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200强数字看中国外贸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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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周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从海关的角度来看,具体有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张丽川: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外贸出口总值已经连续两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稳居世界第3位。虽然从外贸总规模上看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人均外贸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仍然是人均贸易规模的小国;我们的出口优势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较低,进口以关键零部件、设备以及能源等矿产资源为主,仍然是贸易增长方式的弱国,企业出口的自主品牌比重偏低,主要以OEM方式为主,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值较低,服务贸易弱小,仍然是贸易效益的劣势国。
  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也需要解决现在面临着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中国出口增长面临世界经济减速和国际市场日益饱和的压力;二是中国外贸逐渐进入了高成本时期,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的压力也在逐步上升,三是国际贸易保护日益加剧,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品种已由原来小类商品发展到我国的大宗优势产品,在服装、家具、彩电、鞋类等商品上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四是人民币汇率逐步进入了一个升值期,企业经营外贸进出口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五是随着现代物流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海关促进贸易发展的手段仍然需要创新。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企业的外贸经营成本,造就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型跨国企业,解决好目前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商务周刊》:从这几年中国外贸200强企业排行榜来看,我们能发现哪些有全局意义的变化和趋势?
  张丽川:从这几年中国外贸排名前200位的企业,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我国总体外贸的发展变化。“十五”期间,我国外贸出口总值由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7620亿美元,年均增长30.1%。随着总体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入选出口前200位企业的标准也水涨船高,已经由2001年的1.4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3.6亿美元。从排名前200位的企业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是大型出口企业成长迅速。2005年我国外贸出口前200位企业整体出口额达到2218.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29.1%,平均每个企业的出口规模为11.1亿美元,是2001年的3倍。2005年首次出现了2家出口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超大型企业,出口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51家,比2001年净增44家,二是中国的外贸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出口前200位的企业也多来自东部地区。2005年广东有67家入围,江苏的入围企业由2001年的30家增至49家,这两个省份就在200位中占据了一半以上,三是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离不开大型出口企业推动,2005年我国出口前200位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471.2亿美元,占前200位出口企业出口额的66.3%,比我国高新技术出口占总体出口的比重高出37.7个百分点,而且2005年我国出口前30位的企业中,有26家均是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企业,四是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也释放了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力。2005年出口前200位中出现了4家私营企业的身影,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商务周刊》: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目前看表现出很多突出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在进口方面,如何调整相关政策,以在关键性的技术引进和资源引进上做好文章?
  张丽川:在1990年代,我国总体外贸发展战略经历了扫“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我们海关的工作方计一度也是“促进为主”。但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外汇储备急剧攀升,综合考虑出口和进口的平衡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味地强调扩大出口,一是容易引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企业经营效益,不利于外贸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大量的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国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反而抑制了自身国民福利的提高,三是容易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人为地提高出口型行业的利润率,造成优质资源大量向外向型部门集中;四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带来的管理风险,有可能要承担储备外汇贬值的损失。而在今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中,当然不是以遏制出口为前提,提高进口的力度,特别是增加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对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善外贸发展失衡的问题,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务周刊》:尽管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数字不同,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最大。从我国海关统计数据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的货物贸易主要呈现哪些特点?贸易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丽川: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也一直广受关注。据海关统计,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跃上2000亿美元台阶,达到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当年我对美出口1629亿美元,增长30.3%,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21.4%;我自美进口487.3亿美元,增长9.1%,占我国进口总额的7.4%,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从数据上看,我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仍然很强,但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2005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984.9亿美元,占当年对美出口总值的60.5%,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手机、彩电等技术相对成熟的产品上。而我国自美国进口主要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2005年进口161.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自美国进口总值的33.1%。此外,美国还是我国大豆和棉花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05年分别自美进口大豆和棉花1105万吨和121万吨,占我国大豆和棉花进口量的41.6%和47.1%。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失衡的问题也成了双方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由2001年的280.8亿美元逐年上升至2005年的1141.7亿美元,贸易失衡情况的加剧使中美双边的贸易关系变得日趋复杂。
  贸易问题扩大化,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些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实际上,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的扩大是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联系在一起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作为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给方,近年来把生产基地逐步转移到我境内,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转移到了我们身上。在我国对美出口扩大的同时,美国却在高新技术输出方面对我国实施制约政策,进一步导致了双边贸易状况的失衡。此外,美国企业习惯于大量的输出资本,在海外建立机构,通过本土化战略来提供产品和服务,而非直接从美国生 产出口到海外市场,这也是目前美国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与服务贸易大量顺差并存的主要原因。美国的宝洁、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企业在我国早已是家喻户晓,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是遍地开花,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强劲增长。真实、客观、动态地跟踪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对积极稳妥地解决面临的困境,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务周刊》:海关总署牟新生署长在今年“两会”期间曾表示,中国是一个品牌小国。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判断?我们在2005年中国出口200强名单中发现,主要上榜企业为OEM商和外资企业。有报告称,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份额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在80%左右,根据海关的统计,事实是怎样的?
  张丽川:当前的国际市场是科技与品牌的竞争,拥有多少名牌产品,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地区和国家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际品牌建设的经验来看,韩国、日本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就创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品牌,并由此带动了本国产业的全面提升,确立了自身的贸易强国地位。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一直比较忽略品牌建设,多数仅是作为跨国公司代加工的生产基地,无缘品牌创建带来的超额利润。2005年我国出口的商品中有54.6%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多数只是赚取一些加工费用。从高新技术产品来看,2005年我国出口2182.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值达到1919.9亿美元,占当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88%。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所以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及产品仍然被外国资本所垄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必须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产品出口,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商务周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6大措施,从海关角度看,应该如何细化落实这些应对措施?
  张丽川: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温总理提及的6项应对措施非常重要,海关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肩负着“把关”与“服务”两项重要的职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海关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建立健全进出口预警监测体系,及时为国家宏观决策部门和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如何尽快推广和使用海关建设的进出口监测预警系统,对重点行业和敏感商品进行实时监测、快速反应、科学预测和动态预警,及时公开重点商品及对重要市场进出口情况,特别是对短时间突击出口的商品以及有低价竞销出口倾向的商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防止企业出口利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促使企业改进竞争模式,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与构建以效益为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服务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与此同时,海关要积极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产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政策指导,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使加工贸易由“候鸟经济”转变为“榕树经济”,增强外贸对国内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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