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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不仅是利用FDI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且FDI在区域内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与西部各省、市、区的制度、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因此，西部各省要提高FDI利用水平，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西部外商直接投资 区域内不均衡分布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1-269-02
一、西部各省区FDI发展现状与问题
自1993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是，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地区分布却非常不均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优惠的政策，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实现了FDI持续和快速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而言，西部在利用FDI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使西部失去了FDI这个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截至2004年底，我国利用外资额达606.3亿美元，而西部12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7.4亿美元，占全国份额的2.87％，西部十二个省区实际吸收FDI还不到第一名广东省的2％。我国西部地区吸收FDI不仅在全国处于劣势，而且区域内存在明显分布不均衡的情况。2002和2003年西部地区利用FDI主要集中在广西、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云南省区市，它们占据了前六名的位置；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利用FDI比较少，而西藏的数据则是空白，排在最后一位。由此，可以把西部十二省区市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吸引FDI较多的前六个省区市，第二类是较少的五个省，第三类则是FDI为零的西藏。
在2002、2003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类的6个省区市分别占整个西部的90.64%和92.65%；第二类的五个省分别占9.36%和7.35%。2002年和2003年，仅广西、四川、和陕西三个省就占了整个西部的66.5%和67.5%。第一类的省区市实际利用FDI明显大于第二类，2002年2003年两者的差额分别为16.3亿美元和14.7亿美元，第二类占第一类的比重仅为2002年的10.3%和2003年的7.9%。而处于第二类的甘肃省在2002年的实际FDI只占排在第一位的四川的约1/10，占2003年排在第一位的广西约1/20。可见，FDI在西部区域内部的发展也很不均衡，第一类的六个省区市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利用FDI 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西部利用FDI的全局。
以前关于FDI东西不均衡分布的分析研究中，人们通常把西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解释为一条重要的原因。固然，当外商投资我国时，首选的是距离母国较近，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只有当东中部没有适宜投资的项目可供选择时，才会进而考虑投资西部地区。但是，这种对东西差异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西部各省内部FDI不均衡分布的现象。同样位处西部，自然条件类似，FDI不均衡分布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甘肃和陕西是两个同处西部并且接壤的省份，可是按照之前对西部各省利用FDI情况分类，甘肃处于第二类中较落后的地位，而陕西则是第一类中表现较好的省份，并且在这三类之间利用FDI情况也是相差十分悬殊。这说明，除了区位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西部各个省区利用FDI的能力。
二、西部各省区FDI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1.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影响FDI流入的区位因素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与市场化程度及投资环境，在于投资者能否获得所有权、区位及内部化等优势。参考目前国内投资环境评估专家组建立的投资环境指标体系,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的数据,从制度、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4个具体指标:
（1）制度方面。
a.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用“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b.投资政策体现度。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表示。
（2）经济方面。
a.经济实力。用GDP总值（亿元）来表示。
b.市场规模。用地区的最终消费（亿元）来表示。
c.生产要素价格。用各个地区的平均工资（元）来表示。
d.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e.对外开放程度。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表示。
f.收入水平。分别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元）来表示。
g.交通。用货运周转量（亿吨公里）和客运周转量（亿人公里）来表示。
h.通讯。用人均邮电业务量（元）来表示。
（3）文化方面
a.人口结构。由非农人口比重表示。
b.人口素质。由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来表示。
2.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作为工具，它是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1）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由于西藏吸收FDI值为0，所以将其舍弃，用1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属于逆指标，对其取倒数进行同向化处理；最后由于各个指标量纲不同，所以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Zij＝,其中是第j个指标的第i个样本点的数值。
（2）因子分析和公因子的解释。
本文运用SPSS 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法提出公因子,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按照方差累计贡献率≥85％的原则,选入4个公共因子,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87.03%,即反映了原有信息的87.03%(见表1)，说明这4个因子已经涵盖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我们将几个公共因子作为影响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吸引FDI能力的综合变量。
