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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焉不详的《归来》
张艺谋的《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电影截取原著的两个片段，潜逃回家与陪伴失忆妻子找回记忆。电影将原著中的大部分背景都一一删掉，只留下最为简单的人物关系，以及附着于人物关系上面的情感关系，用带有张氏风格的情感营造、气氛渲染、人物表演和脸部大特写等夸张手法，把电影推向一个个情感高潮，完全改变了原著含蓄、细腻、婉约、绵厚的情感风格，创作出一部属于张艺谋的电影。
影片的结构中规中矩，相对完整，前面有逃跑，后面有归来，前半段陆焉识逃跑回家被女儿告发后被抓，大概时长35分钟，后半段陆焉识平反归来，锲而不舍地帮助妻子找回记忆，大概时长65分钟，两段故事皆由格雷玛斯所谓的意义结构四角关系构成{1}，符合编剧的基本原则，构筑起故事冲突的戏剧性。
前半段的四角关系包括潜逃者（丈夫陆焉识）、抓捕者（劳改干部）、辅助者（妻子冯婉瑜）、破坏者（女儿冯丹珏），后半段的四角关系包括唤醒者（丈夫陆焉识）、被唤醒者（妻子冯婉瑜）、辅助者（女儿冯丹珏）、破坏者（老方）。在上述四角关系中，本来陆焉识都应是主角，但在实际的结构中，却发生了偏差，造成了人物功能的改变。
前半段，女儿作为破坏者强势出场，构成了人物关系的相对改变，故事从抓捕与反抓捕的冲突变成出卖与保护的冲突。抓捕者与逃亡者的功能都大大下降，而破坏者与辅助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女儿和母亲成为主角。由此，前半段的故事从逃跑的主题变为出卖的主题，女儿为了利益（成为芭蕾舞剧的主角）而牺牲亲情，利益成为女儿行为的驱动力，芭蕾舞剧的排演与选角成为前半段故事的主要背景，女儿的心理被强化的同时也被弱化。强化的是利益驱动：坚决的表态、回家告诫母亲、大雨中哭泣、拒绝父亲、告密、阻止母亲。这种表现虽然简化了当事人行为的复杂心理和动机，但仍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可以构成故事的原驱动力，引出后续事件的深入发展，比如近期出现的一系列为文革暴行的道歉事件。
然而电影却笔锋一转，在后半段故事中完全弱化了这一主题，破坏者摇身一变成为辅助者，仅用淡淡的一句道歉就了结了前面的冲突，女儿完全成为配角，故事瞬间从出卖的主题转变成等待的主题，主角也从女儿变成母亲。
作为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归来》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表演、画面、场景、镜头、细节都中规中矩。影片前半段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视觉表现饱满，强化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后半段突出了4个与过去有关的物件：重新找回的照片，厚厚一摞狱中来信，又老又旧的钢琴，以及反复书写的丈夫名字，都叠加了后半段的情绪，并最终在影片结尾两人在雪中车站门外的等待一幕达到高潮。尤其是表演，陈道明的本色表演、巩俐表演的收放自如都大大加强了影片的情绪冲击力。
尽管电影基本实现了张艺谋的创作初衷，但与原著比较起来，影片的改编却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首先是时间交代的含混不清。影片前半段没有交代具体时间，观众只能从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队队长要求表态、劳改农场追逃干部、街道革委会主任的出现等处，推断出故事的发生时间是文革期间。影片后半段出现了较为具体的时间，字幕上出现三年后文革结束的字样，后面通过妻子翻看的日历，可以看出是1979年；而在影片结尾，同样用了一段字幕来表现，即很多年后，观众通过背景里扩大开放的宣传牌可以猜想是80、90年代。这种时间交代的含混不清消解了原著比较精确的时间表现。
在原著中，陆焉识的逃亡是在1963年，当时大饥荒刚刚过去，返乡是1979年，那时他已在劳改农场等待返乡2年多。原著中时间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每一个事件背后都还保存着大量与人物经历与后来行动有关的信息，而这些在电影中都不见了。
其次是空间表现单薄乏力。电影中相对突出的空间是火车站，尤其火车站上面的天桥和站台的层次关系，有效凸显了陆焉识与冯婉瑜会面的冲突性，但除此而外没有太大意义。原著中陆焉识主要生活的城市和住宅都被删除，只剩下北方唐山的一个职工家属院，住宅也换成了苏式建筑的老式宿舍楼。而在原著中，空间的表现则比较立体丰满。小说的前半段，陆焉识是大上海的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住的是三层楼的别墅，出入的是高档餐厅、美国会所，后来从重庆回来后，还经历了别墅被查没和艰难要回的过程；而在后半段，冯婉瑜先是将别墅捐给国家，后来又用两个一居室换了一个临街二居室，母女二人在此相依为命，而最后陆焉识平反归来后于1986年要回原先别墅的第三层，重新布置成原来的样子，并因此唤回冯婉瑜的记忆。原著中贯穿始终、充满意味的空间结构对于刻画陆焉识身份、性格和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显然是电影所忽略的。
再次，就是结构的组织有明显的断裂。所谓归来，必有离去，而离去不提，如何归来？就电影来说，影片中的两个外部主题潜逃与归来之间没有内在关联，而内部主题出卖与等待之间也没有内在关联，从而造成了影片主题的双重断裂。在外在主题逃跑与归来中，主角应该都是陆焉识，但由于逃跑与归来没有直接关联，即使逃跑叠加了后来归来的意义，逃跑也不过是插曲，劳改才是归来的前提。而对于劳改这一关键情节，只有几个地方简单交代：离家将近20年，工厂干部的一句话“不该问的不能问”，获得平反以及信中对劳改营生活的两段描述，而对为何劳改？怎样劳改？为何逃跑？被抓回如何等重大环节都没有交代。与归来的相关情节的处理也同样如此，为何归来？归来之后的待遇为何等，影片也都没有交代，而这些在原著中都是有比较详细的交代的。
