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艺术与商业的联系，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当今的艺术赞助功利性较强，太看重利益与回报。然古时的赞助人与艺术家，虽然也有利益在里面，但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彼此的友情与艺术上的交流。清代扬州盐商对艺术家的赞助，就是选择了这种更为风雅的方式。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文洒之会和书画雅集，相互切磋唱和，无形之中提高了个人的技艺。当时雅集的园林以大盐商马日琯的小玲珑山馆最为活跃。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
盐商，不仅仅是商人
清代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扬州盐商凭借盐运的垄断特权，获得巨大的利润，当地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30万给皇帝，盐商豪富由此可见一斑。扬州的盐商主要来自陕、晋和徽州地区。这些盐商在“贾而好儒”的风气之下，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高名于一炉：结交文士，款留觞咏，结社吟诗，赏鉴古玩书画。他们不仅喜欢收藏艺术品，并还积极地对画家进行各方面的资助。
在盐商的作用之下，扬州对字画的需求量大增，吸引了大批画家来扬州定居，而“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声名显赫者。由于画法独特又有名气，他们的书画作品无疑是盐商们收购的目标。盐商不仅购买书画，且以雄厚的资财给予资助，让他们能安心地创作。这促使社会风气大为转变，众多的盐商们经常邀请著名书家题写匾联，如素莲斋茶肆请郑板桥书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人爱斗茶”。伍少西毡铺也请杨法写匾“伍少西铺”。
盐商聚集扬州，带来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华。附庸风雅的盐商礼贤养士，主持诗文活动，以雄厚的资财活跃了扬州的文化空气，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从而使扬州艺术品市场也随之繁盛。发达的市场促使了扬州八怪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来了，并靠以卖画谋生。如金农把书画“和葱和蒜卖街头”；李鱓“穷途卖画”；边寿民以画“持去卖钱”；李勉以作品“入市卖钱”等等。
实际上，他们的书画价格都很高，郑板桥、金农、高凤翰、李解等人的字画“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在当时，一个从三品的盐运使，除去禄米之外，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三十两。宫廷书画家在食住之外，一年的俸银最多者也不过一百多两而已。由此可见，18世纪的扬州八怪收入已是很可观的了。当然，比起日进斗金的盐商大贾来说，他们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既然书画可以当成商品交易，那么书画家为了确保作品价格的稳定，按质收取润笔也是理所当然了。于是，郑板桥在他的“笔榜”中，突破了画家按质求价的世俗观念，开出了以尺寸大小论价的先河。他的润笔这样写道：“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住。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如此的大胆直接，这也难怪叶廷瑁在《鸥陂渔话·郑板桥笔榜》感叹道“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平?”可知毫不掩饰地对“润笔”的重视，认为替人作画写字必须取得适当的金钱或其他物质上的酬报。
扬州八怪诸家字画的标价虽高，但颇为抢手，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一类作品更是大商小贩们孜孜以求的，因而收入也颇为可观。罗聘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宁寺请他画画，就付给他数百金润笔。但罗氏视金钱如无物，便“犴挥卖画钱”。而向高凤翰求画的人就更多了，连郑板桥都感叹“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可见其作品的畅销程度。
艺术赞助——以风雅的方式
盐商富贾结交扬州八怪，多方面给书画家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潜心艺术创作，在艺术上得以提高。
盐商对扬州八怪等画家的赞助方式主要表现存以下几个方面：如文酒雅集、提供食宿、古玩字画的借阅、出资印刷诗文集、出游路费和购买字画等。
