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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早在1972年就担任人民公社社长的回忆，见证了东嘎这个村庄尚处农业时期的奋斗历程。
幸存者
我能够留在东嘎这个相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是一种幸运。
1956年时我年仅7岁，是家里的长子。那会儿我们是个大家，连带亲戚同住一起的有11口人，身份是隶属于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东嘎宗加日采谿卡的差巴。当时我家有耕地40多亩，但每年秋收的青稞几乎都用来还债，自家根本吃不上，有时遇上债主发善心会留下一两尅(藏式计量单位，1魁相当于28市斤，但各地标准差异较大)，但多的时候连春播的种子都需要借，债就这样永远滚下去，根本没指望还清。我记得那时候东嘎有一句老话叫“约它曲堆粑达曲”，意思是“打完了场，糌粑也就完了。”
除了在自家土地上年复一年绝望地耕作之外，我家还得和其他几户差巴一起，无偿耕种加日采谿卡的300多亩支差田。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连吃饭喝茶都得自家带到田头。但那时候我家穷，连这顿饭也备不上，所以每到开饭时间，便总借口说有事，事实上是回家熬糌粑清粥，遇上夏天还能采点野菜放进去，一家人就这么对付着过日子。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和经历过的。那时东嘎还有一句老话叫“哲东雍嘎”，是专门用在为谿卡打场时说的，意思是：当有人看见300多亩的青稞，在7、8天的时间里就打完了场时，禁不住会问这是“鬼在打场”吗?为谿卡干活就是这样，强度大，还得快。因为自家的田地还等着呢。
1956年时已经有解放军驻扎拉萨西郊，村里也有传言说有人往他们那里跑。我的爷爷和奶奶就是在那一年离开家乡的。白天不敢逃亡，夜晚走的是荒僻小路，据说他们是先逃到罗布林卡附近，为那里的部队看护了一段时间的林场，后来听说他们被哲蚌寺的僧人发现了，又逃到曲水县的某处庄园，反正自那以后我再没见着他们。我家的第二次逃亡事件发生在次年，是与我们同住一家的亲戚，他们家5口人跑得更远，投奔到了山南措美县古堆乡其他亲戚处，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定居在那里。后来，古堆乡亲戚家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兄弟来拉萨治病时我们联系上了，前些年他还经常到我家来走动。古堆也是农村，但在偏远的山区，赶不上东嘎。不过，如果民主改革要再来晚些，我们也得逃离这里了。
人民公社
1959年民主改革时，我家分到了18.5亩土地，1966年成立东嘎人民公社时，这些土地又重新划归到村集体。
人民公社之前的农村还是大集体时代，所有的农田都一起干，最后按各家的亩数来分配粮食。虽然没干上几年，但第一次有了自己田地里产出的青稞时，感觉完全不一样。1960年那会儿我还上过3个月的小学，但后来家里确实缺劳力，我的爸爸妈妈当差巴时受过不少的劳累，身体都不好。
休学后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放猪。猪是村上的，那时候的东嘎还叫合作社，分成加日采、亚乃和东嘎三个互助组，我家属于加日采互助组。合作社里有专门的农协会，养猪就是农协会兴办的副业。我看管的全是藏猪，黑黑的小小的那种，有内地的猪是几年后的事。猪场就在靠近堆龙河边的草滩上，敞放，夏天有草时猪还听话，到冬天时候猪会到处找食乱跑，根本不听使唤，差不多每天我都会为找它们而哭上两三次。我还记得每天放猪能挣到4个工分，这在当时算少的，但我特别勤快卖力，几乎没误过工，一年下来，收入不比一个成年人差。没过几年我的父亲去世了，那会儿我们还住在老屋里，那老屋如今还能看到，就在青藏铁路的边上，后来村里把那块地出租做了苗圃。父亲去世那年我成的家，母亲和弟弟们跟我住在一起。
