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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过程中，消费控制已取代生产控制成为新社会控制的核心逻辑，利用生产社会中的政治逻辑不再能有效解释底层群体的行动，通过生活政治视野的引入，集中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独特的山寨消费现象，则可发现山寨本身的根源恰恰在于商品拜物教里面的消费控制，山寨正是消费社会中权力控制与异化的体现，消费中的山寨现象和生产中出现的诸种现象一样，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道德评判，解决山寨问题的出路在生活政治而非生产政治。
〔关键词〕 山寨；全球消费社会；生活政治;山寨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5－0120－05
作为一种金融危机背景下兴起或者炒作的社会现象，山寨由商品领域到文化领域，甚至向社会层面影响，真正有攻城掠寨之势，当下对山寨的讨论已涉及法律及其意识、原创精神、草根文化等多个层面，大多数论点集中于对山寨的负面批评。然而，吊诡的是，山寨并没有因为来自道德或者法律上的围剿而绝迹，反而愈演愈烈，不独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亦有类似现象，说明山寨现象不但是探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极佳切入点，而且需要放置到全球消费社会的背景中来展开讨论。本文从生活政治的视野出发，利用消费社会理论对山寨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并试图探讨山寨现象背后全球消费社会结构、底层消费、围绕消费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建设议题。
一、全球化与消费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消费
当代社会日益变成一个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在这一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因此，对中国各种消费现象的分析，毫无疑问需要放置到中国日益渗入全球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长时段中分析。
从共和国60年发展的转型来看，可以称之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过程，消费制度和消费观念相连接的社会层面的转型成为整体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动力和组成部分。〔1〕从改革开放30年的转型来看，可以称之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关系更为紧密，对于现代社会体系的建立更为迫切。同时，在后一阶段的转型时期，中国的消费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掩盖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2〕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3〕正缘于此，当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受到了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双重夹击，没有能成为稳固消费秩序和塑造消费主流文化的力量，一系列消费领域的怪相陆续呈现出来，种种问题的根源，则早难以通过问题的表象来判断，需要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秩序中探寻。揭开中国社会消费的帷幕，发现的却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图景：在顶端消费和底层消费上中国社会都体现出极端的特性，而标示现代型消费的中间层却是脆弱不堪。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2008年中国人奢侈品的消费达86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发布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2009-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30%。就在大多数研究与舆论将关注点放置在奢侈品消费研究或者高端消费时，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外需，国内消费作用不到位、甚至下降。消费领域存在的另一问题，就是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差距拉大。造成这种消费格局的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他们无钱消费；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这两个原因都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4〕如果将城乡差距问题考虑进来，就可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2008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199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体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收入上差不了多少。但是农村居民2008年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1997年同样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相比，远远低于城市居民。1997年城市居民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占74.5%，而2008年，同样收入的农民只有32.66%。〔5〕
