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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的兴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尝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文化的商品化和信息传媒化进一步使得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以更加开放、简洁的形式融入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在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对大众文化内容的融合与对大众文化商品形式、传播途径的借鉴，最终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传播，以更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种种功能创造条件。
〔关键词〕先进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形象；文化叙述形式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130-05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应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互动，这要求意识形态在创新和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在实践中展现出指引现实的生命力。因此通常对于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理论的科学性之上，强调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真理性和现实普适性所形成的理论说服力。然而在当代多元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涉及复杂的主体认同，其向现实的转化不得不考虑转化的中间环节。因此除了本身科学性的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还需要适当地改变自身已有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以求获得更大的吸引力。
“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1〕然而，“目前我们有些主旋律的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不被人们接受，就是因为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等弊病倒了人们的胃口。以至在某种意义上，一些不成功的主旋律作品成了概念化和假大空的别名”，因此，“即使是真理，倘若被拙劣的表达包裹着，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2〕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增强，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论说服力的增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先进文化通过丰富自身的文化内容和创新自身的表现形式，将现代审美情趣与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内涵有机结合，同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增强的关键所在。
一、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形象的丰富
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例如大众文化充斥了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的大量元素，对承载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先进文化发挥社会整合以及主体建构功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代表着社会核心价值和主流精神的先进文化必须规范和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大众文化又具有鲜明的大众性、社会性和开放性，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的兴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尝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先进文化要丰富自身的文化形象，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中人民的审美情趣，就需要和大众文化相融，借鉴其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
大众文化可供先进文化吸纳的首先是其多元化的内容。虽然文化批判中常常将大众文化视为其内容之于受众只能是制造快感而非带来审美享受，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也曾经对资本控制下的文化工业给人们带来的简单化、标准化进行过批判，我们仍应该看到罪魁祸首并不是大众文化本身，而是无孔不入的，以自身逻辑控制大众文化生产每一个环节的资本。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人们的文化审美标准变化已经形成，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消费正日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大众文化的出现正满足了这种文化消费的变化。大众文化所讲述的内容和其讲述的方式一般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大众文化作品的内容通常都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情感相关，大多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以迎合民众心理和趣味的方式来实现其商业诉求的目标。比如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收视热潮的电视剧《蜗居》，反映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围绕当代社会“买房难”这一现实中存在的最为火热的话题，演绎了在买房压力下的一群平凡人生活的苦与乐，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虽然它从文化内容上来讲并没有试图深入地去剖析“买房难”的形成原因，或者进一步探讨现代人走出多元价值选择困境的出路，但其内容与生活形式上的贴近和轻松的演绎手法，使人们在观看电视剧之后反而更加愿意去挖掘、思考其简单内容背后的深层次元素。这一事例说明，大众文化也许在内容上是单一模式的、简单复制的，但它同样可以以休闲娱乐的内容去承载更多价值和意义内容，并非只能扼杀人的创造和自主思想，使大众丧失对于现实批判和辩证的思考。除了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使大众文化被人们喜闻乐见之外，大众文化内容的轻松娱乐元素同样使人们在紧张的压力下得到放松。虽然内容本身是平凡的，然而大众文化对内容的演绎却是不平凡的，它总是将日常生活中平凡故事的发展演绎出惊人的结果。大众文化以内容的平凡和结构的传奇性对比，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和期待在文化作品中看到与自己相似的平凡生活能够演绎出不同结果的愿望，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大众获得放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化批判中往往将大众文化带来的这一放松视为对人们的麻痹，认为大众文化承诺的虚假性使人们沉溺于娱乐和消费快感带来的满足，并最终丧失生活批判和改造的勇气。简而言之，文化内容的虚假承诺产生了文化迷信，对现实的反抗被消弭于娱乐的快感之中，反抗遭到无效化。按照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描述：“只要买一张电影票，一个生活枯燥、沮丧、了无生趣、简陋、无望的人就会步入其所梦寐以求的生活中去，在那里所有人都既富裕又漂亮。”〔3〕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生存竞争压力，使人们迫切需要舒缓巨大的精神压力，大众文化内容中的娱乐元素能够很好地提供这种功效，使人们可以在工作之余通过文化娱乐得到身心的放松。既然大众文化对于当代人的心理调节、压力舒缓存在着这样明显的作用，对构建人的和谐有正面积极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一味否定大众文化中的消费享乐元素。更何况大众审美的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武断地否定只能使主流意识形态丧失应当争取的文化领地。 