1972年时我当选了东嘎人民公社的社长。那时候的东嘎刚经历过合作社，处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农业学大寨时期。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里，村里的人干劲都很大，开渠筑坝、推荒营田、土壤改造、选种育种、机耕机播等工作都做得很扎实，但到了学大寨后期就有些变样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东嘎也学着在山坡上作梯田，垒堡坎填土引渠啥都有模有样，但实际上河谷荒地更好改造，却闲着没管，类似这样只学形式不学精神的做法有不少，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锅饭式的生产经营及分配方式”，已经让农民的积极性打了折扣，产生的后果就是产量提不上，口粮没保证，非但交不上公粮，还得年年向县里借粮和借钱买牛。所以，“抓生产，促产量，保证青稞和小麦的收成”，就成了我上任时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社长3年后，东嘎村确实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了村里自己的储备粮，总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5万斤，但1978年很特别，那年雨水太多，麦苗大面积倒秆，产量巨跌了17万斤。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那年秋收后我没少到县里开会。不过那时开会有些不讲客观原因，只说我们东嘎公社的生产积极性不够。会上我很憋气，便拍桌子做了保证：明年产量上60万斤。1979年我们果然丰收了，虽然还差几千斤才算兑现指标，但青稞亩产780斤却创下了堆龙德庆县最好的成绩。要知道，那时候亩产青稞400斤就算达标了。
万元户
1982年年底，堆龙德庆县为包产到户开动员会我参加了。
事实上那次动员会的效果并不好，不少村干部对包产到户心存疑虑，我想那是因为吃农村集体饭太久，有些不敢变化了，加上当时的人对政策也不是很明白。我这个人做事胆子一向就大，七几年我第一次上北京开会时，就敢抽空一个人遛上街并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那次把我们的翻译兼陪同戴贤老师吓坏了。加上我后来读夜校学会了认字，经常看报，很多事都清楚。所以我愿意包产到户，这在会上就表态了。
但我真走出这一步时也不容易，一来我没法给村里交待，有人说格列你都包产到户了，那村里谁管?为此我便辞了官，二来既然叫“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就不能单干，这也不是单干能解决的。我能动员的只有弟弟妹妹的家，他们说既然哥你决定了，那我们就跟你干吧。就这样，我们5家人成了东嘎村第一批包产到户的家庭。包产到户后第。一件事就是分地。那时候我的妈妈跟着我最小的弟弟在过，我家只有老婆和两个儿子，一共4个人，分别按劳动力和人头分配，共从村里分得了7.85亩地，5家人的土地加起来有40多亩。第二件事情便是买拖拉机，这也是五家共同的决定，这里面的故事可就多了。
拖拉机在当时还是计划内的大商品，需要名额。堆龙德庆县的名额已经被各个生产队用完，为此我找到拉萨市农机公司，我记得那会儿有个姓王的书记，听说我要买拖拉机搞包产到户很高兴，最后他打听到林芝县还有两个名额没用，便批给了我。我是有些运气的，因为那个时候林芝还属于拉萨市管，划到八一是以后的事。买拖拉机的钱则是从县农业银行申请的贷款。政策也好，一说就同意了。
拖拉机那时只有到青海格 尔木农机公司才能提到现货，还好当时堆龙德庆县惟一的一辆解放牌卡车正好要去格尔木拉货，司机就是我老婆的弟弟，另外我自己的二弟也会开拖拉机，就这样，我们准备了两大桶柴油和一桶机油就奔格尔木去了。
格尔木农机厂仓库里堆满了拖拉机，我和弟弟选中早就看好的一款“五五式”，我们管它叫“铁牛”，带驾驶室的那种，本想连拖斗一起买了的，但格尔木最小的拖斗都是5吨装的，我们5家人用不了那么大的，所以就直接开着车头回拉萨了。那时候买拖拉机手续很简单，交批条就给车走人，从头到尾没提过钱的事，钱回到拉萨付就行。回拉萨一路上天寒地冻，可七天七夜里我们兄弟俩都兴奋无比，到堆龙时正好是藏历年前的第二天，因为是全堆龙第一辆私人的拖拉机，迎接的场面很是热闹，不过那时候也有些闲话，说“格列买了一辆专车了”，因为没有拖斗嘛。但那时我们5家人心头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好好干。
