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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关键词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劳动供给；农村土地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54-12
我国正在建构多元化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在其中充当不同角色和承担相应功能，而土地作为一种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效用函数的核心要素，也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失去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的农民来说，很多地方除了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外，还制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或采取村集体和个人缴费、地方政府财政用土地出让金补贴的办法为失地农户建立社会养老保障账户，来解决失地农户的“养老难”问题，这意味着在我国农村土地确实具备保障农村居民养老的特别功能，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变革与创新也正是对农村居民失去土地的一种变相补偿。
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人数巨大，大约有7 000万人，以当前城市化发展速度和用地需求预测，2020年被征地农民数量累计将超过1亿人。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包括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多种养老保障制度已经落地实施，有些失地农户业已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等各类养老保险。就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看，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养老保障制度不仅需要发挥社会保障的福利功能，而且需要发挥保障劳动力持续供给的功能，有效调节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水平，这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人口红利”正在消解的当下至关重要。农村土地更是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调节着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率和供给水平，对失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失去土地一般会使其获得数额不等的征地补偿金，增加当期收入水平，但如果使用不善，这些征地补偿金难以顺利转换为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创业投资，就难以增加预期收入水平，使得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堪忧。因而，基于劳动供给效应视角，失地农户要调节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关系，映射到劳动供给上，就会增加或减少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水平，导致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和供给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与互补。无论是土地征用货币化安置还是养老保障都可能产生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进而对总体劳动供给产生影响，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种效应更大，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对失地农户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参与和供给会产生何种影响，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1 文献述评
失地农户获得征地补偿金能够增加当期或预期收入，按照劳动供给理论的收入效应，这将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农业劳动或非农劳动的参与率与供给水平，即产生劳动供给的负效应[1]，且由于对失地农户就业安置方式等不合理，更是加剧了“失地就失业”、“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等现象。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也会产生劳动供给的负效应，激励劳动者将更多时间用于闲暇，减少劳动时间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在市场化程度高且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养老保障可以放松劳动者的预算约束，提高当期和预期收入水平，降低储蓄动机，激励劳动者较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降低为获得收入的劳动供给水平。美国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欧洲在最近40年都发生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2-3]，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被认为是欧美劳动参与率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激励着老年劳动者提前退休。发展中国家的养老保障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南非的居民养老金是接近1/3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有养老金的三代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明显较低[4]。巴西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降低了养老金的申请标准，提高了养老金收益，显著影响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意愿与行为，使农村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提高了38%[5]。
另一方面，征地补偿金和养老保障又可能同时放松预算约束，增加就业机会，比如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就业投资提高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报酬发挥类似于工资率的替代效应，这将激励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产生劳动供给的正效应。例如，通过加强失地农户教育培训、创新创业就业安置方式和改革养老保障模式让失地农户实现就业并完成脱贫[6]。Imrohoroglu & Kitao指出，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劳动供给分配效应，但改革并没有对总体劳动供给参与率和参与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7]。Posel 等研究发现，对于享受养老保险金的南非家庭，农村妇女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他给出的主要解释是，养老金能够帮助克服迁移的收入约束，使得壮年妇女可以迁移[8]。 针对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体系还处在改革发展的初期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往往更多把养老保障制度和土地保障功能分裂开来进行研究，或仅探讨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如养老保障的政策模式、参保激励、财务可持续性等[9-11]，或仅探讨失地对农户就业、收入、消费和福利等的影响[12-13]，针对失地农户养老保障体系的经济社会效果评价明显不足，也尚未充分关注到农民失地、养老保障与劳动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政府对失地农户群体设计和施行具有针对性、科学性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动力管理政策。冀望于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深入理解这一关系作出贡献，进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帮助。
2 数据、模型与分析方法
2.1 调查方法与样本分布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6-9月世界银行在成都市所做的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成都市近年来在城乡统筹、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土地征用规模不断增加，失地农户数量不断攀升，2014年9月，已经达到 14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成都市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也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2003年之前只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3年建立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2004年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2007年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8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2010年开始整合并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成都市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和变迁的过程，几乎涉及和涵盖了所有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被视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变迁的缩影。
