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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中国近代民族史；述要；民族史视角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C6—723X(2007)04—0095—09
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50年进行总结成为热点，成绩斐然，但却鲜有学者论及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对此，前辈大家多有论述。1989年，杜荣坤先生指出：“近现代史研究，向来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动辄对一些论著进行批判，常常把学术上的分歧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因而，在史学界，为求政治保险和容易出版起见，一般愿意搞古代史，不愿意搞近现代史。认为近现代史时间较近，很多历史人物或其后裔都还健在，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尤其他们之中很多是地方和中央的领导人，有些问题很棘手，研究成果也不易发表。而对现代史研究，又涉及到党和政府的政策问题，弄不好要犯错误。因此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从五十年代起一些同志就不敢问津。我认为在今后民族史研究中，必须清除这种疑虑，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此后，史金波先生指出：“今后……还应加强少数民族近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许多今天存在的民族问题与中国各民族近、现代历史发展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陈连开先生指出：“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与当前现实的联系更为直接，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克服目前比较薄弱的缺陷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2000年，杜荣坤先生等再次强调：“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2005年，方素梅研究员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史学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十分缓慢，以至成为一个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究竟如何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90年代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发展时期?这些都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略作评论。限于学识水平及论文篇幅，评论难以面面俱到，甚至会出现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等不足，祈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
无庸讳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领域，并且由热门“逐渐转冷”，“表明研究热点已发生变化”。近年来，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注重‘通’的思想内容时，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和形式都有新意，代表了近20年来学者们对近代史探索的最新成果。”该书对民族史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在“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两章，“传记”部分仅收录了杜文秀、慈禧太后、奕诉和光绪帝。此外，姜涛先生总结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列有“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专条。作者根据1954～1993年《历史研究》杂志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列表，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由1966年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曾业英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据多数学者专家的意见，选择理论和方法、晚清政治史等24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民族史由于研究成果的薄弱和不足，未能单独成为一个专题，其内容分散在其它专题中略有介绍。
当前，已有著名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50余年来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参考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感觉到近代史学界似乎仍无意加强民族史的研究。虞和平先生总结近20年的学科创新时，将民族史放在区域史研究领域，称作“边疆地域史”、“少数民族地域史”。这里使用“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等词汇，其限制性含义是较为明显的。在讨论1980年以来近代史内容结构的薄弱和空白领域时，也没有提到民族史。作者提出“3个领域需要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即城市史研究、人口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相反，中国古代史在讨论未来学科发展方向时，认为“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和周边关系史……，将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成为国家对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讨论学科发展时，提出力求在已取得突出成绩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三个研究方向上均有若干重大课题取得突破；开辟研究新领域”，也没有讨论到民族史研究。2002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虽然与会专家主张“努力开辟和发掘新课题、新角度”，但几乎都没有涉及到加强民族史研究的讨论。此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在编写年度《论著目录》时，可能受已发表成果探讨内容的限制，民族史研究未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专题。如2000年度列有“地方史、民族史”，“民族与地方”，2002年度则未列。张海鹏先生所著年度学术综述，也因相同的原因，几乎没有民族史专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同时也反映出近代史学界对民族史研究的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研究发生碰撞和重复，但这种担心的前提是民族史学科必需为近代史研究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然而事实却难以令人满意。
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龚书铎先生多次指出：“把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或者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近代化的模式代替革命的模式，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和西方理论的传人有关。事实上，研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近代化的研究，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虞和平先生则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涵义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及“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化不仅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直接成为这些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学术界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容回避的是大家所关 注的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问题，对于所谓“民族化”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则注意较少。这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们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等同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因而不必再花精力。另一方面也正好反映出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在这一问题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实际是指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也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应该是民族史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民族史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缺少创新和新领域、新视角的拓展，因而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近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严重脱节，二者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分裂为两个较少联系的问题，从而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对于近代化等热点问题的研究，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原因，也呈现出“研究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和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较多，研究内陆地区、落后地区和偏僻地区的较少”等不足。也就是说，对民族地区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问题研究明显不够。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另一热点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目前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考察这些研究成果时，我们发现，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几乎都是从“思潮”即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大多属于近代史或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学术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归类，也是将其纳入“思想史”专题，如曾业英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称作“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没有从民族史学界兴起，虽然其最先是从民族理论学界展开讨论的。同时，也较少有民族史专家介入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由于缺少民族史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参与和关注，使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相对集中在理论层面和对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方面，一遇到具体的民族问题，则或多或少显得力不从心。