在内在主题出卖与等待中，由于主角的变化，造成了叙事的完全断裂，而冯婉瑜的失忆是后半段戏剧冲突的根本性动力，但这种动力却由于导演的草率处理而显得单薄乏力。影片中用了三个情节来表现：一个是重逢时被重重摔倒在地，头上流出血来；另一个是陆焉识归来后被带到女儿宿舍，女儿交代出其失忆始于一年前；第三个是陆焉识与女儿去医院咨询医生，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发病原因是“外伤、精神打击、营养不良”等，但根本原因却始终没有说明白。其实，失忆这一关键情节在原著中是讲的非常明白的，一开始是儿女们不肯让陆焉识回来，再就是儿女们暗示即使陆焉识回来后也不让他们住在一起，造成了冯婉瑜心理的巨大紧张和惶恐，最后导致失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故事的主角被偷偷替换了。影片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丈夫陆焉识、妻子冯婉瑜、女儿冯丹珏。从表面来看，陆焉识应该是故事的真正主角，是他的潜逃和归来构成了故事的主线。但在影片的实际处理中，前面女儿的出卖压倒了他的表现，后面妻子的等待同样压倒了他的表现，最终他不得不变成一个配角。
正因如此，陆焉识的身份在影片中是模糊不清的，只从侧面交待出他的身份的，比如一个潜逃的囚徒，曾经的教授，获得平反的右派，戴眼镜，会说法语，会弹钢琴，写有大量信件，但他究竟是谁？为何坐牢？为何越狱？为何平反？为何要执着地唤回妻子的记忆等都没有交代。
对于这些内容，原著中也是有非常详细的交代的。比如他出身于旧上海的富贵之家，后来留学美国，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写过《语言学没有国界》的文章；回国担任大学教授，1936年参加过抗战与否的论战，也拒绝过左右两派的站队要求，重庆时期因拒绝使用政治教材而被捕入狱，光复后又因讽刺国民党的腐败而入狱；解放后对抗过共产党的干部，辞去了共产党提供给他的教师职位；1954年在肃反中被捕入狱，1955年获得加刑，1958年被发配大西北等。
遗憾的是，这些人物丰富的经历在电影中都被省略了，只剩下那张反复出现的标示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陆焉识这个人才是故事的主人公，但陆焉识究竟是谁呢？
二、陆焉识是谁？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相对电影《归来》来说，陆焉识这个人物要饱满的多也细腻的多。原著以一个叫做陆焉识的民国时期的教授在大西北劳改农场的劳改经历为开端，讲述了他如何在大饥荒中艰难的生存下来，并费尽心机观看一部自己女儿担任主角的科教电影，随后他又利用机会潜逃回上海；但当他看见妻子和家人的时候，他放弃了相认的初衷选择自首，当他被送回劳改农场后，重新经历另一场场痛苦的折磨，并最终于1976年底获得特赦；而当他终于回到上海时，他的妻子由于儿女阻挠他们的复合而失忆，为帮助妻子找回记忆，他千辛万苦要回原先的房子，最终帮助妻子恢复记忆。期间穿插了对他49年前生活经历的追忆，包括他与继母和妻子的情感关系、赴美留学的生活、回国担任教授并拒绝左右两派对他的拉拢、重庆教书期间的外遇和被捕经历、返回上海后的狼狈等段落，基本上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一个陆焉识从1921年到1990年左右将近80年的生命历程。
小说的结构一分为三，民国时期占了大概1/4篇幅，归来后占了1/4篇幅，而劳改农场的经历则占了2/4的篇幅。因此，劳改营里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对他在劳改农场的一些遭遇以及逃亡过程有大量细节描写。比如，劳改营里对囚犯的折磨手段、大饥荒时囚犯们的大量死亡、囚犯们吃其他人的呕吐物、囚犯绞尽脑汁的贿赂劳改干部、劳改期间的各种疾病症状等，这些生动逼真的细节穿插上路指导员与其妻子的微妙而复杂的婚姻关系，使得这一部分就像传奇故事一样惊心动魄，曲折动人。
小说的另外两部分聚焦的是陆焉识在民国时期和文革后的经历。这两个部分以陆焉识与冯婉瑜的感情变化为主线，叙述了陆焉识最初如何通过继母恩娘认识了冯婉瑜，如何徘徊在两个人的爱恋与嫉妒之中，如何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出轨，如何在平凡归来后面对已经失忆的冯婉瑜，以及如何绞尽脑汁帮助冯婉瑜恢复记忆。在这一故事中，作者编织出一个从不爱到爱、从忽视到珍惜、从背叛到忠贞的浪子回头式爱情故事。
小说虽然紧紧扣住了陆焉识这个人物来写，但突出的却是陆焉识作为囚犯的曲折传奇经历和作为情郎的复杂情感生活，对于陆焉识的其他身份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陆焉识是谁？是那个周旋于女人之间的花花公子吗？是那个会四国语言、马术、弹球的人吗？是那个浪子回头的老帅哥吗？
是，又不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陆焉识的身份除了劳改犯、逃犯、公子哥、出轨者、情郎之外，还曾经留学过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当过教授，宣扬过自由民主的理念，坚持过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恰恰是这一身份造就了他的思想和行动，曾经给予过他社会地位，也导致他在国民党时期被捕入狱，落魄失业，更导致他在解放后被“肃反”，再次被捕，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才是陆焉识真实的社会身份，
对于这一点，小说虽然没有明说，但从小说的题目以及陆焉识这一名字的寓意来说似乎可以看出一二。小说题目中在其名字中加上一个“犯”字，显示其身份的定位是囚犯；而对于其名字的来历，小说中开头就提及是其举人父亲所起，至于含义小说则没有阐释，但从字面上来理解，“焉”，《康熙字典》解释说是“《说文》焉鳥，黄色。出於江淮。象形。《广韵》鸟杂色。《禽经》黄凤谓之焉。又《玉篇》安也，疑也。《广韵》何也”，其基本意思是怎么或如何；而“识”，《康熙字典》的解释是，“《说文》常也。一曰知也。《长笺》训常无意义。《玉篇》识，认也。《增韵》能别识也”，其基本含义是知识或认识。所以，“焉识”，无疑是有某种含义的，即怎能认识、如何认识？或者是何种知识？在小说中结合陆焉识的命运遭际，既可理解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无奈和惋惜，又可理解为对知识分子身份与功能的一种疑问。这两点其实在小说中都是有所阐释的：一处是抗战后陆焉识回到上海后，面对政府要没收他家房子时的无能，作者用恩娘的一句话点破：“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2}另一处是解放后写给大卫·韦的通信里所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之时，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3}