為什么在全球经济格局进入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会在消费格局上呈现出这样一种悖论，为什么高端消费增长如此迅猛，而应构成消费主体的大众消费却未能形成？为什么对于国家内部的消费结构的研究，总是难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效的贡献？在众多的问题中，早已存在的山寨现象粉墨登场，并向社会文化领域攻城掠寨，成为蔚为壮观的一种社会现象，透视出中国消费社会秩序形成中的种种问题。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种种对山寨现象的批评作一梳理，以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二、理解作为亚文化的山寨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木屋区是香港贫民聚居的地方，当时许多制造轻工产品的家庭式作坊多集中于此，简陋的木屋沿山坡构筑，港人戏称小规模经营的工厂或家庭小作坊为“山寨厂”，其出产的产品也被港人讥之为“山寨货”。后期逐渐传入到广东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当时主要为作坊式IT工厂以模仿知名品牌起步，在手机行业扩展开来，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又几经演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无人不山寨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对山寨文化的批评主要是认为，首先，“山寨文化”固然契合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勃兴，但却带有强烈的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性，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第二，“山寨文化”中包含着剽窃和颠覆因素，损害了创造力和竞争力。第三，“山寨文化”缺少创意和构思，难以形成品牌。第四，“山寨文化”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盗版之风、侵权之风，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破坏经济文化生态。第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山寨文化”中娱乐成分偏多，文化因素偏少；消费心理偏多，文化创新偏少。〔6〕但是客观而言，这些批评大多不但没有抓住山寨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存在的特性，更没有触及山寨现象在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结构性动因，因此，最终对于解决山寨问题的对策往往流于道德主义式的训诫或者强力性的管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批评往往不但无助于山寨问题的解决，而且经网络传播成为推动山寨文化的反向力量。
理解山寨现象，一方面需要从亚文化这一角度切入来理解作为一种消费亚文化的山寨的内在逻辑与主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应该放置在消费社会的整体结构中考察，从相应的生活政治中来求解。
社会学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亚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这种角度来看，山寨在当代消费文化中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对亚文化的批评毫无疑问主要来自于主文化层面，如果用詹明信的话讲此类消费现象是一种无深度文化，〔7〕其存在是文化领域的一个客观现象。真正需要追究的是何以此种亚文化发展如此迅猛，在许多层面甚至有成为主文化的倾向，当下对山寨的批评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极为相像，青年人越来越狂热地追求流行文化的时尚，而由成年人控制的文化批评舆论则不断指责青少年们的时尚追求。从对喇叭裤、长发、染发、追星族、享乐一代的批评，乃至对所谓“80后”的广泛质疑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后喻文化时代成年人的忧虑。
但作为亚文化的山寨全面介入到商品领域，发展成为商业亚文化后，后喻文化中尚存的教导式温情便难以为继，因为山寨触动了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分层的秩序，而消费正是标示消费社会中脆弱社会秩序的重要标签。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消费，已经成为一套身份象征系统和地位竞争的手段。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消费作为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其阶层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8〕而正如韦伯强调，地位群体会通过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对外围成员封锁经济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加强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9〕除了原来优势地位群体为维护生活方式上的显明区隔而采取种种垄断策略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外围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消解垄断，并通过篡夺儹取来颠破排斥性壁垒、消解特权，争取表明步入了上流社会的商品而展开斗争。经常性地供应新的、时髦的令人垂涎的商品，或者下层群体儹越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便产生了一种“犬兔”越野追逐式的游戏。〔10〕因此，当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强制—引诱的微妙拼凑，它既不表明某种控制出现了失控，也不表明它就是某种更为严厉的控制，而是既掌握了正式的控制又把握着解除控制，并在这两者之间轻易地转换交切的一种弹性的、潜在的生成结构。〔11〕在面子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社会消费者中间此种消费社会的逻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一种是个人为了获得面子进行的主动消费，一种是个人为了避免失去面子而进行的被动消费。〔12〕在消费者选择之范围内（无论选择范围看起来多么广泛，种类多么繁多），每一个人必须“与事先决定好的并且已被编入程序的标准相一致（就好像出自一种本能）……并从为他这种类型所制造的大量产品的目录中作选择……鉴赏家对优劣的讨论，仅仅是为了竞争及有选择之范围这一表象维持下去罢了”〔13〕。