调查采取四阶段抽样法，每一阶段均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先是从成都市下辖县（市）中抽取3个被调查县市，即双流县、金堂县和崇州市，然后，在每县（市）再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抽取3个行政村，再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经过问卷的审查、复核与整理，最终获得失地农户有效问卷1 267份。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49%和51%，农业户口居民占到76%，平均年龄48.67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平均家庭规模4.07人，家庭人均纯收入1.17万元，参加各类养老保险的人数为816人，总体养老保险覆盖率为69%，农村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是失地农户参与的两种主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38.2%和19.6%，部分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率分别为4.1%和5.4%，有7%的失地农户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平均享受水平0.04万元，被调查者总体劳动参与率为0.61，总体劳动供给为174.79天，其中，农业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分别为0.27和0.45，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分别为46.27天和131.58天。
2.2 模型选取与估计方法
Becker建立了农户劳动行为决策的初步分析框架[14]，Singh 等对这一框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15]，按照Singh等的农户决策行为理论分析模型，和普通农户一致，失地农户的时间配置也服从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失地农户的家庭时间一般可分为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为考察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并解读农村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把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因素和失地农户所获征地补偿金因素纳入到预算约束和劳动供给条件之中。
式（1）-（4）中，效应函数U取决于收入Y和闲暇E，在失地农户时间分配中，总时间T由农业劳动时间LSf、非农劳动时间LSn和闲暇E组成，在失地农户预算约束中，全部收入Y由农业收入（pyYff-pxXf）、非农业收入wnLSn、社会保障的预期收入E（P）、征地补偿金的衍生性收入V1和其他转移性收入V2构成，Yf、Xf分别表示农业产出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数量，py、px分别表示农业产出品和农业投入品的价格。
基于失地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农户模型，农户的劳动供给行为决策主要有两个：农户是否参与劳动供给和农户参与供给的时间，前者体现为农户劳动参与率，与之相对应的模型可称为劳动参与模型，后者体现为农户的劳动供给水平，称为劳动供给模型。一般来说，劳动供给模型要比劳动参与模型的可靠性要弱，除非数据精确性能够得到保证，即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能够准确测量和加总，但劳动供给模型在反映社会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时其解释力更为突出其解释力更为突出[16]。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无论是抽样方法还是调研过程都受到严格控制，因而，同时使用劳动供给模型和劳动参与模型来印证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并解读和阐释农村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
劳动参与模型反应了总体劳动参与率LP、农业劳动参与率LPf和非农劳动参与率的LPn决策过程，总体劳动参与决策表示过去一年是否从事过一天以上有收入的劳动，农业劳动参与决策和非农劳动参与决策分别表示过去一年是否从事过一天以上的有收入的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当然，失地农户可以从事兼业劳动，LP、LPf和LPn都为哑变量。自变量中，养老保障和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征地补偿金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可能逐年递减，而且所调研地区的土地征用基本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难以准确划分和测算，另本文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是考察土地养老保障功能，而且经检验，征地比例和征地补偿金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9，因而本文用征地比例作为对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的替代变量。在调查中发现，不同征地比例的失地农户劳动供给行为有明显差别，参考陈莹等[17]、郭玲霞等[18]关于征地比例影响效应的划分，本文把征地比例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25%以下、25%-50%、50%-75%和75%以上，表示征地程度很少、较少、较多、很多。养老保障因素从两个视角去考察，分别是养老覆盖率和养老保障待遇，养老覆盖率用是否参加养老保险coverage表示，这里养老保险包括新农保、农民工社会保险、失地农户综合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各类保险，养老保障待遇分别用是否享受养老待遇beneficiary和养老待遇享受水平pension来测量。另外，农业劳动供给行为决策的核心变量是劳动边际报酬和工资率，但由于农户既可能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又可能从事非农劳动，劳动边际报酬和工资率难以测算，因而本文用家庭人均收入income、家庭人均农业收入incomef和家庭人均非农业收入incomen来表示。其他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在计量检验时，采用dprobit模型对劳动参与率模型进行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应对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劳动供给模型的被解释变量、LS、LSf和LSn分别表示总劳动供给时间、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为非负连续变量。首先用Robust 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处理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由于劳动时间为左侧受限变量，再使用Tobit模型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使用最大似然法（MLE）进行有效性估计。最后再对比和验证Robust OLS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判断回归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征地比例和劳动供给关系的基本判断
从总体来看，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无论是总体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参与还是非农劳动参与都要稍低于未参与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这表明养老保险覆盖可能对失地农户是否参与劳动供给产生了某种影响，但影响程度的显著性还需要计量模型进行检验。而养老保险覆盖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则出现了分化，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在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上少于未参保者，但在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上略多于未参保者（见表2），当然，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效应的显著性也有待计量模型检验。
从失地百分比与劳动参与关系维度考察，失地比例在25%以下的农户无论是参保者还是非参保者其农业劳动参与都最高，分别为58.0%和56.5%；失地比例在50%-75%的农户其非农劳动参与相对最高，分别为82.6%和70.6%；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有所下降，两类群体的比率分别为61.8%和43.3%。另外，失地比例为50%-75%的未参保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比农业劳动参与要高出39.1%，参保农户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8.2%。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未参保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比农业劳动参与要高出47.3%，参保农户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1.8%，这可初步判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土地具有较强的农业劳动吸附功能，随着失地比例增加，农业劳动参与就会下降，非农劳动参与可能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50%-75%的失地比例可能是一个拐点。
从失地百分比与劳动供给时间关系维度考察，失地比例在25%以下的农户其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最多，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最多，并且，随着失地比例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会逐渐增多。失地比例25%以下、25%-50%、50%-75%和75%以上的未参保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要分别比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多出46.6天、108.8天、134.6天和164.6天，而相应的参保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分别比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多出60天、94.4天、98.6天和130天，这表明，随着失地比例增加，不管农户有没有参保，其可能都会提供更多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3.2 劳动参与模型的估计
