》说：“龟者，阴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举事必考之。”[28]
4、寓意着蕃育、生命轮回等。传说附宝感北斗而生黄帝，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蛇本身就具有土地、性（男性／女性）、蕃育力、性欲望、生命（力）／死亡等象征意义。坎贝尔《神话意象》指出，蜷曲或盘旋纠结的龙蛇，既能代表着团旋的元气，亦即泰初的“混沌”（CHAOS），也能象征无始无终，生生息息，即随时随地的回返自身，不断地“生—死—生”的无穷力量[29]。对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祖型，有学者坚持“胚胎说”[30]，应是依此意义推测的。
二
龙、龟的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日益丰富的，这种变化的动力源于史前社会的全面发展。毫无例外，凌家滩、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龟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形。
1、它表明了在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史前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农耕经济已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内容和基础，渔猎则成为补充性的经济活动。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力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旱涝都直接影响着收成和年景。于是，先民们经常性地举行宗教活动祭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地母丰产，福佑人间。龙能呼风唤雨，又是沟通天与地、天与人关系的灵物，因而成为崇拜的对象。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春分是播种和农作物生长的时节，正需要细雨甘霖；而秋分是谷物收获的季节，龙潜入深渊，雨水也就少了。张建在《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认为：“‘龙’即‘垅田’，‘农田’。其意‘农’就是‘龙’，并非某种奇异的动物，而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表述或泛称。”[31]耿法禹在《中华龙文化》中谈到：“‘龙’的孕育，最早发生在早期农耕时代。”[32]龟也是人们乞求云雨、沟通天地的灵物。可见，正是由于古人对农业的重视，才得以形成龙的意念，进而产生龙、龟的图腾崇拜。凌家滩红烧土中的炭化稻壳，还有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发现；红山文化中发现有石耜、石锄、石刀、石镰和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以及两地分布广泛的聚落群等，都是史前农业高度发展的有力证据：粮食生产已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和非农人员。当时的饲养业也有了发展，凌家滩的牛首形龙，玉豕、玉鹰翅膀的猪首形；红山文化中的猪形龙、猪首面具、牛首形人等，均表明以牛、猪为代表的家畜已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饲养，并与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凌家滩玉人的斜条纹腰带，说明当时已有了纺织技术。凌家滩遗址、红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厚厚的坩锅片，说明金属冶炼也已经出现。两地所发现的精雕细刻、种类丰富的玉器，体现出切、割、凿、挖、钻、磨、雕刻、抛光等技术，“当时玉器制作已使用了皮带传动装置，金属器械钻孔和‘车床’等加工工具”[33]，彰显了上古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大量精雕细刻的玉器应是由专业工匠创作的。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商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时多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但并不排除像“海贝”这样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原始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已达到新的水平。
2、反映了宗教哲学观的演变。
由于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对很多身外的现象变化不能明其原因，也无力抗拒，常常困惑、恐惧，进而敬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就产生了。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宗教的第一个对象。”[34]霍尔巴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是对自然物和自然势力的崇拜，即崇拜那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35]龙与龟的崇拜是图腾崇拜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体现，是“人们在观念上，开始从‘万物有灵论’逐渐转向对人、天地和某些特定的动物上的崇拜”[36]的体现。龙“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万千变化和强大的生命力，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灵。“天”对古人来说是十分神秘的，它既是人格化的天，又是自然的天，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人格化的天神秘莫测，左右人事，主宰世间一切。《尚书·康诰》：“帝休，天乃大命文王。”[37]这时候龙、龟就是天人交流的中介，王从仁先生在《中国文化源·龙崇拜渊源论析》中说：“龙，就是各种沟通天人的动物的通称。”“是天人交感意识的融合。”也是巫觋御用的通天神物。祭天祀地是农耕社会经常进行的宗教活动。凌家滩、红山文化都设有大型祭坛和神庙作为宗教活动的法场，气度不凡的凌家滩玉人、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红山女神塑像及大肚子的裸体女人，应是觋、巫、神妓之类的人员。