总之，初始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山寨进入到消费领域之后，打破了以商品—符号—消费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对山寨现象的批判，正是重建新的社会距离和社会秩序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山寨不仅仅是生产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消费社会中的一种政治现象，需要在生活政治的视野中得到进一步分析。
三、生活政治视野中的山寨文化
当代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使得政治活动和抗争的主要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社会学家悲观地发现沉溺于更高消费的大众不再可能团结起来的时候，消费生活中的政治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理论所忽略。山寨现象以往的诸种批判之所以乏善可陈，就在于山寨现象实与批判者本身所维护的种种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换言之，对山寨现象的大肆鞭挞反而遮蔽了我们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本质认识，使我们站在了为消费社会异化了的权力辩护的一面，以至于本身处于底层的消费者自觉地为维护消费主义文化而呐喊。在对山寨追捧和批判的平面化反应当中，恰恰表明处于全球消费社会新领地中的中国消费者被极佳地分化为大众而不是有意识的消费阶级，大众是阶级社会崩溃的产物，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孤独无助，缺少正常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特定的、有限的、可达到的目标。〔14〕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这一状态的表述可谓入木三分：“个体被简化为只是一连串的瞬间体验，未留下任何痕迹，更确切地说，痕迹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多余的、过量的而被厌恶。”〔15〕因为消费社会将遵循其本性而继续发展：强化欲望，提高期望值，加满货架上的新商品，并使之具有获得优越地位的附加值，这些商品之令人垂涎，不仅因为这些商品本身的原因，还因为这些商品承诺了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性赋予其消费者；这样，消费者的竞争就不会终止，所以才会不断地产生新穷人、新的匮乏者、甚至是新的“有缺陷的消费者”。〔16〕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在于，听任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诱导人们以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寻求个体无限欲望的满足。一个消费主义者的社会秩序永远会使道德共同体和任何一种集体瓦解，山寨可以被批判，但是终结却是不可能，在消费文化的行进中，包括所谓的正品商品也是在和欲望的竞赛当中而已，山寨可以轻易地在道德的制高点乃至法律的铁拳中被批判，但是消费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新的秩序中，消费者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人”，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甚至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消费者可以同时是理性选择者、商品消费的牺牲者、反叛者、活动主义者和公民。这就表明从生产社会逻辑出发对消费者的理解将退出历史，而应该转入更为整全的生活政治领域，“生活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政治，而且也是情感的政治。抑或说是理性和感情统一的政治”〔17〕。吉登斯不厌其烦地强调性、爱、纯粹关系、亲密关系，并把它们内在地统一起来，无非是为了论证生活政治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对于性来讲，爱就是它的“政治”，因为爱把性统一在一定的秩序中；对于爱来讲，婚姻、家庭就是它的“政治”，因为婚姻家庭一方面使性爱合法化，另一方面把性爱置入一定的规则中；依次推之，文明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法律制度是家庭活动的“政治”，国家意志最终是伦理、法律的“政治”。
消费社会的奥秘正在于它走上了一个日渐加速的分离过程，一方面，消费社会挟持着全球化的迅猛扩展使得符号霸权的权力空前增强，使得全球社会的消费者对符号顶礼膜拜，但顶级商品所塑造的符号一定不能使消费者轻易接近，而是更要在这一过程中拉开距离，这样才能更加显示其符号的权力。在引诱的过程中，底层消费者种种方式的模仿和山寨化几乎与全球消费是同步行进的，山寨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乱象正是消费社会的根本悖论，也是劳动者的悖论：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入劳动和消费的双重桎梏。长期以来，中国采取高积累、低消费和低工资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底层消费者群体，使得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18〕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社会的消费内部呈现为“双轨化”社会：一边是精英消费者社会，另一边是大众生产者社会。精英消费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强，在消费生活领域奉行消费主义原则；大众生产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弱，在消费生活领域所奉行的是节俭主义原则。〔19〕因此，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不应该停留于山寨等这些消费文化的病相，而是应该在全球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对正在侵入的消费社会本身做出审慎而深入的思考。
由此，关于山寨并不能简单地做非此即彼的对错判断。如果打压山寨，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整体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消费霸权与文化工业主义的真正企图，另一方面，如果纵容山寨，不但同样在推动着以低价方式的消费引诱，而且必然使得已和文化精神结合起来的山寨精神进一步在文化领域渗透。可以说，山寨正是弥补了垂直社会对即将到来的扁平化社会的某种不适应性。〔20〕
