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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鹫(即成鹫)是明末清初岭南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高僧，一生志高行洁，梵行精严，名著禅林，同时也是著作等身的佛门学者、卓有成就的书画家、有重要影响的遗民诗人。沈德潜极重之，《清诗别裁集》称“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推为清朝诗僧第一，至拟之于唐之惟俨、宋之秘演。中山大学杨权教授在《成鹫及其(成陟堂集)》长文(载广东旅游出版社《成陟堂集》(一))中称其为“岭南佛门的旷世奇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蔡鸿生先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称其为清初岭南佛门“最典型的遗民僧”。
光鹫书画传世极少，画尤罕见。据广东博物馆朱万章先生《岭南金石书法论丛》称光鹫书法作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私人收藏共有九件，郭燕冰文章《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载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书学研究》)和朱万章先生《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皆著录十三件：绘画则学界均认为仅本文所介绍花卉卷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扇面两件作品传世，可谓稀如星凤。此六米多巨幅长卷，工写结合，绘二十三种花卉，更兼十六段精彩行草题诗，书画并茂，蔚成大观，堪称佛门剧迹，岭南重宝!
“英雄佛子”“旷世奇才”
今天，一般人知道光鹫的可能不多，但在学术圈他却不是很“冷”的名头。近些年，有关光鹫的书或研究文章屡有出版发表，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海内外印行也有十种左右。零散介绍的文章也所在多有。蔡鸿生教授所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以五十几页的篇幅专章介绍“成鹫法师的遗民梦”。中山大学刘俊2009年有长篇硕士论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研究》。上文提到的杨权教授即是刘俊的指导老师。至于广东旅游出版社所出《咸陟堂集》卷前的杨权教授的长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是笔者看到关于成鹫的最全面的一篇评述，本文论述多有参考。
光鹫(1637－1722)又名成鹫，字迹删，号东樵山人。俗姓方，名颛恺，字麟趾，番禺人。出身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方国骅为南明隆武举人，当时的名士，称学守先生；岳父梁启运与袁岽焕相往还，并曾与黎遂球有恢复明祚之志，亦善画，写竹与梁元柱齐名。从兄方殿元为康熙进士，工诗文，“岭南七子”之一。光鹫年四十一，从本师西来离幻即石洞和尚披剃，法名光鹫，后再从平阳祖派，易名成鹫。他遍历诸方禅林，曾主持肇庆庆云寺、澳门普济寺、广州大通寺等。粤中士人多从之游，与陶环、何绛等南明抗清志士为生死之交，与屈大均、梁佩兰等唱酬甚多。其为人豪放倜傥，诗文亦卓厉痛快，尽去雕饰。陈元龙“谓成鹫墨名儒行，其文发源于周易而变化于庄骚，涵负呈豁，辩才无碍……”(同治八年版《南海县志》卷四十二)。清温汝能《粤东诗海》亦称“论者谓其通于老庄而好儒者之言，盖墨名儒行者也”。光鹫学问淹通，才气纵横，一生著述宏富。康熙时有耕乐堂刻《咸陟堂集》印行，乾隆时遭禁毁，道光时在著名诗人、“粤东三子”之一 、内阁中书黄培芳的资助下，在康熙刻本基础上增加二集重新刻行。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是搜罗较全的成鹫诗文合集，三册五十七卷近百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一)为成陟堂诗集十七卷、(二)成陟堂文集二十五卷，其中包括《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三)为成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另外其著述还有《楞严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老子直说》(或作《道德经直说》)二卷、《注庄子内篇》一卷、《鹿湖草》四卷、《诗通》、《不了吟》、《自听编》、《渔樵问答》一卷等。