由此可以看出，陆焉识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似乎才是小说的核心价值。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小说中陆焉识的身份与遭遇呢？
知识分子本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含义最广的是非体力劳动者……含义较为狭窄的第二个概念包括专家和文人”{4}，但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的概念逐渐缩小。许纪霖指出，知识分子在西方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19世纪的俄国，指的是“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另一个源头来自于19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发表《知识分子宣言》的一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5}。这两个源头中的知识分子都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6}，这种界定是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从西方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得出来的。 因此，独立性、批判性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陆焉识显然应该属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因为他认同的是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理念，传播的是所谓自由民主的思想，尽管他所宣称的是自由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在西方有着诸多的类型和不同的理解，如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但陆焉识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语境中实际上指的就是精神独立和批判精神，这一点其实不过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功能的基本内涵罢了。
尽管如此，不幸的是，陆焉识偏偏又是一个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也接受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却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历史上“士”的困境，即虽然坚持某种精神独立和批判精神的‘道统’，但“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7}。尽管历史上有些时候知识分子据此可以成为“王者师”，但“知识阶层‘为王者师’的唯一凭借只是‘真理’，但是当思想逐渐定型，并通过官方的认可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就失去了凭借‘真理’与‘权力’对抗的能力，从‘王者师’的地位降到了‘帝之臣仆’的地位”{8}，特别是当社会进入高度集权的时候，“大一统的‘势’既不肯自屈于‘道’，当然也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气焰过分高涨。”{9}
这种历史的悲剧无疑在陆焉识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他先是遭到国民党的迫害，继而在解放后再次因言获罪，这次他面对的不是对其自身的打击，而是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谓的“思想改造”。这一所谓的“思想改造”使得“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传统的‘士’）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中国读书人深受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但统治者偏偏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尽量‘辱’而不‘杀’。实在忍受不了而自杀的虽也不少，但绝大多数知识人却只有忍辱偷生一途。”{10}
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是有着比较详细的描写，书中提到陆焉识解放后被无辜判处死刑后精神崩溃，小说中这样描写的：“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11}
因此，对于小说来说，陆焉识的真正的人生悲剧来源于他对自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界定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使然，而非他的缠绵悱恻的情感生活以及劳改营里艰难生存以及逃亡过程的传奇经历。
三、对陆焉识的双重阉割