由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因而在讨论近代时期的民族问题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和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如有著作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族构成、分布和社会状况，认为后来识别的56个民族“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列举了这56个民族的名称，其中多次提到“崩龙族”。又有在讨论晚清时期的民族种类、分布和社会时，起初在“德昂”族后加上括号注明“崩龙”，后来却又直书“崩龙”。按，德昂族被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时，以原有称谓定名“崩龙族”。后来“根据本民族意愿，并报请国务院批准，自一九八五年九月起正式更名‘德昂’。”显然，上述著作参考的至少是1986年前出版的民族史、志资料。
当前，加强中国近代史学下的民族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需要。2001年7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在晚清部分增加了一节“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置于第六章“晚清社会风貌”下，这是一个较大的进步。惟其所参考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也存在问题，该书在介绍少数民族的分布时，引《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在“德昂”族后用括号注明“崩龙”；在介绍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时，引光绪《海阳县志》卷46“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这段材料，证明“独龙、傈僳、景颇、布朗、鄂伦春、佤、怒等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并注明引自“江应棠主编《中国民族史》，下册，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查《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在光绪《海阳县志》条下确实注明“引自江应棠主编……”云云，但却是说明“畲族”的材料。另有光绪《处州府志》条、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条也注明引自江著。按，此处的“江应棠”应为“江应梁”之误，出版时间也应为1990年，该书1992年曾第2次印刷。江应梁先生本名“应樑”，是著名的老一辈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时，因检字原因排为“应梁”。查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下册，其第300页确有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条，第381页确有光绪《海阳县志》条，第382页也确有光绪《处州府志》条，但后两条均为说明“畲族”的材料。各书辗转抄引，学科间又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以致出现了这样环环相扣的问题。
之所以举上面几个例子，丝毫没有不敬和批评的意图，只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如何需要开拓民族史领域的研究，学科间的交叉与对话是何等必要。同时中国民族史研究也未能较好地为近代史学科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证明开展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二、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也较为薄弱，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等领域，并且也由热门逐渐转冷。杜荣坤先生等总结50年来的民族史研究时，认为“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重点应转向经济史、文化史、法制史、科技史、思想史、教育史、贸易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研究。”这里，加强近代史研究是针对民族通史而言，重点转向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则是针对上述研究对象的局限而言。在民族通史方面，大多写到清初即止，即使延伸到近代，也较少能摆脱民族革命运动史单一模式的限制。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第八编是该书的近代部分，但其标题即为“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具体内容也基本按革命史的框架进行阐述，仍然是民族革命运动史。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8卷本，也没有近代卷。其《清代民族史》在晚清部分增加了文化、习俗等新内容，但仍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主题的较大影响。在民族关系史方面，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五编是该书的近代部分，增加了“清末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辛亥革命后的边疆形势与边政设置和研究”等内容，但由于选题的限制，着重阐述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一近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篇章的主题，体现了时代特点，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人民政治上的觉醒。”杨策、彭武麟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是这一课题的开创之作，增加了“清朝的民族事务管理制度”、“清末在民族地区的改革新政”、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制度”等内容。但由于上述相同的原因，仍然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三大问题展开论述的。
若仅就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来说，民族史学科的研究是较为深入 与系统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在这些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中，几乎都深入研究了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此为基础，1981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书，充分吸收了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研究成果，“已翻译成数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后，不少研究者继续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朱万一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840—1919》，本书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919—1949》，李资源《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方素梅、蔡志纯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罗开云等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及其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大事记》，杨策主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等。其中方素梅等人的著作代表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尚有大量分区域撰写的民族革命运动史，如《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等。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几部族别通史，如《蒙古族通史》(修订版)，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等，其近代部分也代表了该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党史研究方面，民族史学科取得的成绩主要集中在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上，如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等。其中有两个热点，即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如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马骍等《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回顾》等。又如金炳镐先生等1999年后陆续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系列论文，其中“之一”到“之四”是属于上述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整理出版了一批党的民族问题文献，对推动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纲领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等。
在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方面，成果也极为丰硕，主要集中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社会历史调查丛书》。后来根据这批调查材料，在编写各民族“简史”时，经济与社会形态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受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调查的内容及其以后形成的成果，凡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均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且仅限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描述，其中对生产关系的描述又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关系。”“民族简史编写工作，当时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厚今薄古’，体现所谓‘移风易俗’、‘民族融合论’等思想，使‘史志’在体例、结构、内容、观点上受到很大影响。”到1981年《中国少数民族》出版后，民族史学界对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那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的5种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的56个民族分成处于封建社会(包括封建领主制阶段)的民族、保留蓄奴制和奴隶占有制的民族、保留某些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民族三类，其中处于封建社会的民族在近代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各地也编写了分区域的民族介绍，如1983年版《云南少数民族》，完全照搬了上述体系，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基本延续了这一模式，1992年况浩林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也未能摆脱这一体系的限制。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论著在论及近代或晚清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大多沿袭这一体系，至多在词句和具体民族的分类上略有差异，显得千篇一律、公式化和教条化。