光鹫生颇多传奇色彩，如他的出生，他的早慧，他的少年任侠，他的出家，他的“通海”(即秘密联络海上反清势力)等。《纪梦编年》是光鹫晚年自编年谱，是了解他的第一手资料，晚清以来多次印行，中华书局1985年曾与明太祖的《御制周颠仙人传》等一起出过合册。从这部自编年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故事。
光鹫生时母梦老僧入室，尝谓之曰“汝从僧来，当从僧去。”他少年聪慧，有神童之号，又膂力过人，“慨然以任侠自许”，“举重扛鼎，运槊剑，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性嫉恶，“出遇不平，奋臂而起，锄强扶弱，不避权贵，敬贤疾恶，不择亲疏”。十三岁，出应南明永历朝童子试，录为博士弟子员。至尚可喜、耿继茂入广州时，顺治辛卯(1651年)，督学李颈檄诸生，不到试者以叛逆论，颛恺“凭血气之勇”、“以忠孝之名”冒死不赴试。督学除其籍，令学校诸生作采薇文以送之，颛恺“殊有矜色”，自此闭户读书，淹贯群籍。后曾设席课士，以教书为业。三藩平定，大清江山稳固，复兴明室无望，“是时，丁巳岁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闻变而起，仰天大笑日：久矣夫，吾之见累于发肤也。左手握发，右持并剪，大声疾呼日：黄面老子。而今而后，还我本来面目，见先人于西方极乐之世矣。”于是出家。先与梁佩兰结屋小漫山，隐居唱酬，后从师离幻元觉和尚，至有“僧海”之称的西宁(今郁南)主持翠林僧舍，向诸高僧问学，曾欲师高僧传源，传源以其乃非凡大器，坚辞不纳，留下一段佛门佳话。主持广州华林寺的元觉圆寂后，僧众共推光鹫主华林寺法席，其时华林寺正“为魔外所侵，莫可摇拔”，成鹫“扶病入院，除莠安良，立规垂训，辑理三月”，“微师，则堂堂宝剁化为狐兔之窟矣”。因为元觉生前曾有“子性禀孤高，不能容物，出则恐为众的，只可住山，不可为人”之嘱，所以成鹫倾力整治好华林寺之后，坚辞不就方丈之职，举师叔以代，返回了罗浮山。后与朋友结“莲社”、建东林庵，诗文唱酬，又主鼎湖山庆云寺、广州大通寺，整顿建设，使两寺面貌一新，并曾纂修《鼎湖山志》。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圆寂于大通寺。
时人、后人对成鹫的品格气节、诗文书画都给予很高评价。
《咸陟堂集》所载乐块然《读咸陟堂集题辞》云：“迹公英雄佛子，……与圣贤古佛同堂，……即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黑雨，渴虎饥蛟，草木离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化为晴日和云，波涛浩渺，文字之奇，已非世所及。”胡方《迹删和尚传》称“其天性刚毅，故践履笃实，为儒则挺然大节，为僧则梵行精严，文字特其余事耳。…一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与抗衡者。”樊泽达康熙己丑为《成陟堂集》所作序称“迹删上人……胸次浩然，以诗发之，一时贤士大夫悉愿从游。……其行高，其志洁，不愧古隐君子风，公之诗必传于后。”李来章康熙丁亥为《咸陟堂集》所作序云：“大通迹删上人以文字说法，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意其人固豪杰倜傥之流，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乎?”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云：“上人姓方氏，本名诸生，九谷先生弟也。中年削发，不解其故，然既为僧，所著述皆古歌诗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拟之于古，其惟俨、秘演之俦欤?”惟俨是禅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唐代著名高僧，其“离法自净，不事细行”，博通经纶，时誉甚高。秘演为北宋诗僧，欧阳修目为“隐于浮屠”的“天下奇士”(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画迹罕传”——成鹫绘画及其花卉长卷
关于光鹫的书画，广东博物馆的朱万章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岭南金石书法论丛》、《粤画访古》、《广东绘画》、《明清广东画史研究》中都有详细评介，盛赞成鹫的“佛学与画学并盛”。
在《粤画访古》中朱先生这样介绍“画迹罕传的成鹫”：
“……成鹫在绘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花卉、山水方面，其花卉颇似明中期写意花鸟画家陈淳风格。他极重视写生，师法自然，所以在《与人论画书》里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常笑古人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石，以有限之光阴，事无益之笔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况不如王宰者乎!我辈方寸中现有一幅真山真水，舍却自己家珍，向外驰求，连旬累日，惨淡经营，毫无关于己事，徒供田舍翁疥壁覆瓿之用，可惜可惜!’