劳动参与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一般理论框架以及已有经验研究结果大致吻合，在此不作深入和具体的讨论，但要注意的是，在本文中，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对失地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这和既有研究有所区别，可能的原因是，失去土地将使得农民产生生存压力并增加劳动参与动力与意愿，不管健康状况如何，失地农户都不会选择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和显著减少劳动参与行为，以减轻生存压力。尤其是，对于健康状况为一般水平的失地农户，健康变差可能会使其从非农劳动参与中退出并转移到农业劳动中来，反而增加了农业劳动参与率。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征地比例和养老保障因素，养老保障因素具体从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两个视角考察，养老保险待遇又从待遇享受和待遇水平两个维度分析。首先考察征地比例，从表3可以发现，征地比例对失地农户总体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而且是在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征地比例越少失地农户越会参加总体劳动和农业劳动，以dprobit估计的边际效应来看，这在25%以下的征地比例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相比较于75%以上的征地比例，失地农户总体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参与率将提高29.9%和48.4%。然而，实证研究也表明，征地比例虽然会对非农劳动参与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大体上影响并不显著，只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具有10%水平的影响，这表明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体现出了特殊性，征地越少显著增加了非农劳动参与率，从表4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只是用dprobit估计的征地比例边际效应略有不同。表3和表4可以说明，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情境下，农村土地依然具有很强的劳动吸附功能，也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效应，失地农户越多占有土地就越会增加劳动参与尤其是农业劳动参与，由于兼业经营、就业安置和就业培训等原因，更大比例的土地征用只会显著减少农业劳动参与率和总体劳动参与率，但却未必能够把更多的失地农户的劳动力释放到非农劳动中，从而增加非农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参与没有对农业劳动参与形成替代。但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又会存有差异，失地农户同时显著增加了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因而应重视这一失地农户群体的劳动参与问题。
其次，再来考察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表3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特征、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健康状况后，养老保险覆盖无论是对总体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参与还是非农劳动参与都不产生显著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并不能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率，出现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失地农户预期未来领取的养老金额度较低。二是失去土地意味着将失去重要保障，增加劳动参与本质上就是预防性储蓄。与参保行为不同，养老保险待遇享受和养老保险享受水平是由保险制度决定的，并不受劳动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也使用dprobit方法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会显著降低总体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率，使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2.1%，非农劳动参与率下降2.8%，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显著影响农业劳动参与率，不足以改变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决策。同样，由表4可知，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也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提高1%，将会使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3.5%，非农劳动参与率下降4.7%，而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也不会改变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决策。这表明，我国所实施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并不会挤出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使失地农户显著减少劳动参与或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享受养老待遇的大都是中老年人，失地农户参加各类保险的待遇享受以及所享受的养老金水平只会显著降低非农劳动参与率，但它可能却把失地农户的劳动更多地留在农业与农村之中，促使我国的农业延续着老年农业的发展路径。 3.3 劳动供给模型的估计
由表5和表6可知，使用Robust OLS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结合表3和表4，控制变量健康状况虽然不对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影响，却对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有着显著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失地农户健康水平下降，失地农户虽然不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但会减少劳动供给时间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变量虽然对农业劳动时间产生负影响，但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农业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小农户而言依然是禀赋农业，农村土地仍然具有较强的禀赋效应。
先考察征地比例这一影响因素。表5和表6都显示，农户被征地越少，耕种土地越多，就会显著增加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虽然也会降低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快速推进城镇化而进行的征地并不能让大多兼业经营的小农户放弃农业生产经营而完全转向于非农领域，农业和农地仍然具有较强的劳动吸附性，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存在。由于兼业原因，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也并没有对非农劳动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农民失地的多少并不影响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这应该与本文研究对象是城郊的失地农户有关，这些农民往往具有非农就业机会多、非农就业离土不离乡的特征，这保障了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同样，和参与模型研究结果一致，50%-75%征地比例上的失地农户在征地比例劳动时间供给效应上具有特殊性，在显著增加农业劳动时间的同时，也显著减少了非农劳动时间。
再来考察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表5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特征、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健康状况后，养老保险覆盖率虽然会对农户总体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产生负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参加养老保险并不倾向于显著减少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时间。农户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部分养老保障，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由于预期收入、生存压力等原因，并不能激励失地农户用闲暇替代劳动，减少劳动供给时间或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养老保险待遇却具有较强的收入效应，且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主要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人，养老金作为一项转移支付可以放松预算限制，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劳动供给时间，表6（Robust OLS 与Tobit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只报告了Tobit模型估计结果）实证研究结果恰证明了这一点。养老待遇将显著影响总体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会使失地农户的总体劳动时间减少29.6天，非农劳动时间减少35.8天，但对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的劳动供给负效应更为突出，其在总体劳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供给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随着养老保险享受水平的提高，失地农户会倾向于降低农业、非农业和总体的劳动供给时间。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农民失地、养老保障纳入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世界银行在成都市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观察了土地征用和养老保障对失地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兼而考察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土地征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地农户是一个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的现象，失去土地不仅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会产生影响，而且还可能对宏观层面的劳动供给产生冲击，进而冲击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实证研究表明，虽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就业非农化趋势增强，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增加，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但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显著减弱，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功能仍然很强，农民失地越少，耕种土地越多，总体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就会越高，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就会越长，哪怕是对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区的农民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本文研究还表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多少并不显著影响非农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农业劳动供给并没有对非农劳动供给造成替代，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获得补偿金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被征用不会显著影响非农业就业的“人口红利”，但这对于不同失地比例的失地农户来说会产生分化，失地比例在50%-75%的失地农户具有特殊性。