刚为拖拉机配好一个3吨的拖斗，“铁牛”就赶上了修建西藏大学，我们既出人又出车，在砂石场、藏大工地和土方堆放点间三点一线轮番地干，加上田里的收入，1983年整整一年，我们5家人挣了自己都想不到的10万元。那一年不但还清3万多的货款，我家还添置了松下彩电，第二年我们甚至还从拉萨市运输二公司买上了解放牌卡车，虽然是二手的，但也是全县第一辆私车。我知道当时我们村河对面的乃琼镇也有一家万元户，一家10口人，靠采石、磨糌粑、种蔬菜等加起来也就刚刚过万。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确实创下了不少堆龙第一。
1984年堆龙德庆开劳模大会，我又去了，但那次是让我这个劳模讲经验。我说：“人民公社时我和老婆两人挣的工分加起来一年也就500元，但现在我能年收入2万，包产到户就是好。”自那以后，堆龙德庆县全县的包产到户工作才全面推开。
大千十年
我再次做东嘎村村官是在1992年，东嘎公社已经在“撤区并乡”中改为村了，但那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彻底打开了东嘎村人的头脑。以单个或几家农户搞运输、跑客运、出租田地(不改变土地农用性质的蔬菜大棚种植和苗圃)、特色种养殖、外出打工等在1984后以后全面盛行，并一直延续到1992年左右。然而，这时的东嘎村富了农民，却亏了农业，以往的粮食先进村再次陷入了产量的低谷。另外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以往稳固的村组一级基层组织出现了涣散。
那几年我的经历也是这样。1985年我出了一起车祸，事情老得不到解决，我甚至一度进了监狱，为了我们5家人的利益，合作经营的模式就解散了。后来我又和最小的弟弟合作跑运输，再后来我自己单买了一辆中巴车跑客运，因为距拉萨城近，每年也能有3万元的收入。这期间我们东嘎有不少人也走上了这条路，现在的许多老司机也就是在那些时候才学会开车的。如今他们都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
再次抓农业生产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耕作方式由以前的集体化机械种田变成单户畜力耕作，加上那段时期里副业占优，农田有不同程度的撂荒，结果当然就是然巴草泛滥成灾，土地没肥力了。为了搞清然巴草究竟有多厉害，我们曾在东嘎村一组的一平方米的田地里刨出过3.1斤的草根，这靠人畜耕作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拖拉机深耕细作多次才能除草。恰好这个时候我又有遇上市农机公司推广农机并想找个农村做试点的机会，我跟他们说，咱们东嘎的二组就在拉贡路上，各地区进拉萨的人几乎都从我们村子过，做试点宣传再好不过了。没想这事居然就成了。但机器到村并没有马上动工，因为包产到户后，村民的农田零零散散地错落分布，不适合机械化耕作，于是我们又在村内部重新分田，好让土地成片。就这样又干了三年，1995年时我们村就恢复了往年的产量。
不过这样的好势头没有持续几年，原因是经营农田的成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由集体承担，而是落在村民头上，接触过市场并学会算账的村民们自然会做一个对比。按当时最好的青稞价格(种子价)每斤一元计算，就算亩产千斤，扣除所有的成本之后，最后成为收益的也就300元左右。但1986年那会儿，靠近公路和拉萨城的东嘎村土地，租做大棚的年收益每亩就有800元，后来几年甚至还涨到了一千好几。种田已经明显不划算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村委会只得想方设法兴办企业为村民增收。办过的厂确实不少，比如：由村里购买东风车跑运输，把格桑林卡变成民俗度假村，将尚属村和组的集体土地出租出去搞园艺或建材厂，兴办养猪场、养殖场和家具厂等等。其实如何办厂这一套东嘎村早在40年前就在林琼岗那一带做过了。但那会儿是信用社时期，是计划经济，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销路和市场。现在不同了，我们这些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并挣过些辛苦钱的人，为这些企业伤了好多心，缴过不少学费。我现在觉得：给集体做事儿，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以前我总是认为政策好就好好地干，可现在单“干”有些行不通了。
