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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文打开他的藏书票册子，掀开覆盖在上面的硫酸纸。他推了推眼镜，直接跳过了客气的寒暄。一连串的人名开始奔涌而出，维多利亚、威廉·摩里斯、西塞罗和毛姆。他不用任何停顿，一个纳尼亚传奇般的世界瞬间打开，而他是这个世界的领主。
这是在他北京安贞门附近的工作室，外面是秋天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他55岁了，头发花白，身体高大瘦削如一只老鹤。他正在准备一家书店的藏书票主题演讲，为翻译那些外文名字而字斟句酌。
收集藏书票，是琐碎但回味无穷的趣味
台湾解严以前，吴兴文在联经出版公司门市部上班。他是外婆带大的。大人们对他不太管教，得来的零用钱，吴兴文便全拿来买了书。高中时住校，每逢周末，他就跑到牯岭街的旧书集市淘书，还自封为“重庆南路巡阅使”。作为一个爱书人，吴兴文在书店门市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门市在国立台湾大学对面，每天上午九点，他到门市，开始把新书堆到书架上，等那些风华正茂的学生进来挑选。在戒严的气氛中，门市部堂而皇之地摆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沈从文的《边城》，有《资本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甚至有马克思·韦伯和德里达的作品。读者们组织了爱书会，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流。在解严前，这里可算是台湾文化的绿洲。在爱书会，那些朋友常常拿来自己的收藏给同好分享，譬如台湾光复前的史料，或者30年代的文学杂志。
1992年9月，诚品书店在台北举行第一届古书拍卖会，吴兴文参与其事。后来诚品书店在大陆采购古旧图书，常由他负责。他得以经常往来大陆和台湾，在北京的琉璃厂寻觅古旧书籍。对一个爱书人来说，这实在是个美差。“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至今都不无得意。
他爱逛书店，并举出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作为同好。但是要找主题，不然乱逛就没有乐趣，入宝山而空手归。他喜欢明代古书，《天工开物》、《牡丹亭》、《西厢记》，有漂亮的插图。买不起明版书，跑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他也买了很多大陆30年代初出版的周作人著作。周作人喜欢晚明小品，于是他又顺着周作人一直追溯到汤显祖、张岱。
吴兴文爱书，贿赂他，只用他喜欢的书即可。他到北京，常常要去扫荡沈昌文办公室的书架。但是爱书如痴，他却不爱藏书。书无可藏，散之于朋友，所以他从不以藏书满室为荣，二十多年来，藏书也不过几千本─他真正爱玩的，是藏书票。
与藏书票的结缘，算是爱书的意外所得。和一位书友逛旧书店时，他们在一本《西洋印刷文化史》中发现了一张藏书票，上面印着希腊农神得墨忒耳，主人自号书舍为“躬耕庐”。吴兴文买下了这本书，开始了藏书票收藏。他打比方说：“好比买张大千的画，他附赠你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也是真迹啊。”
那时候，无论内地还是台湾，对藏书票收藏都不大重视。这是个冷门，因为不仅价格便宜，无升值之望，还颇为艰深，需要深厚的艺术史修养和美术鉴赏力。而对吴兴文来说，收集藏书票，就像小时候集邮一样，是一种琐碎但回味无穷的趣味。“又冷门又便宜，马蒂斯给《恶之花》画的插图本、《荒原》的插图本，收藏市场上要上万美金。但是藏书票相比就便宜得多，一张杰克·伦敦的藏书票，才200美金。”吴兴文把收藏册子翻得哗哗响。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拿的薪水和稿费已经有将近20万人民币。多的时候，他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买藏书票。
他加入了美国的藏书票协会，跟波士顿书商联络上。他们把拍卖的目录发过来，吴兴文就马上挑了自己想要的，传真过去。商人卖给他一张华盛顿的藏书票，说是19世纪仿制的。吴兴文回来查书，发现那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华盛顿藏书票。也有失之交臂的，譬如一张狄更斯的藏书票。他也不沮丧：“没收到，听到有这么一张，增广见识也挺好。”