造成上述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和局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不能有所突破，因而总是在革命史、党的民族政策等传统问题上打转。新开辟的各民族经济史、文化史及新出版的族别民族通史，虽因“通”的原因讨论到近代部分，但大多也因理论和方法问题不能突破，虽然研究者们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研究体系的限制。
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不能突破，又主要是由于学科之间的界线，造成学科的割裂和分离，较少交叉与对话。如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因引进海外研究理论和方法，出现了“社会史”、“文化史”、“现代化史”等研究热点，并展开了对有关基本线索和研究“范式转换”等争论。但这些“热点”和争论似乎都与民族史学没有发生较大的联系。如前举近代史研究中的“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近代化理论、近代化问题与民族史之间的关系，也较少有人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史学界仍将其等同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反复强调其中的积极内容。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明确区分了“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把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又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认为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主张。又如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明确提出了联合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民族平等的主张。对于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包含的“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狭隘‘民族建国主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代表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民族思想而非孙中山个人的民族思想，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怀疑、附和、批判”，主张民族同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等早有学者讨论的问题则回避不谈。除此之外，对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整合，民族主义与各民族人民对近代中华民族和近代国家的认同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
由于缺少交流与对话，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研究上一些已经有疑问的结论似乎并不清楚，典型者如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改篡。过去学术界曾认为康有为在变法期间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定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1974年台湾学者黄彰健根据档案资料对康有为的奏疏进行辨伪，提出疑问。其后的研究几乎均认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肯定不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折子”，“该折内容与康在戊戌变法时的真实主张完全不同。”实际该折为“康有为在1910年伪造的……，不少民族史学者在引用此文内容时，未能注意此点，多误其作时间为1898年。”
正是基于如上的问题和局限，黄兴涛先生认 为：“相对来说，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学术界似重视程度较高，也有着长期的积累；而对于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不知何故，重视程度却一直不足。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这段不长历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因为正是经由这一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轻视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黄先生的分析评论是较为客观的，也是必要的。这里，据我们的理解，作为“自在”中华民族研究的受重视并有长期积累，正是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的表现，而“自觉”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不足，也正是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缺乏交叉与对话的表现。
三、已有的基础与成绩
虽然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均存在上述不足和局限，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好的基础，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勤恳耕耘，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作出了创造性的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研究背景。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最为雄厚的研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开展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为各民族近代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前举“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若去除“左倾”思想影响造成的局限，其数量之多，调查之深入，可以说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党史资料如前举《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档案资料的整理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的“政治”，其中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即为“民族事务”，包括行政法规、蒙事、藏事、新疆省政情等内容。《民国档案》刊物也设有“民国档案史料”专栏，整理发表如《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88.4)、《西藏代表出席国民大会档案资料》(92.3)等民族史资料。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还整理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册。值得一提的是，各有关档案部门汇编的《档案文献光盘库》，分为《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国民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国革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三个分库，提供了丰富的各类近代史包括民族史的档案资料。
对于中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的研究，从整个学科来说当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若去除“公式化”、“教条化”的限制，仅就这几个专题来说，其研究成果却是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基本上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问题的研究，目前需要的仅只是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突破。
在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问题上，1984年，章开沅先生著《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文，认为“近代中国(按，指1840—1919年)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以1900年为界标，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该文根据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涉及到了“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向)”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章先生从民族运动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史，并论及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遗憾的是，虽然章先生“期待着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但仅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缺乏重心，没有指出在国内阶级斗争和单纯民族斗争分离的状况下，何者对推动社会前进发展起着直接的主要的作用”，“势必将领导民族战争的清政府，也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可惜这种讨论和研究未能深入下去。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但正如黄兴涛先生所说，学术界对作为“自在”中华民族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作为“自觉”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则不足。近年来，彭武麟先生对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性论文如《21世纪的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视点》、《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等。