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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医改市场化(2006)
在美国的朋友问李玲,回国工作的感觉如何,她拖长了音答:“很——辛苦,很——累!”她一般早上8点到办公室,差不多午夜或者凌晨回家。如果不出差的话,一周7天,天天如此。
尽管如此,这位45岁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脸上仍然充满着快乐。从镜头里看过去,她的微笑有些腼腆。她身后的朗润园,曾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朱漆灰瓦,大小庭院层叠错落,日影疏离。一间耳房,七八平米见方,是李玲的办公室。
“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今年6月份以来,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被媒体频繁引述和转载后,引起轩然大波。
宿迁是江苏省1996年组建的地级市,经济不甚发达。从2000年开始,宿迁进行了被称为“卖光式”的医疗改革,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这种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模式,一直广受争议,当地政府认为改革降低了医疗费用,老百姓看得起病了。
但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一番调研后,却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宿迁医改”“没有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李玲的这份报告在今年6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后,舆论一片沸腾。宿迁市政府和一些学者纷纷批评李玲的报告调查时间短、数据不充分,结论太片面,有人甚至指责她学术态度不严谨,“草率地对宿迁医改下结论,除了沽名钓誉外,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动机”。李玲笑着跟记者回忆:“当时连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也写文章‘骂’我。”
跟着骂声一起到来的还有媒体。李玲的一位学生很替她委屈:“我们不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去的。关于‘宿迁医改’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们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如果存在问题,我们就分析原因,供其它地方借鉴;如果真好,我们就把它总结成一个模式,帮助政府推广。这是临行前我们和李老师讨论的原话。”
“我写了‘宿迁医改’的成绩,也写了发现的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是客观的,希望能给政府提供参考。我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所以无所谓。”李玲稍作停顿,背台词似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说完大笑起来,然后很放松地谈起了她们调研“宿迁医改”的来龙去脉。
李玲和宿迁的接触,实际上要早于“宿迁医改”的“元年”——2000年。施行“宿迁医改”的原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曾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过一年。那时李玲是该校的卫生经济学教授,与仇和有过交流。“后来仇和回国后推行市场化医疗改革,把公立医院全都卖了,我非常惊讶:他是不是学错了!仇和在美国期间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始也是以国家干预为主。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研究宿迁方面的信息,并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实地看一下。”
2006年4月,李玲带着课题组到达宿迁后,没有惊动当地政府,大家扮成病号,分头去医院就诊,“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医生、患者谈话,并且亲身体验在医院看病的过程。”李玲在报告中肯定了“宿迁医改”的好处,如医院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医疗收入,降低了单项检查收费和药价等。但同时她指出,单项医疗价格降低,并不代表老百姓看病比以前便宜。“当地很多医院不收挂号费,原来300多元的CT检查现在只需100多元,感冒头痛,医生也做CT检查,这根本不需要啊!”李玲十分无奈:“医生总是巧立名目多做检查,多开药,这使老百姓医疗费用反而比以前更多”。
李玲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市场化竞争使医院把追逐利益放在第一位。“医院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宿迁市沭阳县人民医院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医改前的每年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仁慈医院盖新大楼的3000万元贷款,3年时间就挣了回来。”李玲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2月7日,清华大学又抛出一份考察报告,称“宿迁医改成功”。李玲又一次被推进舆论的漩涡中。
“我为什么坚持政府为主导”
让李玲“忙死”的事情,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李玲提出中国应由政府拨款,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医疗服务的竞争压力;成立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实行垂直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按照她的估算,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后,政府财政支出每年约为2690亿人民币,占我国财政支出的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接近或者低于同类国家水平。
李玲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专家之一。她的观点不仅来自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也来自于在美国期间对西方医疗体系的观察和分析。
李玲在美国生活了17年。“我研究卫生经济学时,正赶上美国卫生医疗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李玲回忆说,1992年美国大选,克林顿和老布什竞争总统宝座。在竞选宣言中,克林顿抛出建立全民保健的议题,从而获得大量选民的拥护。当年刚刚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人气甚高。而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的克林顿最终能够获胜,一部分原因就是打出了全民保健这张牌。
“克林顿上台后,国会没有通过他的全民保健方案,这在美国引起了全民大辩论,其激烈程度比中国现在还热闹。而我正好经历了整个过程,这让我对医疗市场化的利弊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见闻,为李玲后来进言中国医改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李玲认为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在这个领域,自由竞争和价格波动成了反比,市场规律失灵了。“这是因为医疗行业太特殊了,是一个强势垄断领域。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建议。他让你吃药你敢不吃?让你做手术你敢不做?患者实际上没有选择权。”
说到这儿,李玲收敛了笑容:“我为什么这样坚持政府主导,因为现在中国很穷,我们必须给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承担。市场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这一点美国就是证明。现在美国也在由政府调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由政府主导医疗资源”。