这时期，“扬州八怪”及其他画家吟诗作画、把玩名物于徽商园林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来往或寓居扬州的文人画家很多，仅书画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盐商们常邀约“八怪”到其私家冈林举行文酒之会和书画雅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切磋唱和，无形之中提高了个人的技艺。当时雅集的园林以大盐商马日琯的小玲珑山馆最为活跃。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在雍正九年(1731年)秋，马日琯、日璐兄弟设宴，与宴者金农、王岐、汪埙、厉鹗、阂华、汪沆、陈皋等同集于小玲珑山馆，金作诗云“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万翠竹深非俗籁，一圭山远见孤棱。酒阑遽作将归雁，月好争如无尽灯。尚与梅花有良约，香粘瑶席嚼春冰。”看来是相当热闹。这正如李斗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筿园与郑氏休园为最盛。”
除在小玲珑山馆外，还有其他众多的私家园林，如陈撰曾至徽商程梦星的“筱园”，后又馆于江春“康山草堂”。在这些活动中常写诗写作题写匾额。如李勉曾馆于贺园，作《东园题咏序》；全农与徐氏往来，以其学圃改名“交翠林”。此外这些人还时常题写匾额，如李觯曾为徽商汪希文“勺园”题额：郑板桥为徽商汪希文书联：“移花得蝶，买石饶云”：杨法为黄园书“柳下风来，桐间月上”；还有山西商人贺君召的东园中，其各景点题额楹联皆出自名家之手：王铎、张照、黄树穀、杨法、金农、郑板桥、李觯等凡数十人。
他们不仅题字赏玩，还时常居住其间，盐商为他们提供食宿。陈撰初住銮江项氏，项氏中落，又馆于筱园主人程梦星。黄慎不仅曾客贺园，也曾是美成草堂李氏的住客。在黄慎的心目中，他与这些园主的关系是养士者与土的关系，他曾在诗歌发牢骚道：“稀楚楼中稀纵酒，冯雕座上漫歌鱼!”这种以诗文书画为纽带的儒官、儒商与文人画家的交往，以及相互间建立起的友谊，亦是“扬州八怪”诸画家能多次或长期寄寓在扬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附庸风雅的盐商不仅通过投资教育事业来问接影响“八怪”，他们还不惜重金地收藏大批书法字画、古书文物以供“八怪”直接借阅和研究。当时的扬州盐商大多有丰厚的古玩字画收藏。像上文提到过的徽商马日馆兄弟的“马氏丛书楼”和汪楫的借书楼堪称庋藏书籍最善者。二人喜向文人开放，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有诗云：“犹喜遗编仍藻绣，更番频到借书楼。”小玲珑山馆除有供游览的亭台池榭而外，还有专门用以藏书的“丛书楼”。藏书百橱，达十数万卷，除图书之外，马氏还收藏全石碑帖与法书名画，以供“八怪”直接借阅研究。据马日璐《南斋集》的诗题，其家藏画有：宋李成《寒林鸦集图》、宋苏轼《文竹屏风》、宋赵子固《墨兰图》、元赵孟烦《墨梅图》、元黄公望《天地石壁图》、明赵原《杨铁崖吹笛图》，明文征明《煮茶图》、明仇英画册，清王鉴《山庄雪霁图》、清徐枋《吴中名胜册》、清何焯手书《苏轼陆游联绝册》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巨观”。这些收藏既为文人学者提供阅用的“图书馆”，也为书画家提供了得窥真迹的“博物馆”。此外，还有程晋芳亦藏书五六万卷，且好招饮，多闻博学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设有“借书楼”，均藏有极多名画秘笈、世间不传之本。
另外盐商还赞助“八怪”刊印著作。过去文人要出书，雕版印刷的费用很高，八怪们常因资金不足而无法刊印，幸而得到盐商的大力支持。诸如金农的《画竹题记》即由徽州籍大盐商江春镂版行世。还有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马氏小玲珑山馆刻，金世禄《巢林集·跋》有言：“《巢林集》七卷，富溪汪近人先生侨寓邗江时所著者，其椠板旧为玲珑山馆马氏藏本。”
盐商还重金收购珍藏扬州八怪诸家作品，增加画家们的经济收入。马氏藏书楼中就藏有陈撰、高凤翰、郑板桥、金农等八怪诸家的作品。此外，盐商还会提供随船旅行游览的机会。让书画家们开阔视野，增加创作灵感。
礼才养士的盐商，文人画家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以回报。他们赠送书画供他们玩赏和收藏，以作为报答。金农曾多次为江春作画，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画了《梅花图》赠江春。在这幅画中，金农的题款也是很婉约的风格：“玉女窗中，有人同梦，梦在水边林下。此余五年前为华亭沈君沃田画梅花帐子题句也。时沈君方纳姬金屋，有诗纪事，朋侪多艳称之，今余又用妆台胭脂螺黛写此小幅，将欲以赠明珠十斛之人耶。”可见他们之间深厚的关系。还有郑板桥、李鱓等人赠送的字画，且多为珍品。
艺术赞助的古今差异
相比古代盐商，当今的艺术赞助人的功利性很强，太看重利益与回报。虽然赞助人同样也大都是企业主或商人。但对于他们而言，能产生更多的广告效应，以及打响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多数艺术赞助人通过对画家展览的赞助，期望能以一种文雅的方式将品牌根植于人心，使其影响面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纯地从商业利益考虑，来宣传画家的本人和作品，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没有利润可图的赞助似平不能引起现代赞助商的兴趣。