彭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点，如果说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与演变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逻辑发展，那么，史学研究的现代性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的多重学科架构，则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问题，“包括民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聚合、中央政府政治衰败下的各地自立倾向、现代化潮流之下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政治认同等4个方面，这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和研究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走向自觉这一历史过程时需要解决的学理问题。”彭先生的研究和论述是精辟而深入的，由于近代民族关系史属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具有较大的启发、借鉴和帮助作用。此外，何芳川先生《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一文，认为“从1840—1911年这70年，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同轨走向分途。……每逢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时候，大清帝国总是以程度不同的状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大清帝国的命运，总是程度不同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同轨状态。……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清帝国盛极必衰的自身规律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催化下，日益加剧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日益腐朽的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轨状态大受影响，其时段越来越短，其程度越来越弱。二者分道扬镳的趋势，则越来越强。”这为我们考察晚清史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开阔了视野。
对近代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认同，除上述黄兴涛、张永、彭武麟等人的研究外，主要有许小青《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华国梁等《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沈桂萍《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段明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等。
对清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新政”建设，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徐彻等主编《清代全史》第九卷及赵云田的《清末东北地区新政述论》、《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清末新疆新政述论》、《清末西藏新政及其启示》等，可参考赵云田《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
对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及蒙藏施政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祝启源等《中华民国时期中央 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苏德《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徐绪典《近代清政府治边政策的几个问题》、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方素梅《北洋政府民族政策述评》、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等，可参考赵云田《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
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较多。江平同志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纲领是强调民族自决，主张实行联邦制的。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党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历史条件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段精辟的论述，实际上成了近年来研究党的早期民族政策的理论导向。
对近代化问题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其研究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方面，如吴福环《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新疆近代化的开端》、步平《东北边疆开发与近现代化过程》、冯年臻《清末新政在东北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等。在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方面，如潘先林《“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许宪隆《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等。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虽然从思想史视角切人的居多，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开阔了视野.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主要成果参见王春霞等《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综述》、崔明德等《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等。2006年，有关单位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学月刊》借此邀请了李文海、耿志云、郑大华、宋志明、史革新等著名学者谈了个人认识，“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近代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所见如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郭寄峤《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国族想像》、张启雄《中华思想下的“外蒙主权”谈判——民初陆库北京会议》等，可参见林恩显主编《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论著目录》。但因台湾地区过去与现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采取的政策与大陆有较大差异，因而限制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大陆的交流与对话。此外，日本和西方学者近年来也注意从“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所见如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清时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等，以致“强调清史的满族视角，反思传统研究中的‘汉族中心观”’成为美国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之一。“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三个方面，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领域，内容略显重复而雷同，并且由热门逐渐转冷。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受到民族政治史单一模式的限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等领域，内容有的千篇一律，有的略显机械化和公式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没有突破。
(三)相对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密切结合的显著特征来说，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即各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对话外，在其它领域则显得较为沉寂，造成了两个学科的割裂。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
(四)若仅就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等专题来说，其成果极为丰硕，研究也较深入，为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较快，但其成果相对集中在诸如资料整理、“新政”(东北、内蒙、新疆和西藏)、民族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民族主义思想、民族关系史、地方史(西藏、内蒙、新疆)等领域。也就是说，学者们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各自为政，全面开花，追赶热点，专题性、模仿性、重复性的研究多，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少。仍然没能摆脱“民族史向以阐述民族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论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基本上属于民族政治史的范围”这一传统体制的影响。
(五)针对近年来我国的学术研究状况，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地质学的研究工作“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如果平心静气地检讨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其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学者们热心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将其运用并验证于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模仿性、单一学科封闭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我们认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史是多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应立足于多民族历史这一客观事实。但多民族的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从多民族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同时，为了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避免出现“中国近代史·民族史”还是“中国民族史·近代史”这样学科间的争论、碰撞和推诿，我们把这种研究称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或许也可以说，不拘泥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诸多限制，而是从民族史视角研究整个中国史。
责任编辑 立 英
关键词：中国近代民族史；述要；民族史视角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C6—723X(2007)04—0095—09