先进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内容是选择性地吸纳，有着清晰和明确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文化内容本身是否符合严肃、积极、高雅等标准，而在于其精神实质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从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内容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中普罗大众的思想和生活，其在内容上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肯定了人们对个体价值和世俗生活的追求；二是娱乐至上，其以自身内容的轻松、娱乐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非精英文化商品的消费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对当代社会世俗背景中大众文化审美的积极回应，正是它们使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我们应当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占领更为广袤的文化阵地，那么丰富承载其功能的主流文化的内容是基础性的。我们要大力发展和着重建设的先进文化在内容上不应当是狭隘的界定，而是通过整合大众文化的有益内容不断丰富的，在建设先进文化时应将一切优良的文化资源都纳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之中。这里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考虑到大众文化必然会承载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负面消极的意识形态。如何确定主流文化吸纳大众文化内容的基本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借鉴大众文化元素，丰富主流文化内容的原则首先应当是以大众文化内容符合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来作为吸纳的基本判断标准，即在对大众文化内容的吸纳上先进文化应主要根据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根据内容的艺术性来整合。艺术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固定的涵义，它取决于自身所处的背景。某时某地被视为高雅的艺术，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则会被视为通俗的艺术，更何况一个描写达官贵人消费享乐浮华生活的歌剧未见得就比一曲歌颂家乡祖国的民俗歌曲高雅。简单来说，艺术很多时候仅仅是形式而非内容实质。大众文化只要内容中具有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求，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资源支持，即使被整合的大众文化内容缺乏政治严肃性、缺乏对于崇高的精神和理想的关注而只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仍然可以考虑去吸纳，不需要担心先进文化的内容会因此而变得低俗化；其次，融合中重视对大众文化内容中娱乐元素、消费元素的保留。主流文化建设不能够将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简单定义为高雅文化，更不能将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娱乐元素、消费文化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落后消极思想。要认识到文化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都受制于历史现实条件，它既“属人”也可以“为人”，取决于文化生产的方式和目的。举例来说，很多人批评一些主旋律电视剧中主角间卿卿我我占据了重要篇幅，反而革命英雄人物从事的革命斗争演绎得少，成了本末倒置和对于革命人物英雄形象的玷污。实际上，只要不是刻意歪曲历史与历史人物，对革命英雄进行适当的浪漫化、人性化的演绎就完全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对于文化承载意义的认可人们同样需要经历从情感认知到理性认同的过程，娱乐元素、消费元素对应了当前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不可能被直接颠覆，反而有利于促进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转变。只要其符合当代人的正常审美，就可以予以保留；再次，注重用先进文化具有的经典理论思想内涵来促进民众形成更加理性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与民族文化心理类似，大众的审美情趣实质上也同样是大众对文化的某种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它同样是处于变化之中。先进文化建设需要对大众这种审美情趣的变化起到引领作用。崇高的价值和对理想的追求是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的真正所在，即先进文化不仅仅是对美的追求，更应该是对真和善的追求。因此先进文化建设不仅仅是通过借鉴先进文化的内容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更要在借鉴之后使其为主流价值观的构建服务，以文化的形式推动大众的认同感建立。并且通过合理的文化内容构建推动大众的审美情趣提升，甚至包括更加有效的文化叙述方式，培养大众科学理性和积极向上的审美价值观。
二、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叙事形式创新
大众文化的商品形式对于先进文化的叙事形式创新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增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化历来与意识形态存有紧密联系，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来实现意识形态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不论是文化生产、评论、传输还是消费，文化的各种功能都会对意识形态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产生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对单调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灌输有一种较明显的逆反心理，反而是文化商品形式促成的商品消费能够更积极地促成意识形态理论向现实的转化，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实现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生就指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往往通过文化消费被公众接受，“它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作品之中，这些产品供人们娱乐，人们在消费这些产品时就再现了这些产品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现实。今天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清楚表述的一种学说，处于社会领域之上并且盖过它，使它的机构凸显；而是一种特别的大众生产的文化物品，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凝合剂’”。〔4〕姑且不论大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个体之间互动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其本身就在文化消费中实现了自身意义的建构，仅从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来看，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在消费过程中对消费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或塑造了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引导了他们的行为。于是，“意识形态的运行就变成一种符码的操作过程……与权力意识形态相比，这当然是一种更狡猾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这是符码在物质内容背后将形式作为形式生产出来，并且生产出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意识”。〔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商品消费能够创造出更加愉悦的意识形态支配体验，它以满足或刺激人们精神需求的方式实现了价值或意义的传导。相比过去主流文化产品的说教灌输，人们更乐意通过文化商品消费来接受文化意义的解释或构建功能。因此先进文化建设就必须要借助大众文化商品这一形式，即通过文化市场化等多种手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商品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时地转化为‘意识形态商品’，在消费者购买或使用这些‘文化商品’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整合。”〔6〕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流通是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义符号获得公共性的重要途径。 