我从村主任和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时，我们东嘎村还没变成现在的开发区。不过那几年我们村的土地已经开始值钱。但比起能卖钱的土地来，我的心思更多地还是放在土地中能产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要有些真正的事业在咱们村自己的手里掌握着，心里才踏实。
格列印象
东嘎小康示范村正中的村委会新楼里挂满了锦旗，我第二次采访该村的时候正逢村干部们开会，那天我特地带了一本1956年时的《东嘎宗调查材料》，那是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所做的调查，一本已经有些发黄的内部资料，老式的铅印大开本。正是凭着这个材料里的一些东嘎旧事，让我和这屋子的土生土长的东嘎人拉近了关系。
当我应村干部的要求一个一个地念材料中的豁卡名字时，坐在角落里的格列过来了，他蹲在我的旁边，用手指着一个一个那些他不熟识的汉字，让我再给他念一遍，听到熟悉的地名或是人名后，格列就会指着某人说，他家以前就住在那里，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家的亲戚，等等。的确，没有人能比他更熟悉东嘎这片土地了。
60岁的格列个头不高，远看有些老态，但他从来都很正式的衣着、仪态以及说话时的神情，更增添了别人对他的信心。实际上他是壮实而黝黑的。第一次单独采访格列是在他的办公室里，2001年从村委会主任及支书岗位上退下来后，格列仍在村委会任职，主要管群众工作及一些村务的协调。接受采访中的格列话一打开就换了个人似的。他说：“我的故事可多了。”在我从网络上为这次采访收集材料时也发现，格列在各类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北京、天津、深圳、成 都、华西村等地没少去过。在他的记忆中，东嘎村作为历来西藏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他甚至还以社长的身份接待过诸如尼泊尔国王、伊朗公主等的到访，至于自治区各个时期的领导们，那见得就更多了。
格列热爱自己生长的这片乡土。他答应陪我一起逛逛曾经的村子，并特意邀请我和他一道看看曾经的养猪场。这是一家格列在任时创办的养猪场，最初这家猪场是东嘎村自己的，后来引入内地的养殖户走“企业 农户”模式发展，再后来就成了养殖户单干，这片17.5亩的土地已经划在开发区。猪场老板侯波并不认识格列，因为他接手这里时格列已离任。格列没有习惯性地背着手，踱着步，他的兴趣显然还是在这些被打理和养护得像宝贝似的猪身上。回村的路上格列说：这个老板是个能干人。
中午，格列邀请我去他家坐坐。房号是A13，抓阉分到的，非常漂亮，放在拉萨城里也是相当不错的格局和陈设。那天格列的老婆不在，转经去了。格列说她差不多每天都往城里跑，2路小中巴很方便，老太太多走走身体好，再说她一路上都有认识的。格列家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他们不住在东嘎，但家里照片不少。老大在工商联开车，小儿子退伍之后竞聘上了公务员，在距离东嘎20多公里的马乡当科技副乡长，格列说儿子们干得都是我的老本行，但他们是公务员。格列还有一个养女，也在市里打工，晚上才回来。那是格列二弟的女儿。“就是和我一起从格尔木开铁牛回来的那个，他去世不少年了。”格列特别做了补充。
阿佳啦(对女主人的尊称)不在，不会弄饭的格列请我就着泡菜吃糌粑。他说自己糌粑吃习惯了，一天二顿甚至三顿都行，但老婆还是爱吃米饭炒菜。我问村里现在吃糌粑为主的人多吗?格列说不多，还有三成吧，都是些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脱掉衣服和帽子的格列一手端碗，一手不断地捏着糌粑往嘴里送，他吃得极快。那会儿，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和我在网页上看到过的他10年前的黑白照片相比，没明显的不同。
回到家中的格列自然而舒展，带我看他满满的粮仓，为我到处翻找以前的照片和工作笔记，说给我听他为女儿所做的打算。几次和他在外面时都觉得他有些拘束，甜茶馆里我们见过，他双手放在上衣包里，最终没有进去；村委会对面的新施工工地里也见过，他双手背着，看着混凝土搅拌机；会议室里见得最多，又总是在角落里；但有一个例外是在养猪场时，看着那些挤成一团拱奶的小乳猪时，他的笑脸是那么灿烂。