然二百多年前盐商赞助扬州八怪，虽然也有利益在里面，但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彼此的友情与文化上的交流。那些以书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和他们富有的赞助人之间，彼此是商业与友谊的相融合，在困难面前相互扶持，让他们内心真正地存有感激之情。而不像现代艺术赞助人，似乎并没有从心灵上给予帮助，更没有从私人角度对画家进行全方位的赞助。所以再不会出现像古代那种艺术赞助人与画家存在着师友般的关系。
事实上，跟清代相比，当今画家获得的艺术赞助面更广，除了私人赞助外，更有机构赞助，公共赞助和海外赞助等等的赞助种类。其实在这几类之中：海外赞助人更热衷于收藏投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艺术赞助历史。如美弟奇家族的赞助传统，就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现代赞助。外国人会通过画廊和拍卖行来选择他们喜欢且又有着发展潜力的画家进行资助。而画家也很依赖于海外商人的赞助，这不仅能提高名声，也能扩大作品的销量。
现代的艺术赞助人主要是对画家进行整体的包装宣传，比如他们会经常地举办各种展览，以提高画家的知名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赞助商的利益，达到双赢。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众所周知，张大干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和他背后的艺术赞助人严家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当今的艺术赞助人如此之少，甚至很多企业家宁愿拿钱做慈善，也不愿意投资艺术?笔者认为，这或许跟国内的艺术政策有关，我国对私人在文艺事业赞助的政策还不够完善。国内的艺术体系至今还不健全，并未有像西方国家那种有一整套规范的艺术保障体系和减免的鼓励政策，显得较为滞后。而国外发达国家的艺术基金会、学术基金会主要是企业赞助来支持的，特别是大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对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的投入，比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所以画家能够获得多方位的赞助。
国内整体艺术环境导致艺术赞助人的沉寂。这不像古代的盐商等赞助人，他们本身的文化修养较高，是艺术的追求者。有些盐商对艺术的赞助，纯粹是出于对文化艺术的爱好以及对画家的敬仰，他们对画家的资助，与其说是种艺术赞助行为，不如说是一种附庸风雅。
中国艺术的发展，不仅需要一批优秀的画家，也需要一群热爱艺术、追求高尚生活情操的艺术赞助人。
盐商，不仅仅是商人
清代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扬州盐商凭借盐运的垄断特权，获得巨大的利润，当地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30万给皇帝，盐商豪富由此可见一斑。扬州的盐商主要来自陕、晋和徽州地区。这些盐商在“贾而好儒”的风气之下，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高名于一炉：结交文士，款留觞咏，结社吟诗，赏鉴古玩书画。他们不仅喜欢收藏艺术品，并还积极地对画家进行各方面的资助。
在盐商的作用之下，扬州对字画的需求量大增，吸引了大批画家来扬州定居，而“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声名显赫者。由于画法独特又有名气，他们的书画作品无疑是盐商们收购的目标。盐商不仅购买书画，且以雄厚的资财给予资助，让他们能安心地创作。这促使社会风气大为转变，众多的盐商们经常邀请著名书家题写匾联，如素莲斋茶肆请郑板桥书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人爱斗茶”。伍少西毡铺也请杨法写匾“伍少西铺”。
盐商聚集扬州，带来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华。附庸风雅的盐商礼贤养士，主持诗文活动，以雄厚的资财活跃了扬州的文化空气，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从而使扬州艺术品市场也随之繁盛。发达的市场促使了扬州八怪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来了，并靠以卖画谋生。如金农把书画“和葱和蒜卖街头”；李鱓“穷途卖画”；边寿民以画“持去卖钱”；李勉以作品“入市卖钱”等等。