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今天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但对于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走向商品化、市场化是否可行许多人还存有疑虑。这一类疑虑大多认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先进文化必然兼具了经济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而在市场配置环节商品的文化性最终是以市场为导向，服务于经济目的的。如果完全依照市场选择不加以控制，文化商品在流通时会只根据利润、利益这些资本逻辑来对自身包含的意义符号进行经济性筛选。这种筛选有时候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传输、理解和再生产是具有负面抑制作用的。詹明信就曾经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作为例子指出，当代资本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势力已扩张到前此未曾受到商品化影响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7〕因为生产由资本所控制，所以生产的首要目的就肯定是服务于经济价值，即以剩余价值增值来确定生产的方向。“假如那些质疑甚至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仍然能够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投资于这类产品完全符合个体资本的利益。”〔8〕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以商品化形式进入市场流通是有效的。它不仅仅通过文化生产、传播来构筑个体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人生观，还可以通过被个体消费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文化商品经济的兴盛对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市场规律决定了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市场从经济型考虑出发对文化的意义内容进行选择，往往使意识形态试图传递的意义符号被扭曲甚至遭到颠覆。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化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困境：它们的文化不断传播着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平等、制度等意义符号的同时，又鼓吹着无节制的享乐、消费至上、追求官能享受的价值观。“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个人努力工作，追求事业，接受劳动后享受观念……然而商业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提倡快乐、即时享受、放松和释放。白天是‘谦谦君子’，晚上却是‘浪荡之徒’。”〔9〕这一矛盾当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邓小平也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完全屈从资本逻辑提出过批评。他在讲话中提到：“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商品化的倾向”，使“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10〕这里邓小平反对的是不顾社会效益的文化商品化，认为文化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11〕所以他的这一观点并非否定文化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是反对以“一切向钱看”的资本逻辑而不是“一切为人”的逻辑统治下的文化商品化。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商品消费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对市场化过程中文化商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义符号的交流、理解的效果实现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2〕这一要求的目的正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用区别于完全市场化体制的新型文化体制来引导正确的文化生产秩序和消费观念形成，确保文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化消费的环节，从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到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都属于改革的范畴，其旨在通过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文化体制，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有计划地调控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避免文化的公共性因为市场化彻底蜕变为消费的私人性。
先进文化的传媒化同样是文化形式创新的重要选择，它也有助于意识形态在更广泛层面获得吸引力的强化。先进文化除了可以考虑借鉴大众文化的商品形式，以文化消费实现意识形态功能之外，借助大众传媒实现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深度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英国传媒研究学者约翰·汤普生就提出过一个全新的观点，即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意义，大众传媒和影像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能够通过现代媒介进行跨时空的传输。他指出：“大众传媒机构的迅速扩散和传输网络的发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过它们传向日益扩大的受众领域。这就是我所面熟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与现代社会兴起有关的主要转型之一。了解这个过程对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被体制化的传播网络所穿越，个人的经历越来越被象征生产与传输的技术体系所中介。了解这个过程也将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理论构架，使重新阐述过的意识形态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13〕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能够更加高效、更加分散地传输到更广阔的空间上，使更多的人成为意识形态的潜在受众。大众传媒的发展压缩了社会的“空间和时间”，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空间和渗透效率。不仅如此，从现实情况来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交互的主要方式，构建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技术媒介的部署不应视为仅仅是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是我们应把这种部署视为服务于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行动与互动方式，新的表达自己和回应他人的方式。”〔14〕这说明了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存在，除了发挥着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构造一个传媒网络，形成与生活世界相对的信息意义世界。只不过在这个意义世界中，大众文化自身可以通过对信息筛选、重构来实现对意义的解释和说明，人们则在信息接收中从事观念建构和再生产实践。按照汤普生的理解，就是象征形式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使之具有了服务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本身也可以承载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这使得大众传媒建设、大众传媒管理、非主流社会传播的引导与规范等工作成为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新领域，是当前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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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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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4〕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15，12-13，17.
〔5〕仰海峰.走向马克思：从生产之境到符号之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20.