相对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似乎遮蔽了那些严厉的控制与明确的分层，消费者似乎是自由的。但是，消费社会不仅延续着生产社会的控制逻辑，权力关系不但渗透在工作场所之中，而且完全掌控了消费全过程，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霸权控制。消费社会制造了欲望，但是没有满足制造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需求，正是这些制造出来的商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才造就了商品的价值。山寨商品消费的仅仅是一种这些商品制造出来的欲望。
山寨消费品在青年群体中的普遍流行，也印证了初入社会的这一新群体通过建构成功者身份以获得社会认可的努力。〔21〕山寨也表明了在社会结构变化中体现出来的种种断裂与区隔化，整个生产体系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吸收社会化创造，而涌入山寨商品制造的企業也与整个研发、生产、法律体系的缺乏紧密相关，国外类似的现象很快会被制造业体系所吸收，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制造商与消费者“共创式”的消费文化，这样的转变正是迎合了由企业引导的消费向消费者引导的消费的转变，实际上是对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思维的一种表达，也是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吸收，归根结底，消费社会中的社会事实还需要用消费社会逻辑的生活政治来解决。
四、在生活政治中重建消费公正
整个社会日益进入一个由消费主导的新的社会形态，山寨只是原有生产社会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象。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不停息下来，类似的山寨现象就绝不会消失，急于维护消费社会秩序的保卫者们，必须正视山寨商品小成本满足大欲望的奥秘所在，欲望永在则追逐不息。山寨的真正根源乃在于商品的拜物教，山寨受到追捧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把人们从这种怪异的束缚中解脱。〔22〕批评者没想到的是最终回到的原点正是他们所坚守的，真正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所以，真正化解山寨问题，还需跳出原有的固化思維，从生活政治中求解，在生活政治的结构中，尊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内容是生活政治的基础和本质，现代政治中过分强调社会规则的倾向需要审慎反思，因为它使人的自然性在政治中变得日益模糊而渐渐远离“人”。让更多的居民公平地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提高较低社会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褪去正在融入全球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暴力，推进消费公平，才有可能使消费者逐渐走出山寨，在生活政治中获得新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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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频）
〔关键词〕 山寨；全球消费社会；生活政治;山寨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5－0120－05
作为一种金融危机背景下兴起或者炒作的社会现象，山寨由商品领域到文化领域，甚至向社会层面影响，真正有攻城掠寨之势，当下对山寨的讨论已涉及法律及其意识、原创精神、草根文化等多个层面，大多数论点集中于对山寨的负面批评。然而，吊诡的是，山寨并没有因为来自道德或者法律上的围剿而绝迹，反而愈演愈烈，不独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亦有类似现象，说明山寨现象不但是探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极佳切入点，而且需要放置到全球消费社会的背景中来展开讨论。本文从生活政治的视野出发，利用消费社会理论对山寨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并试图探讨山寨现象背后全球消费社会结构、底层消费、围绕消费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建设议题。
一、全球化与消费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消费
当代社会日益变成一个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在这一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因此，对中国各种消费现象的分析，毫无疑问需要放置到中国日益渗入全球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长时段中分析。
从共和国60年发展的转型来看，可以称之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过程，消费制度和消费观念相连接的社会层面的转型成为整体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动力和组成部分。〔1〕从改革开放30年的转型来看，可以称之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关系更为紧密，对于现代社会体系的建立更为迫切。同时，在后一阶段的转型时期，中国的消费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掩盖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现象,〔2〕使中国面临的危机得以迟缓,但也在被推迟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现。〔3〕正缘于此，当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受到了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双重夹击，没有能成为稳固消费秩序和塑造消费主流文化的力量，一系列消费领域的怪相陆续呈现出来，种种问题的根源，则早难以通过问题的表象来判断，需要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秩序中探寻。