幸存者
我能够留在东嘎这个相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是一种幸运。
1956年时我年仅7岁，是家里的长子。那会儿我们是个大家，连带亲戚同住一起的有11口人，身份是隶属于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东嘎宗加日采谿卡的差巴。当时我家有耕地40多亩，但每年秋收的青稞几乎都用来还债，自家根本吃不上，有时遇上债主发善心会留下一两尅(藏式计量单位，1魁相当于28市斤，但各地标准差异较大)，但多的时候连春播的种子都需要借，债就这样永远滚下去，根本没指望还清。我记得那时候东嘎有一句老话叫“约它曲堆粑达曲”，意思是“打完了场，糌粑也就完了。”
除了在自家土地上年复一年绝望地耕作之外，我家还得和其他几户差巴一起，无偿耕种加日采谿卡的300多亩支差田。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连吃饭喝茶都得自家带到田头。但那时候我家穷，连这顿饭也备不上，所以每到开饭时间，便总借口说有事，事实上是回家熬糌粑清粥，遇上夏天还能采点野菜放进去，一家人就这么对付着过日子。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和经历过的。那时东嘎还有一句老话叫“哲东雍嘎”，是专门用在为谿卡打场时说的，意思是：当有人看见300多亩的青稞，在7、8天的时间里就打完了场时，禁不住会问这是“鬼在打场”吗?为谿卡干活就是这样，强度大，还得快。因为自家的田地还等着呢。
1956年时已经有解放军驻扎拉萨西郊，村里也有传言说有人往他们那里跑。我的爷爷和奶奶就是在那一年离开家乡的。白天不敢逃亡，夜晚走的是荒僻小路，据说他们是先逃到罗布林卡附近，为那里的部队看护了一段时间的林场，后来听说他们被哲蚌寺的僧人发现了，又逃到曲水县的某处庄园，反正自那以后我再没见着他们。我家的第二次逃亡事件发生在次年，是与我们同住一家的亲戚，他们家5口人跑得更远，投奔到了山南措美县古堆乡其他亲戚处，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定居在那里。后来，古堆乡亲戚家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兄弟来拉萨治病时我们联系上了，前些年他还经常到我家来走动。古堆也是农村，但在偏远的山区，赶不上东嘎。不过，如果民主改革要再来晚些，我们也得逃离这里了。
人民公社
1959年民主改革时，我家分到了18.5亩土地，1966年成立东嘎人民公社时，这些土地又重新划归到村集体。
人民公社之前的农村还是大集体时代，所有的农田都一起干，最后按各家的亩数来分配粮食。虽然没干上几年，但第一次有了自己田地里产出的青稞时，感觉完全不一样。1960年那会儿我还上过3个月的小学，但后来家里确实缺劳力，我的爸爸妈妈当差巴时受过不少的劳累，身体都不好。
休学后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放猪。猪是村上的，那时候的东嘎还叫合作社，分成加日采、亚乃和东嘎三个互助组，我家属于加日采互助组。合作社里有专门的农协会，养猪就是农协会兴办的副业。我看管的全是藏猪，黑黑的小小的那种，有内地的猪是几年后的事。猪场就在靠近堆龙河边的草滩上，敞放，夏天有草时猪还听话，到冬天时候猪会到处找食乱跑，根本不听使唤，差不多每天我都会为找它们而哭上两三次。我还记得每天放猪能挣到4个工分，这在当时算少的，但我特别勤快卖力，几乎没误过工，一年下来，收入不比一个成年人差。没过几年我的父亲去世了，那会儿我们还住在老屋里，那老屋如今还能看到，就在青藏铁路的边上，后来村里把那块地出租做了苗圃。父亲去世那年我成的家，母亲和弟弟们跟我住在一起。