实际上，他们的书画价格都很高，郑板桥、金农、高凤翰、李解等人的字画“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在当时，一个从三品的盐运使，除去禄米之外，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三十两。宫廷书画家在食住之外，一年的俸银最多者也不过一百多两而已。由此可见，18世纪的扬州八怪收入已是很可观的了。当然，比起日进斗金的盐商大贾来说，他们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既然书画可以当成商品交易，那么书画家为了确保作品价格的稳定，按质收取润笔也是理所当然了。于是，郑板桥在他的“笔榜”中，突破了画家按质求价的世俗观念，开出了以尺寸大小论价的先河。他的润笔这样写道：“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住。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如此的大胆直接，这也难怪叶廷瑁在《鸥陂渔话·郑板桥笔榜》感叹道“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平?”可知毫不掩饰地对“润笔”的重视，认为替人作画写字必须取得适当的金钱或其他物质上的酬报。
扬州八怪诸家字画的标价虽高，但颇为抢手，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一类作品更是大商小贩们孜孜以求的，因而收入也颇为可观。罗聘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宁寺请他画画，就付给他数百金润笔。但罗氏视金钱如无物，便“犴挥卖画钱”。而向高凤翰求画的人就更多了，连郑板桥都感叹“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可见其作品的畅销程度。
艺术赞助——以风雅的方式
盐商富贾结交扬州八怪，多方面给书画家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潜心艺术创作，在艺术上得以提高。
盐商对扬州八怪等画家的赞助方式主要表现存以下几个方面：如文酒雅集、提供食宿、古玩字画的借阅、出资印刷诗文集、出游路费和购买字画等。
这时期，“扬州八怪”及其他画家吟诗作画、把玩名物于徽商园林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来往或寓居扬州的文人画家很多，仅书画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盐商们常邀约“八怪”到其私家冈林举行文酒之会和书画雅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切磋唱和，无形之中提高了个人的技艺。当时雅集的园林以大盐商马日琯的小玲珑山馆最为活跃。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在雍正九年(1731年)秋，马日琯、日璐兄弟设宴，与宴者金农、王岐、汪埙、厉鹗、阂华、汪沆、陈皋等同集于小玲珑山馆，金作诗云“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万翠竹深非俗籁，一圭山远见孤棱。酒阑遽作将归雁，月好争如无尽灯。尚与梅花有良约，香粘瑶席嚼春冰。”看来是相当热闹。这正如李斗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筿园与郑氏休园为最盛。”
除在小玲珑山馆外，还有其他众多的私家园林，如陈撰曾至徽商程梦星的“筱园”，后又馆于江春“康山草堂”。在这些活动中常写诗写作题写匾额。如李勉曾馆于贺园，作《东园题咏序》；全农与徐氏往来，以其学圃改名“交翠林”。此外这些人还时常题写匾额，如李觯曾为徽商汪希文“勺园”题额：郑板桥为徽商汪希文书联：“移花得蝶，买石饶云”：杨法为黄园书“柳下风来，桐间月上”；还有山西商人贺君召的东园中，其各景点题额楹联皆出自名家之手：王铎、张照、黄树穀、杨法、金农、郑板桥、李觯等凡数十人。
他们不仅题字赏玩，还时常居住其间，盐商为他们提供食宿。陈撰初住銮江项氏，项氏中落，又馆于筱园主人程梦星。黄慎不仅曾客贺园，也曾是美成草堂李氏的住客。在黄慎的心目中，他与这些园主的关系是养士者与土的关系，他曾在诗歌发牢骚道：“稀楚楼中稀纵酒，冯雕座上漫歌鱼!”这种以诗文书画为纽带的儒官、儒商与文人画家的交往，以及相互间建立起的友谊，亦是“扬州八怪”诸画家能多次或长期寄寓在扬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附庸风雅的盐商不仅通过投资教育事业来问接影响“八怪”，他们还不惜重金地收藏大批书法字画、古书文物以供“八怪”直接借阅和研究。当时的扬州盐商大多有丰厚的古玩字画收藏。像上文提到过的徽商马日馆兄弟的“马氏丛书楼”和汪楫的借书楼堪称庋藏书籍最善者。二人喜向文人开放，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有诗云：“犹喜遗编仍藻绣，更番频到借书楼。”小玲珑山馆除有供游览的亭台池榭而外，还有专门用以藏书的“丛书楼”。藏书百橱，达十数万卷，除图书之外，马氏还收藏全石碑帖与法书名画，以供“八怪”直接借阅研究。据马日璐《南斋集》的诗题，其家藏画有：宋李成《寒林鸦集图》、宋苏轼《文竹屏风》、宋赵子固《墨兰图》、元赵孟烦《墨梅图》、元黄公望《天地石壁图》、明赵原《杨铁崖吹笛图》，明文征明《煮茶图》、明仇英画册，清王鉴《山庄雪霁图》、清徐枋《吴中名胜册》、清何焯手书《苏轼陆游联绝册》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巨观”。这些收藏既为文人学者提供阅用的“图书馆”，也为书画家提供了得窥真迹的“博物馆”。此外，还有程晋芳亦藏书五六万卷，且好招饮，多闻博学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设有“借书楼”，均藏有极多名画秘笈、世间不传之本。