两地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冠形器等都是宗教礼器。良渚文化既发现大量的玉礼器，也有反山、瑶山等大型祭坛的发现。山西襄汾陶寺随葬彩绘龙盘的大型墓内，就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发现[38]。凌家滩的玉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箍形器应是巫觋使用的法器。凌家滩玉兔是月亮崇拜的表现，《太平御览》引晋代傅云《似天问》诗：“月中何有？白兔捣药。”[39]太阳崇拜在两地也有反映，凌家滩玉鹰的身上刻有太阳纹，携带猪牲祭品展翅欲飞向太阳；红山文化中发现有太阳形器[40]。玉龟在两文化中均有出土。龟是阴阳的代表，红山文化那个男性墓主人双手各握一雌龟、一雄龟，象征着天和地，该男子当是权贵大巫。龟是宝器，《庄子·秋水》称龟是“天下之宝”[41]；《史记·龟策列传》：“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42]龟又是长寿的象征，《庄子·天下》：“龟长于
蛇。”[43]龟也是古人占卜的最佳材料。红山文化男子双手握龟，既有宗教意义，又是贵族身份的体现。
在和自然界不断的斗争中，古人对自然的天有了更多的认识，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逐步掌握了天象变化、季节转换等自然变化法则，并制定了律历。《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44]有人曾认为伏羲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尚书序》曰：“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45]“三坟”即就《连山》、《归藏》而言。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宗来先生证明“古三坟取象歌”非伪书，并阐述了它与《周易》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46]伏羲、黄帝时代已经有太阳历法，既是太阳崇拜的反映，又是古人对天象深刻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凌家滩、红山文化外方内圆的祭坛及玉琮都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凌家滩玉版上刻有宇宙的图象，大圆代表天球、宇宙和季节的变化，小圆是太阳，中心是银辉漫散的月亮，四周小圆孔是星宿在地之四方的影像。《礼统》有记载：“神龟之像，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47]“背负七星八方之图，腹有五乐四渎之像”[48]，“左睛像日，右睛像月”[49]。张敬国在《读玉凌家滩》中说：“我们有理由把大圆所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是与季节变化有关的图形。”[50]宇宙由神龟背负，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记载，女娲补天时，“断鳌足以立四极”[51]。四极即是支撑天盖的四根柱子。有学者认为湖北黄梅焦墩的大溪文化中，与卵石塑龙并存的三个石堆是星座。古人的原始宗教观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关系，追求的是天人和合、天人和谐的目标，也是人们对宇宙认知能力的体现。而龙、龟正是天人关系最形象化的表述，是沟通天—地—人的神灵，因此龙、龟崇拜能够折射出古人的宗教哲学观。
3、社会已经分层，等级制度形成，民族关系加强。
龙是权威的象征，“它具有无可估量的创造力，同时作为一种高贵的神灵，又是帝王的符瑞。”古代帝王视为祥瑞之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玄武即是龟或龟蛇合体。司马迁《史记》中记，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52]。龙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郑子语：“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5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宓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龙纪。”[54]太、宓羲部落应是以龙为标志和统一旗帜的，部落首领一般是由部落内部最强大的氏族选出，或由该氏族酋长担任。太、宓羲应是当时以蛇或龙为图腾的强大势力集团。《易》中记，龙是男性和男权的意味，是王者的象征，是古人农业生产的恩赐者[55]。何金松先生在《汉字形义考源·释龙》中认为，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出现的时代及其历史原因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男性首领们，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社会主导地位，从思想上强化男权统治，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开始出现。”[56]
通过对龙文化分布区内的考古遗存考察分析，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社会已由母权阶段进入父权社会阶段。凌家滩的男性玉人、随葬玉龙贵族墓中的男子，红山文化随葬玉龙和手握玉龟的贵族男子以及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中的男子大巫[57]，皆说明男性地位的高贵。玉龟具有灵性，成为显赫权贵御用的有力工具，如帮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助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等。牛河梁遗址出土玉龟的墓葬均随葬较多的重型礼器，墓主应是富贵权势之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成员间已存在贵贱之分，形成了神—巫／觋—平民和神—王／皇—巫／觋—平民这样先后两个不同阶段的等级关系。这从遗址和墓葬可以看出，侍奉神的大型祭坛、神庙是建筑的中心，其次是贵族墓葬，一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档次高。例如凌家滩M4中随葬玉器100件，实属罕见。M9、M8、M15等随葬的玉器都占随葬品总数的60%以上，而M2、M3、M13仅随葬几件玉