1972年时我当选了东嘎人民公社的社长。那时候的东嘎刚经历过合作社，处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农业学大寨时期。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里，村里的人干劲都很大，开渠筑坝、推荒营田、土壤改造、选种育种、机耕机播等工作都做得很扎实，但到了学大寨后期就有些变样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东嘎也学着在山坡上作梯田，垒堡坎填土引渠啥都有模有样，但实际上河谷荒地更好改造，却闲着没管，类似这样只学形式不学精神的做法有不少，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锅饭式的生产经营及分配方式”，已经让农民的积极性打了折扣，产生的后果就是产量提不上，口粮没保证，非但交不上公粮，还得年年向县里借粮和借钱买牛。所以，“抓生产，促产量，保证青稞和小麦的收成”，就成了我上任时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社长3年后，东嘎村确实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了村里自己的储备粮，总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5万斤，但1978年很特别，那年雨水太多，麦苗大面积倒秆，产量巨跌了17万斤。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那年秋收后我没少到县里开会。不过那时开会有些不讲客观原因，只说我们东嘎公社的生产积极性不够。会上我很憋气，便拍桌子做了保证：明年产量上60万斤。1979年我们果然丰收了，虽然还差几千斤才算兑现指标，但青稞亩产780斤却创下了堆龙德庆县最好的成绩。要知道，那时候亩产青稞400斤就算达标了。
万元户
1982年年底，堆龙德庆县为包产到户开动员会我参加了。
事实上那次动员会的效果并不好，不少村干部对包产到户心存疑虑，我想那是因为吃农村集体饭太久，有些不敢变化了，加上当时的人对政策也不是很明白。我这个人做事胆子一向就大，七几年我第一次上北京开会时，就敢抽空一个人遛上街并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那次把我们的翻译兼陪同戴贤老师吓坏了。加上我后来读夜校学会了认字，经常看报，很多事都清楚。所以我愿意包产到户，这在会上就表态了。
但我真走出这一步时也不容易，一来我没法给村里交待，有人说格列你都包产到户了，那村里谁管?为此我便辞了官，二来既然叫“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就不能单干，这也不是单干能解决的。我能动员的只有弟弟妹妹的家，他们说既然哥你决定了，那我们就跟你干吧。就这样，我们5家人成了东嘎村第一批包产到户的家庭。包产到户后第。一件事就是分地。那时候我的妈妈跟着我最小的弟弟在过，我家只有老婆和两个儿子，一共4个人，分别按劳动力和人头分配，共从村里分得了7.85亩地，5家人的土地加起来有40多亩。第二件事情便是买拖拉机，这也是五家共同的决定，这里面的故事可就多了。
拖拉机在当时还是计划内的大商品，需要名额。堆龙德庆县的名额已经被各个生产队用完，为此我找到拉萨市农机公司，我记得那会儿有个姓王的书记，听说我要买拖拉机搞包产到户很高兴，最后他打听到林芝县还有两个名额没用，便批给了我。我是有些运气的，因为那个时候林芝还属于拉萨市管，划到八一是以后的事。买拖拉机的钱则是从县农业银行申请的贷款。政策也好，一说就同意了。
拖拉机那时只有到青海格 尔木农机公司才能提到现货，还好当时堆龙德庆县惟一的一辆解放牌卡车正好要去格尔木拉货，司机就是我老婆的弟弟，另外我自己的二弟也会开拖拉机，就这样，我们准备了两大桶柴油和一桶机油就奔格尔木去了。
格尔木农机厂仓库里堆满了拖拉机，我和弟弟选中早就看好的一款“五五式”，我们管它叫“铁牛”，带驾驶室的那种，本想连拖斗一起买了的，但格尔木最小的拖斗都是5吨装的，我们5家人用不了那么大的，所以就直接开着车头回拉萨了。那时候买拖拉机手续很简单，交批条就给车走人，从头到尾没提过钱的事，钱回到拉萨付就行。回拉萨一路上天寒地冻，可七天七夜里我们兄弟俩都兴奋无比，到堆龙时正好是藏历年前的第二天，因为是全堆龙第一辆私人的拖拉机，迎接的场面很是热闹，不过那时候也有些闲话，说“格列买了一辆专车了”，因为没有拖斗嘛。但那时我们5家人心头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好好干。