揭开中国社会消费的帷幕，发现的却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图景：在顶端消费和底层消费上中国社会都体现出极端的特性，而标示现代型消费的中间层却是脆弱不堪。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2008年中国人奢侈品的消费达86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发布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2009-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30%。就在大多数研究与舆论将关注点放置在奢侈品消费研究或者高端消费时，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外需，国内消费作用不到位、甚至下降。消费领域存在的另一问题，就是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差距拉大。造成这种消费格局的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他们无钱消费；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这两个原因都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4〕如果将城乡差距问题考虑进来，就可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2008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1997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体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收入上差不了多少。但是农村居民2008年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1997年同样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相比，远远低于城市居民。1997年城市居民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占74.5%，而2008年，同样收入的农民只有32.66%。〔5〕
為什么在全球经济格局进入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会在消费格局上呈现出这样一种悖论，为什么高端消费增长如此迅猛，而应构成消费主体的大众消费却未能形成？为什么对于国家内部的消费结构的研究，总是难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效的贡献？在众多的问题中，早已存在的山寨现象粉墨登场，并向社会文化领域攻城掠寨，成为蔚为壮观的一种社会现象，透视出中国消费社会秩序形成中的种种问题。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种种对山寨现象的批评作一梳理，以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二、理解作为亚文化的山寨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木屋区是香港贫民聚居的地方，当时许多制造轻工产品的家庭式作坊多集中于此，简陋的木屋沿山坡构筑，港人戏称小规模经营的工厂或家庭小作坊为“山寨厂”，其出产的产品也被港人讥之为“山寨货”。后期逐渐传入到广东等地的加工制造业，当时主要为作坊式IT工厂以模仿知名品牌起步，在手机行业扩展开来，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又几经演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无人不山寨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对山寨文化的批评主要是认为，首先，“山寨文化”固然契合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勃兴，但却带有强烈的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性，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第二，“山寨文化”中包含着剽窃和颠覆因素，损害了创造力和竞争力。第三，“山寨文化”缺少创意和构思，难以形成品牌。第四，“山寨文化”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盗版之风、侵权之风，可能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破坏经济文化生态。第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山寨文化”中娱乐成分偏多，文化因素偏少；消费心理偏多，文化创新偏少。〔6〕但是客观而言，这些批评大多不但没有抓住山寨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存在的特性，更没有触及山寨现象在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结构性动因，因此，最终对于解决山寨问题的对策往往流于道德主义式的训诫或者强力性的管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批评往往不但无助于山寨问题的解决，而且经网络传播成为推动山寨文化的反向力量。
理解山寨现象，一方面需要从亚文化这一角度切入来理解作为一种消费亚文化的山寨的内在逻辑与主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应该放置在消费社会的整体结构中考察，从相应的生活政治中来求解。
社会学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亚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这种角度来看，山寨在当代消费文化中是一种典型的亚文化，对亚文化的批评毫无疑问主要来自于主文化层面，如果用詹明信的话讲此类消费现象是一种无深度文化，〔7〕其存在是文化领域的一个客观现象。真正需要追究的是何以此种亚文化发展如此迅猛，在许多层面甚至有成为主文化的倾向，当下对山寨的批评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极为相像，青年人越来越狂热地追求流行文化的时尚，而由成年人控制的文化批评舆论则不断指责青少年们的时尚追求。从对喇叭裤、长发、染发、追星族、享乐一代的批评，乃至对所谓“80后”的广泛质疑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后喻文化时代成年人的忧虑。
