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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巡演的两个半月，醉酒、思乡病和逐步走红的Suede几乎要了Blur的命，但他们及时赶回家，成了英国最棒的乐队。
1992年7月23日，Blur参加了伦敦Town And Country Club的一场由流浪者安置机构Shelter组织的慈善演出，除了Blur，演出名单上还有几个punk-pop乐队，来自Farnborough的Maga City Four和Hertfordshir 四人组合3? Minutes可以一笔带过，比较重要的是剩下的那个：因为这次演出，是Blur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和这支叫做Suede的乐队同台，也是日后一切恩怨是非的开端。
一切都事出有因。在和Damon Albarn开始交往之前，Justine Frischmann（后来组建Elastica脱颖而出）是Suede的节奏吉他手，也是主唱Brett Anderson的女朋友。自己的旧爱Justine变成Albarn的新欢，不但激发了Anderson扭曲的创造力，为日后Suede最精彩的音乐作品奠定基调，也使新男友Albarn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击败Suede这个对手。战争在这一刻打响：Blur灰头土脸地从美国巡演回来，看到Suede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雌雄同体的华丽乐团一副前来挽救英国摇滚音乐的样子，英式口音里带着傲慢与挑衅。
因为Suede来自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所以Blur的贝斯手Alex James管他们叫“来自UCL的小崽儿”。Albarn在日后会回想自己打败Brett和他的白痴队员的经历。但现在，占上风的明显是Suede。Blur仍处在事业的低潮期，寒酸、缺乏指导、不为人知。相反，Suede已经发布了含有三首单曲的EP唱片《The Drowners》，而且被一家音乐周刊称为“英国最佳新乐队”。
Albarn、James和Graham Coxon只能借酒浇愁。所以在Shelter的演出当天，他们先后光顾了Camden Town的几家酒吧，Dave Rowntree当时正忙着帮Albarn洗洒上红酒的衬衫，但后来也很快加入酒局。Suede的表演格外地出色，之后，Blur最后一个上台，演得稀巴烂：“我们演得跟屎一样，把观众全都演走了。”Albarn所说的话应该没有太多夸张。“任何演出，”Rowntree后来说，“不管演得怎样，演完在后台，总会有人对你说‘演得很NB，伙计，真是太棒了！’”但那天是个例外。
第二天，他们被叫到Food唱片公司的办公室，前The Teardrop Explodes成员David Balfe像个专横的教导主任，把他们臭骂一顿，并告诉他们两件事：唱片公司正考虑是否要放弃Blur，而且，再这样下去，他们的演艺生涯可能就要画上句号了。两件事后来都没有成真，但当时的Blur真的是岌岌可危了。
1992年2月，我在King's Cross附近的一个录音棚和Blur见面，Albarn穿着一件超大的飞行夹克，James在抱怨前一晚使用药物后的延续效果。Rowntree和Coxon则几乎啥也没说。在另外仨人看MTV时，我采访了Albarn—是每期都免费赠送CD的《Volume》杂志的采访。Blur有了一首新歌，“Oily Water”：微光闪烁的恍惚感觉有些类似The Stone Roses。
10个月前，Blur的“There's No Other Way”进入了Top 10榜单，算是终止了首张专辑《Leisure》之后乐队的下滑势头，Albarn可以表现出一切都好的样子，并继续使用他一贯的“好戏即将上演”的答记者问模板。新闻头条写道：“我一直觉得自己福星高照，总能把命运掌握在手中……20世纪即将结束，一切都好像停滞不前了，我们想要找到真正鼓舞人心的东西，然后迈向新纪元……我由衷地认为，我们是9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
如果是和Mega City Four相比，Albarn说的可能还有点道理，但在当时，Blur并没有太明确的定位。他们在人们眼中是不入流的，他们的音乐在提高，但是还不够好。
