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币界，戴志强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论是在有关钱币的学术研讨会上，还是在普通的钱币交易市场，他的意见都举足轻重。他虽已年过花甲，还身兼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科技大学等几所名校的客座教授等数职。近日，记者有幸在其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儒雅、和善的老先生，一番寒暄之后，他饶有兴致地给记者讲起了自己的泉币故事。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最大，可以说他是我步入泉币界的启蒙老师”，戴志强向记者介绍道。他父亲戴葆庭也是泉币界的知名人士，据了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泉币界有两大权威，号称“南戴北骆”，指的就是南方的戴葆庭和北方的骆泽民，凡经他们过目的钱币，即可咸定一二。
　　在戴志强的记忆中，他父亲不抽烟不喝酒，除了泉币，几乎没有别的嗜好。为了收集钱币，他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为了得到实地考察的资料，他不惜长途跋涉，风雨无阻；为了剖析钱币中的疑难，他用功史书，不耻下问；为了得到学术上的进步，他刻意钻研其他相关的文物，锲而不舍。戴志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吃完晚饭，就拿出几枚钱币开始把玩，有时候他顽皮地凑上去，父亲就会饶有兴趣地跟他讲解一番，也不管他懂与不懂。“父亲最初想把这门家学传给我二哥，培养了两年，他都没有兴趣，后来就放弃了。没想到却在无形中影响了我，所以由我顺其自然地继承了。”
　　戴志强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古玩市场里经营一家钱币专营店，上海古玩市场相当于北京琉璃厂，是上海收藏档次较高的古玩市场。“我就是在古玩市场泡大的”，戴志强介绍说。当时泉币研究的中心在上海，主要的研究大家也都集中在这里，戴葆庭先生的小店就是一个联络点。很多泉币收藏者经常聚在这儿，研究探讨关于泉币的话题，戴志强也因此耳濡目染，“基本上所有的珍品在刚露头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在这里一睹真容，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钱币专家
　　
　　在谈到他如何跟钱币结下不解之缘时，戴志强感叹道：“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这点上我很幸运！”戴志强从小就跟着父亲参加各种泉币界的活动，在这里他拜识了众多的收藏家和学者，见到了很多珍贵的古钱币，为钱币鉴定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戴志强回忆，经济学家彭信威先生就经常到他父亲的小店探讨问题，1954年彭信威出版《中国货币史》前夕，来小店的次数就更频繁了，在两位钱币界大家的交谈中戴志强也受益匪浅。该书从1954年初版到1965年再版，戴志强已通读过多次，直到现在仍是他案头的必备书。
　　考大学时戴志强填报的专业也颇让他人费解，他的理科成绩特别好，别人都觉得他应该考理工科，前途肯定一片光明。但是戴志强却毫不犹豫地选填了文科，“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当时填写的24个志愿里，我填了12个历史学，12个经济学，不管是历史还是经济，都是和钱币挂钩的”，戴志强说。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他便立志于泉币事业了，最后他如愿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在复旦大学，戴志强又幸运地赶上“大历史家讲基础课”的机遇，比如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先生就给他们讲过历史课，名家深入浅出的讲课，培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奠定了其钱币研究的历史基础。戴志强进一步解释说：“钱币收藏对文化水准的要求非常高，拿钱币来说，一个很微观的东西，后面都有深刻的底蕴。”
　　1966年戴志强从复旦大学毕业，不巧遇到“文化大革命”，他被分配到河南安阳。这件在别人看来很糟糕的事情，对戴志强来说却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说安阳你可能不太清楚，说殷墟大家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在考古上的价值了”，戴志强笑着说。由于在安阳博物馆工作，他经常有机会和安阳考古工作站打交道，“后来混熟了，他们就给我看一些考古学的书籍学刊，我也经常跟他们一起跑发掘现场，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打开柜子一件一件给我讲解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我是因祸得福，在这里补上了考古学的课程。”1984年戴志强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后又调入货币发行司，对当代钱币的设计、印制、生产和发行有了切身体会，这些阅历使他对钱币学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人生路上几次关键的转折，戴志强都不曾偏离过钱币学、钱币事业这个主题。相反每次转折都会为他的事业打下更深厚的基础，使他在自己的既定目标上迈进一步。戴志强一再对记者表示自己的幸运，并解释说：“我的这些经历让我先后涉猎了历史学、考古学、金融货币生产、钱币实物等，这对于一个泉币研究者来说是无比幸运的。只有你具备了这样的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到了一定程度，看同一件东西的感受才会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成为大家。钱币虽然没有字画、玉器的华丽，甚至看起来还十分枯燥，但你要是真正钻进去了，就会发现里面的世界博大精深、其乐无穷。”
　　
　　 “回收站拣来的天价珍宝”
　　
　　谈起自己的鉴定工作，戴志强更是津津乐道，一一翻出书上影印的拓片给记者讲解，其中就有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1989年冬，一位辽宁钱币收藏者集得一枚“会同通宝”小平铜钱。此钱直径2.41厘米，穿宽0.62厘米，廓厚0.145厘米，重4克，生坑绿锈，钱文“会同通宝”四字右旋读。对于这枚钱币，史书上没有记载，更没有人见过实物。这位钱币爱好者将这枚钱拿给身边的泉友和有关专家看，大家都不敢妄下定论。于是，他给戴志强写了封信阐述了相关的情况。
　　戴志强一见到信，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辽史中并没有辽代早期铸币情况的记载，遗存下来的实物也非常稀少，可以说每一枚都是珍品。辽太宗天显年间铸有“天显通宝”，存世极少。不久前，辽世宗所铸“天禄通宝”刚被发现。辽早期除了“大同”因建元时间短未及铸钱，就只剩下“会同”了。如果这枚“会同通宝”是真的，那不仅是一个新币种的发现，还会形成完整的辽早期铸造货币的历史，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据收藏者在信中介绍，此钱从辽宁朝阳某废品站的铜钱堆中选出，同时还拾得“重熙通宝”以下各年号辽钱16枚，虽然具体的出土地点已无法考证，但大致范围应该可以圈定在朝阳，此地辽朝时距中京百余公里，是当时辽国的腹地。戴志强又仔细查看了随信寄来的拓片，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求收藏者带实物到京鉴定。