但作为亚文化的山寨全面介入到商品领域，发展成为商业亚文化后，后喻文化中尚存的教导式温情便难以为继，因为山寨触动了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分层的秩序，而消费正是标示消费社会中脆弱社会秩序的重要标签。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消费，已经成为一套身份象征系统和地位竞争的手段。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消费作为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其阶层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8〕而正如韦伯强调，地位群体会通过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对外围成员封锁经济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加强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9〕除了原来优势地位群体为维护生活方式上的显明区隔而采取种种垄断策略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外围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消解垄断，并通过篡夺儹取来颠破排斥性壁垒、消解特权，争取表明步入了上流社会的商品而展开斗争。经常性地供应新的、时髦的令人垂涎的商品，或者下层群体儹越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便产生了一种“犬兔”越野追逐式的游戏。〔10〕因此，当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强制—引诱的微妙拼凑，它既不表明某种控制出现了失控，也不表明它就是某种更为严厉的控制，而是既掌握了正式的控制又把握着解除控制，并在这两者之间轻易地转换交切的一种弹性的、潜在的生成结构。〔11〕在面子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社会消费者中间此种消费社会的逻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一种是个人为了获得面子进行的主动消费，一种是个人为了避免失去面子而进行的被动消费。〔12〕在消费者选择之范围内（无论选择范围看起来多么广泛，种类多么繁多），每一个人必须“与事先决定好的并且已被编入程序的标准相一致（就好像出自一种本能）……并从为他这种类型所制造的大量产品的目录中作选择……鉴赏家对优劣的讨论，仅仅是为了竞争及有选择之范围这一表象维持下去罢了”〔13〕。
总之，初始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山寨进入到消费领域之后，打破了以商品—符号—消费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对山寨现象的批判，正是重建新的社会距离和社会秩序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山寨不仅仅是生产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消费社会中的一种政治现象，需要在生活政治的视野中得到进一步分析。
三、生活政治视野中的山寨文化
当代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使得政治活动和抗争的主要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社会学家悲观地发现沉溺于更高消费的大众不再可能团结起来的时候，消费生活中的政治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理论所忽略。山寨现象以往的诸种批判之所以乏善可陈，就在于山寨现象实与批判者本身所维护的种种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换言之，对山寨现象的大肆鞭挞反而遮蔽了我们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本质认识，使我们站在了为消费社会异化了的权力辩护的一面，以至于本身处于底层的消费者自觉地为维护消费主义文化而呐喊。在对山寨追捧和批判的平面化反应当中，恰恰表明处于全球消费社会新领地中的中国消费者被极佳地分化为大众而不是有意识的消费阶级，大众是阶级社会崩溃的产物，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孤独无助，缺少正常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特定的、有限的、可达到的目标。〔14〕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这一状态的表述可谓入木三分：“个体被简化为只是一连串的瞬间体验，未留下任何痕迹，更确切地说，痕迹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多余的、过量的而被厌恶。”〔15〕因为消费社会将遵循其本性而继续发展：强化欲望，提高期望值，加满货架上的新商品，并使之具有获得优越地位的附加值，这些商品之令人垂涎，不仅因为这些商品本身的原因，还因为这些商品承诺了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性赋予其消费者；这样，消费者的竞争就不会终止，所以才会不断地产生新穷人、新的匮乏者、甚至是新的“有缺陷的消费者”。〔16〕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在于，听任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诱导人们以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寻求个体无限欲望的满足。一个消费主义者的社会秩序永远会使道德共同体和任何一种集体瓦解，山寨可以被批判，但是终结却是不可能，在消费文化的行进中，包括所谓的正品商品也是在和欲望的竞赛当中而已，山寨可以轻易地在道德的制高点乃至法律的铁拳中被批判，但是消费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尤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新的秩序中，消费者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人”，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甚至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消费者可以同时是理性选择者、商品消费的牺牲者、反叛者、活动主义者和公民。这就表明从生产社会逻辑出发对消费者的理解将退出历史，而应该转入更为整全的生活政治领域，“生活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政治，而且也是情感的政治。抑或说是理性和感情统一的政治”〔17〕。吉登斯不厌其烦地强调性、爱、纯粹关系、亲密关系，并把它们内在地统一起来，无非是为了论证生活政治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对于性来讲，爱就是它的“政治”，因为爱把性统一在一定的秩序中；对于爱来讲，婚姻、家庭就是它的“政治”，因为婚姻家庭一方面使性爱合法化，另一方面把性爱置入一定的规则中；依次推之，文明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法律制度是家庭活动的“政治”，国家意志最终是伦理、法律的“政治”。