这一结论将为建构失地农户劳动力市场、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配置与管理提供帮助，要针对不同失地比例的失地农户制定区别化的就业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方法。要实现失地农户由农业劳动顺利转换到非农业劳动，政府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就业安置方式，健全失地农户就业培训制度，积极为失地农户创造就业创业机会，避免“失地就失业”现象发生。
对失地农户来说，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分化，这对于失地农户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及长远经济增长都具有政策涵义。与发达国家大多存在明显劳动供给负效应相比，我国失地农户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具有特殊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并不倾向于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劳动供给或退出劳动市场，这表明，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发展压力以及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触发器”的功能。而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也意味着我国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仍然会长时间持续存在，随着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的提高，中老年劳动力可能会选择降低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或直接退出农业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我国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农业劳动力市场面临更加突出的供给不足，这迫使农业要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培育农业生产经营“青年接班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可能降低劳动供给水平，也有可能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功能，这就特别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实施中付出更多努力，在强调保障制度福利功能的同时，兼顾劳动力的供给功能，使两种功能能够协调和平衡起来。
从农民失地与养老保障的关系看，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部分社会保障，这要求政府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机制，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与社会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无论在方向还是显著性上都会存在差异。无论农民被征地是多还是少，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都不会降低失地农户这一群体的“人口红利”，因而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突出这一制度的福利功能，此外，应当客观地看待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这一政策工具作用，因为它会产生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负效应，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强调这一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期，如何协调、统一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是政府必须要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走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因为财政压力，也因为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潜在负效应，我国应建构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哪怕对失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对劳动供给的扭曲，降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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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ystem of diversified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land security and pension security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y will share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assume the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and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labor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and finally influence the level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hina. Studies show that， because of the labor adsorption property of rural land and the features of endowment of agriculture，land acquisition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supply without affecting the nonfarm labor supply， farmers will not reduce the nonfarm labor supply or directly exit the market of labor，and land acquisition does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mploymen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re is a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supply effect in pension system，the numbers covered by the oldage insuranc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abor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 whether to enjoy the oldage insurance and level of enjoying pension benefits significantly affect overall labor supply and nonfarm labor supply. For landless farmers， land security and pens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effect of labor supply，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participation of insurance rate of pension system will not reduc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 It should establish the full coverage of oldage security system，and emphasize the welfare function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landless farmers.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licy effect of pension insurance，which will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labor supply especially on nonfarm labor supply. Therefore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labor supply function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As China is in the deep transition period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we should coordinate th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land security and oldage security，balance the the welfare function and labor supply function， constru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landless farmers adapting to the degree of China’s labor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develop the employment differently system，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labor of landless farmers.