尽管小说对陆焉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有所涉及，但由于作者将笔墨过多地集中在陆焉识的情感生活和传奇经历方面，从而使得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都成了陆焉识的一顶帽子，想戴就戴，想脱就脱，即便戴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而造成小说在精神深度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记述浮光掠影。小说中提及了一系列影响陆焉识思想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比如1925年公派留学、1936年的抗战讨论、1942年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1947年的政治混乱、1954年的“肃反”运动等，但对这些历史时期的背景却鲜有提及。比如，1925年恰是国民党北伐的关键时期，也是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入的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在这次思想洗礼中逐渐成熟的；1936年的抗战讨论的背后则是启蒙与救亡论战的关键时刻，这两大主题最终导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并以救亡压倒启蒙而告终结；1947年更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代表“中间路线”的“民盟”被迫解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日暮途穷；1954年的“肃反”运动是“镇反”运动的延续。这些思想背景对于一个真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在小说中几乎都没有提及，只留下一个个干巴巴的历史时间。而对于这些历史时间和其中人物的一些描写也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比如对抗战前期的学术界分歧简单地划分为大卫·韦与凌博士（明显暗指的胡适）阵营，而将大卫·韦、凌博士等人物完全描写成了漫画式的人物。
二是对陆焉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知识世界的描述轻描淡写。小说过分侧重了对其情感心理的描述，而对于陆焉识的知识储备与利用等相关内容的描写则相对薄弱。30多万字的小说中只有几次提到与知识有关的内容，使人完全无法了解由陆焉识深厚学识所构成的知识世界。比如，小说中一开篇曾提到，陆焉识可以盲写，但关于盲写的内容几乎只字不提，即便提到也只是对妻子的感情，显然这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习惯。另外，小说中虽然提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接受、分析、传播，怀疑乃至否定知识”，但对其具体的过程和内容几乎都未涉及，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三是对陆焉识自由主义思想的描写几乎是静止的，基本没有什么发展演变。小说中有几处提到陆焉识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包括他去美国留学，回国后拒绝参加政治派别，在重庆教书宣扬自由、民主，建国后给大卫·韦写信等，但对陆焉识自由主义的思想从何而来却没有涉及，仿佛是天生就具有一样。他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似乎就是奔着自由而去的，而到了美国，他对自由的理解似乎就是不参加各种团体、党派，只顾自由自在地谈恋爱。真正对陆焉识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涉及只有一次，就是他写给大卫·韦的信里提到的“知识分子还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然而这一思想的来源为何，作者则丝毫也没有交待。
总之，原著试图通过一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书写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但由于缺少深层次的精神挖掘，从而使得小说变成了一部个人生活史、情感史、遭遇史，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世界被阉割，只是用一些自己拿手的传奇故事和爱情故事来支撑整体结构，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派之争、抗战、政治运动等这些当下热门的主题都成了装饰品，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演变和悲剧经历被大大弱化，同样也弱化了人物遭遇的现实指向和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电影《归来》更是无情地删去了原著宏大的历史背景，仅以逃亡与归来作为两个切片，将一个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生存与命运简化为背叛与忠贞的情感主题。这一改编无疑是把住了原著的精神脉搏，却进一步远离了原著本应有的精神指向和价值指归，这与其说是一种对当下审查机制的回避，不如说是对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的无知，是对陆焉识的双重阉割。
注释：
{1}[法]格雷马斯著，吴泓缈、冯学俊译：《论意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②③[美]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第266页、第293页。
④[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 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⑤⑥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4页。
⑦⑨[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第99页。