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录制了14首新歌，比Leisure更有活力。其中有风趣，阴郁和令人迷惑的歌曲，如“Oily Water”、“Bone bag”、“Colin Zeal”、“Resigned”和“Beachcoma”，但有一首歌独树一帜，那就是迅猛爆裂的“Popscene”。响亮的雾号，狂躁的吉他，借鉴Krautrock先锋Can乐队的鼓点，以及充满讽刺意味的愤怒歌词。这首歌非常非常棒：精巧、成熟，非常英国。相应的计划马上制订：发行“Popscene”。在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拥护后，同样充满活力的“Never Clever”立刻接了上去。Coxon后来称这首歌是“Syd Barrett和My Bloody Valentine的融合”。“靠‘Popscene’创出大热门，用‘Never Clever’加强效果，然后我们一起发大财。”Balfe在Food Records的合作伙伴Andy Ross说，“只可惜，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Blur后面的故事肯定会大不一样。但是“Popscene”只取得了排行榜第32名的成绩，而“Never Clever”则干脆没有发行。奇怪的事情不止一件：几个月前，Blur发现他们的账户上少了4万英镑，而且还欠了6万英镑的债。他们的经纪人Mike Collins直接被解雇。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他们参加了一个名为Rollercoaster的四乐队联合巡演，由The Jesus And Mary Chain领衔，美国grunge先锋Dinosaur Jr.和英国shoegazing乐队My Bloody Valentine助阵。
“那简直就是独立乐队的天堂—晚上我们和The Jesus And Mary Chain一起打保龄球，而且酒随你敞开了喝。”Alex James追忆过往的同时也指出了当时Blur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没钱，没经纪人，没人待见我们。” 这很容易勾起你的同情心。这部演出纪录片让人们了解到，在那个Nirvana和grunge乐队征服世界的时期，英国中等水平的独立乐队处境是多么艰难。当然，事情在不断发展，就在发行“Popscene”之前，Blur去了日本，在那里，Albarn接受了音乐记者Stuart Maconie的采访。“我在那时已有一年没买过唱片。”他说道，“然后，我开始与现在的女友约会，她那里有很多很多唱片……渐渐地，我开始挑一些喜欢的东西出来……也开始意识到，在音乐品位上面的志同道合，将我们俩联系在一起。而且我开始意识到，‘操，我们相当可以，我们是大不列颠摇滚乐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会成为大人物。”
来自前辈的影响很快反映在Blur和Justine Frischmann的乐队Elastica的音乐当中，Justine后来回忆起初识Albarn的情景：“他当时只有三盘磁带，其中一盘是Janis Joplin的。”相反，因为之前和Brett Anderson交往受到影响，Justine已经是一个Bowie的狂热歌迷。鉴于早期的Suede总喜欢找Ziggy Stardust那股子颓废下流的劲头，Albarn则不经意地，在歌曲创作时不断吸取Bowie成名前的代表作《Hunky Dory》中的精华。“世界上最棒的专辑之一”是他对这张专辑的评价。
那不是剽窃，而是对情绪和声音的体会和借鉴，从《Modern Life Is Rubbish》里的那些好歌当中，你能感觉到“Oh！You Pretty Things”和“Kooks”的痕迹。《Parklife》发行之后，一切更加明朗：“This Is A Low”就是Blur的“Life On Mars”，以一种巧妙的Bowie式狂想，细说英国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Albarn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其他的影响也在Blur的音乐中显露端倪：The Kinks、The Jam，以及来自Swindon的后朋克乐队XTC。不仅仅是音乐方面，在1992年，他们重新认清了自我，特别是Albarn离家三个月，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源，决定开始谱写他自己的英国音乐。那年4月，Blur打点行装，开始10周的美国巡演，主要目标是多卖些T-shirt，补贴经济上的亏损。借着做产品推广的机会，他们的美国公司发行了一张以《Blur-tigo》命名的EP，其中的一首“Bang”的remix版本未经他们的授权。Blur哥儿几个都被这卑劣的行径惊呆了。Alex James后来回忆，当时他们流着眼泪回到纽约的旅店—巡演才刚刚开始，各种困难却纷至沓来。