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吴兴文收获不少。文革时从大连图书馆、东北图书馆抄来很多外文书，丢在仓库里，之后又无法归还，就丢给中国书店处理。那些外文书里往往会有漂亮的藏书票，于是吴兴文会一连几天泡在中国书店，一本本翻过去。店里的老师傅好奇他在找什么，吴兴文顾左右而言他，他怕人知道他在“寻宝”而抬高定价。
他曾经发现一批书，曾经是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所有，泰文的、印尼文的、关于十八世纪德国服饰的、中国文物的……让他不得不暗暗好奇，这位藏书者是一个怎样博学的人物，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他还曾发现过“褐木庐”藏书票，主人宋春舫是王国维的表弟，也是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著名学者。
把喜欢阅读的人束缚在一起的纽带
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对吴兴文来说，研究藏书票，则可以开拓对文学历史艺术的知识。“到了这把年纪，时间很难打发，玩这个最好。”对吴兴文来说，藏书票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为弄懂一枚藏书票的由来，他要查阅大量的书籍，学习西方美术史、各种版画家和插图画家的艺术风格。
“收藏名人字画，花很多钱买很贵的东西才能研究，才能了解那个故事，划不来。我花的钱只是万分之一，就可以享受到他们的快乐，这是很愉悦的事。”吴兴文说，“藏书票虽然是‘小艺术’，但是艺术家同样投注心力其中，是精心创作的艺术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你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欣赏到最厉害的版画家的作品，还有知识的含金量，够你消磨。“他着重强调了“消磨”这个词，因为探寻这些知识是无用功，只是自己的乐趣，也正因为如此，什么事都不必太着急，要体会其中的趣味。
按照风格、主题，吴兴文给藏书票分门别类。其中有一堆是关于情色的藏书票，有各种对性的夸张和隐喻，充满了奇思妙想。“丹麦性开放，但是丹麦关于这方面的藏书票最无趣。有趣的是比利时，意大利。”他一边指点翻阅，一边滔滔不绝。
随即他指着一张藏书票说：“你看，这个作者叫埃舍尔，艺术史上没有这个人，但是现在的很多设计脱离不了他，成为3D动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
然后翻过几页：“这是拜劳斯—哈布斯堡的皇室后裔，三十岁娶了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女儿，那时候他岳父的声誉在欧洲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宰相俾斯麦，不过他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后来他成了职业画家，1902年开始设计藏书票，在上流社会大受欢迎。他的风格比奥匈帝国的洛可可式遗风更加浮夸浪荡。他喜欢用墨绿、深褐和淡橙色，令人倍感沉郁，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从奢靡浮华走向衰亡的象征。”
无疑，这是让他感到兴奋的话题，每当说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他的动作幅度都会大起来，语速更快，他甚至毫不在意听的人是否听明白刚刚那一大串人名和术语，只是信马由缰地让语言荡开，让人必须屏气凝神，努力跟上他话语的速度。
在吴兴文这里，每一张藏书票都意味着一次知识和趣味的探索之旅，也是爱书的印记。“纸张、图画、版材是藏书票居住的身体。而图书、藏书票、阅读三者有如我们的灵魂、身体、服装，必须根据和谐的原则，互相协调，合成一体。藏书票是爱书人的标记，是我们与所有喜欢阅读人们构成的符号。藏书票是每个爱书人重要的朋友，是把喜欢阅读的人束缚在一起的纽带。”
在吴兴文的藏票书出版之后，大陆的藏家开始对藏书票重视起来，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常常有人打电话或者辗转托人咨询，某种藏书票是否值得收藏，能否升值。
吴兴文一摊手：“有什么价值呢？当年那些人在美国念大学，文具店就可以帮你印。我没有投资眼光，觉得莫名其妙。”他觉得这种追求升值的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上了一条歧路。“我们没有真正的人文收藏，”他说，“收藏不是买股票，重在怡情养性，而不是升值。有趣味的收藏，最后变成知己的交流，基础并不在买卖之上。重要的是友谊、交流、分享，哪有什么投资价值。”