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⑩[美]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张艺谋的《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电影截取原著的两个片段，潜逃回家与陪伴失忆妻子找回记忆。电影将原著中的大部分背景都一一删掉，只留下最为简单的人物关系，以及附着于人物关系上面的情感关系，用带有张氏风格的情感营造、气氛渲染、人物表演和脸部大特写等夸张手法，把电影推向一个个情感高潮，完全改变了原著含蓄、细腻、婉约、绵厚的情感风格，创作出一部属于张艺谋的电影。
影片的结构中规中矩，相对完整，前面有逃跑，后面有归来，前半段陆焉识逃跑回家被女儿告发后被抓，大概时长35分钟，后半段陆焉识平反归来，锲而不舍地帮助妻子找回记忆，大概时长65分钟，两段故事皆由格雷玛斯所谓的意义结构四角关系构成{1}，符合编剧的基本原则，构筑起故事冲突的戏剧性。
前半段的四角关系包括潜逃者（丈夫陆焉识）、抓捕者（劳改干部）、辅助者（妻子冯婉瑜）、破坏者（女儿冯丹珏），后半段的四角关系包括唤醒者（丈夫陆焉识）、被唤醒者（妻子冯婉瑜）、辅助者（女儿冯丹珏）、破坏者（老方）。在上述四角关系中，本来陆焉识都应是主角，但在实际的结构中，却发生了偏差，造成了人物功能的改变。
前半段，女儿作为破坏者强势出场，构成了人物关系的相对改变，故事从抓捕与反抓捕的冲突变成出卖与保护的冲突。抓捕者与逃亡者的功能都大大下降，而破坏者与辅助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女儿和母亲成为主角。由此，前半段的故事从逃跑的主题变为出卖的主题，女儿为了利益（成为芭蕾舞剧的主角）而牺牲亲情，利益成为女儿行为的驱动力，芭蕾舞剧的排演与选角成为前半段故事的主要背景，女儿的心理被强化的同时也被弱化。强化的是利益驱动：坚决的表态、回家告诫母亲、大雨中哭泣、拒绝父亲、告密、阻止母亲。这种表现虽然简化了当事人行为的复杂心理和动机，但仍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可以构成故事的原驱动力，引出后续事件的深入发展，比如近期出现的一系列为文革暴行的道歉事件。
然而电影却笔锋一转，在后半段故事中完全弱化了这一主题，破坏者摇身一变成为辅助者，仅用淡淡的一句道歉就了结了前面的冲突，女儿完全成为配角，故事瞬间从出卖的主题转变成等待的主题，主角也从女儿变成母亲。
作为一部普通的商业电影，《归来》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表演、画面、场景、镜头、细节都中规中矩。影片前半段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视觉表现饱满，强化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后半段突出了4个与过去有关的物件：重新找回的照片，厚厚一摞狱中来信，又老又旧的钢琴，以及反复书写的丈夫名字，都叠加了后半段的情绪，并最终在影片结尾两人在雪中车站门外的等待一幕达到高潮。尤其是表演，陈道明的本色表演、巩俐表演的收放自如都大大加强了影片的情绪冲击力。
尽管电影基本实现了张艺谋的创作初衷，但与原著比较起来，影片的改编却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首先是时间交代的含混不清。影片前半段没有交代具体时间，观众只能从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队队长要求表态、劳改农场追逃干部、街道革委会主任的出现等处，推断出故事的发生时间是文革期间。影片后半段出现了较为具体的时间，字幕上出现三年后文革结束的字样，后面通过妻子翻看的日历，可以看出是1979年；而在影片结尾，同样用了一段字幕来表现，即很多年后，观众通过背景里扩大开放的宣传牌可以猜想是80、90年代。这种时间交代的含混不清消解了原著比较精确的时间表现。
在原著中，陆焉识的逃亡是在1963年，当时大饥荒刚刚过去，返乡是1979年，那时他已在劳改农场等待返乡2年多。原著中时间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每一个事件背后都还保存着大量与人物经历与后来行动有关的信息，而这些在电影中都不见了。
其次是空间表现单薄乏力。电影中相对突出的空间是火车站，尤其火车站上面的天桥和站台的层次关系，有效凸显了陆焉识与冯婉瑜会面的冲突性，但除此而外没有太大意义。原著中陆焉识主要生活的城市和住宅都被删除，只剩下北方唐山的一个职工家属院，住宅也换成了苏式建筑的老式宿舍楼。而在原著中，空间的表现则比较立体丰满。小说的前半段，陆焉识是大上海的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住的是三层楼的别墅，出入的是高档餐厅、美国会所，后来从重庆回来后，还经历了别墅被查没和艰难要回的过程；而在后半段，冯婉瑜先是将别墅捐给国家，后来又用两个一居室换了一个临街二居室，母女二人在此相依为命，而最后陆焉识平反归来后于1986年要回原先别墅的第三层，重新布置成原来的样子，并因此唤回冯婉瑜的记忆。原著中贯穿始终、充满意味的空间结构对于刻画陆焉识身份、性格和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显然是电影所忽略的。
再次，就是结构的组织有明显的断裂。所谓归来，必有离去，而离去不提，如何归来？就电影来说，影片中的两个外部主题潜逃与归来之间没有内在关联，而内部主题出卖与等待之间也没有内在关联，从而造成了影片主题的双重断裂。在外在主题逃跑与归来中，主角应该都是陆焉识，但由于逃跑与归来没有直接关联，即使逃跑叠加了后来归来的意义，逃跑也不过是插曲，劳改才是归来的前提。而对于劳改这一关键情节，只有几个地方简单交代：离家将近20年，工厂干部的一句话“不该问的不能问”，获得平反以及信中对劳改营生活的两段描述，而对为何劳改？怎样劳改？为何逃跑？被抓回如何等重大环节都没有交代。与归来的相关情节的处理也同样如此，为何归来？归来之后的待遇为何等，影片也都没有交代，而这些在原著中都是有比较详细的交代的。