对于当时思乡情绪泛滥、巡演也毫无起色的Blur来说，10周的煎熬实在是太漫长了。Nirvana的《Nevermind》在前一年秋天刚刚发行，他们在美国独立音乐界的势头正盛，没有人会想听什么受Bowie和Ray Davies影响的英式乐队。“我恨那次巡演的每一分钟。”Coxon说，“我们日夜兼程，舟车劳顿地辗转于各个市镇，可美国人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有一次我喝大了，再一次情绪失控，就把巡演巴士上的所有玻璃都砸了。”
Alex James回忆说，有一段时间里，乐队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惹急了就互殴，脸上挂彩是常事。“美国人像喜欢米老鼠一样追捧他们的流行乐明星，”他说，“而我们因为说脏话和醉酒，连电台节目也不给上。”
冷静下来，Albarn意识到，他想念的是家乡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商店里自觉排队的人，BBC播音员说着“晚安”，不频繁插播广告的电视节目。“所以，我开始依靠写歌来营造一个英国式的氛围。”
等到回家之后，Albarn发现祸不单行—除了Nirvana，新的烦恼也来了—宿敌Suede正火热推销着由他们重新定义的英式摇滚乐，势头已远远超过Blur。几星期后，两支乐队在Kentish Town对垒，Blur因醉酒误事，主动举白旗。9个月后，Blur发行了单曲“For Tomorrow”，一首唤起20世纪末伦敦人对生活之向往的歌曲。歌中主人公“迷失在Westway”，战胜心中关于存在的厌恶感，展望未来。这首歌是在非常窘迫的境况下写出来的。Food唱片公司认为《Modern Life Is Rubbish》专辑中缺少有潜力的主打歌曲，Albarn只好在混乱的圣诞节期间回到他在Essex乡村的家中继续创作。圣诞节当天，他在厨房里写出了这首歌，其间还被下楼来的父亲打断，“他对我说：‘你他妈的早干嘛来着！’”
“身边很多人都对我们说：‘你为什么非要做这样的音乐？为什么非得用伦敦腔来唱歌？为什么使用管乐队？为什么不能更摇滚更直接一点？”Albarn说，“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唱片公司只会跟随潮流：他们不懂得创造先例，并给予支持。”
说这些话时，Albarn正坐在一辆租来的捷豹汽车后座上，从Knightsbridge前往Essex的海滨，我坐在他身边—之前穿飞行夹克的机灵鬼，现在穿着深红色的马丁靴和灰色的三排扣夹克，其他三位也穿得差不多。我们打算坐着老式汽车到Clacton，吃个Fortnum & Mason午饭篮，并仔细聊一下Blur新专辑。但实际的旅程更加波折，Blur的两辆车在A12公路抛锚，而最后我们终于到达海边，Albarn不管不顾地用喷漆把“Modern Life Is Rubbish”喷在一家酒吧里的公共男厕所和防波堤上。我们只好赶紧闪人，以免招来一顿臭揍。
《Modern Life Is Rubbish》向世人证明，Blur现在要开始动真格的了，但它并没有让Blur摆脱起伏不定的窘况。那时，Suede依旧轻松坐稳最受欢迎乐队的头把交椅，而在Nevermind之后，Nirvana依靠另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专辑《Utero》继续称霸世界。
Albarn并未受到什么触动。“大家应该变聪明些和积极些，”他正说着，发动机传来气急败坏的怪响，捷豹车在Chelmsford城外彻底歇菜。“他们都变成了像嬉皮士一样的行尸走肉—弯腰驼背，留一个油头，大家没有区别，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他们又都开始听Black Sabbath了。真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这天的关键语非常残暴，但却发人深省：“如果朋克消灭了嬉皮士，那么我就一定要干掉grunge。”