公因子与原有变量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载荷值表示。因子载荷值越高，表明该因子包含该指标的信息量越多。表2给出了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从众多的指标变量中提取出的几个公共因子分别反映的是西部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①公因子1在GDP、最终消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比重、客运周转量、固定资产投资等5个指标变量上有大于0.75的载荷量。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和客运周转量都属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内容，而国企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则与政府政策和调控有关，因此可以将这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实力和政策因子。该因子贡献率最大,为39.651%。②公因子2在对外依存度，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和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上载荷较高,其方差贡献率为23.402%，命名为科研和开放因子。③公因子3在三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人口比重上载荷较高，称为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14.99%。④公因子4在平均工资和货运周转量上有较大载荷值,该因子主要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和运输情况，称为要素和运输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8.986%。
进行因子分析之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得分F(其中F1、F2、F3、F4 分别是公因子1、公因子2、公因子3、公因子4的得分)。(见表3)即：
F=(39.651×F1+23.402×F2+14.99×F3+8.986×F4)/87.03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因子综合得分将这11个省分为两类，第一类：F>0，为四川、内蒙古、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第二类：F<0，为新疆、宁夏、甘肃、贵州、青海。利用因子分析得出的结果和现实情况十分符合。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按照把西部各省区市利用FDI的情况把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广西、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云南省区市，它们占据了前六名的位置；第二类，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第三类，西藏，FDI利用为零。可见，对因子综合得分排序之后占前六名，F>0的省区市与FDI利用情况分类中第一类的省区市完全吻合，F<0的则是FDI利用情况分类中的第二类省区市。因子综合得分排序和FDI排序的一致表明本文选取的14个指标对于FDI在西部各省区的分布有很好的解释能力，这些因素对FDI的地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一类中，陕西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近几年大力发展交通、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教育的优先发展已经使陕西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教研究中心之一，由此带来的科教优势和技术资源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陕西的各公因子得分中科研和开放因子得分最高。重庆作为设立不久的直辖市，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得分遥遥领先。四川在公因子1 上的得分最高，超过第二名一倍以上，经济、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位于西部地区前列，但四川其他几个公因子的得分都为负值，说明四川在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市场进一步开放、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需努力。云南、广西资源丰富，面向东南亚的有利地理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但广西的科研能力，云南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交通设施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开发。
第二类中各省的因子综合得分都是负值，表明它们在投资政策、经济实力、科研能力等方面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之下。制度不合理，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国有企业改革程度不高，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资源难于勘探和开发等方面成为制约这些地区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从几个公共因子来看，经济实力和政策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公共因子1中载荷度最高的是GDP和最终消费，这说明西部各省区FDI数量与经济总量密切相关，经济实力的强弱正成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FDI的投资方向正由注重区位优势向注重地方经济势力转变。各个省区如果想要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则要从提高自身经济实力方面做起，实现FDI和本省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最终消费的多少体现了市场规模的大小，从需求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需考虑产品的销路，当地的市场规模将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
公共因子2为科研和开放因子。外商投资更加倾向于科研能力强，市场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因此，对于西部来说，能够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尽快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有竞争力的投资软环境，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高素质人才。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大城市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
公共因子3为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其中载荷最高的是三资企业产值比重。根据邓宁的折衷理论，外商投资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中时要确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而言，公司具有某些所有权优势，这些优势是排他性的，且可进行跨国界转移。各省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跨国公司的产权予以有效保护，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以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鼓励FDI在当地落户。
公共因子4是要素和运输因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在这一方面并不缺乏，所以应该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同时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改善交通通讯条件，以强化区域优势，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硬环境。
参考文献:
1.肖为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兼论加入WTO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3.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姚永玲.影响外资进入我国的因素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7期