反对医改市场化(2006)
在美国的朋友问李玲,回国工作的感觉如何,她拖长了音答:“很——辛苦,很——累!”她一般早上8点到办公室,差不多午夜或者凌晨回家。如果不出差的话,一周7天,天天如此。
尽管如此,这位45岁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脸上仍然充满着快乐。从镜头里看过去,她的微笑有些腼腆。她身后的朗润园,曾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朱漆灰瓦,大小庭院层叠错落,日影疏离。一间耳房,七八平米见方,是李玲的办公室。
“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今年6月份以来,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被媒体频繁引述和转载后,引起轩然大波。
宿迁是江苏省1996年组建的地级市,经济不甚发达。从2000年开始,宿迁进行了被称为“卖光式”的医疗改革,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这种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模式,一直广受争议,当地政府认为改革降低了医疗费用,老百姓看得起病了。
但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一番调研后,却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宿迁医改”“没有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李玲的这份报告在今年6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后,舆论一片沸腾。宿迁市政府和一些学者纷纷批评李玲的报告调查时间短、数据不充分,结论太片面,有人甚至指责她学术态度不严谨,“草率地对宿迁医改下结论,除了沽名钓誉外,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动机”。李玲笑着跟记者回忆:“当时连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也写文章‘骂’我。”
跟着骂声一起到来的还有媒体。李玲的一位学生很替她委屈:“我们不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去的。关于‘宿迁医改’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们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如果存在问题,我们就分析原因,供其它地方借鉴;如果真好,我们就把它总结成一个模式,帮助政府推广。这是临行前我们和李老师讨论的原话。”
“我写了‘宿迁医改’的成绩,也写了发现的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是客观的,希望能给政府提供参考。我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所以无所谓。”李玲稍作停顿,背台词似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说完大笑起来,然后很放松地谈起了她们调研“宿迁医改”的来龙去脉。
李玲和宿迁的接触,实际上要早于“宿迁医改”的“元年”——2000年。施行“宿迁医改”的原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曾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过一年。那时李玲是该校的卫生经济学教授,与仇和有过交流。“后来仇和回国后推行市场化医疗改革,把公立医院全都卖了,我非常惊讶:他是不是学错了!仇和在美国期间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始也是以国家干预为主。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研究宿迁方面的信息,并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实地看一下。”
2006年4月,李玲带着课题组到达宿迁后,没有惊动当地政府,大家扮成病号,分头去医院就诊,“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医生、患者谈话,并且亲身体验在医院看病的过程。”李玲在报告中肯定了“宿迁医改”的好处,如医院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医疗收入,降低了单项检查收费和药价等。但同时她指出,单项医疗价格降低,并不代表老百姓看病比以前便宜。“当地很多医院不收挂号费,原来300多元的CT检查现在只需100多元,感冒头痛,医生也做CT检查,这根本不需要啊!”李玲十分无奈:“医生总是巧立名目多做检查,多开药,这使老百姓医疗费用反而比以前更多”。
李玲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市场化竞争使医院把追逐利益放在第一位。“医院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宿迁市沭阳县人民医院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医改前的每年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仁慈医院盖新大楼的3000万元贷款,3年时间就挣了回来。”李玲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2月7日,清华大学又抛出一份考察报告,称“宿迁医改成功”。李玲又一次被推进舆论的漩涡中。
“我为什么坚持政府为主导”
让李玲“忙死”的事情,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李玲提出中国应由政府拨款,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医疗服务的竞争压力;成立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实行垂直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按照她的估算,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后,政府财政支出每年约为2690亿人民币,占我国财政支出的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接近或者低于同类国家水平。
李玲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专家之一。她的观点不仅来自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也来自于在美国期间对西方医疗体系的观察和分析。
李玲在美国生活了17年。“我研究卫生经济学时,正赶上美国卫生医疗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李玲回忆说,1992年美国大选,克林顿和老布什竞争总统宝座。在竞选宣言中,克林顿抛出建立全民保健的议题,从而获得大量选民的拥护。当年刚刚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人气甚高。而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的克林顿最终能够获胜,一部分原因就是打出了全民保健这张牌。
“克林顿上台后,国会没有通过他的全民保健方案,这在美国引起了全民大辩论,其激烈程度比中国现在还热闹。而我正好经历了整个过程,这让我对医疗市场化的利弊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见闻,为李玲后来进言中国医改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李玲认为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在这个领域,自由竞争和价格波动成了反比,市场规律失灵了。“这是因为医疗行业太特殊了,是一个强势垄断领域。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建议。他让你吃药你敢不吃?让你做手术你敢不做?患者实际上没有选择权。”
说到这儿,李玲收敛了笑容:“我为什么这样坚持政府主导,因为现在中国很穷,我们必须给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承担。市场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这一点美国就是证明。现在美国也在由政府调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由政府主导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