因绘画只是成鹫余事，在当世及后代均未受到足够重视，故传世画迹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主要有《山水图》扇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花卉卷》。《山水图》扇面系为友人汪后来所作。……该图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秋九月，铃白文印“光鹫”及朱文印“迹删”，曾经简又文先生珍藏。此图近处古树丛立，远处浅山淡影低回，颇具文人的笔情墨趣；《花卉卷》刊载于《艺林月刊》，目前收藏情况不明，全图分别画了六种不同的花卉，并附六段相应的题辞，既有工笔也有写意，诗、画对照，益觉清趣可爱。从画的风格看，比较接近青藤白阳一路。此外，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中，尚有一件成鹫与汪后来合作的画卷(南海阮氏藏)，当时是一件备受瞩目的展品，可惜现在未见流传。”
朱先生文中提到的(朱先生另两本著作中也反复详细说到)《花卉卷》，即是本文介绍的巨幅花卉长卷，只是因为朱先生未见到原迹，说法上有不准确不全面之处。朱先生所据是民国二十年5月、6月出版的《艺术月刊》第17期、18期所刊载的此卷尾部的两段局部，因为当时条件所限，《艺林月刊》所刊图版并不十分清晰，也非彩色，造成朱先生的叙述有些出入，十七期所刊图为此卷最尾部一段(朱先生《广东绘画》第59页所用图即翻拍此段)，与原迹对照可知此段画了五种花卉，自右至左依次为鸢尾、菊花、海棠、绣球、洛阳花，有三段题跋，十八期所刊图为上期所刊右面一段，共四种花卉，自左至右依次为白百合、荷花、茨菇、桂花，有三段题跋，所以两段加起来共九种花卉，而不是朱先生所说的六种。十七期题日“清释成鹫花卉卷之一”，并附作者简介“成鹫，字迹删，清初岭南诗僧，沈归愚极重之。书法二王，画罕见”，十八期题日“清释成鹫花卉卷之二”，并特注“(完)”，无怪平人们会以为这两段就是此花卉卷的全貌了。实际上，对照原迹可知，这两期杂志所刊部分大概只有全卷的三分之一。
虽然另有一件山水扇面留存，但此花卉长卷无疑是擅花卉的成鹫存世的唯代表作，充分展现了成鹫绘画的水平和所达到的高度。如果没有这件作品，这位岭南名家，这位备受推崇的遗民高僧的绘画风格，尤其是其所擅长的花卉面貌，后人只能干想象中得之了。成鹫花卉风格，一般认为“比较接近青藤白阳一路”，从这件花卉长卷看，春花秋草，横斜历乱，笔法挥洒自如，风姿纵逸疏朗，题材形式和大体风格确实是陈白阳一路的。但与徐青藤的纵横驰骋、狂放躁急从质上、从风神上似有不类。仔细品味，与陈淳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特点。成鹫此卷没有陈的熟和巧，不讨好，不媚俗，其老健沉厚，倒是颇有似沈石田处，从这一花卉卷看，成鹫绘画受到沈周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此点应该特别指出。虽然有陈淳、沈周的影响，但此卷时时透出的清拙秀劲，清正峭拔，当是成鹫自家面目，这与成鹫的梵行精严、志高行洁、墨名儒行从气质上是相统一的。此外，成鹫此卷不同于当行画家的僧家面目，令笔者想起清初新安高僧雪庄和尚的黄山异卉图，二者在神韵上(虽然笔法上不同)有相通相似之处。笔者曾藏民国时徐慧(即徐聪佑)所临雪庄《黄山异卉图册》，可作参酌。当然，释氏绘画也有极俗的，古今画僧里不乏其人。
关于此花卉卷的著录，因为这是成鹫仅存的两件绘画作品之一，因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艺术刊物之一《艺林月刊》的刊载，所以许多介绍成鹫书画的书、文章多会提到此花卉卷，如2003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朱铸禹著《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词典》“成鹫”条就特别提到“所作花卉长卷有影本”，并注明《艺林月刊》。2008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广州美术学院魏祥奇题为《隐遁佛门遗世独立显风骨》的文章，也专门介绍了此花卉卷，并刊登了原载《艺林月刊》18期的那张图片，虽然标注”收藏不详”。上文提到的广州美术学院郭燕冰的论文《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亦有提及，并言“可惜未见流传”。