〔6〕徐海波.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84.
〔8〕特里·洛威尔.大众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127.
〔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5.
〔10〕〔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145.
〔1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责任编辑：谢科）
〔关键词〕先进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形象；文化叙述形式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130-05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应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互动，这要求意识形态在创新和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在实践中展现出指引现实的生命力。因此通常对于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理论的科学性之上，强调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真理性和现实普适性所形成的理论说服力。然而在当代多元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涉及复杂的主体认同，其向现实的转化不得不考虑转化的中间环节。因此除了本身科学性的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还需要适当地改变自身已有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以求获得更大的吸引力。
“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1〕然而，“目前我们有些主旋律的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不被人们接受，就是因为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等弊病倒了人们的胃口。以至在某种意义上，一些不成功的主旋律作品成了概念化和假大空的别名”，因此，“即使是真理，倘若被拙劣的表达包裹着，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2〕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增强，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论说服力的增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先进文化通过丰富自身的文化内容和创新自身的表现形式，将现代审美情趣与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内涵有机结合，同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增强的关键所在。
一、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形象的丰富
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例如大众文化充斥了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的大量元素，对承载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先进文化发挥社会整合以及主体建构功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代表着社会核心价值和主流精神的先进文化必须规范和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大众文化又具有鲜明的大众性、社会性和开放性，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的兴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尝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先进文化要丰富自身的文化形象，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中人民的审美情趣，就需要和大众文化相融，借鉴其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
大众文化可供先进文化吸纳的首先是其多元化的内容。虽然文化批判中常常将大众文化视为其内容之于受众只能是制造快感而非带来审美享受，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也曾经对资本控制下的文化工业给人们带来的简单化、标准化进行过批判，我们仍应该看到罪魁祸首并不是大众文化本身，而是无孔不入的，以自身逻辑控制大众文化生产每一个环节的资本。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人们的文化审美标准变化已经形成，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消费正日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大众文化的出现正满足了这种文化消费的变化。大众文化所讲述的内容和其讲述的方式一般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大众文化作品的内容通常都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情感相关，大多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以迎合民众心理和趣味的方式来实现其商业诉求的目标。比如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收视热潮的电视剧《蜗居》，反映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围绕当代社会“买房难”这一现实中存在的最为火热的话题，演绎了在买房压力下的一群平凡人生活的苦与乐，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虽然它从文化内容上来讲并没有试图深入地去剖析“买房难”的形成原因，或者进一步探讨现代人走出多元价值选择困境的出路，但其内容与生活形式上的贴近和轻松的演绎手法，使人们在观看电视剧之后反而更加愿意去挖掘、思考其简单内容背后的深层次元素。这一事例说明，大众文化也许在内容上是单一模式的、简单复制的，但它同样可以以休闲娱乐的内容去承载更多价值和意义内容，并非只能扼杀人的创造和自主思想，使大众丧失对于现实批判和辩证的思考。除了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使大众文化被人们喜闻乐见之外，大众文化内容的轻松娱乐元素同样使人们在紧张的压力下得到放松。虽然内容本身是平凡的，然而大众文化对内容的演绎却是不平凡的，它总是将日常生活中平凡故事的发展演绎出惊人的结果。大众文化以内容的平凡和结构的传奇性对比，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和期待在文化作品中看到与自己相似的平凡生活能够演绎出不同结果的愿望，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大众获得放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化批判中往往将大众文化带来的这一放松视为对人们的麻痹，认为大众文化承诺的虚假性使人们沉溺于娱乐和消费快感带来的满足，并最终丧失生活批判和改造的勇气。简而言之，文化内容的虚假承诺产生了文化迷信，对现实的反抗被消弭于娱乐的快感之中，反抗遭到无效化。按照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描述：“只要买一张电影票，一个生活枯燥、沮丧、了无生趣、简陋、无望的人就会步入其所梦寐以求的生活中去，在那里所有人都既富裕又漂亮。”〔3〕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生存竞争压力，使人们迫切需要舒缓巨大的精神压力，大众文化内容中的娱乐元素能够很好地提供这种功效，使人们可以在工作之余通过文化娱乐得到身心的放松。既然大众文化对于当代人的心理调节、压力舒缓存在着这样明显的作用，对构建人的和谐有正面积极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一味否定大众文化中的消费享乐元素。更何况大众审美的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武断地否定只能使主流意识形态丧失应当争取的文化领地。 