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50年进行总结成为热点，成绩斐然，但却鲜有学者论及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对此，前辈大家多有论述。1989年，杜荣坤先生指出：“近现代史研究，向来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动辄对一些论著进行批判，常常把学术上的分歧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因而，在史学界，为求政治保险和容易出版起见，一般愿意搞古代史，不愿意搞近现代史。认为近现代史时间较近，很多历史人物或其后裔都还健在，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尤其他们之中很多是地方和中央的领导人，有些问题很棘手，研究成果也不易发表。而对现代史研究，又涉及到党和政府的政策问题，弄不好要犯错误。因此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从五十年代起一些同志就不敢问津。我认为在今后民族史研究中，必须清除这种疑虑，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此后，史金波先生指出：“今后……还应加强少数民族近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许多今天存在的民族问题与中国各民族近、现代历史发展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陈连开先生指出：“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与当前现实的联系更为直接，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克服目前比较薄弱的缺陷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2000年，杜荣坤先生等再次强调：“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2005年，方素梅研究员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史学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十分缓慢，以至成为一个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究竟如何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90年代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发展时期?这些都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略作评论。限于学识水平及论文篇幅，评论难以面面俱到，甚至会出现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等不足，祈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
无庸讳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领域，并且由热门“逐渐转冷”，“表明研究热点已发生变化”。近年来，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注重‘通’的思想内容时，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和形式都有新意，代表了近20年来学者们对近代史探索的最新成果。”该书对民族史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在“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两章，“传记”部分仅收录了杜文秀、慈禧太后、奕诉和光绪帝。此外，姜涛先生总结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列有“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专条。作者根据1954～1993年《历史研究》杂志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列表，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由1966年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曾业英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据多数学者专家的意见，选择理论和方法、晚清政治史等24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民族史由于研究成果的薄弱和不足，未能单独成为一个专题，其内容分散在其它专题中略有介绍。
当前，已有著名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50余年来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参考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感觉到近代史学界似乎仍无意加强民族史的研究。虞和平先生总结近20年的学科创新时，将民族史放在区域史研究领域，称作“边疆地域史”、“少数民族地域史”。这里使用“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等词汇，其限制性含义是较为明显的。在讨论1980年以来近代史内容结构的薄弱和空白领域时，也没有提到民族史。作者提出“3个领域需要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即城市史研究、人口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相反，中国古代史在讨论未来学科发展方向时，认为“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和周边关系史……，将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成为国家对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讨论学科发展时，提出力求在已取得突出成绩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三个研究方向上均有若干重大课题取得突破；开辟研究新领域”，也没有讨论到民族史研究。2002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虽然与会专家主张“努力开辟和发掘新课题、新角度”，但几乎都没有涉及到加强民族史研究的讨论。此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在编写年度《论著目录》时，可能受已发表成果探讨内容的限制，民族史研究未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专题。如2000年度列有“地方史、民族史”，“民族与地方”，2002年度则未列。张海鹏先生所著年度学术综述，也因相同的原因，几乎没有民族史专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同时也反映出近代史学界对民族史研究的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研究发生碰撞和重复，但这种担心的前提是民族史学科必需为近代史研究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然而事实却难以令人满意。
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龚书铎先生多次指出：“把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或者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近代化的模式代替革命的模式，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和西方理论的传人有关。事实上，研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近代化的研究，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虞和平先生则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涵义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及“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化不仅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直接成为这些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学术界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容回避的是大家所关 注的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问题，对于所谓“民族化”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则注意较少。这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们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等同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因而不必再花精力。另一方面也正好反映出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在这一问题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实际是指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也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应该是民族史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民族史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缺少创新和新领域、新视角的拓展，因而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近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严重脱节，二者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分裂为两个较少联系的问题，从而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对于近代化等热点问题的研究，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原因，也呈现出“研究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和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较多，研究内陆地区、落后地区和偏僻地区的较少”等不足。也就是说，对民族地区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问题研究明显不够。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另一热点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目前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考察这些研究成果时，我们发现，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几乎都是从“思潮”即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大多属于近代史或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学术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归类，也是将其纳入“思想史”专题，如曾业英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称作“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没有从民族史学界兴起，虽然其最先是从民族理论学界展开讨论的。同时，也较少有民族史专家介入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由于缺少民族史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参与和关注，使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相对集中在理论层面和对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方面，一遇到具体的民族问题，则或多或少显得力不从心。