1992年7月23日，Blur参加了伦敦Town And Country Club的一场由流浪者安置机构Shelter组织的慈善演出，除了Blur，演出名单上还有几个punk-pop乐队，来自Farnborough的Maga City Four和Hertfordshir 四人组合3? Minutes可以一笔带过，比较重要的是剩下的那个：因为这次演出，是Blur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和这支叫做Suede的乐队同台，也是日后一切恩怨是非的开端。
一切都事出有因。在和Damon Albarn开始交往之前，Justine Frischmann（后来组建Elastica脱颖而出）是Suede的节奏吉他手，也是主唱Brett Anderson的女朋友。自己的旧爱Justine变成Albarn的新欢，不但激发了Anderson扭曲的创造力，为日后Suede最精彩的音乐作品奠定基调，也使新男友Albarn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击败Suede这个对手。战争在这一刻打响：Blur灰头土脸地从美国巡演回来，看到Suede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雌雄同体的华丽乐团一副前来挽救英国摇滚音乐的样子，英式口音里带着傲慢与挑衅。
因为Suede来自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所以Blur的贝斯手Alex James管他们叫“来自UCL的小崽儿”。Albarn在日后会回想自己打败Brett和他的白痴队员的经历。但现在，占上风的明显是Suede。Blur仍处在事业的低潮期，寒酸、缺乏指导、不为人知。相反，Suede已经发布了含有三首单曲的EP唱片《The Drowners》，而且被一家音乐周刊称为“英国最佳新乐队”。
Albarn、James和Graham Coxon只能借酒浇愁。所以在Shelter的演出当天，他们先后光顾了Camden Town的几家酒吧，Dave Rowntree当时正忙着帮Albarn洗洒上红酒的衬衫，但后来也很快加入酒局。Suede的表演格外地出色，之后，Blur最后一个上台，演得稀巴烂：“我们演得跟屎一样，把观众全都演走了。”Albarn所说的话应该没有太多夸张。“任何演出，”Rowntree后来说，“不管演得怎样，演完在后台，总会有人对你说‘演得很NB，伙计，真是太棒了！’”但那天是个例外。
第二天，他们被叫到Food唱片公司的办公室，前The Teardrop Explodes成员David Balfe像个专横的教导主任，把他们臭骂一顿，并告诉他们两件事：唱片公司正考虑是否要放弃Blur，而且，再这样下去，他们的演艺生涯可能就要画上句号了。两件事后来都没有成真，但当时的Blur真的是岌岌可危了。
1992年2月，我在King's Cross附近的一个录音棚和Blur见面，Albarn穿着一件超大的飞行夹克，James在抱怨前一晚使用药物后的延续效果。Rowntree和Coxon则几乎啥也没说。在另外仨人看MTV时，我采访了Albarn—是每期都免费赠送CD的《Volume》杂志的采访。Blur有了一首新歌，“Oily Water”：微光闪烁的恍惚感觉有些类似The Stone Roses。
10个月前，Blur的“There's No Other Way”进入了Top 10榜单，算是终止了首张专辑《Leisure》之后乐队的下滑势头，Albarn可以表现出一切都好的样子，并继续使用他一贯的“好戏即将上演”的答记者问模板。新闻头条写道：“我一直觉得自己福星高照，总能把命运掌握在手中……20世纪即将结束，一切都好像停滞不前了，我们想要找到真正鼓舞人心的东西，然后迈向新纪元……我由衷地认为，我们是9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
如果是和Mega City Four相比，Albarn说的可能还有点道理，但在当时，Blur并没有太明确的定位。他们在人们眼中是不入流的，他们的音乐在提高，但是还不够好。