5.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管理世界，1999（2）
6.王剑,徐康宁.FDI区位选择、产业聚集与产业异质——以江苏为例的研究.经济科学，2005（4）
（作者单位：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太原 044000）
（责编：廉靖）
关键词:西部外商直接投资 区域内不均衡分布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1-269-02
一、西部各省区FDI发展现状与问题
自1993年起，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是，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地区分布却非常不均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优惠的政策，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实现了FDI持续和快速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而言，西部在利用FDI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使西部失去了FDI这个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截至2004年底，我国利用外资额达606.3亿美元，而西部12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7.4亿美元，占全国份额的2.87％，西部十二个省区实际吸收FDI还不到第一名广东省的2％。我国西部地区吸收FDI不仅在全国处于劣势，而且区域内存在明显分布不均衡的情况。2002和2003年西部地区利用FDI主要集中在广西、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云南省区市，它们占据了前六名的位置；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利用FDI比较少，而西藏的数据则是空白，排在最后一位。由此，可以把西部十二省区市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吸引FDI较多的前六个省区市，第二类是较少的五个省，第三类则是FDI为零的西藏。
在2002、2003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类的6个省区市分别占整个西部的90.64%和92.65%；第二类的五个省分别占9.36%和7.35%。2002年和2003年，仅广西、四川、和陕西三个省就占了整个西部的66.5%和67.5%。第一类的省区市实际利用FDI明显大于第二类，2002年2003年两者的差额分别为16.3亿美元和14.7亿美元，第二类占第一类的比重仅为2002年的10.3%和2003年的7.9%。而处于第二类的甘肃省在2002年的实际FDI只占排在第一位的四川的约1/10，占2003年排在第一位的广西约1/20。可见，FDI在西部区域内部的发展也很不均衡，第一类的六个省区市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利用FDI 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西部利用FDI的全局。
以前关于FDI东西不均衡分布的分析研究中，人们通常把西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解释为一条重要的原因。固然，当外商投资我国时，首选的是距离母国较近，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只有当东中部没有适宜投资的项目可供选择时，才会进而考虑投资西部地区。但是，这种对东西差异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西部各省内部FDI不均衡分布的现象。同样位处西部，自然条件类似，FDI不均衡分布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甘肃和陕西是两个同处西部并且接壤的省份，可是按照之前对西部各省利用FDI情况分类，甘肃处于第二类中较落后的地位，而陕西则是第一类中表现较好的省份，并且在这三类之间利用FDI情况也是相差十分悬殊。这说明，除了区位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西部各个省区利用FDI的能力。
二、西部各省区FDI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1.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影响FDI流入的区位因素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与市场化程度及投资环境，在于投资者能否获得所有权、区位及内部化等优势。参考目前国内投资环境评估专家组建立的投资环境指标体系,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的数据,从制度、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4个具体指标:
（1）制度方面。
a.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用“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b.投资政策体现度。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来表示。
（2）经济方面。
a.经济实力。用GDP总值（亿元）来表示。
b.市场规模。用地区的最终消费（亿元）来表示。
c.生产要素价格。用各个地区的平均工资（元）来表示。
d.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e.对外开放程度。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表示。
f.收入水平。分别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元）来表示。
g.交通。用货运周转量（亿吨公里）和客运周转量（亿人公里）来表示。
h.通讯。用人均邮电业务量（元）来表示。
（3）文化方面
a.人口结构。由非农人口比重表示。
b.人口素质。由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来表示。
2.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作为工具，它是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1）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由于西藏吸收FDI值为0，所以将其舍弃，用1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属于逆指标，对其取倒数进行同向化处理；最后由于各个指标量纲不同，所以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Zij＝,其中是第j个指标的第i个样本点的数值。
（2）因子分析和公因子的解释。
本文运用SPSS 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法提出公因子,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按照方差累计贡献率≥85％的原则,选入4个公共因子,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87.03%,即反映了原有信息的87.03%(见表1)，说明这4个因子已经涵盖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我们将几个公共因子作为影响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吸引FDI能力的综合变量。