由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因而在讨论近代时期的民族问题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和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如有著作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族构成、分布和社会状况，认为后来识别的56个民族“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列举了这56个民族的名称，其中多次提到“崩龙族”。又有在讨论晚清时期的民族种类、分布和社会时，起初在“德昂”族后加上括号注明“崩龙”，后来却又直书“崩龙”。按，德昂族被识别为一个单一民族时，以原有称谓定名“崩龙族”。后来“根据本民族意愿，并报请国务院批准，自一九八五年九月起正式更名‘德昂’。”显然，上述著作参考的至少是1986年前出版的民族史、志资料。
当前，加强中国近代史学下的民族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需要。2001年7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在晚清部分增加了一节“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置于第六章“晚清社会风貌”下，这是一个较大的进步。惟其所参考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也存在问题，该书在介绍少数民族的分布时，引《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在“德昂”族后用括号注明“崩龙”；在介绍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时，引光绪《海阳县志》卷46“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这段材料，证明“独龙、傈僳、景颇、布朗、鄂伦春、佤、怒等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并注明引自“江应棠主编《中国民族史》，下册，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查《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在光绪《海阳县志》条下确实注明“引自江应棠主编……”云云，但却是说明“畲族”的材料。另有光绪《处州府志》条、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条也注明引自江著。按，此处的“江应棠”应为“江应梁”之误，出版时间也应为1990年，该书1992年曾第2次印刷。江应梁先生本名“应樑”，是著名的老一辈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时，因检字原因排为“应梁”。查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下册，其第300页确有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条，第381页确有光绪《海阳县志》条，第382页也确有光绪《处州府志》条，但后两条均为说明“畲族”的材料。各书辗转抄引，学科间又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以致出现了这样环环相扣的问题。
之所以举上面几个例子，丝毫没有不敬和批评的意图，只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如何需要开拓民族史领域的研究，学科间的交叉与对话是何等必要。同时中国民族史研究也未能较好地为近代史学科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证明开展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二、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也较为薄弱，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等领域，并且也由热门逐渐转冷。杜荣坤先生等总结50年来的民族史研究时，认为“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重点应转向经济史、文化史、法制史、科技史、思想史、教育史、贸易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研究。”这里，加强近代史研究是针对民族通史而言，重点转向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则是针对上述研究对象的局限而言。在民族通史方面，大多写到清初即止，即使延伸到近代，也较少能摆脱民族革命运动史单一模式的限制。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第八编是该书的近代部分，但其标题即为“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具体内容也基本按革命史的框架进行阐述，仍然是民族革命运动史。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8卷本，也没有近代卷。其《清代民族史》在晚清部分增加了文化、习俗等新内容，但仍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主题的较大影响。在民族关系史方面，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五编是该书的近代部分，增加了“清末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辛亥革命后的边疆形势与边政设置和研究”等内容，但由于选题的限制，着重阐述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一近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篇章的主题，体现了时代特点，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人民政治上的觉醒。”杨策、彭武麟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是这一课题的开创之作，增加了“清朝的民族事务管理制度”、“清末在民族地区的改革新政”、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制度”等内容。但由于上述相同的原因，仍然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三大问题展开论述的。
若仅就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来说，民族史学科的研究是较为深入 与系统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在这些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中，几乎都深入研究了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此为基础，1981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书，充分吸收了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研究成果，“已翻译成数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后，不少研究者继续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朱万一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840—1919》，本书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919—1949》，李资源《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方素梅、蔡志纯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罗开云等著《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及其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大事记》，杨策主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等。其中方素梅等人的著作代表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尚有大量分区域撰写的民族革命运动史，如《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等。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几部族别通史，如《蒙古族通史》(修订版)，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等，其近代部分也代表了该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党史研究方面，民族史学科取得的成绩主要集中在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上，如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等。其中有两个热点，即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如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马骍等《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回顾》等。又如金炳镐先生等1999年后陆续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系列论文，其中“之一”到“之四”是属于上述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整理出版了一批党的民族问题文献，对推动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纲领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等。
在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方面，成果也极为丰硕，主要集中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社会历史调查丛书》。后来根据这批调查材料，在编写各民族“简史”时，经济与社会形态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受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影响，调查的内容及其以后形成的成果，凡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均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且仅限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描述，其中对生产关系的描述又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关系。”“民族简史编写工作，当时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厚今薄古’，体现所谓‘移风易俗’、‘民族融合论’等思想，使‘史志’在体例、结构、内容、观点上受到很大影响。”到1981年《中国少数民族》出版后，民族史学界对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那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的5种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的56个民族分成处于封建社会(包括封建领主制阶段)的民族、保留蓄奴制和奴隶占有制的民族、保留某些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民族三类，其中处于封建社会的民族在近代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各地也编写了分区域的民族介绍，如1983年版《云南少数民族》，完全照搬了上述体系，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基本延续了这一模式，1992年况浩林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也未能摆脱这一体系的限制。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论著在论及近代或晚清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大多沿袭这一体系，至多在词句和具体民族的分类上略有差异，显得千篇一律、公式化和教条化。
