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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香港路石牌坊下面，有一块立着的介绍这条老街情况的牌子，上面说这里有现代作家杨骚的故居。这座故居的正门在香港路90号，这是一处典型的闽南“竹竿厝”，后院的小巷连接另一条老街龙眼营。后院朝北另一处小院开了个边门，从香港路二巷出入。杨骚出生在这里，住了18年，一直到赴日本东京留学。从日本回来后，又住了几个月。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此时。
1985年，一个非常晴朗的初秋日子。天空透明得让人想到什么叫一尘不染。
这天，一个堂姑母特意从老远跑来告诉我，说有个舅舅从印尼回国旅游，要在漳州住几天，这个舅舅叫张秋农，同维铨兄很好，几次说要跟你们见见面。维铨是杨骚的原名。
在华侨大厦一间灯光不太明亮的房间里，我见到了这位老人。这位我应当称他为舅公的老人知道是我以后，长长地“啊──”了一声。他戴着一副眼镜，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连声说：“很像，跟维铨很像。”
老人站起来，热情地拉着我的两只手，让我在他的床上坐下。我们俩就这么都侧着身，面对面，挨得很近。老人没有松开我的手，两眼注视着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生的道路受到你父亲很大的影响。”
老人松开我的手，站起身向外走了几步，对面床一个陌生的女子连忙问：“爸爸，要拿什么？”
“将那把提琴拿来。”
女儿从壁柜里拎出一个提琴盒子。老人轻轻拍着琴盒，放低声音缓缓说：“我这次到广州，想看看你父亲，拉首曲子给他听。”
我眼睛一下湿润了。我听到一个比童话还清澈的故事。
我小你父亲几岁（这么说，他至少也是近八旬的人了，我心想），第一次相见的情景还记得那么清楚，他刚从日本回来，都多少年了，噢，60年啦（即1925年）。那天我在你家，同你两个叔叔聊天，走进一个眉目清秀的人，长发及肩，全身裹着黑色的衣服，肩上扎着一袭黑披风，在身后黑闪闪地抖动，头上戴着宽边黑绒帽，帽沿滚着一道打着蝴蝶结的白丝带，脚上蹬着黑皮鞋，进门后，大大方方地同你两个叔叔一一拥抱，然后走向里屋。我目瞪口呆，被这个人的打扮，更被他的举止，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好奇地跟在后面走进里屋。他看到了，指着我问你祖母，然后才过来同我握手。那时你父亲就是这副模样（同我记忆中慈祥、孱弱、苍老的父亲相差得也太远了）。
第二天，我又去你家，维铨正在客厅里练习提琴，他拉得非常专注。我站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很喜欢音乐，十多岁就拉得一手叫人称好的二胡，还懂得其它一些中国乐器。维铨拉了一阵，微笑着递过提琴，说：“来，你拉。”
我接过提琴，看着，抚着，这是我第一次摸提琴。我揣摩了一阵，夹上琴，拉了那首《我怎舍得离开你》的名曲（后来我一直想搞清楚这是一首什么曲子，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他听了以后大为赞赏，说：“还说没摸过提琴，看你夹琴持弓的姿势，还有那颤音的柔美，都学了多长时间了？”
得知我真的沒学过，他叹道：“真是天才。”
他开始极力鼓动我中学毕业后到法国学音乐，说我如果不去学音乐，将会后悔一辈子，而他也会遗憾一辈子。我说家庭经济状况不可能让自己去留学，他热情慷慨地说：“我将来赚了钱，一定支持你。”
他的鼓励使我大为振作，也大受感动。我说我有三个哥哥在爪畦，他们都有自己的商店，毕业后可以去找他们帮助。维铨听了非常兴奋，似乎要去学音乐的是他而不是我。
他立刻帮助我制定练琴计划。他拿出两本提琴练习曲，问我会不会看五线谱，然后要我每天抽出几个小时，从头学起，说我如果这两本练习曲练熟了，一定大有长进。
从那天开始，我正经地练习起小提琴。当然都是放学后跑来练的。拉练习曲很枯燥很无味，有一回我无聊之极，拉起了贝多芬的一首曲，才拉了一半，正在写诗的维铨从屋里跑出来，叫道：“这不是练习曲呀。”我不好意思地说：“练习曲太单调了，换一下味道。”“练习曲拉好了，拉其它的名曲会很来神。还是拉练习曲好。不过你刚才拉的那首，拉得的确不错，你是有天分的。”维铨喃喃着转回屋里。从此我练得更加勤奋。