另外盐商还赞助“八怪”刊印著作。过去文人要出书，雕版印刷的费用很高，八怪们常因资金不足而无法刊印，幸而得到盐商的大力支持。诸如金农的《画竹题记》即由徽州籍大盐商江春镂版行世。还有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马氏小玲珑山馆刻，金世禄《巢林集·跋》有言：“《巢林集》七卷，富溪汪近人先生侨寓邗江时所著者，其椠板旧为玲珑山馆马氏藏本。”
盐商还重金收购珍藏扬州八怪诸家作品，增加画家们的经济收入。马氏藏书楼中就藏有陈撰、高凤翰、郑板桥、金农等八怪诸家的作品。此外，盐商还会提供随船旅行游览的机会。让书画家们开阔视野，增加创作灵感。
礼才养士的盐商，文人画家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以回报。他们赠送书画供他们玩赏和收藏，以作为报答。金农曾多次为江春作画，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画了《梅花图》赠江春。在这幅画中，金农的题款也是很婉约的风格：“玉女窗中，有人同梦，梦在水边林下。此余五年前为华亭沈君沃田画梅花帐子题句也。时沈君方纳姬金屋，有诗纪事，朋侪多艳称之，今余又用妆台胭脂螺黛写此小幅，将欲以赠明珠十斛之人耶。”可见他们之间深厚的关系。还有郑板桥、李鱓等人赠送的字画，且多为珍品。
艺术赞助的古今差异
相比古代盐商，当今的艺术赞助人的功利性很强，太看重利益与回报。虽然赞助人同样也大都是企业主或商人。但对于他们而言，能产生更多的广告效应，以及打响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多数艺术赞助人通过对画家展览的赞助，期望能以一种文雅的方式将品牌根植于人心，使其影响面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纯地从商业利益考虑，来宣传画家的本人和作品，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没有利润可图的赞助似平不能引起现代赞助商的兴趣。
然二百多年前盐商赞助扬州八怪，虽然也有利益在里面，但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彼此的友情与文化上的交流。那些以书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和他们富有的赞助人之间，彼此是商业与友谊的相融合，在困难面前相互扶持，让他们内心真正地存有感激之情。而不像现代艺术赞助人，似乎并没有从心灵上给予帮助，更没有从私人角度对画家进行全方位的赞助。所以再不会出现像古代那种艺术赞助人与画家存在着师友般的关系。
事实上，跟清代相比，当今画家获得的艺术赞助面更广，除了私人赞助外，更有机构赞助，公共赞助和海外赞助等等的赞助种类。其实在这几类之中：海外赞助人更热衷于收藏投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艺术赞助历史。如美弟奇家族的赞助传统，就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现代赞助。外国人会通过画廊和拍卖行来选择他们喜欢且又有着发展潜力的画家进行资助。而画家也很依赖于海外商人的赞助，这不仅能提高名声，也能扩大作品的销量。
现代的艺术赞助人主要是对画家进行整体的包装宣传，比如他们会经常地举办各种展览，以提高画家的知名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赞助商的利益，达到双赢。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众所周知，张大干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和他背后的艺术赞助人严家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当今的艺术赞助人如此之少，甚至很多企业家宁愿拿钱做慈善，也不愿意投资艺术?笔者认为，这或许跟国内的艺术政策有关，我国对私人在文艺事业赞助的政策还不够完善。国内的艺术体系至今还不健全，并未有像西方国家那种有一整套规范的艺术保障体系和减免的鼓励政策，显得较为滞后。而国外发达国家的艺术基金会、学术基金会主要是企业赞助来支持的，特别是大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对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的投入，比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所以画家能够获得多方位的赞助。
国内整体艺术环境导致艺术赞助人的沉寂。这不像古代的盐商等赞助人，他们本身的文化修养较高，是艺术的追求者。有些盐商对艺术的赞助，纯粹是出于对文化艺术的爱好以及对画家的敬仰，他们对画家的资助，与其说是种艺术赞助行为，不如说是一种附庸风雅。
中国艺术的发展，不仅需要一批优秀的画家，也需要一群热爱艺术、追求高尚生活情操的艺术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