一直被专家学者目为“收藏不详”、“未见流传”的这件花卉长卷，终于在2010年10月27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郭秀仪诞辰一百周年珍藏精品展”上露出真容，也让人们知道原来这件珍贵的手卷一直收藏在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手中。作品展览的同时，还出版于香港文艺出版社《郭秀仪诞辰一百周年珍藏精品集》第114页。黄琪翔(1898－1970)，广东梅县人。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北伐、抗战时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战时先后任集团军司令、远征军副总司令。郭秀仪(1911－2006)，黄琪翔夫人，广东中山人，是我国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郭秀仪与当时妇女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由于功绩卓著，于1945年荣获抗日战争勋童。1995年9月，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是百名荣膺“抗日老战士”中三位女战士之一。同时，郭秀仪还是齐白石弟子，著名女画家。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都是广东人，留意乡邦文献，成鹫花卉卷归其所藏，可谓得其所哉。此卷钤收藏印“永安沈氏藏书画印”，又有溥西园题签。“永安沈氏”不知为谁，各大博物馆所藏书画亦数见有钤永安沈氏藏印者。著名者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曾鲸《葛一龙像卷》、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嘉《江南春色图卷》，皆钤此方“永安沈氏藏书画印”。溥西园即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红豆馆主溥侗。永安沈氏所藏每见有溥侗题签，不知何故。此卷是溥侗旧藏，抑是仅为经眼、题签，又于何时归黄琪翔夫妇，待考。
朱万章先生文中提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山水图》扇面，《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录》第二卷刊有图版，亦载于《传承与发展：广东历代绘画展览图录》(上册)118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1月)。朱文所称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中，那件备受瞩目的成营与汪后来合作画卷(南海阮氏藏)，著录于1941年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出版的三大册《广东文物》(1990年上海书店重新影印出版)中。据《广东文物》，此次“广东文物展览会”除了绘画类展品505号成鹫、汪后来合作画卷外，尚有书法类成鹫书迹三件206号展品行书轴(孙仲英藏)、207号诗卷(嘉乐园藏)、208号字轴(黄氏劬学斋藏)，并刊有成鹫诗卷局部图版，书“廉顽立懦”四字，另有著述类展品两件：940号《成陟堂集》(黄雨亭藏)、941号《咸陟堂诗集》(黄华表藏)。
又，上文朱先生所引成鹫《与人论画》，载《咸陟堂文集》卷十六，《咸陟堂集》中另有不少题画诗文，或自题，或跋他人画作，这些文字可看作成鹫的绘画理论思想。杨权先生认为“成鹫本人在书法绘画艺术方面有很深造诣，是岭南的名家，因此收入集中的题画诗，是研究清初岭南书画史的有用素材”。《咸陟堂文集》卷十六《与人论画》接下来的一篇是《论宇》：“宋儒朱考亭，生平作字，必正席端坐，然后下笔。或问其故，曰：‘非求字好，唯要心正。’彼儒者尚知返本，吾徒终日挥洒，毫无半点关心，真令愧杀。卫夫人云：‘王逸少作书，咄咄有生意。’问如何是生意?请参。”可以看出，无论书法还是绘画，成鹫都有自己自觉的思考、认识和观点。追求本真，发乎本心，有生意，反对故弄玄虚、矫揉造作、“毫不关心”。这与他的诗文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一以贯之的。《藏稿自序》(《成陟堂文集》卷一)云：“自为诗文，无所取法，第惟根于心，出诸口，发之而为声，歌之咏之，自适其情而已……”：《浪锡草序》(《成陟堂文集》卷一)说得最好：“诗贵本色，文士有风雅之气，山僧有烟霞之气，此真品也。诗贵出格，风雅中带烟霞气，烟霞中带风雅气，此妙品也。诗贵超方，风雅中无风雅气，烟霞中无烟霞气，此神品也。神品上矣，非深于道者未足语此……”以这些诗文见解观照他的书画，是完全相符的。亦僧亦儒的成鹫，有风雅气，有烟霞气，甚至还有豪杰气，自能“超方”自高。
光鹫书画传世极少，画尤罕见。据广东博物馆朱万章先生《岭南金石书法论丛》称光鹫书法作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私人收藏共有九件，郭燕冰文章《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载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书学研究》)和朱万章先生《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皆著录十三件：绘画则学界均认为仅本文所介绍花卉卷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扇面两件作品传世，可谓稀如星凤。此六米多巨幅长卷，工写结合，绘二十三种花卉，更兼十六段精彩行草题诗，书画并茂，蔚成大观，堪称佛门剧迹，岭南重宝!