　　1990年3月，戴志强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这枚铜钱，他回忆道：“我把它托在手上，观其钱背，辽钱气息十足，锈色亦好；观其正面，文字自然，和常见的辽钱神态吻合。入眼的第一感觉令我深信不疑。”但是事关重大，在征求了收藏者同意后，他将“会同通宝”暂时留存下来，以再作推敲。
　　次日，戴志强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钱币，仔细观摩。他注意到，钱币“会”字末笔不清，似与内廓借笔；“同”字向右稍倾，因流铜使第二笔“”与外廓弥漫在一起。会不会是改刻呢？戴志强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这枚“会同通宝”具有辽早期制币的普遍特点——文字省笔。原来这枚钱币上的“会”字书写上大下小，把下部的“日”挤到了内廓的边缘，末笔省去，借用了内穿上廓。在字体布局和书法处理上，这枚钱和“天禄通宝”及“应历通宝”如出一辙。这个特点在其他古钱中很难见到，造假者根本想不到，这也成了鉴定这枚“会同通宝”的关键。另据了解，这枚具有传奇色彩的古钱，经戴志强鉴定，作为海内孤品，在2005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55万元天价成交，是目前市场上中国古钱币的最高成交纪录。
　　
　　●“胸中要有百万雄师”
　　
　　鉴定是钱币研究的基础，几十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对科学方法的积极引进，使得戴志强成为我国钱币鉴定的权威。1986年，42岁的他就被聘请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成为这个权威文物鉴定机构里最年轻的一员。
　　“一位高明的钱币鉴定学家应该是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正如军事学家胸中藏有百万雄师一样”，戴志强对记者说。他还认为，钱币学家应该在大量实践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梳理提炼，来发现钱币鉴定的规律；不仅如此，还应掌握各时期、各地区、各类不同钱币的全局，其中也包括钱币作伪的各种手法和典型实例。对于各种钱币的时代特征、区域特征和个性特征了如指掌，对于它们之间的演变脉络、相互关系和区别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容易为钱币实物正确定位。
　　那么如何去获取这些信息呢？戴志强认为有两个关键：首先是要实践，要大量过手钱币实物，从细微处积累资料，积累经验。其次要不断地思考，要不断对已经掌握的材料和积累的经验做对比分析、研究和提炼，才能逐步形成对中国钱币的宏观认识和科学总结。另外还要注意，凡是出土的钱币都要弄清来源，要知道其具体情况，不能笼而统之；对于名誉品和珍品的鉴定，也要头脑冷静，仔细推敲；鉴定钱币只有看得多，才会熟能生巧，这个功夫是循序渐进的，切记不能急功近利。
　　
　　此外，戴志强还强调，钱币收藏者本身应该要具备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财力，尤为重要的是，还应该具备有一定的道德修养，这在泉币界叫“泉德”、“钱德”。较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风尚，能为藏家在收藏界、钱币界赢得声誉，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反之，那种只顾自己利益，坑害别人的人，则会毁坏自己的形象，堵了自己的生路。换言之，只有学会做人，做好人，其收藏、研究和买卖才能站得住。在收藏方法上，戴志强建议收藏者应该有计划、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面及点地进行收藏。收集到的钱币也应特别注意钱币的品相，按时代、类别等分类护理和保管。
　　
　　 “钱币学的发展是一生最欣慰的事”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及其泉币鉴定研究生涯中最高兴、最得意、最欣慰的事时，戴志强略为思索，回答道：“钱币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何止是认可？1999年新版的《辞海》中，就已经能找到“钱币学”一词的诠释，这个新词的诞生，记录着戴志强及其同仁20多年来为中国钱币学的学科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历程。
　　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钱币学的命名和定位问题便应运而生。在此之前，钱币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国前它隶属于金石学，建国后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又把它归入考古学范畴。时任钱币学会秘书长的戴志强知道，钱币学能否尽快建立起来，关系到钱币事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关系到钱币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关系到中国钱币学在国际钱币学界的地位。从此，他把建立中国钱币学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开始了多年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初，戴志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钱币学理论。他认为，钱币学的独立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它既不是考古学所能包容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99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戴志强担任馆长，在开展古代钱币研究的同时，他也进行当代钱币的研究工作。
　　谈到这里，戴志强高兴地对记者说，短短20多年，我国钱币学已由一门冷僻的杂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钱币的收藏和研究，专业书籍越来越丰富，相关的博物馆数量猛增，据2006年调查显示，全国专门的钱币博物馆、陈列馆已经超过100家。由此可见，钱币学现今已经得到认可并初具规模。目前，戴志强在中国科技大学及北京科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正搜集资料，准备写一本《钱币学概论》。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关注钱币和钱币学，其未来的发展会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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