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练完琴后他告诉我，说他要到新加坡教书去，几天后就走。“送什么给我做纪念呀？”他说。“你喜欢什么呢？”我反问。“写一首送别歌给我吧。”
这是我第一次音乐创作。我花了几天时间哼着唱着，用二胡拉着，谱出自己尚觉满意的送别歌。如果我有才气的话，我是想用它充分表达我对你父亲的感情。这两个月，他对我如亲弟弟。
这一天，我正费心地填写歌词，维铨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提着提琴走进我家。“送我的礼物呢？”他嘴带笑意。
“怎么说走就走，歌词还没写完呢？”我有点忙乱。
“没关系。”他接过歌谱，扫了一下说，“拉给我听听好吗？”他将小提琴递过来。
我掏出提琴。我一拉琴弦，眼泪就流出来。
分手时，他拥抱着我，说了句：“去印尼时，来新加坡看我。新加坡见！”
半年后，我去印尼找哥哥，如约先到新加坡。
杨骚（我留意到以后老人一直使用父亲这个名字）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他为我洗尘，带我到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吧。
侍者走来，杨骚潇洒地朝吧台挥着手，“将店里的各式酒都倒两盅来！”
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开怀畅饮，几十年以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杨骚的宿舍有两张床，一张破桌子，屋顶上布着几张蜘蛛网。我就同他住在一起。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还不放我走。杨骚钱用完了，就向学校预支，后来学校不肯再借。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钱，我拿出了身上所有的几十块。他很高兴，当天晚上带我去看了一场歌剧，又吃了一餐美味宵夜。 但是，困窘很快又袭来。我只好向印尼的哥哥求援，他寄来了50元。我们一起去取了钱，我对他说，这回该让我走了，不然印尼去不了，法国也去不了。
杨骚依依不舍地让我走了。一年多以后，我在印尼收到他寄来的信，说他要到上海去。我后来法国也没去成，因为几个哥哥经商先后失败，到法国学音乐成了永远的梦。
我在印尼后來当了教师，小提琴成了业余爱好。但是我对自己来到印尼，以至将永远旅居印尼从来没有追悔过。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父亲。
杨骚后来成了作家，他在上海给我寄来过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诗剧，叫《心曲》，一本是他翻译的苏俄长篇小说，叫《铁流》。因为这本书，我差点被逮捕。幸好来捉我时，我哥哥骗他们说这个人早已回中国，才算避过风头。
以后联系中断了，他后来又到新加坡和印尼那么长时间，同郁达夫王任叔一些人一起活动，我都不知道，不然一定会来看他。一直到1957年间，我偶然翻阅华文报纸，才知道他在广州去世了。我很伤心，还写了一首悼念的诗。
我这是第一次回国，在香港我买了这把中国提琴，我想在广州拉几首曲给你父亲听。在飞机上，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指着我问她父亲：“怎么这个老爷爷将小提琴抱在怀里，多不舒服。”她父亲还指着座位上的行李舱向我女儿提醒说上面还有空位。我还是愿意自己抱着，抱着心里有一种安慰。
我印象中他是葬在黄花岗，可是到了黄花岗一问，导游小姐说不知道。那一刻别提我有多么懊丧，我环顾周围青苍苍的树木，心想不知我的维铨到底住在哪里？我满怀惆怅地回来。没想到竟然在家乡见到维铨的孩子，他的孩子竟然住在他原来住过的老房子，这真是上帝的安排。
老人站起身，他打开琴盒，取出提琴，很利索地调好琴弦。他简洁地说：“我拉给你听。”
他自然挺直身子，旁若无人地拉起来。弓在弦上滑动，声音水一样地流出来，柔婉缠绵。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最无以伦比的提琴曲。