“英雄佛子”“旷世奇才”
今天，一般人知道光鹫的可能不多，但在学术圈他却不是很“冷”的名头。近些年，有关光鹫的书或研究文章屡有出版发表，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海内外印行也有十种左右。零散介绍的文章也所在多有。蔡鸿生教授所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以五十几页的篇幅专章介绍“成鹫法师的遗民梦”。中山大学刘俊2009年有长篇硕士论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研究》。上文提到的杨权教授即是刘俊的指导老师。至于广东旅游出版社所出《咸陟堂集》卷前的杨权教授的长文《成鹫及其(咸陟堂集)》，是笔者看到关于成鹫的最全面的一篇评述，本文论述多有参考。
光鹫(1637－1722)又名成鹫，字迹删，号东樵山人。俗姓方，名颛恺，字麟趾，番禺人。出身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方国骅为南明隆武举人，当时的名士，称学守先生；岳父梁启运与袁岽焕相往还，并曾与黎遂球有恢复明祚之志，亦善画，写竹与梁元柱齐名。从兄方殿元为康熙进士，工诗文，“岭南七子”之一。光鹫年四十一，从本师西来离幻即石洞和尚披剃，法名光鹫，后再从平阳祖派，易名成鹫。他遍历诸方禅林，曾主持肇庆庆云寺、澳门普济寺、广州大通寺等。粤中士人多从之游，与陶环、何绛等南明抗清志士为生死之交，与屈大均、梁佩兰等唱酬甚多。其为人豪放倜傥，诗文亦卓厉痛快，尽去雕饰。陈元龙“谓成鹫墨名儒行，其文发源于周易而变化于庄骚，涵负呈豁，辩才无碍……”(同治八年版《南海县志》卷四十二)。清温汝能《粤东诗海》亦称“论者谓其通于老庄而好儒者之言，盖墨名儒行者也”。光鹫学问淹通，才气纵横，一生著述宏富。康熙时有耕乐堂刻《咸陟堂集》印行，乾隆时遭禁毁，道光时在著名诗人、“粤东三子”之一 、内阁中书黄培芳的资助下，在康熙刻本基础上增加二集重新刻行。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是搜罗较全的成鹫诗文合集，三册五十七卷近百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一)为成陟堂诗集十七卷、(二)成陟堂文集二十五卷，其中包括《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三)为成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另外其著述还有《楞严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老子直说》(或作《道德经直说》)二卷、《注庄子内篇》一卷、《鹿湖草》四卷、《诗通》、《不了吟》、《自听编》、《渔樵问答》一卷等。
光鹫生颇多传奇色彩，如他的出生，他的早慧，他的少年任侠，他的出家，他的“通海”(即秘密联络海上反清势力)等。《纪梦编年》是光鹫晚年自编年谱，是了解他的第一手资料，晚清以来多次印行，中华书局1985年曾与明太祖的《御制周颠仙人传》等一起出过合册。从这部自编年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故事。
光鹫生时母梦老僧入室，尝谓之曰“汝从僧来，当从僧去。”他少年聪慧，有神童之号，又膂力过人，“慨然以任侠自许”，“举重扛鼎，运槊剑，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性嫉恶，“出遇不平，奋臂而起，锄强扶弱，不避权贵，敬贤疾恶，不择亲疏”。十三岁，出应南明永历朝童子试，录为博士弟子员。至尚可喜、耿继茂入广州时，顺治辛卯(1651年)，督学李颈檄诸生，不到试者以叛逆论，颛恺“凭血气之勇”、“以忠孝之名”冒死不赴试。督学除其籍，令学校诸生作采薇文以送之，颛恺“殊有矜色”，自此闭户读书，淹贯群籍。后曾设席课士，以教书为业。三藩平定，大清江山稳固，复兴明室无望，“是时，丁巳岁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闻变而起，仰天大笑日：久矣夫，吾之见累于发肤也。左手握发，右持并剪，大声疾呼日：黄面老子。而今而后，还我本来面目，见先人于西方极乐之世矣。”于是出家。先与梁佩兰结屋小漫山，隐居唱酬，后从师离幻元觉和尚，至有“僧海”之称的西宁(今郁南)主持翠林僧舍，向诸高僧问学，曾欲师高僧传源，传源以其乃非凡大器，坚辞不纳，留下一段佛门佳话。