Key words landless farmer； oldage security； labor supply； rural land
关键词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劳动供给；农村土地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54-12
我国正在建构多元化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在其中充当不同角色和承担相应功能，而土地作为一种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效用函数的核心要素，也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失去部分土地或全部土地的农民来说，很多地方除了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外，还制定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或采取村集体和个人缴费、地方政府财政用土地出让金补贴的办法为失地农户建立社会养老保障账户，来解决失地农户的“养老难”问题，这意味着在我国农村土地确实具备保障农村居民养老的特别功能，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变革与创新也正是对农村居民失去土地的一种变相补偿。
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人数巨大，大约有7 000万人，以当前城市化发展速度和用地需求预测，2020年被征地农民数量累计将超过1亿人。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包括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多种养老保障制度已经落地实施，有些失地农户业已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等各类养老保险。就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看，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养老保障制度不仅需要发挥社会保障的福利功能，而且需要发挥保障劳动力持续供给的功能，有效调节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水平，这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人口红利”正在消解的当下至关重要。农村土地更是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调节着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率和供给水平，对失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失去土地一般会使其获得数额不等的征地补偿金，增加当期收入水平，但如果使用不善，这些征地补偿金难以顺利转换为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创业投资，就难以增加预期收入水平，使得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堪忧。因而，基于劳动供给效应视角，失地农户要调节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关系，映射到劳动供给上，就会增加或减少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水平，导致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和供给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与互补。无论是土地征用货币化安置还是养老保障都可能产生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进而对总体劳动供给产生影响，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种效应更大，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对失地农户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参与和供给会产生何种影响，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1 文献述评
失地农户获得征地补偿金能够增加当期或预期收入，按照劳动供给理论的收入效应，这将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农业劳动或非农劳动的参与率与供给水平，即产生劳动供给的负效应[1]，且由于对失地农户就业安置方式等不合理，更是加剧了“失地就失业”、“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等现象。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也会产生劳动供给的负效应，激励劳动者将更多时间用于闲暇，减少劳动时间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在市场化程度高且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养老保障可以放松劳动者的预算约束，提高当期和预期收入水平，降低储蓄动机，激励劳动者较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降低为获得收入的劳动供给水平。美国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欧洲在最近40年都发生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2-3]，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被认为是欧美劳动参与率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激励着老年劳动者提前退休。发展中国家的养老保障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南非的居民养老金是接近1/3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有养老金的三代家庭的劳动参与率明显较低[4]。巴西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降低了养老金的申请标准，提高了养老金收益，显著影响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意愿与行为，使农村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提高了38%[5]。
另一方面，征地补偿金和养老保障又可能同时放松预算约束，增加就业机会，比如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就业投资提高就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报酬发挥类似于工资率的替代效应，这将激励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产生劳动供给的正效应。例如，通过加强失地农户教育培训、创新创业就业安置方式和改革养老保障模式让失地农户实现就业并完成脱贫[6]。Imrohoroglu & Kitao指出，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劳动供给分配效应，但改革并没有对总体劳动供给参与率和参与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7]。Posel 等研究发现，对于享受养老保险金的南非家庭，农村妇女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他给出的主要解释是，养老金能够帮助克服迁移的收入约束，使得壮年妇女可以迁移[8]。 针对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体系还处在改革发展的初期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往往更多把养老保障制度和土地保障功能分裂开来进行研究，或仅探讨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如养老保障的政策模式、参保激励、财务可持续性等[9-11]，或仅探讨失地对农户就业、收入、消费和福利等的影响[12-13]，针对失地农户养老保障体系的经济社会效果评价明显不足，也尚未充分关注到农民失地、养老保障与劳动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政府对失地农户群体设计和施行具有针对性、科学性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动力管理政策。冀望于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深入理解这一关系作出贡献，进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帮助。
2 数据、模型与分析方法
2.1 调查方法与样本分布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6-9月世界银行在成都市所做的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成都市近年来在城乡统筹、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土地征用规模不断增加，失地农户数量不断攀升，2014年9月，已经达到 14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成都市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也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2003年之前只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3年建立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2004年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2007年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8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2010年开始整合并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成都市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和变迁的过程，几乎涉及和涵盖了所有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被视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变迁的缩影。