老人放下提琴，激动地说：“这就是那首《我怎舍得离开你》，我第一次拉给你父亲听的。”
尽管我现在还不清楚这是一首什么曲子，但并不妨碍它深深铭记在我心中。
他紧紧拥抱着我，在我耳边说：“我满足了。”
1985年，一个非常晴朗的初秋日子。天空透明得让人想到什么叫一尘不染。
这天，一个堂姑母特意从老远跑来告诉我，说有个舅舅从印尼回国旅游，要在漳州住几天，这个舅舅叫张秋农，同维铨兄很好，几次说要跟你们见见面。维铨是杨骚的原名。
在华侨大厦一间灯光不太明亮的房间里，我见到了这位老人。这位我应当称他为舅公的老人知道是我以后，长长地“啊──”了一声。他戴着一副眼镜，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连声说：“很像，跟维铨很像。”
老人站起来，热情地拉着我的两只手，让我在他的床上坐下。我们俩就这么都侧着身，面对面，挨得很近。老人没有松开我的手，两眼注视着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生的道路受到你父亲很大的影响。”
老人松开我的手，站起身向外走了几步，对面床一个陌生的女子连忙问：“爸爸，要拿什么？”
“将那把提琴拿来。”
女儿从壁柜里拎出一个提琴盒子。老人轻轻拍着琴盒，放低声音缓缓说：“我这次到广州，想看看你父亲，拉首曲子给他听。”
我眼睛一下湿润了。我听到一个比童话还清澈的故事。
我小你父亲几岁（这么说，他至少也是近八旬的人了，我心想），第一次相见的情景还记得那么清楚，他刚从日本回来，都多少年了，噢，60年啦（即1925年）。那天我在你家，同你两个叔叔聊天，走进一个眉目清秀的人，长发及肩，全身裹着黑色的衣服，肩上扎着一袭黑披风，在身后黑闪闪地抖动，头上戴着宽边黑绒帽，帽沿滚着一道打着蝴蝶结的白丝带，脚上蹬着黑皮鞋，进门后，大大方方地同你两个叔叔一一拥抱，然后走向里屋。我目瞪口呆，被这个人的打扮，更被他的举止，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好奇地跟在后面走进里屋。他看到了，指着我问你祖母，然后才过来同我握手。那时你父亲就是这副模样（同我记忆中慈祥、孱弱、苍老的父亲相差得也太远了）。
第二天，我又去你家，维铨正在客厅里练习提琴，他拉得非常专注。我站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很喜欢音乐，十多岁就拉得一手叫人称好的二胡，还懂得其它一些中国乐器。维铨拉了一阵，微笑着递过提琴，说：“来，你拉。”
我接过提琴，看着，抚着，这是我第一次摸提琴。我揣摩了一阵，夹上琴，拉了那首《我怎舍得离开你》的名曲（后来我一直想搞清楚这是一首什么曲子，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他听了以后大为赞赏，说：“还说没摸过提琴，看你夹琴持弓的姿势，还有那颤音的柔美，都学了多长时间了？”
得知我真的沒学过，他叹道：“真是天才。”
他开始极力鼓动我中学毕业后到法国学音乐，说我如果不去学音乐，将会后悔一辈子，而他也会遗憾一辈子。我说家庭经济状况不可能让自己去留学，他热情慷慨地说：“我将来赚了钱，一定支持你。”
他的鼓励使我大为振作，也大受感动。我说我有三个哥哥在爪畦，他们都有自己的商店，毕业后可以去找他们帮助。维铨听了非常兴奋，似乎要去学音乐的是他而不是我。
他立刻帮助我制定练琴计划。他拿出两本提琴练习曲，问我会不会看五线谱，然后要我每天抽出几个小时，从头学起，说我如果这两本练习曲练熟了，一定大有长进。
从那天开始，我正经地练习起小提琴。当然都是放学后跑来练的。拉练习曲很枯燥很无味，有一回我无聊之极，拉起了贝多芬的一首曲，才拉了一半，正在写诗的维铨从屋里跑出来，叫道：“这不是练习曲呀。”我不好意思地说：“练习曲太单调了，换一下味道。”“练习曲拉好了，拉其它的名曲会很来神。还是拉练习曲好。不过你刚才拉的那首，拉得的确不错，你是有天分的。”维铨喃喃着转回屋里。从此我练得更加勤奋。
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练完琴后他告诉我，说他要到新加坡教书去，几天后就走。“送什么给我做纪念呀？”他说。“你喜欢什么呢？”我反问。“写一首送别歌给我吧。”