主持广州华林寺的元觉圆寂后，僧众共推光鹫主华林寺法席，其时华林寺正“为魔外所侵，莫可摇拔”，成鹫“扶病入院，除莠安良，立规垂训，辑理三月”，“微师，则堂堂宝剁化为狐兔之窟矣”。因为元觉生前曾有“子性禀孤高，不能容物，出则恐为众的，只可住山，不可为人”之嘱，所以成鹫倾力整治好华林寺之后，坚辞不就方丈之职，举师叔以代，返回了罗浮山。后与朋友结“莲社”、建东林庵，诗文唱酬，又主鼎湖山庆云寺、广州大通寺，整顿建设，使两寺面貌一新，并曾纂修《鼎湖山志》。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圆寂于大通寺。
时人、后人对成鹫的品格气节、诗文书画都给予很高评价。
《咸陟堂集》所载乐块然《读咸陟堂集题辞》云：“迹公英雄佛子，……与圣贤古佛同堂，……即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黑雨，渴虎饥蛟，草木离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化为晴日和云，波涛浩渺，文字之奇，已非世所及。”胡方《迹删和尚传》称“其天性刚毅，故践履笃实，为儒则挺然大节，为僧则梵行精严，文字特其余事耳。…一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与抗衡者。”樊泽达康熙己丑为《成陟堂集》所作序称“迹删上人……胸次浩然，以诗发之，一时贤士大夫悉愿从游。……其行高，其志洁，不愧古隐君子风，公之诗必传于后。”李来章康熙丁亥为《咸陟堂集》所作序云：“大通迹删上人以文字说法，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意其人固豪杰倜傥之流，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乎?”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云：“上人姓方氏，本名诸生，九谷先生弟也。中年削发，不解其故，然既为僧，所著述皆古歌诗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拟之于古，其惟俨、秘演之俦欤?”惟俨是禅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唐代著名高僧，其“离法自净，不事细行”，博通经纶，时誉甚高。秘演为北宋诗僧，欧阳修目为“隐于浮屠”的“天下奇士”(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画迹罕传”——成鹫绘画及其花卉长卷
关于光鹫的书画，广东博物馆的朱万章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岭南金石书法论丛》、《粤画访古》、《广东绘画》、《明清广东画史研究》中都有详细评介，盛赞成鹫的“佛学与画学并盛”。
在《粤画访古》中朱先生这样介绍“画迹罕传的成鹫”：
“……成鹫在绘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花卉、山水方面，其花卉颇似明中期写意花鸟画家陈淳风格。他极重视写生，师法自然，所以在《与人论画书》里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常笑古人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石，以有限之光阴，事无益之笔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况不如王宰者乎!我辈方寸中现有一幅真山真水，舍却自己家珍，向外驰求，连旬累日，惨淡经营，毫无关于己事，徒供田舍翁疥壁覆瓿之用，可惜可惜!’因绘画只是成鹫余事，在当世及后代均未受到足够重视，故传世画迹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主要有《山水图》扇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花卉卷》。《山水图》扇面系为友人汪后来所作。……该图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秋九月，铃白文印“光鹫”及朱文印“迹删”，曾经简又文先生珍藏。此图近处古树丛立，远处浅山淡影低回，颇具文人的笔情墨趣；《花卉卷》刊载于《艺林月刊》，目前收藏情况不明，全图分别画了六种不同的花卉，并附六段相应的题辞，既有工笔也有写意，诗、画对照，益觉清趣可爱。从画的风格看，比较接近青藤白阳一路。此外，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中，尚有一件成鹫与汪后来合作的画卷(南海阮氏藏)，当时是一件备受瞩目的展品，可惜现在未见流传。”