器[58]，是平民墓的代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建筑上是炼铜遗址，大“金字塔”周围的山头上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小金字塔）群址[59]，大型积石冢和分布其周围的小型冢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层次差别。其中一座积石冢中心大墓即为出土佩带双龙相交的云形玉佩，头戴玉箍，腕有玉镯，手握玉龟的男性之墓，死者地位可能是仅次于王者的首领人物。该男子的装饰和凌家滩男性玉人十分相似，可见凌家滩男性玉人的地位也非同一般。凌家滩、红山文化中都有以大型祭坛和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的存在，有分布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聚落群以及普通聚落，直观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层级，这与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的层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充分说明了社会层次的分化，等级制度的形成。同时，民族兼并和融合也在加剧，民族关系在不断加强。俞伟超教授曾对凌家滩龙首璜、龙凤璜进行过诠释，他认为：“这是在文明时代来临前夕，不同部落乃至部落集团订立军事同盟各持的信用，祭天为证。”[60]纪新在《龙图腾略论——龙文化系列之一》中说：“龙，作为复合图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氏族阶段，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孤立、分裂走向联合，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而部族，……”[61]凌家滩发现的玉双联璧在海安青墩、南京浦口营盘均有发现，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双联璧类似。“东山嘴绿松石鹄翅羽和尾羽的表现方式受到凌家滩双猪首翅鸟的启发。红山文化的龟崇拜不是本地的传统，而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上层之间的交流有关。”[62]两地发现的反映“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祭祀遗存，也说明长江下游和辽西存在着密切联系。
三
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考察两地文化遗存，隐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方面。经济结构分化，原始经济高度发展。史前农业、手工业、养殖业都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商业活动出现。各部门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活动和联系加强，有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贫富差别加剧，人们经济利益关系趋于复杂等。
2、社会方面。社会结构巨变，等级分化明显，社会关系复杂。社会组织：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聚落格局：以大型祭坛／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可能是城）—聚落群（邑）—普通聚落（聚）三层分布现象存在；人际关系：根据宗教发展阶段，分为前后两种层次关系：神—巫觋—平民，神—王—（以巫觋为代表的）贵族—平民。社会已跨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尊女从的关系形成。各地区政治斗争和结盟不断，各区域集团之间交流联系加强。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创造了条件。
3、原始宗教。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广泛建立，祭坛—庙—贵族墓／冢的格局是原始宗教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体现；宗教发展处于图腾崇拜的高级阶段，可能已有朦胧的祖先崇拜存在；从事宗教事业的专业队伍出现，扩大。原始宗教的作用和目的发生转变，人们的宗教观念随着部落的联合和兼并也走向统一，宗教活动和仪式已经规范化、程序化。
4、礼制。初始“礼”的生成。礼，《说文·示部》解：“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段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3]《大戴礼记·释礼》：“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军师，是礼三本也。”[64]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65]两文化中的祭坛、神庙、贵族墓构成的固定祭祀场所，祭祀中的一套规范、程序化的惯例，这些应该是“礼”的初始，是古代文明孕育、萌芽、发展的母体。龙、龟图腾崇拜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孕育、萌生、形成、发展、传播与融合的历史是一致的，龙与龟的文化史可折射出中华文明史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吉祥物；龟是古人心目中的灵物，符瑞。它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发展变化的见证。龙、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通过出土材料探析玉龙、玉龟的文化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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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徐子峰：《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试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
［60］转引自张敬国：《朝拜圣地——凌家滩》，《中原文物》2002年1期。
［61］纪新：《龙图腾略论——龙文化系列之一》，《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2期。
［62］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3期。
［65］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