调查采取四阶段抽样法，每一阶段均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先是从成都市下辖县（市）中抽取3个被调查县市，即双流县、金堂县和崇州市，然后，在每县（市）再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抽取3个行政村，再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经过问卷的审查、复核与整理，最终获得失地农户有效问卷1 267份。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49%和51%，农业户口居民占到76%，平均年龄48.67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平均家庭规模4.07人，家庭人均纯收入1.17万元，参加各类养老保险的人数为816人，总体养老保险覆盖率为69%，农村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是失地农户参与的两种主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38.2%和19.6%，部分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率分别为4.1%和5.4%，有7%的失地农户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平均享受水平0.04万元，被调查者总体劳动参与率为0.61，总体劳动供给为174.79天，其中，农业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分别为0.27和0.45，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分别为46.27天和131.58天。
2.2 模型选取与估计方法
Becker建立了农户劳动行为决策的初步分析框架[14]，Singh 等对这一框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15]，按照Singh等的农户决策行为理论分析模型，和普通农户一致，失地农户的时间配置也服从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失地农户的家庭时间一般可分为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为考察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并解读农村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把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因素和失地农户所获征地补偿金因素纳入到预算约束和劳动供给条件之中。
式（1）-（4）中，效应函数U取决于收入Y和闲暇E，在失地农户时间分配中，总时间T由农业劳动时间LSf、非农劳动时间LSn和闲暇E组成，在失地农户预算约束中，全部收入Y由农业收入（pyYff-pxXf）、非农业收入wnLSn、社会保障的预期收入E（P）、征地补偿金的衍生性收入V1和其他转移性收入V2构成，Yf、Xf分别表示农业产出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数量，py、px分别表示农业产出品和农业投入品的价格。
基于失地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农户模型，农户的劳动供给行为决策主要有两个：农户是否参与劳动供给和农户参与供给的时间，前者体现为农户劳动参与率，与之相对应的模型可称为劳动参与模型，后者体现为农户的劳动供给水平，称为劳动供给模型。一般来说，劳动供给模型要比劳动参与模型的可靠性要弱，除非数据精确性能够得到保证，即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能够准确测量和加总，但劳动供给模型在反映社会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时其解释力更为突出其解释力更为突出[16]。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无论是抽样方法还是调研过程都受到严格控制，因而，同时使用劳动供给模型和劳动参与模型来印证失地农户的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并解读和阐释农村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
劳动参与模型反应了总体劳动参与率LP、农业劳动参与率LPf和非农劳动参与率的LPn决策过程，总体劳动参与决策表示过去一年是否从事过一天以上有收入的劳动，农业劳动参与决策和非农劳动参与决策分别表示过去一年是否从事过一天以上的有收入的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当然，失地农户可以从事兼业劳动，LP、LPf和LPn都为哑变量。自变量中，养老保障和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征地补偿金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可能逐年递减，而且所调研地区的土地征用基本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难以准确划分和测算，另本文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是考察土地养老保障功能，而且经检验，征地比例和征地补偿金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9，因而本文用征地比例作为对征地补偿金衍生收入的替代变量。在调查中发现，不同征地比例的失地农户劳动供给行为有明显差别，参考陈莹等[17]、郭玲霞等[18]关于征地比例影响效应的划分，本文把征地比例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25%以下、25%-50%、50%-75%和75%以上，表示征地程度很少、较少、较多、很多。养老保障因素从两个视角去考察，分别是养老覆盖率和养老保障待遇，养老覆盖率用是否参加养老保险coverage表示，这里养老保险包括新农保、农民工社会保险、失地农户综合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各类保险，养老保障待遇分别用是否享受养老待遇beneficiary和养老待遇享受水平pension来测量。另外，农业劳动供给行为决策的核心变量是劳动边际报酬和工资率，但由于农户既可能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又可能从事非农劳动，劳动边际报酬和工资率难以测算，因而本文用家庭人均收入income、家庭人均农业收入incomef和家庭人均非农业收入incomen来表示。其他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在计量检验时，采用dprobit模型对劳动参与率模型进行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应对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劳动供给模型的被解释变量、LS、LSf和LSn分别表示总劳动供给时间、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为非负连续变量。首先用Robust 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处理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由于劳动时间为左侧受限变量，再使用Tobit模型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使用最大似然法（MLE）进行有效性估计。最后再对比和验证Robust OLS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判断回归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征地比例和劳动供给关系的基本判断
从总体来看，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无论是总体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参与还是非农劳动参与都要稍低于未参与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这表明养老保险覆盖可能对失地农户是否参与劳动供给产生了某种影响，但影响程度的显著性还需要计量模型进行检验。而养老保险覆盖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则出现了分化，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在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上少于未参保者，但在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上略多于未参保者（见表2），当然，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劳动供给时间影响效应的显著性也有待计量模型检验。
从失地百分比与劳动参与关系维度考察，失地比例在25%以下的农户无论是参保者还是非参保者其农业劳动参与都最高，分别为58.0%和56.5%；失地比例在50%-75%的农户其非农劳动参与相对最高，分别为82.6%和70.6%；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有所下降，两类群体的比率分别为61.8%和43.3%。另外，失地比例为50%-75%的未参保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比农业劳动参与要高出39.1%，参保农户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8.2%。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未参保农户的非农劳动参与比农业劳动参与要高出47.3%，参保农户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1.8%，这可初步判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土地具有较强的农业劳动吸附功能，随着失地比例增加，农业劳动参与就会下降，非农劳动参与可能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50%-75%的失地比例可能是一个拐点。
从失地百分比与劳动供给时间关系维度考察，失地比例在25%以下的农户其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最多，失地比例在75%以上的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最多，并且，随着失地比例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会逐渐增多。失地比例25%以下、25%-50%、50%-75%和75%以上的未参保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要分别比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多出46.6天、108.8天、134.6天和164.6天，而相应的参保农户其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分别比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多出60天、94.4天、98.6天和130天，这表明，随着失地比例增加，不管农户有没有参保，其可能都会提供更多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3.2 劳动参与模型的估计