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录制了14首新歌，比Leisure更有活力。其中有风趣，阴郁和令人迷惑的歌曲，如“Oily Water”、“Bone bag”、“Colin Zeal”、“Resigned”和“Beachcoma”，但有一首歌独树一帜，那就是迅猛爆裂的“Popscene”。响亮的雾号，狂躁的吉他，借鉴Krautrock先锋Can乐队的鼓点，以及充满讽刺意味的愤怒歌词。这首歌非常非常棒：精巧、成熟，非常英国。相应的计划马上制订：发行“Popscene”。在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拥护后，同样充满活力的“Never Clever”立刻接了上去。Coxon后来称这首歌是“Syd Barrett和My Bloody Valentine的融合”。“靠‘Popscene’创出大热门，用‘Never Clever’加强效果，然后我们一起发大财。”Balfe在Food Records的合作伙伴Andy Ross说，“只可惜，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Blur后面的故事肯定会大不一样。但是“Popscene”只取得了排行榜第32名的成绩，而“Never Clever”则干脆没有发行。奇怪的事情不止一件：几个月前，Blur发现他们的账户上少了4万英镑，而且还欠了6万英镑的债。他们的经纪人Mike Collins直接被解雇。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他们参加了一个名为Rollercoaster的四乐队联合巡演，由The Jesus And Mary Chain领衔，美国grunge先锋Dinosaur Jr.和英国shoegazing乐队My Bloody Valentine助阵。
“那简直就是独立乐队的天堂—晚上我们和The Jesus And Mary Chain一起打保龄球，而且酒随你敞开了喝。”Alex James追忆过往的同时也指出了当时Blur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没钱，没经纪人，没人待见我们。” 这很容易勾起你的同情心。这部演出纪录片让人们了解到，在那个Nirvana和grunge乐队征服世界的时期，英国中等水平的独立乐队处境是多么艰难。当然，事情在不断发展，就在发行“Popscene”之前，Blur去了日本，在那里，Albarn接受了音乐记者Stuart Maconie的采访。“我在那时已有一年没买过唱片。”他说道，“然后，我开始与现在的女友约会，她那里有很多很多唱片……渐渐地，我开始挑一些喜欢的东西出来……也开始意识到，在音乐品位上面的志同道合，将我们俩联系在一起。而且我开始意识到，‘操，我们相当可以，我们是大不列颠摇滚乐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会成为大人物。”
来自前辈的影响很快反映在Blur和Justine Frischmann的乐队Elastica的音乐当中，Justine后来回忆起初识Albarn的情景：“他当时只有三盘磁带，其中一盘是Janis Joplin的。”相反，因为之前和Brett Anderson交往受到影响，Justine已经是一个Bowie的狂热歌迷。鉴于早期的Suede总喜欢找Ziggy Stardust那股子颓废下流的劲头，Albarn则不经意地，在歌曲创作时不断吸取Bowie成名前的代表作《Hunky Dory》中的精华。“世界上最棒的专辑之一”是他对这张专辑的评价。
那不是剽窃，而是对情绪和声音的体会和借鉴，从《Modern Life Is Rubbish》里的那些好歌当中，你能感觉到“Oh！You Pretty Things”和“Kooks”的痕迹。《Parklife》发行之后，一切更加明朗：“This Is A Low”就是Blur的“Life On Mars”，以一种巧妙的Bowie式狂想，细说英国当时的状况，可以说是Albarn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其他的影响也在Blur的音乐中显露端倪：The Kinks、The Jam，以及来自Swindon的后朋克乐队XTC。不仅仅是音乐方面，在1992年，他们重新认清了自我，特别是Albarn离家三个月，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源，决定开始谱写他自己的英国音乐。那年4月，Blur打点行装，开始10周的美国巡演，主要目标是多卖些T-shirt，补贴经济上的亏损。借着做产品推广的机会，他们的美国公司发行了一张以《Blur-tigo》命名的EP，其中的一首“Bang”的remix版本未经他们的授权。Blur哥儿几个都被这卑劣的行径惊呆了。Alex James后来回忆，当时他们流着眼泪回到纽约的旅店—巡演才刚刚开始，各种困难却纷至沓来。
