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莫言创作的《檀香刑》蕴含着丰富的身体叙事维度：一方面，身体作为主体呈现出野蛮生长、自由绽放的野性美；另一方面，身体作为被规训与惩罚的客体，凸显出权力意味浓厚的身体政治色彩；最后，受刑人通过身体意识反抗权力迫害，展现出身体救赎所引发的崇高美。
　　关键词：莫言 《檀香刑》 身体美学
　　作为莫言潜心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檀香刑》运用多视角进行叙事，融合民间戏剧元素，节奏分明地描绘了一出关于农村起义领袖孙丙遭受檀香刑的大戏。为了保留纯粹的中国民间气息，莫言在创作时做了很多取舍，他自己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后撤”。正是因为回归民间立场，《檀香刑》的身体书写更能让观者感受到莫言笔下的角色粗粝又充满野性的生命力量。
　　一、身体野性：个性的自由与奔放
　　理查德·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写道：“身体是人类感性欣赏和创造性自我提升的场所，身体美学则是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体验身体的方式。”在身体美学中，身体自我意识作为自我修养的途径被呈现出来。《檀香刑》中，孙眉娘身上表现出来的泼辣、奔放——那种充满野性与朝气的生命力正是身体意识的显现。
　　小说中，孙眉娘十六岁以前一直是以“秃小子”的身份生存于世，她随着父亲孙丙的戏班走南闯北，没有受到过传统封建礼制对妇女的侵蚀与迫害，养成了张扬、热烈、敢爱敢恨、偏男性化的身体意识。而在孙眉娘十六岁具备了显著的女性生理特征之后，她立刻被俗世眼光所制约，被视为他者。东北高密乡的人们遗憾地说：“这闺女，如果不是两只大脚，会被皇帝选作贵妃！”很多个体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力量抵抗传统和民俗的压力，选择接受规制，戴上世俗给予的镣铐，但是孙眉娘作为一名从小自由生长的女性，显然具有抗争与蔑视权威的勇气。当她的婆婆想用剔骨利刃修理她的大脚时，孙眉娘身体中的野性便觉醒了，她用她的大脚和从小练就的强健身体踢翻她小脚的婆婆，打破了封建家长的束缚。她接着又在家旁边开了小酒馆卖狗肉，她的日子过得自由快活。
　　孙眉娘强健的身体赋予了她强大的心理势能，这种心理势能是一种潜在的身体自我意识，在平常并不显现，就像孙眉娘最初对待婆婆是忍气吞声的。然而在她即将遭受婆婆残酷的身体规训时，身体自我意识自动觉醒，根植于她自我本质中的强韧性便引导她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而获得了生活上的解放。事实上，无论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身体自我意识都会被过度地导向这样一种意识：如何把身体容貌修饰得符合固定的社会标准，又如何按照这些模式把身体修饰得更加引人。而像孙眉娘这样真正关注自我身体需求，并通过实际行动去践行身体自我意识的实践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其身上体现出的野性得略微野蛮的庞大生命力就顯得更为难得。
　　梅洛·庞蒂提倡一种原始的、未经反思的身体意识，一种纯粹的、统一体验的本源状态——这种体验“尚未被研究过”，“尚未被反思这种工具”撕成碎片，因此，它能够“突然向我们提供一种混沌，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存在又是本质”，既是心灵又是身体。孙眉娘对县太爷钱丁的情感符合庞蒂所说的“原初意义”上的身体意识，她对钱丁一见倾心，在短短的三次见面之后，便陷入了痴心的境地。“她切肉时切破手指而不觉得痛，她把满锅的狗肉煮成了焦炭而闻不到煳味，她无论看到什么什么就会变成钱大老爷或者变成钱大老爷身上的一部分。”她的身体和心灵都被这种原始的情欲体验填满，她被浓烈的相思所折磨，又被过于遥远的身份差距所限制，求而不得使得孙眉娘肝肠寸断，即便吕大娘使用了腌臜十足的法子帮她“断情”，也无法阻止孙眉娘心中的热烈。可是，在孙眉娘听说自己父亲孙丙的胡须被钱丁拔下后，孙眉娘体内的野性再度爆发，她分不清自己对钱丁到底是爱还是恨，她大喊：“我要杀了他！”她拿着刀，奔赴县衙要和钱丁做一个了断。当她见到钱丁后，她却再度被原初的爱慕所吞没。孙眉娘敢爱敢恨，在她的世界里充满了未经反思的纯真，在她想念钱丁的时候，万物都化作了钱丁。即便俗世的规则死死压制了她的身体意识、她的心灵感受，可是在压抑到极致时，她的意识又会像压缩到极限的弹簧一般，迸发出剧烈的、充满纯真野性的力量。
　　孙眉娘的成长史是对身体感知的历史，她从“秃小子”变成被规训大姑娘，从被规训的大姑娘变成野性的、敢于挑战世俗的女人，展现了身体感知作为人的原始力量不断突破话语权力束缚的过程。
　　二、身体政治：权力的规训与惩罚
　　在某种程度上，身体并不仅限于指涉肉体形式，它同时参与了社会意义的建构：“当身体被一种新的意义渗透，当身体同化一个意义核心时，身体就能理解，习惯就能获得。”钱丁与孙丙的“斗须”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意义的构建：当钱丁以县令身份答应了斗须后，这场比试就不再是单纯民间意义上的争强斗狠，而是社会意义上个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挑战，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胡须因此蒙上了政治色彩。钱丁的胡须不仅是生理层面的好看，更带有权力意义。在文中，叙述者将钱丁的俊朗外表与前任知县的猥鄙外表作了对比，以外表衬托社会形象：前任知县的粗鄙外表对应的是寡廉鲜耻，而现任县令钱丁的俊朗外表对应的则是勤政爱民。权力关系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悬殊，孙丙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戏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胡须只具备审美意义，不具备话语权力，也因此，孙丙最终落得了一个胡须被薅的失败下场。
　　不仅如此，在赵小甲天真的世界中，所有人都具有动物的形象。两个衙役的形象是狼，四个轿夫的形象是驴，而县令钱丁的形象是一头白虎。赵小甲的娘对赵小甲说：“皇帝爷是真龙转世，大官都是老虎转世。”真龙是象征意义上的最高者，老虎则是自然界的百兽之王，而狼、驴则是序列更低者，这样一来，作者通过赵小甲的视界，使动物形象作为一种直观的身体视觉形象呈现出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
　　而小说中所描述的几场残酷刑罚，不仅体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与反人道意味，也是对行刑人心灵的扭曲，更是对观刑人精神的异化。刑罚作为权力的极端表现方式，从一开始就渗透出强烈的警示作用：钱雄飞凌迟刑伊始，由张勋宣读生硬的判词罪状，再由袁世凯发表带着“人情味儿”的演讲，一冷一热，一打一拉，以此达到规训三千新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