在内在主题出卖与等待中，由于主角的变化，造成了叙事的完全断裂，而冯婉瑜的失忆是后半段戏剧冲突的根本性动力，但这种动力却由于导演的草率处理而显得单薄乏力。影片中用了三个情节来表现：一个是重逢时被重重摔倒在地，头上流出血来；另一个是陆焉识归来后被带到女儿宿舍，女儿交代出其失忆始于一年前；第三个是陆焉识与女儿去医院咨询医生，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发病原因是“外伤、精神打击、营养不良”等，但根本原因却始终没有说明白。其实，失忆这一关键情节在原著中是讲的非常明白的，一开始是儿女们不肯让陆焉识回来，再就是儿女们暗示即使陆焉识回来后也不让他们住在一起，造成了冯婉瑜心理的巨大紧张和惶恐，最后导致失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故事的主角被偷偷替换了。影片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丈夫陆焉识、妻子冯婉瑜、女儿冯丹珏。从表面来看，陆焉识应该是故事的真正主角，是他的潜逃和归来构成了故事的主线。但在影片的实际处理中，前面女儿的出卖压倒了他的表现，后面妻子的等待同样压倒了他的表现，最终他不得不变成一个配角。
正因如此，陆焉识的身份在影片中是模糊不清的，只从侧面交待出他的身份的，比如一个潜逃的囚徒，曾经的教授，获得平反的右派，戴眼镜，会说法语，会弹钢琴，写有大量信件，但他究竟是谁？为何坐牢？为何越狱？为何平反？为何要执着地唤回妻子的记忆等都没有交代。
对于这些内容，原著中也是有非常详细的交代的。比如他出身于旧上海的富贵之家，后来留学美国，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写过《语言学没有国界》的文章；回国担任大学教授，1936年参加过抗战与否的论战，也拒绝过左右两派的站队要求，重庆时期因拒绝使用政治教材而被捕入狱，光复后又因讽刺国民党的腐败而入狱；解放后对抗过共产党的干部，辞去了共产党提供给他的教师职位；1954年在肃反中被捕入狱，1955年获得加刑，1958年被发配大西北等。
遗憾的是，这些人物丰富的经历在电影中都被省略了，只剩下那张反复出现的标示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陆焉识这个人才是故事的主人公，但陆焉识究竟是谁呢？
二、陆焉识是谁？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相对电影《归来》来说，陆焉识这个人物要饱满的多也细腻的多。原著以一个叫做陆焉识的民国时期的教授在大西北劳改农场的劳改经历为开端，讲述了他如何在大饥荒中艰难的生存下来，并费尽心机观看一部自己女儿担任主角的科教电影，随后他又利用机会潜逃回上海；但当他看见妻子和家人的时候，他放弃了相认的初衷选择自首，当他被送回劳改农场后，重新经历另一场场痛苦的折磨，并最终于1976年底获得特赦；而当他终于回到上海时，他的妻子由于儿女阻挠他们的复合而失忆，为帮助妻子找回记忆，他千辛万苦要回原先的房子，最终帮助妻子恢复记忆。期间穿插了对他49年前生活经历的追忆，包括他与继母和妻子的情感关系、赴美留学的生活、回国担任教授并拒绝左右两派对他的拉拢、重庆教书期间的外遇和被捕经历、返回上海后的狼狈等段落，基本上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一个陆焉识从1921年到1990年左右将近80年的生命历程。
小说的结构一分为三，民国时期占了大概1/4篇幅，归来后占了1/4篇幅，而劳改农场的经历则占了2/4的篇幅。因此，劳改营里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对他在劳改农场的一些遭遇以及逃亡过程有大量细节描写。比如，劳改营里对囚犯的折磨手段、大饥荒时囚犯们的大量死亡、囚犯们吃其他人的呕吐物、囚犯绞尽脑汁的贿赂劳改干部、劳改期间的各种疾病症状等，这些生动逼真的细节穿插上路指导员与其妻子的微妙而复杂的婚姻关系，使得这一部分就像传奇故事一样惊心动魄，曲折动人。
小说的另外两部分聚焦的是陆焉识在民国时期和文革后的经历。这两个部分以陆焉识与冯婉瑜的感情变化为主线，叙述了陆焉识最初如何通过继母恩娘认识了冯婉瑜，如何徘徊在两个人的爱恋与嫉妒之中，如何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出轨，如何在平凡归来后面对已经失忆的冯婉瑜，以及如何绞尽脑汁帮助冯婉瑜恢复记忆。在这一故事中，作者编织出一个从不爱到爱、从忽视到珍惜、从背叛到忠贞的浪子回头式爱情故事。
小说虽然紧紧扣住了陆焉识这个人物来写，但突出的却是陆焉识作为囚犯的曲折传奇经历和作为情郎的复杂情感生活，对于陆焉识的其他身份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陆焉识是谁？是那个周旋于女人之间的花花公子吗？是那个会四国语言、马术、弹球的人吗？是那个浪子回头的老帅哥吗？
是，又不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陆焉识的身份除了劳改犯、逃犯、公子哥、出轨者、情郎之外，还曾经留学过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当过教授，宣扬过自由民主的理念，坚持过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恰恰是这一身份造就了他的思想和行动，曾经给予过他社会地位，也导致他在国民党时期被捕入狱，落魄失业，更导致他在解放后被“肃反”，再次被捕，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才是陆焉识真实的社会身份，
对于这一点，小说虽然没有明说，但从小说的题目以及陆焉识这一名字的寓意来说似乎可以看出一二。小说题目中在其名字中加上一个“犯”字，显示其身份的定位是囚犯；而对于其名字的来历，小说中开头就提及是其举人父亲所起，至于含义小说则没有阐释，但从字面上来理解，“焉”，《康熙字典》解释说是“《说文》焉鳥，黄色。出於江淮。象形。《广韵》鸟杂色。《禽经》黄凤谓之焉。又《玉篇》安也，疑也。《广韵》何也”，其基本意思是怎么或如何；而“识”，《康熙字典》的解释是，“《说文》常也。一曰知也。《长笺》训常无意义。《玉篇》识，认也。《增韵》能别识也”，其基本含义是知识或认识。所以，“焉识”，无疑是有某种含义的，即怎能认识、如何认识？或者是何种知识？在小说中结合陆焉识的命运遭际，既可理解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无奈和惋惜，又可理解为对知识分子身份与功能的一种疑问。这两点其实在小说中都是有所阐释的：一处是抗战后陆焉识回到上海后，面对政府要没收他家房子时的无能，作者用恩娘的一句话点破：“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2}另一处是解放后写给大卫·韦的通信里所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之时，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3}