造成上述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和局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不能有所突破，因而总是在革命史、党的民族政策等传统问题上打转。新开辟的各民族经济史、文化史及新出版的族别民族通史，虽因“通”的原因讨论到近代部分，但大多也因理论和方法问题不能突破，虽然研究者们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研究体系的限制。
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不能突破，又主要是由于学科之间的界线，造成学科的割裂和分离，较少交叉与对话。如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因引进海外研究理论和方法，出现了“社会史”、“文化史”、“现代化史”等研究热点，并展开了对有关基本线索和研究“范式转换”等争论。但这些“热点”和争论似乎都与民族史学没有发生较大的联系。如前举近代史研究中的“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近代化理论、近代化问题与民族史之间的关系，也较少有人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史学界仍将其等同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反复强调其中的积极内容。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明确区分了“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把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又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认为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主张。又如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明确提出了联合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民族平等的主张。对于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包含的“要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狭隘‘民族建国主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代表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民族思想而非孙中山个人的民族思想，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怀疑、附和、批判”，主张民族同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等早有学者讨论的问题则回避不谈。除此之外，对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整合，民族主义与各民族人民对近代中华民族和近代国家的认同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
由于缺少交流与对话，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研究上一些已经有疑问的结论似乎并不清楚，典型者如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改篡。过去学术界曾认为康有为在变法期间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定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1974年台湾学者黄彰健根据档案资料对康有为的奏疏进行辨伪，提出疑问。其后的研究几乎均认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肯定不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折子”，“该折内容与康在戊戌变法时的真实主张完全不同。”实际该折为“康有为在1910年伪造的……，不少民族史学者在引用此文内容时，未能注意此点，多误其作时间为1898年。”
正是基于如上的问题和局限，黄兴涛先生认 为：“相对来说，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学术界似重视程度较高，也有着长期的积累；而对于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不知何故，重视程度却一直不足。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这段不长历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因为正是经由这一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轻视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黄先生的分析评论是较为客观的，也是必要的。这里，据我们的理解，作为“自在”中华民族研究的受重视并有长期积累，正是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的表现，而“自觉”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不足，也正是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缺乏交叉与对话的表现。
三、已有的基础与成绩
虽然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均存在上述不足和局限，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好的基础，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勤恳耕耘，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作出了创造性的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研究背景。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最为雄厚的研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开展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为各民族近代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前举“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若去除“左倾”思想影响造成的局限，其数量之多，调查之深入，可以说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党史资料如前举《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档案资料的整理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的“政治”，其中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即为“民族事务”，包括行政法规、蒙事、藏事、新疆省政情等内容。《民国档案》刊物也设有“民国档案史料”专栏，整理发表如《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档案史料选》(88.4)、《西藏代表出席国民大会档案资料》(92.3)等民族史资料。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还整理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册。值得一提的是，各有关档案部门汇编的《档案文献光盘库》，分为《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国民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中国革命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三个分库，提供了丰富的各类近代史包括民族史的档案资料。
对于中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的研究，从整个学科来说当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若去除“公式化”、“教条化”的限制，仅就这几个专题来说，其研究成果却是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基本上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问题的研究，目前需要的仅只是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的突破。
在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问题上，1984年，章开沅先生著《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一文，认为“近代中国(按，指1840—1919年)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以1900年为界标，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该文根据列宁《论民族自决权》，涉及到了“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向)”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章先生从民族运动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史，并论及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遗憾的是，虽然章先生“期待着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但仅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缺乏重心，没有指出在国内阶级斗争和单纯民族斗争分离的状况下，何者对推动社会前进发展起着直接的主要的作用”，“势必将领导民族战争的清政府，也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可惜这种讨论和研究未能深入下去。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但正如黄兴涛先生所说，学术界对作为“自在”中华民族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作为“自觉”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则不足。近年来，彭武麟先生对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性论文如《21世纪的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视点》、《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等。彭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点，如果说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与演变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逻辑发展，那么，史学研究的现代性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的多重学科架构，则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问题，“包括民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聚合、中央政府政治衰败下的各地自立倾向、现代化潮流之下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政治认同等4个方面，这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和研究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走向自觉这一历史过程时需要解决的学理问题。”彭先生的研究和论述是精辟而深入的，由于近代民族关系史属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具有较大的启发、借鉴和帮助作用。此外，何芳川先生《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一文，认为“从1840—1911年这70年，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同轨走向分途。……每逢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激化的时候，大清帝国总是以程度不同的状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大清帝国的命运，总是程度不同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处于同轨状态。……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清帝国盛极必衰的自身规律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催化下，日益加剧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日益腐朽的帝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同轨状态大受影响，其时段越来越短，其程度越来越弱。二者分道扬镳的趋势，则越来越强。”这为我们考察晚清史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开阔了视野。