朱先生文中提到的(朱先生另两本著作中也反复详细说到)《花卉卷》，即是本文介绍的巨幅花卉长卷，只是因为朱先生未见到原迹，说法上有不准确不全面之处。朱先生所据是民国二十年5月、6月出版的《艺术月刊》第17期、18期所刊载的此卷尾部的两段局部，因为当时条件所限，《艺林月刊》所刊图版并不十分清晰，也非彩色，造成朱先生的叙述有些出入，十七期所刊图为此卷最尾部一段(朱先生《广东绘画》第59页所用图即翻拍此段)，与原迹对照可知此段画了五种花卉，自右至左依次为鸢尾、菊花、海棠、绣球、洛阳花，有三段题跋，十八期所刊图为上期所刊右面一段，共四种花卉，自左至右依次为白百合、荷花、茨菇、桂花，有三段题跋，所以两段加起来共九种花卉，而不是朱先生所说的六种。十七期题日“清释成鹫花卉卷之一”，并附作者简介“成鹫，字迹删，清初岭南诗僧，沈归愚极重之。书法二王，画罕见”，十八期题日“清释成鹫花卉卷之二”，并特注“(完)”，无怪平人们会以为这两段就是此花卉卷的全貌了。实际上，对照原迹可知，这两期杂志所刊部分大概只有全卷的三分之一。
虽然另有一件山水扇面留存，但此花卉长卷无疑是擅花卉的成鹫存世的唯代表作，充分展现了成鹫绘画的水平和所达到的高度。如果没有这件作品，这位岭南名家，这位备受推崇的遗民高僧的绘画风格，尤其是其所擅长的花卉面貌，后人只能干想象中得之了。成鹫花卉风格，一般认为“比较接近青藤白阳一路”，从这件花卉长卷看，春花秋草，横斜历乱，笔法挥洒自如，风姿纵逸疏朗，题材形式和大体风格确实是陈白阳一路的。但与徐青藤的纵横驰骋、狂放躁急从质上、从风神上似有不类。仔细品味，与陈淳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特点。成鹫此卷没有陈的熟和巧，不讨好，不媚俗，其老健沉厚，倒是颇有似沈石田处，从这一花卉卷看，成鹫绘画受到沈周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此点应该特别指出。虽然有陈淳、沈周的影响，但此卷时时透出的清拙秀劲，清正峭拔，当是成鹫自家面目，这与成鹫的梵行精严、志高行洁、墨名儒行从气质上是相统一的。此外，成鹫此卷不同于当行画家的僧家面目，令笔者想起清初新安高僧雪庄和尚的黄山异卉图，二者在神韵上(虽然笔法上不同)有相通相似之处。笔者曾藏民国时徐慧(即徐聪佑)所临雪庄《黄山异卉图册》，可作参酌。当然，释氏绘画也有极俗的，古今画僧里不乏其人。
关于此花卉卷的著录，因为这是成鹫仅存的两件绘画作品之一，因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艺术刊物之一《艺林月刊》的刊载，所以许多介绍成鹫书画的书、文章多会提到此花卉卷，如2003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朱铸禹著《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词典》“成鹫”条就特别提到“所作花卉长卷有影本”，并注明《艺林月刊》。2008年6月12日南方都市报广州美术学院魏祥奇题为《隐遁佛门遗世独立显风骨》的文章，也专门介绍了此花卉卷，并刊登了原载《艺林月刊》18期的那张图片，虽然标注”收藏不详”。上文提到的广州美术学院郭燕冰的论文《释成鹫行迹与书学考论》，亦有提及，并言“可惜未见流传”。
一直被专家学者目为“收藏不详”、“未见流传”的这件花卉长卷，终于在2010年10月27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郭秀仪诞辰一百周年珍藏精品展”上露出真容，也让人们知道原来这件珍贵的手卷一直收藏在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手中。作品展览的同时，还出版于香港文艺出版社《郭秀仪诞辰一百周年珍藏精品集》第114页。黄琪翔(1898－1970)，广东梅县人。