先进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内容是选择性地吸纳，有着清晰和明确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文化内容本身是否符合严肃、积极、高雅等标准，而在于其精神实质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从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内容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中普罗大众的思想和生活，其在内容上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肯定了人们对个体价值和世俗生活的追求；二是娱乐至上，其以自身内容的轻松、娱乐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非精英文化商品的消费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对当代社会世俗背景中大众文化审美的积极回应，正是它们使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我们应当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占领更为广袤的文化阵地，那么丰富承载其功能的主流文化的内容是基础性的。我们要大力发展和着重建设的先进文化在内容上不应当是狭隘的界定，而是通过整合大众文化的有益内容不断丰富的，在建设先进文化时应将一切优良的文化资源都纳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之中。这里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考虑到大众文化必然会承载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负面消极的意识形态。如何确定主流文化吸纳大众文化内容的基本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借鉴大众文化元素，丰富主流文化内容的原则首先应当是以大众文化内容符合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来作为吸纳的基本判断标准，即在对大众文化内容的吸纳上先进文化应主要根据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根据内容的艺术性来整合。艺术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固定的涵义，它取决于自身所处的背景。某时某地被视为高雅的艺术，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则会被视为通俗的艺术，更何况一个描写达官贵人消费享乐浮华生活的歌剧未见得就比一曲歌颂家乡祖国的民俗歌曲高雅。简单来说，艺术很多时候仅仅是形式而非内容实质。大众文化只要内容中具有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求，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资源支持，即使被整合的大众文化内容缺乏政治严肃性、缺乏对于崇高的精神和理想的关注而只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仍然可以考虑去吸纳，不需要担心先进文化的内容会因此而变得低俗化；其次，融合中重视对大众文化内容中娱乐元素、消费元素的保留。主流文化建设不能够将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简单定义为高雅文化，更不能将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娱乐元素、消费文化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落后消极思想。要认识到文化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都受制于历史现实条件，它既“属人”也可以“为人”，取决于文化生产的方式和目的。举例来说，很多人批评一些主旋律电视剧中主角间卿卿我我占据了重要篇幅，反而革命英雄人物从事的革命斗争演绎得少，成了本末倒置和对于革命人物英雄形象的玷污。实际上，只要不是刻意歪曲历史与历史人物，对革命英雄进行适当的浪漫化、人性化的演绎就完全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对于文化承载意义的认可人们同样需要经历从情感认知到理性认同的过程，娱乐元素、消费元素对应了当前人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不可能被直接颠覆，反而有利于促进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转变。只要其符合当代人的正常审美，就可以予以保留；再次，注重用先进文化具有的经典理论思想内涵来促进民众形成更加理性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与民族文化心理类似，大众的审美情趣实质上也同样是大众对文化的某种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它同样是处于变化之中。先进文化建设需要对大众这种审美情趣的变化起到引领作用。崇高的价值和对理想的追求是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别的真正所在，即先进文化不仅仅是对美的追求，更应该是对真和善的追求。因此先进文化建设不仅仅是通过借鉴先进文化的内容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更要在借鉴之后使其为主流价值观的构建服务，以文化的形式推动大众的认同感建立。并且通过合理的文化内容构建推动大众的审美情趣提升，甚至包括更加有效的文化叙述方式，培养大众科学理性和积极向上的审美价值观。
二、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叙事形式创新
大众文化的商品形式对于先进文化的叙事形式创新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增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化历来与意识形态存有紧密联系，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来实现意识形态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不论是文化生产、评论、传输还是消费，文化的各种功能都会对意识形态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产生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对单调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灌输有一种较明显的逆反心理，反而是文化商品形式促成的商品消费能够更积极地促成意识形态理论向现实的转化，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实现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生就指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往往通过文化消费被公众接受，“它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作品之中，这些产品供人们娱乐，人们在消费这些产品时就再现了这些产品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现实。今天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清楚表述的一种学说，处于社会领域之上并且盖过它，使它的机构凸显；而是一种特别的大众生产的文化物品，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凝合剂’”。〔4〕姑且不论大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个体之间互动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其本身就在文化消费中实现了自身意义的建构，仅从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来看，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在消费过程中对消费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或塑造了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引导了他们的行为。于是，“意识形态的运行就变成一种符码的操作过程……与权力意识形态相比，这当然是一种更狡猾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这是符码在物质内容背后将形式作为形式生产出来，并且生产出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意识”。〔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商品消费能够创造出更加愉悦的意识形态支配体验，它以满足或刺激人们精神需求的方式实现了价值或意义的传导。相比过去主流文化产品的说教灌输，人们更乐意通过文化商品消费来接受文化意义的解释或构建功能。因此先进文化建设就必须要借助大众文化商品这一形式，即通过文化市场化等多种手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商品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时地转化为‘意识形态商品’，在消费者购买或使用这些‘文化商品’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整合。”〔6〕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流通是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义符号获得公共性的重要途径。 