这是在他北京安贞门附近的工作室，外面是秋天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他55岁了，头发花白，身体高大瘦削如一只老鹤。他正在准备一家书店的藏书票主题演讲，为翻译那些外文名字而字斟句酌。
收集藏书票，是琐碎但回味无穷的趣味
台湾解严以前，吴兴文在联经出版公司门市部上班。他是外婆带大的。大人们对他不太管教，得来的零用钱，吴兴文便全拿来买了书。高中时住校，每逢周末，他就跑到牯岭街的旧书集市淘书，还自封为“重庆南路巡阅使”。作为一个爱书人，吴兴文在书店门市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门市在国立台湾大学对面，每天上午九点，他到门市，开始把新书堆到书架上，等那些风华正茂的学生进来挑选。在戒严的气氛中，门市部堂而皇之地摆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沈从文的《边城》，有《资本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甚至有马克思·韦伯和德里达的作品。读者们组织了爱书会，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流。在解严前，这里可算是台湾文化的绿洲。在爱书会，那些朋友常常拿来自己的收藏给同好分享，譬如台湾光复前的史料，或者30年代的文学杂志。
1992年9月，诚品书店在台北举行第一届古书拍卖会，吴兴文参与其事。后来诚品书店在大陆采购古旧图书，常由他负责。他得以经常往来大陆和台湾，在北京的琉璃厂寻觅古旧书籍。对一个爱书人来说，这实在是个美差。“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至今都不无得意。
他爱逛书店，并举出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作为同好。但是要找主题，不然乱逛就没有乐趣，入宝山而空手归。他喜欢明代古书，《天工开物》、《牡丹亭》、《西厢记》，有漂亮的插图。买不起明版书，跑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他也买了很多大陆30年代初出版的周作人著作。周作人喜欢晚明小品，于是他又顺着周作人一直追溯到汤显祖、张岱。
吴兴文爱书，贿赂他，只用他喜欢的书即可。他到北京，常常要去扫荡沈昌文办公室的书架。但是爱书如痴，他却不爱藏书。书无可藏，散之于朋友，所以他从不以藏书满室为荣，二十多年来，藏书也不过几千本─他真正爱玩的，是藏书票。
与藏书票的结缘，算是爱书的意外所得。和一位书友逛旧书店时，他们在一本《西洋印刷文化史》中发现了一张藏书票，上面印着希腊农神得墨忒耳，主人自号书舍为“躬耕庐”。吴兴文买下了这本书，开始了藏书票收藏。他打比方说：“好比买张大千的画，他附赠你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也是真迹啊。”
那时候，无论内地还是台湾，对藏书票收藏都不大重视。这是个冷门，因为不仅价格便宜，无升值之望，还颇为艰深，需要深厚的艺术史修养和美术鉴赏力。而对吴兴文来说，收集藏书票，就像小时候集邮一样，是一种琐碎但回味无穷的趣味。“又冷门又便宜，马蒂斯给《恶之花》画的插图本、《荒原》的插图本，收藏市场上要上万美金。但是藏书票相比就便宜得多，一张杰克·伦敦的藏书票，才200美金。”吴兴文把收藏册子翻得哗哗响。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拿的薪水和稿费已经有将近20万人民币。多的时候，他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买藏书票。
他加入了美国的藏书票协会，跟波士顿书商联络上。他们把拍卖的目录发过来，吴兴文就马上挑了自己想要的，传真过去。商人卖给他一张华盛顿的藏书票，说是19世纪仿制的。吴兴文回来查书，发现那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华盛顿藏书票。也有失之交臂的，譬如一张狄更斯的藏书票。他也不沮丧：“没收到，听到有这么一张，增广见识也挺好。”
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吴兴文收获不少。文革时从大连图书馆、东北图书馆抄来很多外文书，丢在仓库里，之后又无法归还，就丢给中国书店处理。那些外文书里往往会有漂亮的藏书票，于是吴兴文会一连几天泡在中国书店，一本本翻过去。店里的老师傅好奇他在找什么，吴兴文顾左右而言他，他怕人知道他在“寻宝”而抬高定价。