由此可以看出，陆焉识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似乎才是小说的核心价值。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小说中陆焉识的身份与遭遇呢？
知识分子本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含义最广的是非体力劳动者……含义较为狭窄的第二个概念包括专家和文人”{4}，但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的概念逐渐缩小。许纪霖指出，知识分子在西方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19世纪的俄国，指的是“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另一个源头来自于19世纪末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发表《知识分子宣言》的一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5}。这两个源头中的知识分子都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6}，这种界定是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从西方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得出来的。 因此，独立性、批判性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陆焉识显然应该属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因为他认同的是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理念，传播的是所谓自由民主的思想，尽管他所宣称的是自由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在西方有着诸多的类型和不同的理解，如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等，但陆焉识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语境中实际上指的就是精神独立和批判精神，这一点其实不过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功能的基本内涵罢了。
尽管如此，不幸的是，陆焉识偏偏又是一个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也接受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却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历史上“士”的困境，即虽然坚持某种精神独立和批判精神的‘道统’，但“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7}。尽管历史上有些时候知识分子据此可以成为“王者师”，但“知识阶层‘为王者师’的唯一凭借只是‘真理’，但是当思想逐渐定型，并通过官方的认可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就失去了凭借‘真理’与‘权力’对抗的能力，从‘王者师’的地位降到了‘帝之臣仆’的地位”{8}，特别是当社会进入高度集权的时候，“大一统的‘势’既不肯自屈于‘道’，当然也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气焰过分高涨。”{9}
这种历史的悲剧无疑在陆焉识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他先是遭到国民党的迫害，继而在解放后再次因言获罪，这次他面对的不是对其自身的打击，而是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谓的“思想改造”。这一所谓的“思想改造”使得“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传统的‘士’）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中国读书人深受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但统治者偏偏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尽量‘辱’而不‘杀’。实在忍受不了而自杀的虽也不少，但绝大多数知识人却只有忍辱偷生一途。”{10}
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是有着比较详细的描写，书中提到陆焉识解放后被无辜判处死刑后精神崩溃，小说中这样描写的：“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11}
因此，对于小说来说，陆焉识的真正的人生悲剧来源于他对自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界定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使然，而非他的缠绵悱恻的情感生活以及劳改营里艰难生存以及逃亡过程的传奇经历。
三、对陆焉识的双重阉割