消费社会的奥秘正在于它走上了一个日渐加速的分离过程，一方面，消费社会挟持着全球化的迅猛扩展使得符号霸权的权力空前增强，使得全球社会的消费者对符号顶礼膜拜，但顶级商品所塑造的符号一定不能使消费者轻易接近，而是更要在这一过程中拉开距离，这样才能更加显示其符号的权力。在引诱的过程中，底层消费者种种方式的模仿和山寨化几乎与全球消费是同步行进的，山寨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乱象正是消费社会的根本悖论，也是劳动者的悖论：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入劳动和消费的双重桎梏。长期以来，中国采取高积累、低消费和低工资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底层消费者群体，使得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18〕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社会的消费内部呈现为“双轨化”社会：一边是精英消费者社会，另一边是大众生产者社会。精英消费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强，在消费生活领域奉行消费主义原则；大众生产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弱，在消费生活领域所奉行的是节俭主义原则。〔19〕因此，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不应该停留于山寨等这些消费文化的病相，而是应该在全球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对正在侵入的消费社会本身做出审慎而深入的思考。
由此，关于山寨并不能简单地做非此即彼的对错判断。如果打压山寨，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整体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消费霸权与文化工业主义的真正企图，另一方面，如果纵容山寨，不但同样在推动着以低价方式的消费引诱，而且必然使得已和文化精神结合起来的山寨精神进一步在文化领域渗透。可以说，山寨正是弥补了垂直社会对即将到来的扁平化社会的某种不适应性。〔20〕
相对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似乎遮蔽了那些严厉的控制与明确的分层，消费者似乎是自由的。但是，消费社会不仅延续着生产社会的控制逻辑，权力关系不但渗透在工作场所之中，而且完全掌控了消费全过程，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霸权控制。消费社会制造了欲望，但是没有满足制造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需求，正是这些制造出来的商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才造就了商品的价值。山寨商品消费的仅仅是一种这些商品制造出来的欲望。
山寨消费品在青年群体中的普遍流行，也印证了初入社会的这一新群体通过建构成功者身份以获得社会认可的努力。〔21〕山寨也表明了在社会结构变化中体现出来的种种断裂与区隔化，整个生产体系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吸收社会化创造，而涌入山寨商品制造的企業也与整个研发、生产、法律体系的缺乏紧密相关，国外类似的现象很快会被制造业体系所吸收，而且发展成为一种制造商与消费者“共创式”的消费文化，这样的转变正是迎合了由企业引导的消费向消费者引导的消费的转变，实际上是对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思维的一种表达，也是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吸收，归根结底，消费社会中的社会事实还需要用消费社会逻辑的生活政治来解决。
四、在生活政治中重建消费公正
整个社会日益进入一个由消费主导的新的社会形态，山寨只是原有生产社会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象。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不停息下来，类似的山寨现象就绝不会消失，急于维护消费社会秩序的保卫者们，必须正视山寨商品小成本满足大欲望的奥秘所在，欲望永在则追逐不息。山寨的真正根源乃在于商品的拜物教，山寨受到追捧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把人们从这种怪异的束缚中解脱。〔22〕批评者没想到的是最终回到的原点正是他们所坚守的，真正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所以，真正化解山寨问题，还需跳出原有的固化思維，从生活政治中求解，在生活政治的结构中，尊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内容是生活政治的基础和本质，现代政治中过分强调社会规则的倾向需要审慎反思，因为它使人的自然性在政治中变得日益模糊而渐渐远离“人”。让更多的居民公平地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提高较低社会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褪去正在融入全球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暴力，推进消费公平，才有可能使消费者逐渐走出山寨，在生活政治中获得新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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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