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北伐、抗战时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战时先后任集团军司令、远征军副总司令。郭秀仪(1911－2006)，黄琪翔夫人，广东中山人，是我国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郭秀仪与当时妇女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由于功绩卓著，于1945年荣获抗日战争勋童。1995年9月，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是百名荣膺“抗日老战士”中三位女战士之一。同时，郭秀仪还是齐白石弟子，著名女画家。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都是广东人，留意乡邦文献，成鹫花卉卷归其所藏，可谓得其所哉。此卷钤收藏印“永安沈氏藏书画印”，又有溥西园题签。“永安沈氏”不知为谁，各大博物馆所藏书画亦数见有钤永安沈氏藏印者。著名者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曾鲸《葛一龙像卷》、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嘉《江南春色图卷》，皆钤此方“永安沈氏藏书画印”。溥西园即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红豆馆主溥侗。永安沈氏所藏每见有溥侗题签，不知何故。此卷是溥侗旧藏，抑是仅为经眼、题签，又于何时归黄琪翔夫妇，待考。
朱万章先生文中提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山水图》扇面，《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录》第二卷刊有图版，亦载于《传承与发展：广东历代绘画展览图录》(上册)118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1月)。朱文所称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中，那件备受瞩目的成营与汪后来合作画卷(南海阮氏藏)，著录于1941年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出版的三大册《广东文物》(1990年上海书店重新影印出版)中。据《广东文物》，此次“广东文物展览会”除了绘画类展品505号成鹫、汪后来合作画卷外，尚有书法类成鹫书迹三件206号展品行书轴(孙仲英藏)、207号诗卷(嘉乐园藏)、208号字轴(黄氏劬学斋藏)，并刊有成鹫诗卷局部图版，书“廉顽立懦”四字，另有著述类展品两件：940号《成陟堂集》(黄雨亭藏)、941号《咸陟堂诗集》(黄华表藏)。
又，上文朱先生所引成鹫《与人论画》，载《咸陟堂文集》卷十六，《咸陟堂集》中另有不少题画诗文，或自题，或跋他人画作，这些文字可看作成鹫的绘画理论思想。杨权先生认为“成鹫本人在书法绘画艺术方面有很深造诣，是岭南的名家，因此收入集中的题画诗，是研究清初岭南书画史的有用素材”。《咸陟堂文集》卷十六《与人论画》接下来的一篇是《论宇》：“宋儒朱考亭，生平作字，必正席端坐，然后下笔。或问其故，曰：‘非求字好，唯要心正。’彼儒者尚知返本，吾徒终日挥洒，毫无半点关心，真令愧杀。卫夫人云：‘王逸少作书，咄咄有生意。’问如何是生意?请参。”可以看出，无论书法还是绘画，成鹫都有自己自觉的思考、认识和观点。追求本真，发乎本心，有生意，反对故弄玄虚、矫揉造作、“毫不关心”。这与他的诗文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一以贯之的。《藏稿自序》(《成陟堂文集》卷一)云：“自为诗文，无所取法，第惟根于心，出诸口，发之而为声，歌之咏之，自适其情而已……”：《浪锡草序》(《成陟堂文集》卷一)说得最好：“诗贵本色，文士有风雅之气，山僧有烟霞之气，此真品也。诗贵出格，风雅中带烟霞气，烟霞中带风雅气，此妙品也。诗贵超方，风雅中无风雅气，烟霞中无烟霞气，此神品也。神品上矣，非深于道者未足语此……”以这些诗文见解观照他的书画，是完全相符的。亦僧亦儒的成鹫，有风雅气，有烟霞气，甚至还有豪杰气，自能“超方”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