这是我第一次音乐创作。我花了几天时间哼着唱着，用二胡拉着，谱出自己尚觉满意的送别歌。如果我有才气的话，我是想用它充分表达我对你父亲的感情。这两个月，他对我如亲弟弟。
这一天，我正费心地填写歌词，维铨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提着提琴走进我家。“送我的礼物呢？”他嘴带笑意。
“怎么说走就走，歌词还没写完呢？”我有点忙乱。
“没关系。”他接过歌谱，扫了一下说，“拉给我听听好吗？”他将小提琴递过来。
我掏出提琴。我一拉琴弦，眼泪就流出来。
分手时，他拥抱着我，说了句：“去印尼时，来新加坡看我。新加坡见！”
半年后，我去印尼找哥哥，如约先到新加坡。
杨骚（我留意到以后老人一直使用父亲这个名字）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他为我洗尘，带我到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吧。
侍者走来，杨骚潇洒地朝吧台挥着手，“将店里的各式酒都倒两盅来！”
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开怀畅饮，几十年以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杨骚的宿舍有两张床，一张破桌子，屋顶上布着几张蜘蛛网。我就同他住在一起。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还不放我走。杨骚钱用完了，就向学校预支，后来学校不肯再借。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钱，我拿出了身上所有的几十块。他很高兴，当天晚上带我去看了一场歌剧，又吃了一餐美味宵夜。 但是，困窘很快又袭来。我只好向印尼的哥哥求援，他寄来了50元。我们一起去取了钱，我对他说，这回该让我走了，不然印尼去不了，法国也去不了。
杨骚依依不舍地让我走了。一年多以后，我在印尼收到他寄来的信，说他要到上海去。我后来法国也没去成，因为几个哥哥经商先后失败，到法国学音乐成了永远的梦。
我在印尼后來当了教师，小提琴成了业余爱好。但是我对自己来到印尼，以至将永远旅居印尼从来没有追悔过。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父亲。
杨骚后来成了作家，他在上海给我寄来过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诗剧，叫《心曲》，一本是他翻译的苏俄长篇小说，叫《铁流》。因为这本书，我差点被逮捕。幸好来捉我时，我哥哥骗他们说这个人早已回中国，才算避过风头。
以后联系中断了，他后来又到新加坡和印尼那么长时间，同郁达夫王任叔一些人一起活动，我都不知道，不然一定会来看他。一直到1957年间，我偶然翻阅华文报纸，才知道他在广州去世了。我很伤心，还写了一首悼念的诗。
我这是第一次回国，在香港我买了这把中国提琴，我想在广州拉几首曲给你父亲听。在飞机上，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指着我问她父亲：“怎么这个老爷爷将小提琴抱在怀里，多不舒服。”她父亲还指着座位上的行李舱向我女儿提醒说上面还有空位。我还是愿意自己抱着，抱着心里有一种安慰。
我印象中他是葬在黄花岗，可是到了黄花岗一问，导游小姐说不知道。那一刻别提我有多么懊丧，我环顾周围青苍苍的树木，心想不知我的维铨到底住在哪里？我满怀惆怅地回来。没想到竟然在家乡见到维铨的孩子，他的孩子竟然住在他原来住过的老房子，这真是上帝的安排。
老人站起身，他打开琴盒，取出提琴，很利索地调好琴弦。他简洁地说：“我拉给你听。”
他自然挺直身子，旁若无人地拉起来。弓在弦上滑动，声音水一样地流出来，柔婉缠绵。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最无以伦比的提琴曲。
老人放下提琴，激动地说：“这就是那首《我怎舍得离开你》，我第一次拉给你父亲听的。”
尽管我现在还不清楚这是一首什么曲子，但并不妨碍它深深铭记在我心中。
他紧紧拥抱着我，在我耳边说：“我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