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今天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但对于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走向商品化、市场化是否可行许多人还存有疑虑。这一类疑虑大多认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先进文化必然兼具了经济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而在市场配置环节商品的文化性最终是以市场为导向，服务于经济目的的。如果完全依照市场选择不加以控制，文化商品在流通时会只根据利润、利益这些资本逻辑来对自身包含的意义符号进行经济性筛选。这种筛选有时候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传输、理解和再生产是具有负面抑制作用的。詹明信就曾经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作为例子指出，当代资本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势力已扩张到前此未曾受到商品化影响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7〕因为生产由资本所控制，所以生产的首要目的就肯定是服务于经济价值，即以剩余价值增值来确定生产的方向。“假如那些质疑甚至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仍然能够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投资于这类产品完全符合个体资本的利益。”〔8〕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以商品化形式进入市场流通是有效的。它不仅仅通过文化生产、传播来构筑个体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人生观，还可以通过被个体消费再生产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文化商品经济的兴盛对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市场规律决定了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市场从经济型考虑出发对文化的意义内容进行选择，往往使意识形态试图传递的意义符号被扭曲甚至遭到颠覆。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化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困境：它们的文化不断传播着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平等、制度等意义符号的同时，又鼓吹着无节制的享乐、消费至上、追求官能享受的价值观。“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个人努力工作，追求事业，接受劳动后享受观念……然而商业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提倡快乐、即时享受、放松和释放。白天是‘谦谦君子’，晚上却是‘浪荡之徒’。”〔9〕这一矛盾当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邓小平也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完全屈从资本逻辑提出过批评。他在讲话中提到：“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商品化的倾向”，使“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10〕这里邓小平反对的是不顾社会效益的文化商品化，认为文化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11〕所以他的这一观点并非否定文化商品化的积极意义，而是反对以“一切向钱看”的资本逻辑而不是“一切为人”的逻辑统治下的文化商品化。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商品消费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对市场化过程中文化商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义符号的交流、理解的效果实现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2〕这一要求的目的正是通过文化体制改革，用区别于完全市场化体制的新型文化体制来引导正确的文化生产秩序和消费观念形成，确保文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化消费的环节，从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到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都属于改革的范畴，其旨在通过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文化体制，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有计划地调控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避免文化的公共性因为市场化彻底蜕变为消费的私人性。
先进文化的传媒化同样是文化形式创新的重要选择，它也有助于意识形态在更广泛层面获得吸引力的强化。先进文化除了可以考虑借鉴大众文化的商品形式，以文化消费实现意识形态功能之外，借助大众传媒实现文化的多元传播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深度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英国传媒研究学者约翰·汤普生就提出过一个全新的观点，即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意义，大众传媒和影像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能够通过现代媒介进行跨时空的传输。他指出：“大众传媒机构的迅速扩散和传输网络的发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过它们传向日益扩大的受众领域。这就是我所面熟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与现代社会兴起有关的主要转型之一。了解这个过程对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被体制化的传播网络所穿越，个人的经历越来越被象征生产与传输的技术体系所中介。了解这个过程也将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理论构架，使重新阐述过的意识形态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13〕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能够更加高效、更加分散地传输到更广阔的空间上，使更多的人成为意识形态的潜在受众。大众传媒的发展压缩了社会的“空间和时间”，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空间和渗透效率。不仅如此，从现实情况来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交互的主要方式，构建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技术媒介的部署不应视为仅仅是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是我们应把这种部署视为服务于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行动与互动方式，新的表达自己和回应他人的方式。”〔14〕这说明了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存在，除了发挥着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构造一个传媒网络，形成与生活世界相对的信息意义世界。只不过在这个意义世界中，大众文化自身可以通过对信息筛选、重构来实现对意义的解释和说明，人们则在信息接收中从事观念建构和再生产实践。按照汤普生的理解，就是象征形式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使之具有了服务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本身也可以承载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这使得大众传媒建设、大众传媒管理、非主流社会传播的引导与规范等工作成为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新领域，是当前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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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5.
〔10〕〔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145.
〔1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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