刚为拖拉机配好一个3吨的拖斗，“铁牛”就赶上了修建西藏大学，我们既出人又出车，在砂石场、藏大工地和土方堆放点间三点一线轮番地干，加上田里的收入，1983年整整一年，我们5家人挣了自己都想不到的10万元。那一年不但还清3万多的货款，我家还添置了松下彩电，第二年我们甚至还从拉萨市运输二公司买上了解放牌卡车，虽然是二手的，但也是全县第一辆私车。我知道当时我们村河对面的乃琼镇也有一家万元户，一家10口人，靠采石、磨糌粑、种蔬菜等加起来也就刚刚过万。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确实创下了不少堆龙第一。
1984年堆龙德庆开劳模大会，我又去了，但那次是让我这个劳模讲经验。我说：“人民公社时我和老婆两人挣的工分加起来一年也就500元，但现在我能年收入2万，包产到户就是好。”自那以后，堆龙德庆县全县的包产到户工作才全面推开。
大千十年
我再次做东嘎村村官是在1992年，东嘎公社已经在“撤区并乡”中改为村了，但那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彻底打开了东嘎村人的头脑。以单个或几家农户搞运输、跑客运、出租田地(不改变土地农用性质的蔬菜大棚种植和苗圃)、特色种养殖、外出打工等在1984后以后全面盛行，并一直延续到1992年左右。然而，这时的东嘎村富了农民，却亏了农业，以往的粮食先进村再次陷入了产量的低谷。另外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以往稳固的村组一级基层组织出现了涣散。
那几年我的经历也是这样。1985年我出了一起车祸，事情老得不到解决，我甚至一度进了监狱，为了我们5家人的利益，合作经营的模式就解散了。后来我又和最小的弟弟合作跑运输，再后来我自己单买了一辆中巴车跑客运，因为距拉萨城近，每年也能有3万元的收入。这期间我们东嘎有不少人也走上了这条路，现在的许多老司机也就是在那些时候才学会开车的。如今他们都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
再次抓农业生产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耕作方式由以前的集体化机械种田变成单户畜力耕作，加上那段时期里副业占优，农田有不同程度的撂荒，结果当然就是然巴草泛滥成灾，土地没肥力了。为了搞清然巴草究竟有多厉害，我们曾在东嘎村一组的一平方米的田地里刨出过3.1斤的草根，这靠人畜耕作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拖拉机深耕细作多次才能除草。恰好这个时候我又有遇上市农机公司推广农机并想找个农村做试点的机会，我跟他们说，咱们东嘎的二组就在拉贡路上，各地区进拉萨的人几乎都从我们村子过，做试点宣传再好不过了。没想这事居然就成了。但机器到村并没有马上动工，因为包产到户后，村民的农田零零散散地错落分布，不适合机械化耕作，于是我们又在村内部重新分田，好让土地成片。就这样又干了三年，1995年时我们村就恢复了往年的产量。
不过这样的好势头没有持续几年，原因是经营农田的成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由集体承担，而是落在村民头上，接触过市场并学会算账的村民们自然会做一个对比。按当时最好的青稞价格(种子价)每斤一元计算，就算亩产千斤，扣除所有的成本之后，最后成为收益的也就300元左右。但1986年那会儿，靠近公路和拉萨城的东嘎村土地，租做大棚的年收益每亩就有800元，后来几年甚至还涨到了一千好几。种田已经明显不划算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村委会只得想方设法兴办企业为村民增收。办过的厂确实不少，比如：由村里购买东风车跑运输，把格桑林卡变成民俗度假村，将尚属村和组的集体土地出租出去搞园艺或建材厂，兴办养猪场、养殖场和家具厂等等。其实如何办厂这一套东嘎村早在40年前就在林琼岗那一带做过了。但那会儿是信用社时期，是计划经济，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销路和市场。现在不同了，我们这些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并挣过些辛苦钱的人，为这些企业伤了好多心，缴过不少学费。我现在觉得：给集体做事儿，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以前我总是认为政策好就好好地干，可现在单“干”有些行不通了。