对近代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认同，除上述黄兴涛、张永、彭武麟等人的研究外，主要有许小青《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华国梁等《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沈桂萍《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段明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等。
对清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新政”建设，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马汝珩等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徐彻等主编《清代全史》第九卷及赵云田的《清末东北地区新政述论》、《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清末新疆新政述论》、《清末西藏新政及其启示》等，可参考赵云田《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
对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及蒙藏施政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祝启源等《中华民国时期中央 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苏德《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徐绪典《近代清政府治边政策的几个问题》、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方素梅《北洋政府民族政策述评》、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等，可参考赵云田《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
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较多。江平同志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纲领是强调民族自决，主张实行联邦制的。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党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历史条件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正确地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段精辟的论述，实际上成了近年来研究党的早期民族政策的理论导向。
对近代化问题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其研究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方面，如吴福环《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新疆近代化的开端》、步平《东北边疆开发与近现代化过程》、冯年臻《清末新政在东北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等。在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方面，如潘先林《“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许宪隆《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等。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虽然从思想史视角切人的居多，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开阔了视野.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主要成果参见王春霞等《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综述》、崔明德等《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暨爱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等。2006年，有关单位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学月刊》借此邀请了李文海、耿志云、郑大华、宋志明、史革新等著名学者谈了个人认识，“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近代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所见如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郭寄峤《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国族想像》、张启雄《中华思想下的“外蒙主权”谈判——民初陆库北京会议》等，可参见林恩显主编《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论著目录》。但因台湾地区过去与现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采取的政策与大陆有较大差异，因而限制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大陆的交流与对话。此外，日本和西方学者近年来也注意从“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所见如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清时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等，以致“强调清史的满族视角，反思传统研究中的‘汉族中心观”’成为美国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之一。“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三个方面，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领域，内容略显重复而雷同，并且由热门逐渐转冷。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研究受到民族政治史单一模式的限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等领域，内容有的千篇一律，有的略显机械化和公式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没有突破。
(三)相对于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密切结合的显著特征来说，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除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即各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展开相对集中的对话外，在其它领域则显得较为沉寂，造成了两个学科的割裂。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
(四)若仅就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党史、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形态等专题来说，其成果极为丰硕，研究也较深入，为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较快，但其成果相对集中在诸如资料整理、“新政”(东北、内蒙、新疆和西藏)、民族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民族主义思想、民族关系史、地方史(西藏、内蒙、新疆)等领域。也就是说，学者们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各自为政，全面开花，追赶热点，专题性、模仿性、重复性的研究多，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少。仍然没能摆脱“民族史向以阐述民族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论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基本上属于民族政治史的范围”这一传统体制的影响。
(五)针对近年来我国的学术研究状况，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地质学的研究工作“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如果平心静气地检讨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其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学者们热心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将其运用并验证于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模仿性、单一学科封闭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我们认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史是多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应立足于多民族历史这一客观事实。但多民族的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从多民族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同时，为了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避免出现“中国近代史·民族史”还是“中国民族史·近代史”这样学科间的争论、碰撞和推诿，我们把这种研究称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或许也可以说，不拘泥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诸多限制，而是从民族史视角研究整个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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