公因子与原有变量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载荷值表示。因子载荷值越高，表明该因子包含该指标的信息量越多。表2给出了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从众多的指标变量中提取出的几个公共因子分别反映的是西部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①公因子1在GDP、最终消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比重、客运周转量、固定资产投资等5个指标变量上有大于0.75的载荷量。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和客运周转量都属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内容，而国企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则与政府政策和调控有关，因此可以将这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实力和政策因子。该因子贡献率最大,为39.651%。②公因子2在对外依存度，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和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上载荷较高,其方差贡献率为23.402%，命名为科研和开放因子。③公因子3在三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人口比重上载荷较高，称为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14.99%。④公因子4在平均工资和货运周转量上有较大载荷值,该因子主要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和运输情况，称为要素和运输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8.986%。
进行因子分析之后,由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得分F(其中F1、F2、F3、F4 分别是公因子1、公因子2、公因子3、公因子4的得分)。(见表3)即：
F=(39.651×F1+23.402×F2+14.99×F3+8.986×F4)/87.03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因子综合得分将这11个省分为两类，第一类：F>0，为四川、内蒙古、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第二类：F<0，为新疆、宁夏、甘肃、贵州、青海。利用因子分析得出的结果和现实情况十分符合。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按照把西部各省区市利用FDI的情况把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广西、四川、陕西、重庆、内蒙古、云南省区市，它们占据了前六名的位置；第二类，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第三类，西藏，FDI利用为零。可见，对因子综合得分排序之后占前六名，F>0的省区市与FDI利用情况分类中第一类的省区市完全吻合，F<0的则是FDI利用情况分类中的第二类省区市。因子综合得分排序和FDI排序的一致表明本文选取的14个指标对于FDI在西部各省区的分布有很好的解释能力，这些因素对FDI的地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一类中，陕西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近几年大力发展交通、教育和生态环境建设，教育的优先发展已经使陕西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教研究中心之一，由此带来的科教优势和技术资源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陕西的各公因子得分中科研和开放因子得分最高。重庆作为设立不久的直辖市，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得分遥遥领先。四川在公因子1 上的得分最高，超过第二名一倍以上，经济、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位于西部地区前列，但四川其他几个公因子的得分都为负值，说明四川在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市场进一步开放、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需努力。云南、广西资源丰富，面向东南亚的有利地理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但广西的科研能力，云南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交通设施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开发。
第二类中各省的因子综合得分都是负值，表明它们在投资政策、经济实力、科研能力等方面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之下。制度不合理，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国有企业改革程度不高，交通闭塞，信息不灵，资源难于勘探和开发等方面成为制约这些地区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从几个公共因子来看，经济实力和政策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公共因子1中载荷度最高的是GDP和最终消费，这说明西部各省区FDI数量与经济总量密切相关，经济实力的强弱正成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FDI的投资方向正由注重区位优势向注重地方经济势力转变。各个省区如果想要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则要从提高自身经济实力方面做起，实现FDI和本省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最终消费的多少体现了市场规模的大小，从需求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需考虑产品的销路，当地的市场规模将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
公共因子2为科研和开放因子。外商投资更加倾向于科研能力强，市场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因此，对于西部来说，能够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尽快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有竞争力的投资软环境，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高素质人才。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大城市拥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
公共因子3为私有产权和收入因子，其中载荷最高的是三资企业产值比重。根据邓宁的折衷理论，外商投资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中时要确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而言，公司具有某些所有权优势，这些优势是排他性的，且可进行跨国界转移。各省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跨国公司的产权予以有效保护，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以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鼓励FDI在当地落户。
公共因子4是要素和运输因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在这一方面并不缺乏，所以应该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同时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改善交通通讯条件，以强化区域优势，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硬环境。
参考文献:
1.肖为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兼论加入WTO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3.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姚永玲.影响外资进入我国的因素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7期
5.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管理世界，1999（2）
6.王剑,徐康宁.FDI区位选择、产业聚集与产业异质——以江苏为例的研究.经济科学，2005（4）
（作者单位：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太原 044000）
（责编：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