我从村主任和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时，我们东嘎村还没变成现在的开发区。不过那几年我们村的土地已经开始值钱。但比起能卖钱的土地来，我的心思更多地还是放在土地中能产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要有些真正的事业在咱们村自己的手里掌握着，心里才踏实。
格列印象
东嘎小康示范村正中的村委会新楼里挂满了锦旗，我第二次采访该村的时候正逢村干部们开会，那天我特地带了一本1956年时的《东嘎宗调查材料》，那是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所做的调查，一本已经有些发黄的内部资料，老式的铅印大开本。正是凭着这个材料里的一些东嘎旧事，让我和这屋子的土生土长的东嘎人拉近了关系。
当我应村干部的要求一个一个地念材料中的豁卡名字时，坐在角落里的格列过来了，他蹲在我的旁边，用手指着一个一个那些他不熟识的汉字，让我再给他念一遍，听到熟悉的地名或是人名后，格列就会指着某人说，他家以前就住在那里，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他家的亲戚，等等。的确，没有人能比他更熟悉东嘎这片土地了。
60岁的格列个头不高，远看有些老态，但他从来都很正式的衣着、仪态以及说话时的神情，更增添了别人对他的信心。实际上他是壮实而黝黑的。第一次单独采访格列是在他的办公室里，2001年从村委会主任及支书岗位上退下来后，格列仍在村委会任职，主要管群众工作及一些村务的协调。接受采访中的格列话一打开就换了个人似的。他说：“我的故事可多了。”在我从网络上为这次采访收集材料时也发现，格列在各类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北京、天津、深圳、成 都、华西村等地没少去过。在他的记忆中，东嘎村作为历来西藏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他甚至还以社长的身份接待过诸如尼泊尔国王、伊朗公主等的到访，至于自治区各个时期的领导们，那见得就更多了。
格列热爱自己生长的这片乡土。他答应陪我一起逛逛曾经的村子，并特意邀请我和他一道看看曾经的养猪场。这是一家格列在任时创办的养猪场，最初这家猪场是东嘎村自己的，后来引入内地的养殖户走“企业 农户”模式发展，再后来就成了养殖户单干，这片17.5亩的土地已经划在开发区。猪场老板侯波并不认识格列，因为他接手这里时格列已离任。格列没有习惯性地背着手，踱着步，他的兴趣显然还是在这些被打理和养护得像宝贝似的猪身上。回村的路上格列说：这个老板是个能干人。
中午，格列邀请我去他家坐坐。房号是A13，抓阉分到的，非常漂亮，放在拉萨城里也是相当不错的格局和陈设。那天格列的老婆不在，转经去了。格列说她差不多每天都往城里跑，2路小中巴很方便，老太太多走走身体好，再说她一路上都有认识的。格列家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他们不住在东嘎，但家里照片不少。老大在工商联开车，小儿子退伍之后竞聘上了公务员，在距离东嘎20多公里的马乡当科技副乡长，格列说儿子们干得都是我的老本行，但他们是公务员。格列还有一个养女，也在市里打工，晚上才回来。那是格列二弟的女儿。“就是和我一起从格尔木开铁牛回来的那个，他去世不少年了。”格列特别做了补充。
阿佳啦(对女主人的尊称)不在，不会弄饭的格列请我就着泡菜吃糌粑。他说自己糌粑吃习惯了，一天二顿甚至三顿都行，但老婆还是爱吃米饭炒菜。我问村里现在吃糌粑为主的人多吗?格列说不多，还有三成吧，都是些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脱掉衣服和帽子的格列一手端碗，一手不断地捏着糌粑往嘴里送，他吃得极快。那会儿，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和我在网页上看到过的他10年前的黑白照片相比，没明显的不同。
回到家中的格列自然而舒展，带我看他满满的粮仓，为我到处翻找以前的照片和工作笔记，说给我听他为女儿所做的打算。几次和他在外面时都觉得他有些拘束，甜茶馆里我们见过，他双手放在上衣包里，最终没有进去；村委会对面的新施工工地里也见过，他双手背着，看着混凝土搅拌机；会议室里见得最多，又总是在角落里；但有一个例外是在养猪场时，看着那些挤成一团拱奶的小乳猪时，他的笑脸是那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