尽管小说对陆焉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有所涉及，但由于作者将笔墨过多地集中在陆焉识的情感生活和传奇经历方面，从而使得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都成了陆焉识的一顶帽子，想戴就戴，想脱就脱，即便戴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而造成小说在精神深度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记述浮光掠影。小说中提及了一系列影响陆焉识思想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比如1925年公派留学、1936年的抗战讨论、1942年的国民党的腐败政治、1947年的政治混乱、1954年的“肃反”运动等，但对这些历史时期的背景却鲜有提及。比如，1925年恰是国民党北伐的关键时期，也是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入的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在这次思想洗礼中逐渐成熟的；1936年的抗战讨论的背后则是启蒙与救亡论战的关键时刻，这两大主题最终导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并以救亡压倒启蒙而告终结；1947年更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代表“中间路线”的“民盟”被迫解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日暮途穷；1954年的“肃反”运动是“镇反”运动的延续。这些思想背景对于一个真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在小说中几乎都没有提及，只留下一个个干巴巴的历史时间。而对于这些历史时间和其中人物的一些描写也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比如对抗战前期的学术界分歧简单地划分为大卫·韦与凌博士（明显暗指的胡适）阵营，而将大卫·韦、凌博士等人物完全描写成了漫画式的人物。
二是对陆焉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知识世界的描述轻描淡写。小说过分侧重了对其情感心理的描述，而对于陆焉识的知识储备与利用等相关内容的描写则相对薄弱。30多万字的小说中只有几次提到与知识有关的内容，使人完全无法了解由陆焉识深厚学识所构成的知识世界。比如，小说中一开篇曾提到，陆焉识可以盲写，但关于盲写的内容几乎只字不提，即便提到也只是对妻子的感情，显然这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习惯。另外，小说中虽然提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接受、分析、传播，怀疑乃至否定知识”，但对其具体的过程和内容几乎都未涉及，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三是对陆焉识自由主义思想的描写几乎是静止的，基本没有什么发展演变。小说中有几处提到陆焉识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包括他去美国留学，回国后拒绝参加政治派别，在重庆教书宣扬自由、民主，建国后给大卫·韦写信等，但对陆焉识自由主义的思想从何而来却没有涉及，仿佛是天生就具有一样。他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似乎就是奔着自由而去的，而到了美国，他对自由的理解似乎就是不参加各种团体、党派，只顾自由自在地谈恋爱。真正对陆焉识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涉及只有一次，就是他写给大卫·韦的信里提到的“知识分子还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然而这一思想的来源为何，作者则丝毫也没有交待。
总之，原著试图通过一个世纪的历史脉络书写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但由于缺少深层次的精神挖掘，从而使得小说变成了一部个人生活史、情感史、遭遇史，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世界被阉割，只是用一些自己拿手的传奇故事和爱情故事来支撑整体结构，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派之争、抗战、政治运动等这些当下热门的主题都成了装饰品，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演变和悲剧经历被大大弱化，同样也弱化了人物遭遇的现实指向和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电影《归来》更是无情地删去了原著宏大的历史背景，仅以逃亡与归来作为两个切片，将一个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生存与命运简化为背叛与忠贞的情感主题。这一改编无疑是把住了原著的精神脉搏，却进一步远离了原著本应有的精神指向和价值指归，这与其说是一种对当下审查机制的回避，不如说是对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的无知，是对陆焉识的双重阉割。
注释：
{1}[法]格雷马斯著，吴泓缈、冯学俊译：《论意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②③[美]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第266页、第293页。
④[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 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⑤⑥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4页。
⑦⑨[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第99页。
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⑩[美]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