对于当时思乡情绪泛滥、巡演也毫无起色的Blur来说，10周的煎熬实在是太漫长了。Nirvana的《Nevermind》在前一年秋天刚刚发行，他们在美国独立音乐界的势头正盛，没有人会想听什么受Bowie和Ray Davies影响的英式乐队。“我恨那次巡演的每一分钟。”Coxon说，“我们日夜兼程，舟车劳顿地辗转于各个市镇，可美国人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有一次我喝大了，再一次情绪失控，就把巡演巴士上的所有玻璃都砸了。”
Alex James回忆说，有一段时间里，乐队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惹急了就互殴，脸上挂彩是常事。“美国人像喜欢米老鼠一样追捧他们的流行乐明星，”他说，“而我们因为说脏话和醉酒，连电台节目也不给上。”
冷静下来，Albarn意识到，他想念的是家乡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商店里自觉排队的人，BBC播音员说着“晚安”，不频繁插播广告的电视节目。“所以，我开始依靠写歌来营造一个英国式的氛围。”
等到回家之后，Albarn发现祸不单行—除了Nirvana，新的烦恼也来了—宿敌Suede正火热推销着由他们重新定义的英式摇滚乐，势头已远远超过Blur。几星期后，两支乐队在Kentish Town对垒，Blur因醉酒误事，主动举白旗。9个月后，Blur发行了单曲“For Tomorrow”，一首唤起20世纪末伦敦人对生活之向往的歌曲。歌中主人公“迷失在Westway”，战胜心中关于存在的厌恶感，展望未来。这首歌是在非常窘迫的境况下写出来的。Food唱片公司认为《Modern Life Is Rubbish》专辑中缺少有潜力的主打歌曲，Albarn只好在混乱的圣诞节期间回到他在Essex乡村的家中继续创作。圣诞节当天，他在厨房里写出了这首歌，其间还被下楼来的父亲打断，“他对我说：‘你他妈的早干嘛来着！’”
“身边很多人都对我们说：‘你为什么非要做这样的音乐？为什么非得用伦敦腔来唱歌？为什么使用管乐队？为什么不能更摇滚更直接一点？”Albarn说，“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唱片公司只会跟随潮流：他们不懂得创造先例，并给予支持。”
说这些话时，Albarn正坐在一辆租来的捷豹汽车后座上，从Knightsbridge前往Essex的海滨，我坐在他身边—之前穿飞行夹克的机灵鬼，现在穿着深红色的马丁靴和灰色的三排扣夹克，其他三位也穿得差不多。我们打算坐着老式汽车到Clacton，吃个Fortnum & Mason午饭篮，并仔细聊一下Blur新专辑。但实际的旅程更加波折，Blur的两辆车在A12公路抛锚，而最后我们终于到达海边，Albarn不管不顾地用喷漆把“Modern Life Is Rubbish”喷在一家酒吧里的公共男厕所和防波堤上。我们只好赶紧闪人，以免招来一顿臭揍。
《Modern Life Is Rubbish》向世人证明，Blur现在要开始动真格的了，但它并没有让Blur摆脱起伏不定的窘况。那时，Suede依旧轻松坐稳最受欢迎乐队的头把交椅，而在Nevermind之后，Nirvana依靠另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专辑《Utero》继续称霸世界。
Albarn并未受到什么触动。“大家应该变聪明些和积极些，”他正说着，发动机传来气急败坏的怪响，捷豹车在Chelmsford城外彻底歇菜。“他们都变成了像嬉皮士一样的行尸走肉—弯腰驼背，留一个油头，大家没有区别，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他们又都开始听Black Sabbath了。真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这天的关键语非常残暴，但却发人深省：“如果朋克消灭了嬉皮士，那么我就一定要干掉gru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