他曾经发现一批书，曾经是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所有，泰文的、印尼文的、关于十八世纪德国服饰的、中国文物的……让他不得不暗暗好奇，这位藏书者是一个怎样博学的人物，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他还曾发现过“褐木庐”藏书票，主人宋春舫是王国维的表弟，也是近代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著名学者。
把喜欢阅读的人束缚在一起的纽带
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对吴兴文来说，研究藏书票，则可以开拓对文学历史艺术的知识。“到了这把年纪，时间很难打发，玩这个最好。”对吴兴文来说，藏书票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为弄懂一枚藏书票的由来，他要查阅大量的书籍，学习西方美术史、各种版画家和插图画家的艺术风格。
“收藏名人字画，花很多钱买很贵的东西才能研究，才能了解那个故事，划不来。我花的钱只是万分之一，就可以享受到他们的快乐，这是很愉悦的事。”吴兴文说，“藏书票虽然是‘小艺术’，但是艺术家同样投注心力其中，是精心创作的艺术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你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欣赏到最厉害的版画家的作品，还有知识的含金量，够你消磨。“他着重强调了“消磨”这个词，因为探寻这些知识是无用功，只是自己的乐趣，也正因为如此，什么事都不必太着急，要体会其中的趣味。
按照风格、主题，吴兴文给藏书票分门别类。其中有一堆是关于情色的藏书票，有各种对性的夸张和隐喻，充满了奇思妙想。“丹麦性开放，但是丹麦关于这方面的藏书票最无趣。有趣的是比利时，意大利。”他一边指点翻阅，一边滔滔不绝。
随即他指着一张藏书票说：“你看，这个作者叫埃舍尔，艺术史上没有这个人，但是现在的很多设计脱离不了他，成为3D动画创作者学习的对象。”
然后翻过几页：“这是拜劳斯—哈布斯堡的皇室后裔，三十岁娶了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女儿，那时候他岳父的声誉在欧洲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宰相俾斯麦，不过他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后来他成了职业画家，1902年开始设计藏书票，在上流社会大受欢迎。他的风格比奥匈帝国的洛可可式遗风更加浮夸浪荡。他喜欢用墨绿、深褐和淡橙色，令人倍感沉郁，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从奢靡浮华走向衰亡的象征。”
无疑，这是让他感到兴奋的话题，每当说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他的动作幅度都会大起来，语速更快，他甚至毫不在意听的人是否听明白刚刚那一大串人名和术语，只是信马由缰地让语言荡开，让人必须屏气凝神，努力跟上他话语的速度。
在吴兴文这里，每一张藏书票都意味着一次知识和趣味的探索之旅，也是爱书的印记。“纸张、图画、版材是藏书票居住的身体。而图书、藏书票、阅读三者有如我们的灵魂、身体、服装，必须根据和谐的原则，互相协调，合成一体。藏书票是爱书人的标记，是我们与所有喜欢阅读人们构成的符号。藏书票是每个爱书人重要的朋友，是把喜欢阅读的人束缚在一起的纽带。”
在吴兴文的藏票书出版之后，大陆的藏家开始对藏书票重视起来，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常常有人打电话或者辗转托人咨询，某种藏书票是否值得收藏，能否升值。
吴兴文一摊手：“有什么价值呢？当年那些人在美国念大学，文具店就可以帮你印。我没有投资眼光，觉得莫名其妙。”他觉得这种追求升值的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上了一条歧路。“我们没有真正的人文收藏，”他说，“收藏不是买股票，重在怡情养性，而不是升值。有趣味的收藏，最后变成知己的交流，基础并不在买卖之上。重要的是友谊、交流、分享，哪有什么投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