劳动参与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一般理论框架以及已有经验研究结果大致吻合，在此不作深入和具体的讨论，但要注意的是，在本文中，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对失地农户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这和既有研究有所区别，可能的原因是，失去土地将使得农民产生生存压力并增加劳动参与动力与意愿，不管健康状况如何，失地农户都不会选择显著降低劳动参与率和显著减少劳动参与行为，以减轻生存压力。尤其是，对于健康状况为一般水平的失地农户，健康变差可能会使其从非农劳动参与中退出并转移到农业劳动中来，反而增加了农业劳动参与率。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征地比例和养老保障因素，养老保障因素具体从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两个视角考察，养老保险待遇又从待遇享受和待遇水平两个维度分析。首先考察征地比例，从表3可以发现，征地比例对失地农户总体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而且是在1%水平上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征地比例越少失地农户越会参加总体劳动和农业劳动，以dprobit估计的边际效应来看，这在25%以下的征地比例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相比较于75%以上的征地比例，失地农户总体劳动参与率和农业劳动参与率将提高29.9%和48.4%。然而，实证研究也表明，征地比例虽然会对非农劳动参与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大体上影响并不显著，只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具有10%水平的影响，这表明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体现出了特殊性，征地越少显著增加了非农劳动参与率，从表4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只是用dprobit估计的征地比例边际效应略有不同。表3和表4可以说明，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情境下，农村土地依然具有很强的劳动吸附功能，也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效应，失地农户越多占有土地就越会增加劳动参与尤其是农业劳动参与，由于兼业经营、就业安置和就业培训等原因，更大比例的土地征用只会显著减少农业劳动参与率和总体劳动参与率，但却未必能够把更多的失地农户的劳动力释放到非农劳动中，从而增加非农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参与没有对农业劳动参与形成替代。但在50%-75%的征地比例上又会存有差异，失地农户同时显著增加了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因而应重视这一失地农户群体的劳动参与问题。
其次，再来考察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表3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特征、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健康状况后，养老保险覆盖无论是对总体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参与还是非农劳动参与都不产生显著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并不能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率，出现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失地农户预期未来领取的养老金额度较低。二是失去土地意味着将失去重要保障，增加劳动参与本质上就是预防性储蓄。与参保行为不同，养老保险待遇享受和养老保险享受水平是由保险制度决定的，并不受劳动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也使用dprobit方法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会显著降低总体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参与率，使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2.1%，非农劳动参与率下降2.8%，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显著影响农业劳动参与率，不足以改变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决策。同样，由表4可知，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也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参与率和非农劳动参与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提高1%，将会使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3.5%，非农劳动参与率下降4.7%，而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也不会改变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参与决策。这表明，我国所实施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并不会挤出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使失地农户显著减少劳动参与或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享受养老待遇的大都是中老年人，失地农户参加各类保险的待遇享受以及所享受的养老金水平只会显著降低非农劳动参与率，但它可能却把失地农户的劳动更多地留在农业与农村之中，促使我国的农业延续着老年农业的发展路径。 3.3 劳动供给模型的估计
由表5和表6可知，使用Robust OLS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结合表3和表4，控制变量健康状况虽然不对失地农户的劳动参与率产生显著影响，却对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时间有着显著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失地农户健康水平下降，失地农户虽然不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但会减少劳动供给时间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变量虽然对农业劳动时间产生负影响，但并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农业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小农户而言依然是禀赋农业，农村土地仍然具有较强的禀赋效应。
先考察征地比例这一影响因素。表5和表6都显示，农户被征地越少，耕种土地越多，就会显著增加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虽然也会降低非农劳动供给时间，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快速推进城镇化而进行的征地并不能让大多兼业经营的小农户放弃农业生产经营而完全转向于非农领域，农业和农地仍然具有较强的劳动吸附性，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存在。由于兼业原因，失地农户的农业劳动也并没有对非农劳动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农民失地的多少并不影响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时间，这应该与本文研究对象是城郊的失地农户有关，这些农民往往具有非农就业机会多、非农就业离土不离乡的特征，这保障了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同样，和参与模型研究结果一致，50%-75%征地比例上的失地农户在征地比例劳动时间供给效应上具有特殊性，在显著增加农业劳动时间的同时，也显著减少了非农劳动时间。
再来考察养老保险覆盖和养老保险待遇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表5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特征、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和健康状况后，养老保险覆盖率虽然会对农户总体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产生负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参加养老保险并不倾向于显著减少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时间。农户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部分养老保障，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由于预期收入、生存压力等原因，并不能激励失地农户用闲暇替代劳动，减少劳动供给时间或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养老保险待遇却具有较强的收入效应，且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户主要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人，养老金作为一项转移支付可以放松预算限制，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劳动供给时间，表6（Robust OLS 与Tobit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只报告了Tobit模型估计结果）实证研究结果恰证明了这一点。养老待遇将显著影响总体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会使失地农户的总体劳动时间减少29.6天，非农劳动时间减少35.8天，但对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显著。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的劳动供给负效应更为突出，其在总体劳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供给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随着养老保险享受水平的提高，失地农户会倾向于降低农业、非农业和总体的劳动供给时间。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农民失地、养老保障纳入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世界银行在成都市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观察了土地征用和养老保障对失地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效应，兼而考察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土地征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地农户是一个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的现象，失去土地不仅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会产生影响，而且还可能对宏观层面的劳动供给产生冲击，进而冲击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实证研究表明，虽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就业非农化趋势增强，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增加，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但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显著减弱，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功能仍然很强，农民失地越少，耕种土地越多，总体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就会越高，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就会越长，哪怕是对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区的农民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本文研究还表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多少并不显著影响非农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农业劳动供给并没有对非农劳动供给造成替代，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获得补偿金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被征用不会显著影响非农业就业的“人口红利”，但这对于不同失地比例的失地农户来说会产生分化，失地比例在50%-75%的失地农户具有特殊性。这一结论将为建构失地农户劳动力市场、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配置与管理提供帮助，要针对不同失地比例的失地农户制定区别化的就业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方法。要实现失地农户由农业劳动顺利转换到非农业劳动，政府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就业安置方式，健全失地农户就业培训制度，积极为失地农户创造就业创业机会，避免“失地就失业”现象发生。
