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纸起源历史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时期最早也不会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若以国人办报而言，最早则是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中国近代报纸的发端，比欧洲晚了200多年。
　　开创中国报业的第一人物，他叫王韬，一个晚清秀才，林语堂称赞他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很多人没听说过王韬，但所有人都知道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在青年时期，一腔热情地给大人物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提倡社会改良，那封信就是请王韬先生修改后托人转交的。大家都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人物，但王韬才是提出中国改良思想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了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的门户从此被打开。西方人除了向中国输出洋枪洋炮和火车轮船之外，还向中国输出一帮传教士，通过创办报纸，不断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只能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从1815年8月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算起，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在内地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受传教士办报的影响，19世纪以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报界，自办报刊，引进西学，王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28年，江苏苏州的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家里生了一个男孩。教书先生很高兴，从小就教孩子读些“四书五经”，希望儿子长大能够考上功名当大官。
　　少年王韬是个很安静的孩子，他常常到苏州甫里镇上唐代诗人陆龟蒙留下的斗鸭池观赏荷花，或者到明代梅花别墅里看梅花。在夕阳将落的时候，王韬会到附近的寺院去听风吹过松树的声音。这些童年的记忆，王韬到了老年还常常向人讲起。
　　传统社会里，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考试做官，王韬按照父亲的设想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可王韬17岁参加乡试时，他落榜了。王韬21岁时，他的父亲去世，王韬失去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博取功名的愿望也渐渐被消磨掉了。王韬的父亲曾经在上海一家叫“墨海书馆”的出版公司打工，老板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20岁那年，王韬到上海看望父亲，第一次拜访并认识了麦都思。他对麦都思的两个洋妞女儿记忆最深刻，在《漫游随录》一书中记载：麦君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玛丽，小的叫琊阑，这两个洋妞分别给王韬敬酒，水晶杯里的葡萄酒，味甘色红，并且她们还给他弹了一首钢琴曲，抑扬顿挫。这一切都让年轻的王韬觉得很新鲜。麦都思盛情邀请王韬留在墨海书馆工作，但王韬没有答应。可能当时他还有继续博取功名的理想。但第二年父亲去世后，王韬的生活陷入困境，在肚皮和功名之间，他最终选择来到上海，应聘到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此后他在书馆工作长达13年，接触到了西方学说，耳目为之一新。
　　上海是华人和洋人交往频繁的地方，处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风口浪尖。王韬在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圣经》等书籍，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又与清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诗人蒋敦复等有密切往来。掌握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后，王韬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思想逐渐由传统转向现代，洋人书馆的打工生活为他此后一生的追求埋下了种子。
　　1862年10月，麦都思、慕维廉四、艾约瑟等一帮英国传教士安排王韬乘船去了香港。初到香港，王韬帮助另一名叫理雅各的传教士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干了几年，图书销量很好。1867年，理雅各回国，王韬应邀赴英与他继续合作。王韬得到一次欧洲免费游的机会，他在国外待了3年多，先后游历了伦敦、爱丁堡、阿伯丁、格拉思等地，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王韬还以文化名流的身份到牛津大学用中文演讲，成为中国最早直接了解西方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旅欧经历比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还要早7年。
　　西方世界让王韬大开眼界，让这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
　　1870年，王韬结束了欧洲的游历，重返香港。王韬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为《华字日报》撰稿。不过，这份由外国人掌控的报纸不会为中国人说话。王韬感到言论受到束缚，自己的很多政见不能得到充分表达。4年后，王韬筹集资金买下原英华印书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政论性报纸，也是清末第一份传播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
　　经历大半生的沉浮起伏，46岁的王韬躲在清政府鞭长莫及的香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阵地。他自任《循环日报》的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重民》、《变法自强》和《洋务》等文章，评论时政，抨击时弊，利用报纸倡导在中国开矿、修铁路、建学校，这些先进的主张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和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他还邀请郑观应等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写文章，痛心疾首地陈述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明治维新时期，王韬应邀访问日本，被奉为上宾，成为名至实归的社会名流。
　　经过多年办报，王韬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提倡报刊应发表自由言论，但要有应该坚持的立场，报纸主笔要仔细遴选。王韬主张报纸要发挥“广见闻、通上下”的桥梁作用，强调报刊要“辅教化”，承担去恶扬善和开启民智的社会责任，呼吁报纸从业人员应该道德高尚，畅晓古今，有“通才”的业务素质。
　　1884年，王韬结束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重新回到上海。他与洋务派的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往密切。晚年他在上海淞北盖了一所房子，名为“弢园”，自号为“淞北逸民”，他写了3部文言小说《遁窟谰言》、《淞滨琐话》和《淞隐漫录》，复杂的心态在书中表露无遗。尽管内心充满矛盾，但是1894年，暮年的王韬在接到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之后，亲自为之修改，并竭力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认识，希望“上书”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回应，这个梦幻最终还是归于破灭。
　　1897年秋，王韬在上海寓所阖然长逝。他曾说自己“一息犹存，尚思报国”，王韬的一生就是中国晚清转型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书生报国：民国那些大记者》 作者：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