对失地农户来说，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分化，这对于失地农户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及长远经济增长都具有政策涵义。与发达国家大多存在明显劳动供给负效应相比，我国失地农户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具有特殊性，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并不倾向于激励失地农户减少劳动供给或退出劳动市场，这表明，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发展压力以及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触发器”的功能。而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也意味着我国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仍然会长时间持续存在，随着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的提高，中老年劳动力可能会选择降低农业劳动供给时间或直接退出农业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我国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农业劳动力市场面临更加突出的供给不足，这迫使农业要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培育农业生产经营“青年接班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可能降低劳动供给水平，也有可能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功能，这就特别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实施中付出更多努力，在强调保障制度福利功能的同时，兼顾劳动力的供给功能，使两种功能能够协调和平衡起来。
从农民失地与养老保障的关系看，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部分社会保障，这要求政府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机制，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与社会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无论在方向还是显著性上都会存在差异。无论农民被征地是多还是少，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都不会降低失地农户这一群体的“人口红利”，因而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突出这一制度的福利功能，此外，应当客观地看待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这一政策工具作用，因为它会产生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负效应，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强调这一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期，如何协调、统一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是政府必须要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走欧洲福利国家模式，因为财政压力，也因为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潜在负效应，我国应建构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哪怕对失地农户这一特殊群体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对劳动供给的扭曲，降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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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ystem of diversified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land security and pension security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y will share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assume the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and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labor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and finally influence the level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hina. Studies show that， because of the labor adsorption property of rural land and the features of endowment of agriculture，land acquisition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labor supply without affecting the nonfarm labor supply， farmers will not reduce the nonfarm labor supply or directly exit the market of labor，and land acquisition doesn’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mploymen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re is a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supply effect in pension system，the numbers covered by the oldage insuranc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abor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 whether to enjoy the oldage insurance and level of enjoying pension benefits significantly affect overall labor supply and nonfarm labor supply. For landless farmers， land security and pensi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effect of labor supply，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participation of insurance rate of pension system will not reduc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supply of landless farmers. It should establish the full coverage of oldage security system，and emphasize the welfare function of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landless farmers.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licy effect of pension insurance，which will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labor supply especially on nonfarm labor supply. Therefore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labor supply function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As China is in the deep transition period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we should coordinate th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land security and oldage security，balance the the welfare function and labor supply function， constru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landless farmers adapting to the degree of China’s labor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develop the employment differently system，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labor of landless farmers.
Key words landless farmer； oldage security； labor supply； rural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